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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育领域，谁也无法否认文学及文学教育的价值。但事实上，文学对学生精神世界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作用，现在却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消解了大半。一方面，大家把文学教育举得很高很高；另一方面，文学教育的效果却又不尽如人意。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病根无疑是在语文教育界运行的“至少落后二十年到五十年”的文学知识。因此，当前急需有人把适用的文学知识迁移到中学语文教育中去，使它生发新的生命力。这是一项很有难度但也极有意义的工作。有着丰富中学语文教育和高校文学教育经验的赵焕亭老师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以领先的文学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教育两块田地里耕耘了多年。如今，她在田野里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
书中当然不乏丰富的、领先的文学理论阐述，但如果仅止于此，也见不得这本书的可贵。因为，单纯研究文学理论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专著实在太多了。若要把在高层运转的文学理论运用到具体文本的赏析和解读上，改善语文教育界因文学知识的老化而僵化的教学现状，可需要一点硬功夫，不是谁都可以来一下子的。正如孙绍振教授所说：“许多学者可以在宏观上把文学理论、文学史讲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充斥着文坛和讲坛。在文本外部，在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文化语境方面，他们一个个口若悬河，学富五车，但是，有多少能够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呢？就是硬撑着进入文本内部，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胡言乱语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这说明，文学理论研究固然不易，而文学教育的实践探索更难。赵焕亭老师的这本力作，主要价值就在此处，可以说它是孙绍振教授2006年出版的《名作细读》中所体现的扎实功力和良好学风的延续。
比如，对于茅盾的《春蚕》，赵焕亭老师从“童年经验”视角切入，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作家的童年经验对作品创作的影响。这种解读策略，给我们阅读诸如孙犁的《铁木前传》和中学经典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抓手，可以借此发现作品中好多新的东西。
解读胡少璋的散文和短篇小说集《香港的脑和手》时，赵焕亭老师分析了胡氏散文呈现出的明显的考据性、寄寓性和诗化风格，对其散文中大量引用的古典诗词所发挥的四种不同的作用一一细述，可谓心细如发。她对于小说集中短篇小说的解读，如《非常拯救》《美丽无罪》，则突破小说“三要素”理论框架束缚，运用叙事学中的“同构叙事”理论探寻这种叙事策略产生的艺术效果，可谓别具匠心。对语文教育更有启发意义的是，赵焕亭老师又用批判性的眼光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胡氏作品的几个瑕疵：有些游记文章过于铺张枝蔓、冗长拖沓，分散了主题；个别小说过于追求灵异、神奇效果，反而损害了小说的“真实性”和读者对阅读流畅性的要求；写人散文中的个人判断过于主观。这给语文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的阅读取向转型（由单纯“鉴赏”转为“鉴赏—解读”并重）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全书中最能体现作者文学理论水平和实践探索能力的，当属作者用王一川教授的“文化修辞论”对文学教育经典名篇《背影》的细读。首先是作者对文化修辞论的深刻认识：文化修辞不仅是一种对语言文字的修饰，更是一种社会修辞和人生智慧；文化修辞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框架由文本阐释—文化语境阐释—历史阐释三个阐释圈循环构成。这种修辞视野，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在学校语文教育中，谈到修辞，我们总是把目光局限在表达性辞格中。而按照刘大为教授所言：“语言实践尤其是文学语言中大量的精彩实例都是认知性的。于是当这些精彩的实例进入修辞教学和修辞研究的视野时，势必会被表达性辞格的理解模式校正和曲解……再精彩的修辞实例也将被扭曲成平庸的技术操作。”而文化修辞论的上述品格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修辞认识和实践的误区。基于对文化修辞论的深刻认识，赵焕亭老师深入解读了《背影》中“重复叙述”的意蕴：《背影》所隐含的父子冲突的意义，构成了对文本基本效果的暗中颠覆，从而让我们读出了《背影》的另一种苦涩。继而通过对相关文化语境的考察，作者得出了极富创造性的结论：《背影》是朱自清对自我内心焦虑的一种“赋形”，是作者内心焦虑的一种审美置换；它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顺从长辈与张扬个性之间的选择冲突；文章透露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两种文化夹击下的矛盾和痛苦，是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焦虑的凝缩模式。这种解读，已成为目前较具影响力的一种观点。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赵焕亭老师将自己的这种文学观念通过课堂教学成功地实践了一遍，效果颇好，体现了新课程改革提出的创新阅读的要求。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这个课堂教学实录。
我们希望，语文课程改革因为有了赵焕亭老师这本书的推波助澜，改革步伐会走得更大一点、更快一点。
书中当然不乏丰富的、领先的文学理论阐述，但如果仅止于此，也见不得这本书的可贵。因为，单纯研究文学理论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专著实在太多了。若要把在高层运转的文学理论运用到具体文本的赏析和解读上，改善语文教育界因文学知识的老化而僵化的教学现状，可需要一点硬功夫，不是谁都可以来一下子的。正如孙绍振教授所说：“许多学者可以在宏观上把文学理论、文学史讲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充斥着文坛和讲坛。在文本外部，在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文化语境方面，他们一个个口若悬河，学富五车，但是，有多少能够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呢？就是硬撑着进入文本内部，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胡言乱语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这说明，文学理论研究固然不易，而文学教育的实践探索更难。赵焕亭老师的这本力作，主要价值就在此处，可以说它是孙绍振教授2006年出版的《名作细读》中所体现的扎实功力和良好学风的延续。
比如，对于茅盾的《春蚕》，赵焕亭老师从“童年经验”视角切入，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作家的童年经验对作品创作的影响。这种解读策略，给我们阅读诸如孙犁的《铁木前传》和中学经典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抓手，可以借此发现作品中好多新的东西。
解读胡少璋的散文和短篇小说集《香港的脑和手》时，赵焕亭老师分析了胡氏散文呈现出的明显的考据性、寄寓性和诗化风格，对其散文中大量引用的古典诗词所发挥的四种不同的作用一一细述，可谓心细如发。她对于小说集中短篇小说的解读，如《非常拯救》《美丽无罪》，则突破小说“三要素”理论框架束缚，运用叙事学中的“同构叙事”理论探寻这种叙事策略产生的艺术效果，可谓别具匠心。对语文教育更有启发意义的是，赵焕亭老师又用批判性的眼光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胡氏作品的几个瑕疵：有些游记文章过于铺张枝蔓、冗长拖沓，分散了主题；个别小说过于追求灵异、神奇效果，反而损害了小说的“真实性”和读者对阅读流畅性的要求；写人散文中的个人判断过于主观。这给语文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的阅读取向转型（由单纯“鉴赏”转为“鉴赏—解读”并重）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全书中最能体现作者文学理论水平和实践探索能力的，当属作者用王一川教授的“文化修辞论”对文学教育经典名篇《背影》的细读。首先是作者对文化修辞论的深刻认识：文化修辞不仅是一种对语言文字的修饰，更是一种社会修辞和人生智慧；文化修辞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框架由文本阐释—文化语境阐释—历史阐释三个阐释圈循环构成。这种修辞视野，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在学校语文教育中，谈到修辞，我们总是把目光局限在表达性辞格中。而按照刘大为教授所言：“语言实践尤其是文学语言中大量的精彩实例都是认知性的。于是当这些精彩的实例进入修辞教学和修辞研究的视野时，势必会被表达性辞格的理解模式校正和曲解……再精彩的修辞实例也将被扭曲成平庸的技术操作。”而文化修辞论的上述品格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修辞认识和实践的误区。基于对文化修辞论的深刻认识，赵焕亭老师深入解读了《背影》中“重复叙述”的意蕴：《背影》所隐含的父子冲突的意义，构成了对文本基本效果的暗中颠覆，从而让我们读出了《背影》的另一种苦涩。继而通过对相关文化语境的考察，作者得出了极富创造性的结论：《背影》是朱自清对自我内心焦虑的一种“赋形”，是作者内心焦虑的一种审美置换；它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顺从长辈与张扬个性之间的选择冲突；文章透露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两种文化夹击下的矛盾和痛苦，是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焦虑的凝缩模式。这种解读，已成为目前较具影响力的一种观点。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赵焕亭老师将自己的这种文学观念通过课堂教学成功地实践了一遍，效果颇好，体现了新课程改革提出的创新阅读的要求。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这个课堂教学实录。
我们希望，语文课程改革因为有了赵焕亭老师这本书的推波助澜，改革步伐会走得更大一点、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