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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史学界对近代江苏著名乡贤韩国钧治理苏北运河、出任江苏省长、维护国家主权、坚守民族气节等相关史实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试从《止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入手，对韩国钧清末赴日考察活动以及在东北抗击鼠疫、同张謇交往始末等史实进行阐述，以期完善相关研究。
韩国钧认为面对英、美、德、法等列强，中国若不自强，则“必为所吞噬”。[1]他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被派往日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考察范围涵盖教育、农业、矿业和医学等方面。[2]
1.？教育考察
韩国钧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够兴盛起来，离不开教育的支持，[3]因此在其三个月的考察行程中专门安排了十多天赴日本各类学校进行考察。他对学校考察的重视，与清末教育改革大背景密切相关。
晚清的教育改革始于洋务运动时期，继而经过戊戌变法，直至清末新政时期，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最终被近代教育所取代。受清末教育改革的影响，韩国钧在任职河北矿务局总办时就投身教育改革实践，创办了专业类学校——河北蚕桑实业中学堂。[4]因此，他在日本考察学校的时候，视野并未局限于普通学校教育，亦把目光投射到其他各类学校。韩国钧考察的普通教育类学校有东京帝国、法政、工业、农业等大学以及鹤枝、朝海等小学，专业类院校有美术学校等，特殊学校有聋哑学校等。[5]通过对日本学校的考察，韩国钧对各种类型的教育实践有了一定的了解。考察结束后，其愈加关切中国的教育事业；主政一方时，踊跃参加各类教育实践活动；退居乡里时，在地方积极兴办教育。
2.？农业考察
韩国钧赴日考察中，对日本农业也进行了重点考察，尤其是对农业产出、盐碱地改良和农业科技发展等方面予以了重点关注。其不管是在会见日本农商务省局长，还是在参观北丰岛郡西原蚕业讲习所农事试验场时，[6]他对农业产出、农产品改良和盐碱地改良方法等内容一一进行了详细询问。他还两赴农校，一赴农科大学，[7]对近代农业科技发展情况进行考察。
日本考察结束后，韩国钧无论出仕地方，或退居乡里，其对农业的关注一如既往。他多次在江苏各地实地考察农业发展情况，赴各类学校就棉花、蚕业、农业机器等最新农业科技情况进行调研，尤其重视盐碱地改良之事业。
3.？矿业考察
韩国钧任职河北矿务局总办兼交涉局会办期间，因怀庆矿权问题与英国进行过交涉，使其对矿业的重要性有了初步认识，因此其在日本考察期间也对矿业予以了关注。一方面，考察期间拜访矿山局长田中隆三等矿业管理人员，深入日本矿业会社，[8]学习矿业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其深入镕铜厂、矿坑、炼炭所、矿山等进行实地考察，[9]全面了解日本矿业冶炼过程。
通过考察学习，韩国钧对矿业及矿权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0]其后在两次任职奉天期间，能够妥善处理奉天中日抚顺矿界案、中日本溪湖煤矿案，签订《合办本溪湖矿约》，[11]积极维护中方合法权益。
1910年，中国东北鼠疫大流行，[12]疫情高峰期，“哈埠日死八百余人，奉天日死三百人”。[13]
当时韩国钧正任职东北，其会同民政司办理防疫事务。[14]韩国钧在之前的日本考察过程中，曾连续两天到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和东京府卫生试验所考察医学事业。[15]对日本医学事业的考察，使其对近代医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其成功抗击东北鼠疫奠定了基础。
当时为了防止疫情大规模蔓延，清政府委派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医生赴东北处理疫情。伍连德通过科学实验调查，确定了瘟疫类别——鼠疫，并明确其存在人传人的现象，需要人员隔离。[16]韩国钧配合医务人员，在医院设立了十多处隔离所；[17]同时禁止人员跨区域流动，请总督东三省事务的锡良“派祁观察至山海关，禁止苦工出关”。[18]通过设立隔离区和禁止相应人员流动等措施，来阻断疫情传播链。
东北疫情期间，在尽力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韩国钧亦积极支持开展国际合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中日防疫委员会成立后，疫情逐渐消退。[19]根据《年谱》的记载，当时还有英国和奥匈帝国等多国医生参与中国东北抗疫，并且有外国医生为抗击疫情献出了宝贵生命，英国医生嘉克森在救治过程中感染鼠疫而病亡。[20]疫情后，韩国钧奉命筹备组织了万国鼠疫研究会，交流防治鼠疫及其他传染病经验和成果。[21]韩国钧因为抗疫成绩显著，受到了中国政府和日方嘉奖。
正因为施行了科学的防疫措施，并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东北疫情历时三个月最终得到有效控制。从东北百年前的抗疫实践可知，韩国钧等中外有识之士在当时具备了面对疫情蔓延施行科学防疫举措，并倡导国际合作，从而战胜疫情的先进防疫控疫思想。
韩国钧和张謇是故交，是亲密无间的朋友，[22]时人称他们为“江北二贤”。《年谱》记载两人最早交往始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内容涵盖实业、时政、运河、农业等方面。現对《年谱》记载的两人交往中的几件重要史实进行梳理。
1908年，韩国钧奉旨赴广东任道员。[23]广东近代民族工业发达，因此在离京赴广东就任前，他特地赴南通与张謇等商议面粉厂的事情。通过参观考察张謇创建的通州大兴面粉厂等，增加了对近代实业的了解，为其在广州署理劝业道管理实业奠定了基础。
1911年，张謇因为调查农垦事宜来到东北，与任职奉天的韩国钧进行了交谈。当时，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亟需扩展业务，开发不久的东北进入了他的视野。1911年5月，张謇在北上京师谒见庆亲王奕劻时，“极陈东三省之重要危迫，亟宜强力经营”。[24]张謇一行对东北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与锡良等东北政要商谈垦务。为了对抗日本在中国东北急剧膨胀的势力，准备中美联合对东北进行开发，韩国钧亦参加相关会晤。后因辛亥革命爆发，相关事务搁浅。[25] 1920年至1921年，韩国钧就运河开办事宜，多次与张謇进行会晤。当时，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就张謇担任苏北运河督办事宜派人征求张謇意见，张謇提出若要其接任此职，必须任命前江苏省长韩国钧为会办，得到了徐世昌的同意，[26]于是有了韩国钧赴扬担任运河会办一事。1921年8月，因为连日降雨，苏北运河大堤告急，韩国钧与张謇日夜在大堤巡查，处理险情，保住了大片地区。同年11月，韩国钧与张謇一同参加了运河王家港开工礼。[27]韩国钧与张謇在管理苏北运河过程中通力合作，很好地应对了运河险情，发挥了运河效用。
1937年，张謇新祠堂建成后，韩国钧参加了落成典礼并致辞，他对张謇一生的事业进行了肯定，希望“后起者为之继续经营”，[28]并将张謇的事业发扬光大。当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韩国钧的此番致辞颇有激励国人奋发有为、抵御外辱之意。
本文立足《年谱》，对其记述的有关史实进行解读，使得韩国钧的人物形象及活动轨迹更加清晰。为了探求民族振兴之路，韩国钧赴日考察，抗击东北鼠疫，并与张謇在盐碱地改良、运河治理、兴办实业等方面通力合作，为家乡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值得后人永久铭记。
[1]张应和编著：《海安胜迹录》，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2][3][4][5][6][7][8][9][10][11][12][13][14][15][17][18][19][20][23][28]韩国钧自订：《止叟年谱》，书林书局，2015年版，第14、15、13、14-17、16、15-17、15、15-17、16、24、25、27、25、17、25、26-27、27、26、21、87页。
[16][21]林宇梅：《科学防疫思想及其实践》，《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
[22]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24]張謇：《张謇全集》（第8卷），上海辞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7页。
[25]王鹏杰：《张謇与东北地区关系研究》，《文教资料》2013年第20期，第87页。
[26][27]夏俊山：《韩紫石与张謇》，《江海文化研究》2007年6期。
一、东渡日本考察
韩国钧认为面对英、美、德、法等列强，中国若不自强，则“必为所吞噬”。[1]他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被派往日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考察范围涵盖教育、农业、矿业和医学等方面。[2]
1.？教育考察
韩国钧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够兴盛起来，离不开教育的支持，[3]因此在其三个月的考察行程中专门安排了十多天赴日本各类学校进行考察。他对学校考察的重视，与清末教育改革大背景密切相关。
晚清的教育改革始于洋务运动时期，继而经过戊戌变法，直至清末新政时期，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最终被近代教育所取代。受清末教育改革的影响，韩国钧在任职河北矿务局总办时就投身教育改革实践，创办了专业类学校——河北蚕桑实业中学堂。[4]因此，他在日本考察学校的时候，视野并未局限于普通学校教育，亦把目光投射到其他各类学校。韩国钧考察的普通教育类学校有东京帝国、法政、工业、农业等大学以及鹤枝、朝海等小学，专业类院校有美术学校等，特殊学校有聋哑学校等。[5]通过对日本学校的考察，韩国钧对各种类型的教育实践有了一定的了解。考察结束后，其愈加关切中国的教育事业；主政一方时，踊跃参加各类教育实践活动；退居乡里时，在地方积极兴办教育。
2.？农业考察
韩国钧赴日考察中，对日本农业也进行了重点考察，尤其是对农业产出、盐碱地改良和农业科技发展等方面予以了重点关注。其不管是在会见日本农商务省局长，还是在参观北丰岛郡西原蚕业讲习所农事试验场时，[6]他对农业产出、农产品改良和盐碱地改良方法等内容一一进行了详细询问。他还两赴农校，一赴农科大学，[7]对近代农业科技发展情况进行考察。
日本考察结束后，韩国钧无论出仕地方，或退居乡里，其对农业的关注一如既往。他多次在江苏各地实地考察农业发展情况，赴各类学校就棉花、蚕业、农业机器等最新农业科技情况进行调研，尤其重视盐碱地改良之事业。
3.？矿业考察
韩国钧任职河北矿务局总办兼交涉局会办期间，因怀庆矿权问题与英国进行过交涉，使其对矿业的重要性有了初步认识，因此其在日本考察期间也对矿业予以了关注。一方面，考察期间拜访矿山局长田中隆三等矿业管理人员，深入日本矿业会社，[8]学习矿业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其深入镕铜厂、矿坑、炼炭所、矿山等进行实地考察，[9]全面了解日本矿业冶炼过程。
通过考察学习，韩国钧对矿业及矿权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0]其后在两次任职奉天期间，能够妥善处理奉天中日抚顺矿界案、中日本溪湖煤矿案，签订《合办本溪湖矿约》，[11]积极维护中方合法权益。
二、在东北抗击鼠疫
1910年，中国东北鼠疫大流行，[12]疫情高峰期，“哈埠日死八百余人，奉天日死三百人”。[13]
当时韩国钧正任职东北，其会同民政司办理防疫事务。[14]韩国钧在之前的日本考察过程中，曾连续两天到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和东京府卫生试验所考察医学事业。[15]对日本医学事业的考察，使其对近代医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其成功抗击东北鼠疫奠定了基础。
当时为了防止疫情大规模蔓延，清政府委派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医生赴东北处理疫情。伍连德通过科学实验调查，确定了瘟疫类别——鼠疫，并明确其存在人传人的现象，需要人员隔离。[16]韩国钧配合医务人员，在医院设立了十多处隔离所；[17]同时禁止人员跨区域流动，请总督东三省事务的锡良“派祁观察至山海关，禁止苦工出关”。[18]通过设立隔离区和禁止相应人员流动等措施，来阻断疫情传播链。
东北疫情期间，在尽力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韩国钧亦积极支持开展国际合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中日防疫委员会成立后，疫情逐渐消退。[19]根据《年谱》的记载，当时还有英国和奥匈帝国等多国医生参与中国东北抗疫，并且有外国医生为抗击疫情献出了宝贵生命，英国医生嘉克森在救治过程中感染鼠疫而病亡。[20]疫情后，韩国钧奉命筹备组织了万国鼠疫研究会，交流防治鼠疫及其他传染病经验和成果。[21]韩国钧因为抗疫成绩显著，受到了中国政府和日方嘉奖。
正因为施行了科学的防疫措施，并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东北疫情历时三个月最终得到有效控制。从东北百年前的抗疫实践可知，韩国钧等中外有识之士在当时具备了面对疫情蔓延施行科学防疫举措，并倡导国际合作，从而战胜疫情的先进防疫控疫思想。
三、同张謇交往始末
韩国钧和张謇是故交，是亲密无间的朋友，[22]时人称他们为“江北二贤”。《年谱》记载两人最早交往始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内容涵盖实业、时政、运河、农业等方面。現对《年谱》记载的两人交往中的几件重要史实进行梳理。
1908年，韩国钧奉旨赴广东任道员。[23]广东近代民族工业发达，因此在离京赴广东就任前，他特地赴南通与张謇等商议面粉厂的事情。通过参观考察张謇创建的通州大兴面粉厂等，增加了对近代实业的了解，为其在广州署理劝业道管理实业奠定了基础。
1911年，张謇因为调查农垦事宜来到东北，与任职奉天的韩国钧进行了交谈。当时，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亟需扩展业务，开发不久的东北进入了他的视野。1911年5月，张謇在北上京师谒见庆亲王奕劻时，“极陈东三省之重要危迫，亟宜强力经营”。[24]张謇一行对东北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与锡良等东北政要商谈垦务。为了对抗日本在中国东北急剧膨胀的势力，准备中美联合对东北进行开发，韩国钧亦参加相关会晤。后因辛亥革命爆发，相关事务搁浅。[25] 1920年至1921年，韩国钧就运河开办事宜，多次与张謇进行会晤。当时，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就张謇担任苏北运河督办事宜派人征求张謇意见，张謇提出若要其接任此职，必须任命前江苏省长韩国钧为会办，得到了徐世昌的同意，[26]于是有了韩国钧赴扬担任运河会办一事。1921年8月，因为连日降雨，苏北运河大堤告急，韩国钧与张謇日夜在大堤巡查，处理险情，保住了大片地区。同年11月，韩国钧与张謇一同参加了运河王家港开工礼。[27]韩国钧与张謇在管理苏北运河过程中通力合作，很好地应对了运河险情，发挥了运河效用。
1937年，张謇新祠堂建成后，韩国钧参加了落成典礼并致辞，他对张謇一生的事业进行了肯定，希望“后起者为之继续经营”，[28]并将张謇的事业发扬光大。当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韩国钧的此番致辞颇有激励国人奋发有为、抵御外辱之意。
四、结语
本文立足《年谱》，对其记述的有关史实进行解读，使得韩国钧的人物形象及活动轨迹更加清晰。为了探求民族振兴之路，韩国钧赴日考察，抗击东北鼠疫，并与张謇在盐碱地改良、运河治理、兴办实业等方面通力合作，为家乡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值得后人永久铭记。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张应和编著：《海安胜迹录》，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2][3][4][5][6][7][8][9][10][11][12][13][14][15][17][18][19][20][23][28]韩国钧自订：《止叟年谱》，书林书局，2015年版，第14、15、13、14-17、16、15-17、15、15-17、16、24、25、27、25、17、25、26-27、27、26、21、87页。
[16][21]林宇梅：《科学防疫思想及其实践》，《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
[22]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24]張謇：《张謇全集》（第8卷），上海辞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7页。
[25]王鹏杰：《张謇与东北地区关系研究》，《文教资料》2013年第20期，第87页。
[26][27]夏俊山：《韩紫石与张謇》，《江海文化研究》200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