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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马家军是清末、民国时期盘踞在中国西北的一支重要的军阀力量。西北马家军阀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以中原大战为契机建立了关系，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在这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下，蒋介石与马家军阀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集权与分权、控制与反控制、安抚与输诚、联合与利用的关系，矛盾与斗争一直贯穿于蒋马政治联盟的始终，双方之间有武力冲突，也有互相的支持与合作。由于双方对彼此都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利用价值，并且都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对为其主要对手，反共是蒋马关系的纽带，所以，即使这个政治联盟充满了矛盾与斗争，有时甚至出现了危机，但是双方都希望维持这个政治联盟，并为此做了一系列的努力。
西北马家军阀是清末、民国时期盘踞在中国西北的一支重要的军阀力量，它与其他军阀一样，割据地方，控制地方的财权、军权，培养军队的私属性，但同时，它又具有其他军阀所不具备的军权、政权、教权和一，实行家族统治，由于地理原因而表现出的很强的保守性和排外性等诸多特性，青海、宁夏、甘肃部分地区被西北马家军阀“像一个中世纪的苏丹国一样统治着”。西北马家军兴起于清末西北社会的回族反清起义之中，当时的“河州三大户”马千龄—马福禄、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家族；马海晏—马麟、马麒—马步青、马步芳家族；马占鳌—马安良—马廷识别家族，在反清的回族起义中崛起，后投靠清政府，完成了从反清将领到清朝官员的这一具有争议的转化，也使得自己从此具有双重身份：作为回族内部的上层政治统治集团，他们支配着河湟地区的回族社会；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他们维持着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成为其统治西北的代理人。由于实力有限，西北马家军不曾像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大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那样叱咤风云，决定着中国政治的走向，他们则是审慎的根据不同时期中国政局的不同形势。判断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自己的政治倾向，先后依附过清政府、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的北洋军阀集团、冯玉祥等。通过依附这些政治势力，西北马家军不仅在军阀混战中求得了生存，更获得了发展，一步一步地成为中国西北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方实力派。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政局的各种势力有联合、有斗争，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政治局势。而这十年，也是西北馬家军谨慎的应付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获取了自身很大发展的十年。这段期间，西北马家军先是依附冯玉祥，获得了意外发展。后其叛冯投蒋，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与斗争中，不断增强自身实力。
西北马家军阀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在1928年开始建立的。“1928年。还在北伐进行之中。马福祥即去南京专程拜谒蒋介石，陈述其‘统一安定北方’大计”。继宁马的投蒋活动之后。青马也献媚于蒋，获得了蒋的谅解。1930年蒋冯阎大战结束，冯玉祥失败，西北马家军阀完全投向蒋介石。蒋马关系正式建立。蒋介石与西北马家军阀的相互关系，是中国当时政局演变的产物，是基于中国历史进程蒋马采取的行动。在中原大战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蒋马联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西北马虽然名义上归顺了中央政府，并非真心臣服，蒋介石由于中原大战、战后善后事务以及剿共等事宜只能以军政职务来笼络西北马，他们的联盟是不稳定的，随着时势的转变随时可能出现危机。蒋马关系进入到更为微妙、更为复杂的阶段。
1931年的“雷马政变”使甘肃政权落入了中央系的掌握之中，同时也使各路军阀和蒋介石认识到，联合倒蒋尚无可能，同时蒋介石也没有完全的势力控制消灭地方实力派。1932—1933年的青藏战争使马步芳扩充了实力，成为了青海的实际主宰者，1933年蒋介石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宁夏为马家军阀所统治。
蒋介石与马家军阀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集权与分权、控制与反控制、安抚与输诚、联合与利用的关系，矛盾与斗争一直贯穿于蒋马政治联盟的始终。蒋介石虽然坚持集权，一直致力于对西北马家军阀控制的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但同时也容忍西北马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始终没有下定决心铲除西北马。西北马家军阀一方面加紧投靠蒋介石，并不断从中获得好处，但当他们的切身政治、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也会暂时放弃内部的争斗，一致对外，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进行斗争和抗衡。所以，在蒋介石与西北马家军阀之间既有尖锐的武力冲突，又有互相的支持和联合。
1933年孙殿英与西北马家军阀之间的孙马大战是蒋介石和西北马家军阀的武力冲突的集中表现。孙殿英是西北军旧部，中原大战后曾一度投到张学良门下，后与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合作。1933年6月，蒋介石为了削弱冯玉祥的抗日力量。同时引起青马、宁马与孙殿英的冲突和彼此的战争，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命其部队西移。宁青诸马面对此情况，暂停争斗，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一面请南京国民政府收回任命，一面积极准备武力拒孙。经过考虑，蒋介石决定援马剿孙，在西北诸马和孙殿英之间，站到了其主要直接对手孙殿英的对立面上。由于有蒋介石的支持，孙马大战以孙殿英部队的瓦解、马家军阀的胜利而结束。
孙马大战是蒋介石蓄意挑起的，旨在排除异己、控制西北的军阀大战。西北马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的空前的团结精神及其在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军事实力，这些都使蒋介石认识到他之前小觑了西北马的实力，同时蒋介石自知理亏，在孙马大战后采取拉拢、安抚西北马的手段。西北马也重新对蒋介石表示效忠，一度紧张的蒋马关系得到了缓和，蒋马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
孙马大战之后，蒋介石与西北马家军阀之间的关系以“和合”为主，即蒋介石对西北马的“安抚”和西北马对蒋介石的“输诚”。
蒋介石对西北马家军阀的安抚政策主要体现在其暂时承认了西北马对所辖地区的封建割据，委任西北马担任西北地区的军政要职， “马家军”成为了正规的“国军”；利用朱绍良与诸马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利用诸马矛盾，换取其对国民政府的拥护：以“纲常”教义作为配合政治统治的思想工具，宣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提倡“礼义廉耻”四维，并通过封建宗法式关系加强与“西北马”的联系；将回族等同于汉族，把民族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增强“同一民族化”意识。蒋介石政府只承认回教，不承认回民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在财政、经济上扶持西北马，每年拨出一定的款项用于地方经济建设，协济地方财政，补助马家军队的费用。不少用于西北地区的经济、教育、畜牧、农林、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经费被马家军阀侵吞，用于扩张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对此也是听之任之，不予计较；不断以巡视、慰问、召见、嘉奖等多种形式抚慰西北马，以消弭其对中央政府的恐惧心理，争取安定人心，为己所用。蒋介石对西北马所采取的安抚政策虽然是形势所迫，但却客观上缓和蒋介石和西北马军阀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西北马向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不断的靠拢、效忠和输诚。反共是维系蒋马关系的重要纽带，西北马家军阀由于惧怕红军和国民党嫡系部队进入其统治范围威胁其统治，所以对围剿红军十分卖力，与红军进行了多次战斗，有成有败。其中，阻止了红军进入新疆地区，在青藏交界地区与红军进行激战，迫使红军撤出此地，东进会宁。另外，西北马家军阀在河西围剿徐向前率领西征的西路军成功，一时轰动了全国。西北马家军对红军的积极作战，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的统治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成为蒋介石在西北剿共的重要依靠力量，获得了蒋介石的重视和支持。西北马向蒋介石“输诚”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的态度。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国震惊，西北马闻讯后惊恐慌乱，不知所措，先采取观望态度。当得知蒋介石回南京有望时。才使用倒填日期的方法，通电“中央”，主张讨伐张、杨。西北马家军阀积极的反共态度和行动以及在西安事变中采取的态度使蒋马关系进一步改善。
西北马家军阀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央以中原大战为契机建立了关系，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在这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下，蒋介石与马家军阀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集权与分权、控制与反控制、安抚与输诚、联合与利用的关系，矛盾与斗争一直贯穿于蒋马政治联盟的始终。但是，由于双方对彼此都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利用价值，双方都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对为其主要对手，反共是蒋马关系的纽带，所以，即使这个政治联盟充满了矛盾与斗争，有时甚至出现了危机，但是双方都希望维持这个政治联盟，并为此做了一系列的努力。由于蒋介石和西北马家军阀比较一致的目标和利益的存在，两者之间的政治联盟一直持续到了解放战争结束，虽然一直存在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但却一直维持着。
西北马家军阀是清末、民国时期盘踞在中国西北的一支重要的军阀力量，它与其他军阀一样，割据地方，控制地方的财权、军权，培养军队的私属性，但同时，它又具有其他军阀所不具备的军权、政权、教权和一，实行家族统治，由于地理原因而表现出的很强的保守性和排外性等诸多特性，青海、宁夏、甘肃部分地区被西北马家军阀“像一个中世纪的苏丹国一样统治着”。西北马家军兴起于清末西北社会的回族反清起义之中，当时的“河州三大户”马千龄—马福禄、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家族；马海晏—马麟、马麒—马步青、马步芳家族；马占鳌—马安良—马廷识别家族，在反清的回族起义中崛起，后投靠清政府，完成了从反清将领到清朝官员的这一具有争议的转化，也使得自己从此具有双重身份：作为回族内部的上层政治统治集团，他们支配着河湟地区的回族社会；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他们维持着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成为其统治西北的代理人。由于实力有限，西北马家军不曾像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大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那样叱咤风云，决定着中国政治的走向，他们则是审慎的根据不同时期中国政局的不同形势。判断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自己的政治倾向，先后依附过清政府、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的北洋军阀集团、冯玉祥等。通过依附这些政治势力，西北马家军不仅在军阀混战中求得了生存，更获得了发展，一步一步地成为中国西北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方实力派。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政局的各种势力有联合、有斗争，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政治局势。而这十年，也是西北馬家军谨慎的应付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获取了自身很大发展的十年。这段期间，西北马家军先是依附冯玉祥，获得了意外发展。后其叛冯投蒋，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与斗争中，不断增强自身实力。
西北马家军阀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在1928年开始建立的。“1928年。还在北伐进行之中。马福祥即去南京专程拜谒蒋介石，陈述其‘统一安定北方’大计”。继宁马的投蒋活动之后。青马也献媚于蒋，获得了蒋的谅解。1930年蒋冯阎大战结束，冯玉祥失败，西北马家军阀完全投向蒋介石。蒋马关系正式建立。蒋介石与西北马家军阀的相互关系，是中国当时政局演变的产物，是基于中国历史进程蒋马采取的行动。在中原大战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蒋马联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西北马虽然名义上归顺了中央政府，并非真心臣服，蒋介石由于中原大战、战后善后事务以及剿共等事宜只能以军政职务来笼络西北马，他们的联盟是不稳定的，随着时势的转变随时可能出现危机。蒋马关系进入到更为微妙、更为复杂的阶段。
1931年的“雷马政变”使甘肃政权落入了中央系的掌握之中，同时也使各路军阀和蒋介石认识到，联合倒蒋尚无可能，同时蒋介石也没有完全的势力控制消灭地方实力派。1932—1933年的青藏战争使马步芳扩充了实力，成为了青海的实际主宰者，1933年蒋介石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宁夏为马家军阀所统治。
蒋介石与马家军阀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集权与分权、控制与反控制、安抚与输诚、联合与利用的关系，矛盾与斗争一直贯穿于蒋马政治联盟的始终。蒋介石虽然坚持集权，一直致力于对西北马家军阀控制的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但同时也容忍西北马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始终没有下定决心铲除西北马。西北马家军阀一方面加紧投靠蒋介石，并不断从中获得好处，但当他们的切身政治、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也会暂时放弃内部的争斗，一致对外，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进行斗争和抗衡。所以，在蒋介石与西北马家军阀之间既有尖锐的武力冲突，又有互相的支持和联合。
1933年孙殿英与西北马家军阀之间的孙马大战是蒋介石和西北马家军阀的武力冲突的集中表现。孙殿英是西北军旧部，中原大战后曾一度投到张学良门下，后与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合作。1933年6月，蒋介石为了削弱冯玉祥的抗日力量。同时引起青马、宁马与孙殿英的冲突和彼此的战争，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命其部队西移。宁青诸马面对此情况，暂停争斗，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一面请南京国民政府收回任命，一面积极准备武力拒孙。经过考虑，蒋介石决定援马剿孙，在西北诸马和孙殿英之间，站到了其主要直接对手孙殿英的对立面上。由于有蒋介石的支持，孙马大战以孙殿英部队的瓦解、马家军阀的胜利而结束。
孙马大战是蒋介石蓄意挑起的，旨在排除异己、控制西北的军阀大战。西北马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的空前的团结精神及其在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军事实力，这些都使蒋介石认识到他之前小觑了西北马的实力，同时蒋介石自知理亏，在孙马大战后采取拉拢、安抚西北马的手段。西北马也重新对蒋介石表示效忠，一度紧张的蒋马关系得到了缓和，蒋马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
孙马大战之后，蒋介石与西北马家军阀之间的关系以“和合”为主，即蒋介石对西北马的“安抚”和西北马对蒋介石的“输诚”。
蒋介石对西北马家军阀的安抚政策主要体现在其暂时承认了西北马对所辖地区的封建割据，委任西北马担任西北地区的军政要职， “马家军”成为了正规的“国军”；利用朱绍良与诸马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利用诸马矛盾，换取其对国民政府的拥护：以“纲常”教义作为配合政治统治的思想工具，宣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提倡“礼义廉耻”四维，并通过封建宗法式关系加强与“西北马”的联系；将回族等同于汉族，把民族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增强“同一民族化”意识。蒋介石政府只承认回教，不承认回民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在财政、经济上扶持西北马，每年拨出一定的款项用于地方经济建设，协济地方财政，补助马家军队的费用。不少用于西北地区的经济、教育、畜牧、农林、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经费被马家军阀侵吞，用于扩张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对此也是听之任之，不予计较；不断以巡视、慰问、召见、嘉奖等多种形式抚慰西北马，以消弭其对中央政府的恐惧心理，争取安定人心，为己所用。蒋介石对西北马所采取的安抚政策虽然是形势所迫，但却客观上缓和蒋介石和西北马军阀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西北马向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不断的靠拢、效忠和输诚。反共是维系蒋马关系的重要纽带，西北马家军阀由于惧怕红军和国民党嫡系部队进入其统治范围威胁其统治，所以对围剿红军十分卖力，与红军进行了多次战斗，有成有败。其中，阻止了红军进入新疆地区，在青藏交界地区与红军进行激战，迫使红军撤出此地，东进会宁。另外，西北马家军阀在河西围剿徐向前率领西征的西路军成功，一时轰动了全国。西北马家军对红军的积极作战，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的统治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成为蒋介石在西北剿共的重要依靠力量，获得了蒋介石的重视和支持。西北马向蒋介石“输诚”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的态度。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国震惊，西北马闻讯后惊恐慌乱，不知所措，先采取观望态度。当得知蒋介石回南京有望时。才使用倒填日期的方法，通电“中央”，主张讨伐张、杨。西北马家军阀积极的反共态度和行动以及在西安事变中采取的态度使蒋马关系进一步改善。
西北马家军阀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央以中原大战为契机建立了关系，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在这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下，蒋介石与马家军阀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集权与分权、控制与反控制、安抚与输诚、联合与利用的关系，矛盾与斗争一直贯穿于蒋马政治联盟的始终。但是，由于双方对彼此都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利用价值，双方都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对为其主要对手，反共是蒋马关系的纽带，所以，即使这个政治联盟充满了矛盾与斗争，有时甚至出现了危机，但是双方都希望维持这个政治联盟，并为此做了一系列的努力。由于蒋介石和西北马家军阀比较一致的目标和利益的存在，两者之间的政治联盟一直持续到了解放战争结束，虽然一直存在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但却一直维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