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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后的IMF饱受诟病,同时也面临新生
《财经》记者 张曼 特派记者 金焱
这是一次充满期待的转身,58岁的朱民肩负新使命,远在华盛顿的新工作意味深长。
4月23日,在美国华盛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并未如外界预期的正式亮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现场。不过,他已经开始熟悉IMF情况,处于重要的工作交接过渡期。
十天之后,即5月3日,他将正式担任IMF总裁特别顾问一职。
“我将以个人名义成为一个国际公务员,而不是去IMF代表中国。”4月13日,在飞赴美国前一天,朱民在北京参加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举行的小范围主题午餐会,向在场的朋友们强调。
在这个充满祝福意味的场合,朱民再次就其谙熟的国际经济金融问题发表演讲,仿佛是在预演他即将开始的新工作。
回答现场提问时,朱民表示:今后他的工作视角将不会拘泥于中国,而将更多从全球的角度看世界、看中国、看发展中国家。
他也审慎地谈到在IMF的任职,称“我将承担一些重要的具体工作”。外界的猜测认为,相较于职权更明确的IMF副总裁,朱民所出任的特别顾问一职,看似轻闲,实则内涵丰富。
IMF对外关系部门负责人比尔·默瑞(Bill Murray)4月20日在华盛顿向《财经》记者介绍:目前只有两名要员在IMF有“顾问”(counsellor)头衔,一位是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另一位是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乔斯·维纳尔斯(José Vials)。
布兰查德出任IMF的经济顾问,维纳尔斯则在2009年4月出任金融顾问。接受采访时,默瑞与维纳尔斯距离只有几步之遥。
而在IMF要员排名上,二位顾问的位次仅次于副总裁。“由此可见朱民在IMF的角色举足轻重”,默瑞说。
朱民在事业发展的黄金年纪,以卸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为前提赴任IMF,事实上是以顾问之名跻身IMF高层,这被看做中国国际地位提升、话语权逐步加强的必然结果。
外界甚至预计,出任特别顾问是朱民未来担任IMF副总裁的前奏。但此说法未获权威印证。
今年春季会议因为世界银行要兑现投票权改革承诺,使得日程性会议更有实质意义。
不过,在发展和救援组织联盟乐施会国际(Oxfam international)看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份额扩展还不到3%,因此只是婴儿学步——向正确方向迈出了很小的一步。
乐施会国际高级政策顾问伊丽莎白·斯图尔特(Elizabeth Stuart)对《财经》记者说,朱民上任显示发展中国家会有更多机会发出声音。世界银行和IMF不应该只是美国和欧洲之间进行权力分配的媒介,两个机构领导人的提名程序应有清晰的改变迹象。
IMF的负责人是总裁,由执董会(总裁担任执董会主席)遴选,任期5年。执董会制定政策并负责大多数决策,由24位执董组成。在基金组织份额最大的5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任命执董。
另有3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有足够的份额选举自己的执董。其他176个国家分为16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一位执董。
在总裁、副总裁之下,IMF设有5个地区部门(非洲、亚洲、欧洲、中东、西半球)和12个职能部门(行政管理、中央银行业务、汇兑和贸易关系、对外关系、财政事务、国际货币基金学院、法律事务、研究、秘书、司库、统计、语言服务局)。
此前,IMF整个机构中,除了日籍人士出任副总裁,还没有高于部门主管级别的其他东亚地区籍的国际职员。现任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来自法国,三名副总裁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和巴西。
按IMF的高层任职惯例,总裁均由欧洲人担任,三位副总裁必须来自不同大洲,美国因为在IMF占有最大份额,第一副总裁一直由美国人出任,日本因在IMF份额排名第二,一直蝉联另一个副总裁席位,去年底派出筱原尚之接任五年期满的加藤隆俊。
因此,实际上另一位副总裁只可能来自欧洲、北美洲、亚洲以外的其他三个大洲,即非洲、南美洲或大洋洲。在IMF历史上虽有特别顾问转任副总裁的先例,但在IMF高管任职地域限制解除之前,朱民未来也较难出任IMF副总裁职位。
虽然如此,据《财经》了解,有别于媒体对特别顾问是处理一般政策和内部管理事务的较宽泛职务的说法,朱民将在IMF协助总裁具体负责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规划等事务。
这亦是朱民历来学术研究与金融实践的重点领域。朱民曾在世界银行担任6年经济学家,并在运作最国际化的中国银行效力13年,负责中银香港、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其分管的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是国内国际金融研究重镇。
2009年10月,朱民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国际事务、政策研究和征信工作。此后朱民被荐IMF,今年2月被任命为IMF特别顾问。
在外界看來,朱民不仅具有“丰富的政府和金融部门经验”,对国际金融形势和宏观经济颇有研究,亦曾师从前美联储主席、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的保罗·沃尔克。
同时,朱民口才颇佳。在去年12月18日《财经》杂志举行的“预测与战略:2010年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作为主持人介绍朱民时称,“这位现今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金融人物之一”,朱民走上台来,向老朋友李扬开玩笑自嘲道:“我现在可是猪头肉炒成了回锅肉”,一句话乐翻全场听众。
在4月12日的告别演讲中,朱民表示,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是在二战后基础上建立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世界需要全新的全球治理机制。
朱民认为,应该建立包括风险监测、风险揭示、监管行动在内的全球金融风险预警机制,IMF等国际组织的全球金融风险监测体系树立了典范,但还需要各国采取更多的监管行动和政策反应。
而纵观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IMF饱受诟病,承受多方面的改革压力,同时也面临新生。
IMF与国际清算银行和欧洲央行并列为国际金融三个主要研究中心,其核心职责在于浮动汇率管理、危机应对和宏观经济监测。
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IMF显然未能履行其应尽的职责。2009年3月,IMF在一份报告中承认自身的三大失误:未能敏锐预测到金融创新繁荣背后的风险;未能充分认识到金融体系和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系统性风险;未能有效组织国际层面的有效合作。
与此同时,IMF基于份额的决策机制也备受诟病。IMF主要决策由发达国家控制。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增长困境,全球经济增长拉动力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的份额长期低估、代表性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
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曾表示,在2010年的投票权调整计划中,调整后,美、英、法、日本和比利时五大发达国家的投票权的净减少量为1.52%,总份额仍为33.40%,发达国家对投票权依然占有支配地位。而五个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加上韩国)的净增加量为0.62%。如此,其投票权的新份额达到了11.62%。其中中国投票权的净增加量为0.15%。
或许正是金融危机令各国意识到强化国际合作的必要性,IMF再担重任。2009年,20国集团在峰会上再次确认IMF负责为金融稳定领域提供主要分析框架和金融支持。
要重树领导地位,IMF必须改革。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便是,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话语权。这或可理解为朱民获任的一个外部理由。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朱民提出“重构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议程”,中国应当是“一个主要和积极的参与者”。
中国人民银行曾在宣布朱民获任时表示,“吸纳更多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专业人士参与管理,是国际金融组织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需要,也是改善其治理结构的重要步骤。”
对于自己所要履行的新使命,在获得任命当天,朱民曾表示:“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新兴经济和亚洲经验融入IMF,和IMF的同事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
朱民认为,关于创建新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目前已经有一些基本成形的思路与框架,如全球统一实施标准,开展检查、执行和评价,各国财长按时间表执行决议,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和IMF来监督进展情况,与金融行动特别小组和其他相关实体密切协作。
本刊记者钱亦楠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经》记者 张曼 特派记者 金焱
这是一次充满期待的转身,58岁的朱民肩负新使命,远在华盛顿的新工作意味深长。
4月23日,在美国华盛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并未如外界预期的正式亮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现场。不过,他已经开始熟悉IMF情况,处于重要的工作交接过渡期。
十天之后,即5月3日,他将正式担任IMF总裁特别顾问一职。
“我将以个人名义成为一个国际公务员,而不是去IMF代表中国。”4月13日,在飞赴美国前一天,朱民在北京参加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举行的小范围主题午餐会,向在场的朋友们强调。
在这个充满祝福意味的场合,朱民再次就其谙熟的国际经济金融问题发表演讲,仿佛是在预演他即将开始的新工作。
回答现场提问时,朱民表示:今后他的工作视角将不会拘泥于中国,而将更多从全球的角度看世界、看中国、看发展中国家。
他也审慎地谈到在IMF的任职,称“我将承担一些重要的具体工作”。外界的猜测认为,相较于职权更明确的IMF副总裁,朱民所出任的特别顾问一职,看似轻闲,实则内涵丰富。
IMF对外关系部门负责人比尔·默瑞(Bill Murray)4月20日在华盛顿向《财经》记者介绍:目前只有两名要员在IMF有“顾问”(counsellor)头衔,一位是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另一位是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乔斯·维纳尔斯(José Vials)。
布兰查德出任IMF的经济顾问,维纳尔斯则在2009年4月出任金融顾问。接受采访时,默瑞与维纳尔斯距离只有几步之遥。
而在IMF要员排名上,二位顾问的位次仅次于副总裁。“由此可见朱民在IMF的角色举足轻重”,默瑞说。
朱民在事业发展的黄金年纪,以卸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为前提赴任IMF,事实上是以顾问之名跻身IMF高层,这被看做中国国际地位提升、话语权逐步加强的必然结果。
外界甚至预计,出任特别顾问是朱民未来担任IMF副总裁的前奏。但此说法未获权威印证。
今年春季会议因为世界银行要兑现投票权改革承诺,使得日程性会议更有实质意义。
不过,在发展和救援组织联盟乐施会国际(Oxfam international)看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份额扩展还不到3%,因此只是婴儿学步——向正确方向迈出了很小的一步。
乐施会国际高级政策顾问伊丽莎白·斯图尔特(Elizabeth Stuart)对《财经》记者说,朱民上任显示发展中国家会有更多机会发出声音。世界银行和IMF不应该只是美国和欧洲之间进行权力分配的媒介,两个机构领导人的提名程序应有清晰的改变迹象。
IMF的负责人是总裁,由执董会(总裁担任执董会主席)遴选,任期5年。执董会制定政策并负责大多数决策,由24位执董组成。在基金组织份额最大的5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任命执董。
另有3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有足够的份额选举自己的执董。其他176个国家分为16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一位执董。
在总裁、副总裁之下,IMF设有5个地区部门(非洲、亚洲、欧洲、中东、西半球)和12个职能部门(行政管理、中央银行业务、汇兑和贸易关系、对外关系、财政事务、国际货币基金学院、法律事务、研究、秘书、司库、统计、语言服务局)。
此前,IMF整个机构中,除了日籍人士出任副总裁,还没有高于部门主管级别的其他东亚地区籍的国际职员。现任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来自法国,三名副总裁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和巴西。
按IMF的高层任职惯例,总裁均由欧洲人担任,三位副总裁必须来自不同大洲,美国因为在IMF占有最大份额,第一副总裁一直由美国人出任,日本因在IMF份额排名第二,一直蝉联另一个副总裁席位,去年底派出筱原尚之接任五年期满的加藤隆俊。
因此,实际上另一位副总裁只可能来自欧洲、北美洲、亚洲以外的其他三个大洲,即非洲、南美洲或大洋洲。在IMF历史上虽有特别顾问转任副总裁的先例,但在IMF高管任职地域限制解除之前,朱民未来也较难出任IMF副总裁职位。
虽然如此,据《财经》了解,有别于媒体对特别顾问是处理一般政策和内部管理事务的较宽泛职务的说法,朱民将在IMF协助总裁具体负责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规划等事务。
这亦是朱民历来学术研究与金融实践的重点领域。朱民曾在世界银行担任6年经济学家,并在运作最国际化的中国银行效力13年,负责中银香港、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其分管的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是国内国际金融研究重镇。
2009年10月,朱民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国际事务、政策研究和征信工作。此后朱民被荐IMF,今年2月被任命为IMF特别顾问。
在外界看來,朱民不仅具有“丰富的政府和金融部门经验”,对国际金融形势和宏观经济颇有研究,亦曾师从前美联储主席、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的保罗·沃尔克。
同时,朱民口才颇佳。在去年12月18日《财经》杂志举行的“预测与战略:2010年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作为主持人介绍朱民时称,“这位现今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金融人物之一”,朱民走上台来,向老朋友李扬开玩笑自嘲道:“我现在可是猪头肉炒成了回锅肉”,一句话乐翻全场听众。
在4月12日的告别演讲中,朱民表示,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是在二战后基础上建立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世界需要全新的全球治理机制。
朱民认为,应该建立包括风险监测、风险揭示、监管行动在内的全球金融风险预警机制,IMF等国际组织的全球金融风险监测体系树立了典范,但还需要各国采取更多的监管行动和政策反应。
而纵观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IMF饱受诟病,承受多方面的改革压力,同时也面临新生。
IMF与国际清算银行和欧洲央行并列为国际金融三个主要研究中心,其核心职责在于浮动汇率管理、危机应对和宏观经济监测。
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IMF显然未能履行其应尽的职责。2009年3月,IMF在一份报告中承认自身的三大失误:未能敏锐预测到金融创新繁荣背后的风险;未能充分认识到金融体系和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系统性风险;未能有效组织国际层面的有效合作。
与此同时,IMF基于份额的决策机制也备受诟病。IMF主要决策由发达国家控制。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增长困境,全球经济增长拉动力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的份额长期低估、代表性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
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曾表示,在2010年的投票权调整计划中,调整后,美、英、法、日本和比利时五大发达国家的投票权的净减少量为1.52%,总份额仍为33.40%,发达国家对投票权依然占有支配地位。而五个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加上韩国)的净增加量为0.62%。如此,其投票权的新份额达到了11.62%。其中中国投票权的净增加量为0.15%。
或许正是金融危机令各国意识到强化国际合作的必要性,IMF再担重任。2009年,20国集团在峰会上再次确认IMF负责为金融稳定领域提供主要分析框架和金融支持。
要重树领导地位,IMF必须改革。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便是,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话语权。这或可理解为朱民获任的一个外部理由。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朱民提出“重构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议程”,中国应当是“一个主要和积极的参与者”。
中国人民银行曾在宣布朱民获任时表示,“吸纳更多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专业人士参与管理,是国际金融组织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需要,也是改善其治理结构的重要步骤。”
对于自己所要履行的新使命,在获得任命当天,朱民曾表示:“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新兴经济和亚洲经验融入IMF,和IMF的同事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
朱民认为,关于创建新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目前已经有一些基本成形的思路与框架,如全球统一实施标准,开展检查、执行和评价,各国财长按时间表执行决议,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和IMF来监督进展情况,与金融行动特别小组和其他相关实体密切协作。
本刊记者钱亦楠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