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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中，最艰难、最关键，随时有可能走回头路甚至流产的，就是前十年。
这个就像火箭起飞一样，先是第一级火箭发动机点火，火箭腾空而起，顺利地升空，然后第二级发动机接着点上，火箭继续加速前行，飞往太空。与40年前相比，眼下的中国经济已经算是翱翔在了太空，虽然仍有重重难关，但最关键的，还是第一级火箭点火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农村改革”奠定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甚至可以说“农村改革”的成功，支撑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我们走向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是用“对外开放”来催促“对内改革”，这一段精彩巨篇的上演便是发生在广东这个大舞台上，而主导这场演出的人，就是广东这艘大船的船长、被广东人民称为“广东的邓小平”的任仲夷。这一点我到广东去以后才深刻地感受到。
我是1985年去的广东新华社，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广东是一个充满活力、思想非常解放的地方，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地进行探索。
举个例子：在广东富庶的珠三角，有两个县，南海和顺德，这两个地方在当时就开始出现了乡镇企业，从村到队，再到当时所谓的公社一级，整个乡镇企业都在铺天盖地地蓬勃发展。
现在我们知道的今天全球最大的家用电器企业美的，还有所谓的“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都是在顺德同一个叫北滘的小镇上产生的，早期前身都是乡镇企业。
另外南海的民营经济、个体经济也是蓬勃发展，农民们除了留下少数人继续从事农业以外，90%都洗脚上田，开始从事营商活动。比如，现在南海拥有全球最大的铝制品产业，在当时人们就开始做铝业了，南海的铝制品全球第一，获得了全球铝制品的定价权。还有南海的家具行业等制造业，也都在这个时候开始起步。
当时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都是广东土著人，都是从50年代在大队当支部书记开始，到公社书记，再到县委书记，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非常传奇的人物：一位叫梁广大，当时是南海县委书记，后来成了珠海市市长、市委书记，人称“梁大胆”。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他可以说四两拨千斤，做出了很多超出他本身政治地位的贡献。邓小平二次南巡的时候，在珠海期间主要就是由他陪同和汇报，他对于邓小平当时对整个广东改革开放的肯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一位叫黎子流，他更是一个传奇人物，更有特点。他在顺德任职之后，被调到江门，破格提拔为江门市委书记，最后退休前任职是广州市市长。他在推动广州走向改革开放，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地人称“黎叔”。
黎叔有一句话在当时的广东传得很广。因为他是农民出身，人很朴实，跟梁广大一样普通话说得不好。他到广州当市长的时候，很多广州的干部看不起他，认为他是泥腿子出身。他就用顺德方言说了一句话，“大不大，木大返顺德”。意思就是，“你们看得上我，行就行，不行老子充其量不过就是回到顺德继续当农民，你们看着办吧！”当时在广东有一批这样敢作敢为，披荆斩棘的人。
就是这些人，脚踏大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些成百上千的干部帮助邓小平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而让广东这些干部之所以能成气候的人是谁呢？
他就是既是二传手，也算是领头羊的任仲夷。
我1985年到广东的时候，任仲夷以70多岁的高龄刚刚退休。当时广东人就跟我讲，在广东近代历史上有两个人物非同一般，广东人民将会记住他们，一个叫陈济棠，另一个就是任仲夷。
我就问，陈济棠不是军阀吗？他们说不，在民国时期，不能简单地用是不是军阀来评价一个人的好坏。陈济棠是辛亥元老，主政广东十来年，整个广东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治理有方，处处欣欣向荣。
当然，用陈济棠来比喻任仲夷不是特别恰当，也是遠远不够的。人们还有一个比喻，说任仲夷就是“广东的邓小平”，为什么这么说呢？
任仲夷是1980年从辽宁省委书记任上被调到广东的。任仲夷虽然任职在东北相对比较沉闷的地方，却做出了两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非常了不起。第一件事情，就是在1978年，整个社会还 “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国家刚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寒凝大地发春华”，气氛刚刚松动，他力排众议，坚决要给张志新烈士平反。
张志新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知识分子，由于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看不惯江青、“四人帮”极左的做法，就凭自己的良知开始揭发四人帮的所作所为，结果却被打成了反革命，在监狱受尽凌辱和非人待遇，很凄惨，最后被枪毙。
任仲夷被调到辽宁以后，面对这些堆积如山的历史遗留问题，率先进行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他是当时省委书记当中第一批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的领导人，他力排众议，在张志新案的问题上顶住种种压力，公开为张志新烈士平反，对从基层呼应党中央胡耀邦所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非常了不起。
当时小平已经深深地感到中国这十年耽误了不少事情，下一步要继续前进，除了要清除“四人帮”的余毒以外，还得要有跨世纪的年轻干部。
当时任仲夷主政的辽宁省在这方面就走在了中国前头，很多年轻的优秀人才在他这里不断涌现出来。我在新华社的时候还采访过这一批人，其中很多人当上了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李长春、李贵鲜、李铁映等，他们都是最早一批从辽宁省走出去的优秀干部。
所以，邓小平很欣赏任仲夷，因此面对中国改革开放这面大旗，特别是考虑到广东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小平就亲自点将，将年近65高龄的任仲夷从辽宁调到了广东。 我跟任仲夷是在广东相识的。在我离开新华社创办智库以后，广东商帮成立了广东私营企业总商会，聘请我当总顾问，任仲夷也是总顾问，后来我们在各种场合见了很多次。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聊起当初改革的一些事。
那时他已是近80岁高龄了，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跟一帮商会企业家一起见到任仲夷，那帮商会的老板为了恭维我，就跟任老说：“这位是我们的大策划家，我们很多项目都是他帮助做的策划。”然后任仲夷居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的主力军是知本家，这个“知”是“知识”的“知”、“本钱”的“本”，他就是“‘知’本家’，而不是你们原来说的那种资产的“‘资本家’”。未来是一个知本家的时代，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时代。
从这点就看出来，这位老人家脑袋非常清楚，非常了不起。
任仲夷在广东做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呢？我讲几个。
他到广东后，就面临一个“怎么开放”的问题，当时小平在北京是鼓励他们往前闯的，但是他只能指导大的原则和方向，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往前闯，大家都不知道。那时候每天都有各种好的、坏的消息传递到小平那里，让他裁决。
其实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对固有游戏规则的反动和颠覆。但在反动和颠覆的过程中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呢？什么叫犯罪，什么叫犯错？什么叫革新呢？这些问题都很难说得清楚。
任仲夷非常厉害，他也是个语言大师。他有几段话在广东传颂得特别广，他说“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反正就是永不停息，不要停步。这就是任仲夷非常著名的“三灯论”，非常厉害。
后来到了1984年，整个中国沿海走私泛滥，中央也提出来要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西方的自由化思潮从海外传过来后，对知识界影响很大。中央感到有的学校学生们思想很混乱，有点控制不住了。
有人就开始怪罪任仲夷、怪罪广东了。任仲夷说了一句非常棒的话，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政治智慧，叫作“开放不排外，引好不引坏”。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因为一出现问题就把门关上，就一棒子打死，我们要区分好这些东西。所以“開放不排外，引好不引坏”这句话，有效地稀释掉了上面的一些极左的声音，鼓励下面的人继续走。
他还有一句话更精彩，最后还成为他的罪状了。他号召干部们“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 ”。意思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不要等红头文件、等上面领导点头才做，做什么事情看准先干了再报告；还有些事情实在拿不住的，边做边报告，先上车后补票；还有一些事情走错了，那就不要报告了，自己斩而不奏就算了，接受教训就行了！
任仲夷这些充满政治智慧、充满辩证思想的意见，这种来自省委书记的最高意见，对于当时广东积极往前探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广东的干部和官员们解放思想，让企业家们勇敢地往前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要不然当时改革根本没办法走下去的。
非常遗憾，到了1984年的时候，由于开放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走私的问题，还有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党内的一帮极左的力量，就归罪于是改革开放出问题了，怂恿最高层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当时邓小平坐镇，胡耀邦是总书记，他们都扛不住了。整个80年代中国的高层政治是“双峰政治”，一个是作为党的最高领导小平，还有一个就是元老陈云。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在拨乱反正和打倒“四人帮”上对邓小平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但他属于做事超稳健的人，和小平敢做敢闯不同。
陈云一直有个理论叫“笼子经济”，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不能够搞市场经济，而是可以给企业一定的自由，就像笼子里面的鸟一样，你可以飞，但是只能在笼子里飞，不能飞出控制以外。这一点比起以前的计划经济，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解放。但是相对小平想要实现的整个中国跟全球接轨，走向市场经济，那就相差甚远。
最后的结果，反映在对于福建和广东的态度上。当时正好发生了福建的“晋江假药案”、广东的“潮汕走私案”。中央就开始拿广东的潮汕地区下手，把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给枪毙了。福建晋江也抓了很多干部追究责任。本来是想把两个省委书记都给免掉的，最后中央两股力量平衡的结果，就是砍掉了一个，保了一个，打了个平手，免掉福建的省委书记项南。项南当时才60岁出头，也是改革派的干将，而任仲夷终于算是保下来，最后和平隐退。
这里面有个小插曲，但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想可以说一下。有一次跟任老在一起的时候，任老的夫人讲起这件事情来，还耿耿于怀，说某某某是坏人。某某某是中央当时很高级别的一个人物。
我就问老太太，为什么说他是坏人呢？她说因为他恨不得把我们家老任置之死地而后快，幸好中央还有小平同志能够坚持原则。很有意思。
所以改革开放这一路走过来，共产党里面很多冲在前面的，像任仲夷一样的优秀分子和精英，真的是提着脑袋在干事的。如果没有这帮人提着脑袋做事情，而且又极具政治智慧和辩证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就夭折了。
大家想一想，小平同志在南中国画了个圈，这个圈要变成现实，就相当于我们脑子里的一个理念要变成一种让人家能接受的、看得见的高产样板田，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艰辛的工作要做啊。需要有一个大将把样板田做出来，只有做出样板田了，小平才有条件站在样板田边上说：
北京的老爷们你们听着，中国要想丰收、要想幸福就得种这样的田，这就是改革开放之田。
这样，他才能够将改革开放推广到全中国。这样，小平才能够指导整个中国的思想改变，社会才能往前走。这就是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个圈，然后到处涌起了春潮、耸起金山。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优秀人物。上一篇我讲到了蛇口袁庚起到的作用，但比袁庚影响更大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时间里承上启下的，在这场伟大变革中起到二传手作用的，就是广东的任仲夷。
也正是因为广东的任仲夷和他下面一大批像袁庚、梁广大、黎子流这样的具有改革精神的干部，把小平在南海边画的这个圈，种成了整个中国希望的田野，成为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这才使得小平在二次南巡的时候，能够以它来说事，把整个中国推向了真正的繁荣富强、推向了全球化、推向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
所以，今天我们回头讲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真的不能忘掉这批人，要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