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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及全世界的杂志中，《读者》和《故事会》是两朵奇葩，虽然很少有人对其研究，但它们无疑是取得巨大成果且非常值得研究的杂志。《故事会》是1964年创刊于上海的杂志，我从小就跟随着自家附近的那个钢铁公司院子里的钢铁工人看这本杂志。
以国际化著称的上海诞生了具有市井文学特长的《故事会》，而以西北大汉著称的甘肃却诞生了更加成功的小清新风格的杂志——《读者》，这绝对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读者》杂志月销量900万册，《故事会》也超过300万册，这两本杂志的销量占据了世界期刊的前五。抛开《读者》不谈，今天我们从《故事会》谈起。
《故事会》的成功无疑有赖于上海这一市井文化的集散地和经营的精明，我想上海是没什么人看《故事会》的，就算《故事会》再好看，上海的小学教师也会拿着《读者》当孩子们的启蒙文学书，但是《故事会》就是成功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瞄準了一批没有什么志向的草根老百姓，在没有什么志向的闲暇时间，他们喝着人生的白开水，幻想着不咸不淡的鸡汤。
我在上海20多年，深知上海人非常擅长这种白开水的经营。我的一个博士同学，就是《故事会》的作家，我们很难将他研究的化学分子式和《故事会》中的草根文化联系起来，但是他告诉我的故事会作品的专业套路，却惊了我一身冷汗：①精彩的故事情节，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②结构完整简洁，小学毕业生或者高学历者在放纵成小学水平情绪时都非常容易阅读和传播。③语言平实、口语，但决不允许评论和抒情（比起百度的小编语录高出几个数量级）。④坚决正能量。⑤栏目非常固定，包括笑话、百姓、我的故事、中国新传说、荒诞现实主义和圣母情感类型。这些套路虽然与其他文学非常相似，但人们却百吃不厌，让人不曾相识。
然而，一样的逻辑的“IT故事会”却20年不变地上演着，不仅在小学、中学、大学上演，而且利用媒体几乎天天上演，那就是这些人的故事：吴士宏、唐骏、李开复、吴恩达。
事实上，“IT故事会”的欺骗性越来越强了，早年的吴士宏从一个扫地阿姨到微软中国总裁的故事完全符合《故事会》的传播要素，但是还很少有人把吴士宏当作技术人员看待。到了“IT故事会第二季”的唐骏，欺骗性就更强了，非常多的IT人员把他当作IT工程师的样板来复制，虽然事后那张假的博士文凭泄露了马脚，但唐骏是否具备技术人员的能力已经在他的那个名叫“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光环下瑕不掩瑜了。而第三季隆重登场的李开复可是科班出身的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虽然后来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很具有欺骗性的提法让人有点不齿，但李开复的创新工场还是让非常多的年轻人趋之若鹜。最近一位闪亮登场的是吴恩达，相比起李开复英文歧义的副教授与助理教授的概念混淆，吴恩达是正牌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副教授及国际知名的人工智能专家，要不然他也不会是COURSRA的联合创始人，也不会成为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更不会成为百度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吴恩达的故事与上述的几个典型事例一样，具备《故事会》所有易于传播的特点——精彩、出人意料、帅气、平实、正能量、荒诞现实主义和圣母婊，只将其作为《故事会》的精彩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拿来教育年轻人，将其作为软件行业的启蒙样板，总会让人有一个非常大的担心：跟着这些人学到底能不能编好程序？
那么，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些IT明星呢？网红，对网红。与《故事会》的专业包装如出一辙的是，IT明星的包装并不在于他们在公司起到什么样的领导作用或有着核心技术能力，而在于市场号召力以及人力资源的能力。2014年，百度的李彦宏圈定了七八位世界上顶级的人工智能专家，吴恩达并不在其内，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李彦宏当然具有这个判断力，然而最终挖人失败，当吴恩达被举荐时，可能李彦宏就真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了。在宣布吴恩达加盟百度的当天，李彦宏就收到8位人工智能真正高手的入职申请，这对于当时只有十几杆人工智能真枪的百度可谓珍贵，而到2016年底吴恩达被架空的时候，百度人工智能已经有1300人了，吴恩达的功劳功不可没。吴恩达在离职时也很坦率地说：“美国人擅长理念和新奇的想法，中国人擅长真正的工程和把事情做出来。”吴恩达在百度做了不少事情，似乎是他做的，似乎也不是他做的。吴恩达没有什么错，全身而退，那么错的是谁呢？我想讲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错的是我们的舆论和教育界，错在把吴恩达当作IT工程师去学习，而他原本应该在EMBA或者媒体传播课堂一展风采，却没有发挥作用；错在吴恩达、吴士宏、唐骏、李开复，不管他们会不会编程，也不可能是IT工程师能够和应该学习的榜样。软件工程师和“网红”其实是互斥的两种价值观，《故事会》原本就不应该作为文学教材。
后来，接替吴恩达的或者说造成吴恩达离职的，是吴恩达在百度后来的上司王海峰，而王海峰在百度工作多年，不但是真正顶级的科学家，还是顶级的工程师，一直是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负责人。王海峰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高中就是黑龙江物理竞赛的佼佼者，在对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友的赠言中，王海峰劝同学们要沉得住气，要学好数学和软件，然而，这些行业内的真经，并不具备《故事会》的传播要素及套路。因此，今天要问王海峰是谁，恐怕没多少人知道，而王海峰的成功经验更不会流传，他所擅长的枯燥而有用的计算机学习秘诀也是无法传播出去的。
IT界与体育界越来越像，俱乐部的总经理、教练、运动员、体育科研人员、经纪人、领队、后勤各司其责，但是主流的核心还是运动员。比尔·盖茨作为一个领队的存在，笑话乔布斯不会编程序，而乔布斯作为一个俱乐部的总经理和首席体验师也并不丢人，作为教练的王海峰过去是运动员，今后也许还是，但是一个个产品是玩不了虚假的，而作为真正的运动员的顶级高手，真正值得作为教师推荐给学生学习和效仿的，应是运动员亲身体验的训练、天分、习惯等，这也是最应该学习的。然而，问题的根本是，真正程序员的故事老师又知道几个？当我们在向IT学习者传播吴恩达的时候，也许就是在误人子弟。 上文提到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中国科技大学是公认的人工智能学术和本科教育比较强的学校，一般好的IT公司招聘，都会选择在专业排名比较靠前的985院校，其次是211院校，然而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某个学生到底是“网红”还是工程师，作为IT公司心里都没有数，当然IT公司需要的是工程师而不是“网红”，正如公务员考试希望招的是《诗经》功底了得的而不是喜欢《故事会》的秘书。前一段时间，我告诉一个985的学生，他在我们公司能够跟我这样一个教授学习——对方没有反应，告诉他周围的同事是一批985和211的硕士、博士——对方也没有太大的反应，但当我告诉他团队的Leader是在GitHub（开发者协作平台）星职1000到2000的主管，而且是当年某个黑客工具的开发组成员时，对方不问工资就答应了。总之，面对真正想学程序的人，不能光讲故事，在学校教育树立跟谁学和怎么学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问题。
2007年9月，咖啡厅里在创业公司担任开发社区工程师的Tom Preston Werner偶遇另外一个工程师Chris Wanstrath，在互相证明自己多牛后，Tom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全世界的软件工程师不能任凭管理者讲故事，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唯一吃饭的本钱就是編程序！同年10月19日星期五的晚上，Chris把第一份GitHub软件库发送给Tom，GitHub正式成立。2008年4月10日，Tom所工作的公司被微软收购，Tom的工资从10万美金升到30万美金，但是Tom选择了创业，成立了GitHub公司。今天，GitHub已经是拥有1500万工程师用户的软件开发者协作平台，当我们的媒体和教育工作者还拿吴恩达来励志的时候，IT的人力资源已经靠GitHub的代码来找人了，而一个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决定去不去一个公司工作，也不再看工资如何了。
如果说王海峰代表的是传统一代顶级科学家和顶级工程师的企业高管的话，其实他已经并不值得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向往了。目前，在GitHub排名靠前的IT公司是阿里巴巴和腾讯，且他们积累了一批真正会编程的人。在GitHub的整个中国区前100名，也根本不会用工程师是否毕业于985和211来衡量，而是完全用“星值”来衡量，你的代码被人引用和支持，自然就是好的软件工程师。前面所说星值2000的主管已经让真正的软件工程师飞蛾扑火的话，那么，中国人在GitHub的最高值是多少呢？排在前面的人又是谁呢？
林惠文（男，26岁），GitHub星值34000，除了代码，他还需要包装自己吗？排在前面的人，在媒体界是陌生的，不信我把名字报出来：林惠文、阮一峰、吴更新、吴云祥、廖雪峰、尤小右、谢梦军。他们有的是软件工程师，有的是金融分析师，有的是研究生在读，从25岁到50岁都有，他们有一个共同标准，就是程序编得好，直到现在还编得好。排名第一的林惠文，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34000的星值，全球排名第38位，而排名第二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这些人的事迹和学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曾经编过的程序——小熊词典、淘宝网、大话西游、饿了吗、链家地产等，以及贡献给开源世界的软件。今天软件开发公司的效率成倍增长，每个有点悟性的软件工程师碰到一个新需求后，首先去找的不是教科书，而是GitHub上的开源软件。
在林惠文看来，软件工程师的境界有三个阶段：消费阶段、实践阶段、创造者阶段。对于一个真正喜欢软件的软件工程师来说，代码是其应该坚守的本分。当一个软件工程师将自己的代码运用到实践环节真正起到作用的时候，他就进入到实践阶段，而当一个软件工程师心无旁骛，做出独一无二的产品的时候，才是真正对自己的奖赏，也就进入到创造者阶段。与林惠文相互印证的是，2014年GitHub的CEOTom，把位置让给了Chris后，他异常高兴地说：“我又可以编代码和进行技术工作了。”这样的习惯和精神，才是教育者应该传导给学生的。
如果说颠覆和重构是一种常态，那么坚守教育者的真正本分，却是软件创造者们不断提醒我们的。无论是GitHub创始人，还是王海峰，还是林惠文，还是科大讯飞的董事长刘庆峰，除了自由、兴趣、协作和动手干等共同的看法外，对年轻人学习人工智能和软件都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重视数学、重视体系性学习、长期努力、热爱代码。这些都是那些“网红”不曾给过的意见，也是传统教育更应该坚持的。
如果你是一名教师，当然会坚持不用《故事会》来教孩子们文学，那么在技术协作年代，如果你想教孩子们编程序，你到底能做个什么角色呢？你能教学生的，到底是什么呢？你是不是还在试图看“知乎大V”的故事汲取《故事会》的营养，而不是坚持用开源者学习平台去编几行代码？
前一段时间，一位教育技术硕士生告诉我：“曾经有一位全国知名的教育信息化专家一行代码也没有编过，而且这位名人到处演讲说的似乎都对，中小学教师还疯转他的文章。然而，他的一位博士生原本代码水平了得的，但这几年我看基本上离软件工程师越来越远，说的东西也越来越离谱。”如果说这样的人仅仅培养大学的博士也就罢了，若培养沙场秋点兵的战士，却是要闯祸的。这也是包括GitHub在内的IT创始人辍学的真正原因。
乔先生有乔先生的活法，马先生有马先生的活法，但对于目前风起云涌的人工智能教育，在协作时代如何教孩子学习软件、学习算法，含糊不得，教师首先要按照软件工程师的路径去培养，那才是计算机教育的实力赛场，不然罪莫大焉。
以国际化著称的上海诞生了具有市井文学特长的《故事会》，而以西北大汉著称的甘肃却诞生了更加成功的小清新风格的杂志——《读者》，这绝对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读者》杂志月销量900万册，《故事会》也超过300万册，这两本杂志的销量占据了世界期刊的前五。抛开《读者》不谈，今天我们从《故事会》谈起。
《故事会》的成功无疑有赖于上海这一市井文化的集散地和经营的精明，我想上海是没什么人看《故事会》的，就算《故事会》再好看，上海的小学教师也会拿着《读者》当孩子们的启蒙文学书，但是《故事会》就是成功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瞄準了一批没有什么志向的草根老百姓，在没有什么志向的闲暇时间，他们喝着人生的白开水，幻想着不咸不淡的鸡汤。
我在上海20多年，深知上海人非常擅长这种白开水的经营。我的一个博士同学，就是《故事会》的作家，我们很难将他研究的化学分子式和《故事会》中的草根文化联系起来，但是他告诉我的故事会作品的专业套路，却惊了我一身冷汗：①精彩的故事情节，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②结构完整简洁，小学毕业生或者高学历者在放纵成小学水平情绪时都非常容易阅读和传播。③语言平实、口语，但决不允许评论和抒情（比起百度的小编语录高出几个数量级）。④坚决正能量。⑤栏目非常固定，包括笑话、百姓、我的故事、中国新传说、荒诞现实主义和圣母情感类型。这些套路虽然与其他文学非常相似，但人们却百吃不厌，让人不曾相识。
然而，一样的逻辑的“IT故事会”却20年不变地上演着，不仅在小学、中学、大学上演，而且利用媒体几乎天天上演，那就是这些人的故事：吴士宏、唐骏、李开复、吴恩达。
事实上，“IT故事会”的欺骗性越来越强了，早年的吴士宏从一个扫地阿姨到微软中国总裁的故事完全符合《故事会》的传播要素，但是还很少有人把吴士宏当作技术人员看待。到了“IT故事会第二季”的唐骏，欺骗性就更强了，非常多的IT人员把他当作IT工程师的样板来复制，虽然事后那张假的博士文凭泄露了马脚，但唐骏是否具备技术人员的能力已经在他的那个名叫“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光环下瑕不掩瑜了。而第三季隆重登场的李开复可是科班出身的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虽然后来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很具有欺骗性的提法让人有点不齿，但李开复的创新工场还是让非常多的年轻人趋之若鹜。最近一位闪亮登场的是吴恩达，相比起李开复英文歧义的副教授与助理教授的概念混淆，吴恩达是正牌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副教授及国际知名的人工智能专家，要不然他也不会是COURSRA的联合创始人，也不会成为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更不会成为百度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吴恩达的故事与上述的几个典型事例一样，具备《故事会》所有易于传播的特点——精彩、出人意料、帅气、平实、正能量、荒诞现实主义和圣母婊，只将其作为《故事会》的精彩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拿来教育年轻人，将其作为软件行业的启蒙样板，总会让人有一个非常大的担心：跟着这些人学到底能不能编好程序？
那么，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些IT明星呢？网红，对网红。与《故事会》的专业包装如出一辙的是，IT明星的包装并不在于他们在公司起到什么样的领导作用或有着核心技术能力，而在于市场号召力以及人力资源的能力。2014年，百度的李彦宏圈定了七八位世界上顶级的人工智能专家，吴恩达并不在其内，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李彦宏当然具有这个判断力，然而最终挖人失败，当吴恩达被举荐时，可能李彦宏就真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了。在宣布吴恩达加盟百度的当天，李彦宏就收到8位人工智能真正高手的入职申请，这对于当时只有十几杆人工智能真枪的百度可谓珍贵，而到2016年底吴恩达被架空的时候，百度人工智能已经有1300人了，吴恩达的功劳功不可没。吴恩达在离职时也很坦率地说：“美国人擅长理念和新奇的想法，中国人擅长真正的工程和把事情做出来。”吴恩达在百度做了不少事情，似乎是他做的，似乎也不是他做的。吴恩达没有什么错，全身而退，那么错的是谁呢？我想讲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错的是我们的舆论和教育界，错在把吴恩达当作IT工程师去学习，而他原本应该在EMBA或者媒体传播课堂一展风采，却没有发挥作用；错在吴恩达、吴士宏、唐骏、李开复，不管他们会不会编程，也不可能是IT工程师能够和应该学习的榜样。软件工程师和“网红”其实是互斥的两种价值观，《故事会》原本就不应该作为文学教材。
后来，接替吴恩达的或者说造成吴恩达离职的，是吴恩达在百度后来的上司王海峰，而王海峰在百度工作多年，不但是真正顶级的科学家，还是顶级的工程师，一直是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负责人。王海峰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高中就是黑龙江物理竞赛的佼佼者，在对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友的赠言中，王海峰劝同学们要沉得住气，要学好数学和软件，然而，这些行业内的真经，并不具备《故事会》的传播要素及套路。因此，今天要问王海峰是谁，恐怕没多少人知道，而王海峰的成功经验更不会流传，他所擅长的枯燥而有用的计算机学习秘诀也是无法传播出去的。
IT界与体育界越来越像，俱乐部的总经理、教练、运动员、体育科研人员、经纪人、领队、后勤各司其责，但是主流的核心还是运动员。比尔·盖茨作为一个领队的存在，笑话乔布斯不会编程序，而乔布斯作为一个俱乐部的总经理和首席体验师也并不丢人，作为教练的王海峰过去是运动员，今后也许还是，但是一个个产品是玩不了虚假的，而作为真正的运动员的顶级高手，真正值得作为教师推荐给学生学习和效仿的，应是运动员亲身体验的训练、天分、习惯等，这也是最应该学习的。然而，问题的根本是，真正程序员的故事老师又知道几个？当我们在向IT学习者传播吴恩达的时候，也许就是在误人子弟。 上文提到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中国科技大学是公认的人工智能学术和本科教育比较强的学校，一般好的IT公司招聘，都会选择在专业排名比较靠前的985院校，其次是211院校，然而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某个学生到底是“网红”还是工程师，作为IT公司心里都没有数，当然IT公司需要的是工程师而不是“网红”，正如公务员考试希望招的是《诗经》功底了得的而不是喜欢《故事会》的秘书。前一段时间，我告诉一个985的学生，他在我们公司能够跟我这样一个教授学习——对方没有反应，告诉他周围的同事是一批985和211的硕士、博士——对方也没有太大的反应，但当我告诉他团队的Leader是在GitHub（开发者协作平台）星职1000到2000的主管，而且是当年某个黑客工具的开发组成员时，对方不问工资就答应了。总之，面对真正想学程序的人，不能光讲故事，在学校教育树立跟谁学和怎么学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问题。
2007年9月，咖啡厅里在创业公司担任开发社区工程师的Tom Preston Werner偶遇另外一个工程师Chris Wanstrath，在互相证明自己多牛后，Tom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全世界的软件工程师不能任凭管理者讲故事，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唯一吃饭的本钱就是編程序！同年10月19日星期五的晚上，Chris把第一份GitHub软件库发送给Tom，GitHub正式成立。2008年4月10日，Tom所工作的公司被微软收购，Tom的工资从10万美金升到30万美金，但是Tom选择了创业，成立了GitHub公司。今天，GitHub已经是拥有1500万工程师用户的软件开发者协作平台，当我们的媒体和教育工作者还拿吴恩达来励志的时候，IT的人力资源已经靠GitHub的代码来找人了，而一个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决定去不去一个公司工作，也不再看工资如何了。
如果说王海峰代表的是传统一代顶级科学家和顶级工程师的企业高管的话，其实他已经并不值得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向往了。目前，在GitHub排名靠前的IT公司是阿里巴巴和腾讯，且他们积累了一批真正会编程的人。在GitHub的整个中国区前100名，也根本不会用工程师是否毕业于985和211来衡量，而是完全用“星值”来衡量，你的代码被人引用和支持，自然就是好的软件工程师。前面所说星值2000的主管已经让真正的软件工程师飞蛾扑火的话，那么，中国人在GitHub的最高值是多少呢？排在前面的人又是谁呢？
林惠文（男，26岁），GitHub星值34000，除了代码，他还需要包装自己吗？排在前面的人，在媒体界是陌生的，不信我把名字报出来：林惠文、阮一峰、吴更新、吴云祥、廖雪峰、尤小右、谢梦军。他们有的是软件工程师，有的是金融分析师，有的是研究生在读，从25岁到50岁都有，他们有一个共同标准，就是程序编得好，直到现在还编得好。排名第一的林惠文，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34000的星值，全球排名第38位，而排名第二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这些人的事迹和学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曾经编过的程序——小熊词典、淘宝网、大话西游、饿了吗、链家地产等，以及贡献给开源世界的软件。今天软件开发公司的效率成倍增长，每个有点悟性的软件工程师碰到一个新需求后，首先去找的不是教科书，而是GitHub上的开源软件。
在林惠文看来，软件工程师的境界有三个阶段：消费阶段、实践阶段、创造者阶段。对于一个真正喜欢软件的软件工程师来说，代码是其应该坚守的本分。当一个软件工程师将自己的代码运用到实践环节真正起到作用的时候，他就进入到实践阶段，而当一个软件工程师心无旁骛，做出独一无二的产品的时候，才是真正对自己的奖赏，也就进入到创造者阶段。与林惠文相互印证的是，2014年GitHub的CEOTom，把位置让给了Chris后，他异常高兴地说：“我又可以编代码和进行技术工作了。”这样的习惯和精神，才是教育者应该传导给学生的。
如果说颠覆和重构是一种常态，那么坚守教育者的真正本分，却是软件创造者们不断提醒我们的。无论是GitHub创始人，还是王海峰，还是林惠文，还是科大讯飞的董事长刘庆峰，除了自由、兴趣、协作和动手干等共同的看法外，对年轻人学习人工智能和软件都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重视数学、重视体系性学习、长期努力、热爱代码。这些都是那些“网红”不曾给过的意见，也是传统教育更应该坚持的。
如果你是一名教师，当然会坚持不用《故事会》来教孩子们文学，那么在技术协作年代，如果你想教孩子们编程序，你到底能做个什么角色呢？你能教学生的，到底是什么呢？你是不是还在试图看“知乎大V”的故事汲取《故事会》的营养，而不是坚持用开源者学习平台去编几行代码？
前一段时间，一位教育技术硕士生告诉我：“曾经有一位全国知名的教育信息化专家一行代码也没有编过，而且这位名人到处演讲说的似乎都对，中小学教师还疯转他的文章。然而，他的一位博士生原本代码水平了得的，但这几年我看基本上离软件工程师越来越远，说的东西也越来越离谱。”如果说这样的人仅仅培养大学的博士也就罢了，若培养沙场秋点兵的战士，却是要闯祸的。这也是包括GitHub在内的IT创始人辍学的真正原因。
乔先生有乔先生的活法，马先生有马先生的活法，但对于目前风起云涌的人工智能教育，在协作时代如何教孩子学习软件、学习算法，含糊不得，教师首先要按照软件工程师的路径去培养，那才是计算机教育的实力赛场，不然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