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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正邪”之战。
2018年1月，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精心部署，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雷霆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面对近年来黑恶势力向政治领域、向新兴经济领域的肆意渗透，面对“村霸”“市霸”“行霸”等公愤乱象，党和国家重拳出击、剔骨疗毒，从“打”到“扫”的“一字之变”，体现了党和国家涤荡罪恶、保护公民的坚强决心。
2019年5月初，一则“‘抗黑干部’请求安排工作”的新闻成为社会热点，也再次引发民众对黑恶势力危害的讨论。
据山西吕梁柳林县成家庄镇原党委书记陈秋平反映，由于自己“不听话”，遭到当地“黑老大”陈鸿志恶意报复，祖坟被挖、被迫辞职。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明确了12种重点打击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向政治领域渗透”，是近年来黑恶势力的一大特征。
陈秋平的遭遇，见证了黑恶势力的猖獗。刚到任一个月，陈鸿志就打电话要求安排某人担任镇人大主席，被拒绝后便要其“滚蛋”，并用操纵基层选举赶人下台、断其父母水电、挖祖坟等各种方式展开报复。当地人忌惮陈鸿志，连陈秋平弟弟车胎被扎后，都无人敢修。
镇“一把手”被逼迫至此，还不是尽头。据媒体披露，陈鸿志曾当众扇过柳林县原县委书记王宁（已落马）一个耳光，原因是王宁没有办好他嘱托的一件事。王宁的县委书记一职，是陈鸿志资助2000万元运作得来的。
另有举报称，陈鸿志以贿选、暴力威胁等手段，控制了柳林县西北片多个乡镇的农村选举，使其煤矿所涉村庄的主要村干部，大多成为其代言人和利益共同体。他还通过各种手段，将自己的同学、亲戚、朋友等，安排在公安、煤管、土地、水利等主要职能部门，为他非法占地、越界开采、私挖乱采、涉黑犯罪提供保护。
审视这些穷“黑”极恶的势力，除了能打通“权”与“钱”，还能连接“红”与“黑”，在罪恶之外，披上一层光鲜的身份作为伪装。
多年来，陈鸿志的凌志集团斥资数十亿元做公益，修建公路隧道、修筑黄河大桥、治理荒山荒坡、建设移民新村、资助基础教育、捐助贫困学子，其本人被授予“山西省社会扶贫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然而，恰是这种无间道般的辗转腾挪，模糊了“善”与“恶”、“罪”与“罚”的边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权稳定，乃至破坏执政基础。
除了渗透政治，聚敛钱财、扰乱经济秩序，也是黑恶势力犯罪的一大危害。对于黑恶势力来说，只要有利可图，就是插手介入的良机。目前，黑恶势力团伙的公司化特征明显，一些涉黑组织实行企业化管理，用合法形式掩护违法犯罪活动。
除了聚集传统的“黄赌毒”、矿产资源、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等领域，黑恶势力还向金融、网络等新领域发展。
例如，被公安部明确列为新型黑恶犯罪的“套路贷”，就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这种犯罪一般以民间借贷为幌子，通过骗取受害人签订虚假合同虚增债务，再以审核费、管理费、服务费等名义收取高额费用，恶意制造违约迫使受害人继续借贷平账，不断垒高债务，最后通过滋扰、纠缠、恐吓、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暴力或“软暴力”手段催讨债务，达到非法侵占受害人财物的目的。
2019年2月26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打掉“套路贷”团伙1664个，共破获诈骗、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案件2162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349名，查获涉案资产35.3亿余元。由此可见，黑恶犯罪的触角之长、危害之烈。
黑惡势力的存续，并不仅是“一个人在犯罪”。同样被《通知》列为重点扫除对象的，还有“黑保护伞”。恰是这些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腐败分子，为罪恶的滋长铺就了温床。
2019年5月，辽宁省纪委监委就通报了4起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扶黑助恶的官方“保护伞”、执法犯法的警方“保护伞”、欺良霸市的行业“保护伞”等。比如，丹东市原副市长刘胜军，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返还土地出让金、工程承揽、“零地价”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暴力取得海产养殖捕捞权等方面提供帮助;沈阳市公安局辽中分局原局长李丹，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恶意伤害案件“平事”，违法办理取保候审，帮助逃避刑事重罚;鞍山市某客运站原站长王成辉，通过对合法营运者线路申请不予受理、车次申请不予安排、主动劝退、滋扰合法营运车辆等手段，帮助黑社会性质组织打压对手，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秩序。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渗透政治的“黑手段”、攫取利益的“黑动力”、基层腐败的“黑土壤”，才使黑恶势力盘根错节、暗暗生长为社会毒瘤，严重影响政治秩序、社会稳定，破坏党的执政基础，严重降低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没有一个法治社会，能够容忍黑恶势力的猖獗横行。与黑恶势力的斗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境外黑社会势力就开始对中国渗透。从2000年底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部署开展“打黑除恶”，到如今的“扫黑除恶”，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斗争从未停歇。
21世纪初，针对黑恶势力日渐猖獗，老百姓甚至有案不敢报、有冤无处申的情况，全国首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随着行动的深入，原定2000年12月到2001年10月的期限，被顺延到了2003年4月，并入为期两年的“严打”整治斗争。
从2004年起，公安部门改变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斗争进行“专项打击”的办法，这一年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决定，“将严打的方针贯穿于日常各项打击犯罪的工作中”。
与“打黑除恶”行动形成呼应的，是愈加健全的领导机构和运行机制。2006年2月，中央政法委部署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中央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并设立全国“打黑办”。之后，“打黑除恶”成为政法工作常态，基本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会议，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员部署，进而形成“全面开花”之势。 山雨欲来风满楼。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新态势，酝酿着一场新的打击黑恶势力斗争。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后，中央政法委即召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与之前的“打黑除恶”相比，“扫黑除恶”的蕴意大有不同。
首先，定位更高。这是一场“整合多部门力量，集党和国家之力”的全面治理。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这次“扫黑”，则是站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扫除黑恶势力。
也正因为此，对本次专项斗争的重视程度，可谓是前所未有，不仅是公安部门的行动，更由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通知，整合多部门力量解决问题。
其次，范围更广泛。这是一场“更大范围内，更全面、更深入”的系统治理。“打”针对的是“点”，而“扫”则意味着全面和彻底，只要是黑恶势力都一并扫清。在以往的打黑中，影响恶劣的“霸”是主要的打击目标，但由于没有进行系统治理，并不能给予黑恶势力以致命打击，死灰复燃几成必然。
在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明确提出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内给予“秋风扫落叶”般的清理。
再次，手段更丰富。这是一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齐抓共管”的多维治理。过去“打黑”打的多防的少，尤其在黑恶势力容易渗透的行业领域，如果不同时采取多维治理方式堵住监管漏洞，死灰复燃概率极高。这次专项斗争，各行业主管部门明确了扫黑除恶责任，加大了行业监管和边扫边治边建工作力度。
例如，上海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将非法高利放贷、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网络自媒体等易渗透领域作为整治重点，注重完善长效打防管控模式，建立健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市场准入、规范管理、重点监控等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日常监管能力水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定位更精准。这是一场“重点突出、打准打实、打小打早”的依法治理。国家确定了12项专项斗争的重点打击领域，梳理了29项黑恶势力的外在表现，为黑恶势力精准画像，明确了打击目标。针对这些打击目标，对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及早打击，不允许其坐大成势、养痈为患。
在专项斗争中，上海市瞄准社会治理末端的黑恶势力做出打击部署，针对“套路贷”“菜霸”“市霸”“敲墙党”展开精准化打击，推进“平安市场”创建、平安建设实事项目和综治重点工作，实现了打准打实打小打早的目标要求。
雷霆万钧的“大扫除”，取得了初步成效。截至2019年1月，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9270起，缴获各种枪支851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621亿元，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
“扫黑除恶”的实质，是一场法治与罪恶的生死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的部署，专项斗争按照治标、治根、治本3个步骤展开。在一大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已被打掉的基础上，2019年专项斗争迎来“船到中流浪更急”的深水区、攻坚期，这一年将重点对已侦破的案件循线深挖、逐一见底。
有数据显示，仅2018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17000余件57000余人，提起公诉6300余件32000余人，逮捕黑恶势力保护伞200余人，起诉黑恶势力保护伞150余人。
随着“海量”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深挖处置的过程，同样需要秉持法治精神，避免运动式、扩大化、畸轻畸重。
在专项斗争中，比较容易引发争议的，是“黑”与“恶”的认定问题。由于制度规范的缺乏，一度出现过不少认识偏差。
广受质疑的事例便有，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落款为“广场街道福利社区宣”的扫黑除恶宣传展板，黑恶势力第6类竟然是“失独家庭”。苏州“相城区渭塘镇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办公室”制作的宣传册，在自问自答“中国十大黑心企业有哪些”中，把医生列为“首黑第一”。
2019年4月9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并实施了《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准确认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坚决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为精确瞄准扫除目标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法律对于“黑”，有比较明确的认定。根据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解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具有“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等特征。
四部门联合印发的《意见》，不仅明确界定了“恶势力”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概念，更给出了具体标准。如“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2年之内，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且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2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这样的精准化界定，有利于办案机关在具体实践中“按圖索骥”，准确把握打击尺度。
针对案件的审判，这次专项斗争着力破除“运动式”“严打式”误区。运动式、严打式的治理方式，片面追求短期效应、只图群众一时拍手称快，随意性严重、违背法治精神、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助长了黑恶势力对治理行动的适应性。
此次行动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通知》要求，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伞”要依法从严惩处，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其他参加人员要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等。
这些精神，在前述《意见》，以及同时出台的《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中，都有集中体现。
以法治为准绳，织密法律利器，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这样才能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当然，在依法深挖处置案件的基础上，最根本的还是要依法构建长效机制，用制度填补真空。
既剿除“癌细胞”，又重建“免疫系统”，让被黑恶势力侵蚀的地区、破坏的行业恢复健康，用合法干净的政商关系，抵御黑恶势力卷土重来、抵御“保护伞”重新撑开，这场与黑恶势力的专项斗争才会宣告成功，才能真正实现天下无“黑”。
2018年1月，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精心部署，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雷霆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面对近年来黑恶势力向政治领域、向新兴经济领域的肆意渗透，面对“村霸”“市霸”“行霸”等公愤乱象，党和国家重拳出击、剔骨疗毒，从“打”到“扫”的“一字之变”，体现了党和国家涤荡罪恶、保护公民的坚强决心。
黑恶势力已成为“社会毒瘤”
2019年5月初，一则“‘抗黑干部’请求安排工作”的新闻成为社会热点，也再次引发民众对黑恶势力危害的讨论。
据山西吕梁柳林县成家庄镇原党委书记陈秋平反映，由于自己“不听话”，遭到当地“黑老大”陈鸿志恶意报复，祖坟被挖、被迫辞职。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明确了12种重点打击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向政治领域渗透”，是近年来黑恶势力的一大特征。
陈秋平的遭遇，见证了黑恶势力的猖獗。刚到任一个月，陈鸿志就打电话要求安排某人担任镇人大主席，被拒绝后便要其“滚蛋”，并用操纵基层选举赶人下台、断其父母水电、挖祖坟等各种方式展开报复。当地人忌惮陈鸿志，连陈秋平弟弟车胎被扎后，都无人敢修。
镇“一把手”被逼迫至此，还不是尽头。据媒体披露，陈鸿志曾当众扇过柳林县原县委书记王宁（已落马）一个耳光，原因是王宁没有办好他嘱托的一件事。王宁的县委书记一职，是陈鸿志资助2000万元运作得来的。
另有举报称，陈鸿志以贿选、暴力威胁等手段，控制了柳林县西北片多个乡镇的农村选举，使其煤矿所涉村庄的主要村干部，大多成为其代言人和利益共同体。他还通过各种手段，将自己的同学、亲戚、朋友等，安排在公安、煤管、土地、水利等主要职能部门，为他非法占地、越界开采、私挖乱采、涉黑犯罪提供保护。
审视这些穷“黑”极恶的势力，除了能打通“权”与“钱”，还能连接“红”与“黑”，在罪恶之外，披上一层光鲜的身份作为伪装。
多年来，陈鸿志的凌志集团斥资数十亿元做公益，修建公路隧道、修筑黄河大桥、治理荒山荒坡、建设移民新村、资助基础教育、捐助贫困学子，其本人被授予“山西省社会扶贫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然而，恰是这种无间道般的辗转腾挪，模糊了“善”与“恶”、“罪”与“罚”的边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权稳定，乃至破坏执政基础。
除了渗透政治，聚敛钱财、扰乱经济秩序，也是黑恶势力犯罪的一大危害。对于黑恶势力来说，只要有利可图，就是插手介入的良机。目前，黑恶势力团伙的公司化特征明显，一些涉黑组织实行企业化管理，用合法形式掩护违法犯罪活动。
除了聚集传统的“黄赌毒”、矿产资源、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等领域，黑恶势力还向金融、网络等新领域发展。
例如，被公安部明确列为新型黑恶犯罪的“套路贷”，就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这种犯罪一般以民间借贷为幌子，通过骗取受害人签订虚假合同虚增债务，再以审核费、管理费、服务费等名义收取高额费用，恶意制造违约迫使受害人继续借贷平账，不断垒高债务，最后通过滋扰、纠缠、恐吓、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暴力或“软暴力”手段催讨债务，达到非法侵占受害人财物的目的。
2019年2月26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打掉“套路贷”团伙1664个，共破获诈骗、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案件2162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349名，查获涉案资产35.3亿余元。由此可见，黑恶犯罪的触角之长、危害之烈。
黑惡势力的存续，并不仅是“一个人在犯罪”。同样被《通知》列为重点扫除对象的，还有“黑保护伞”。恰是这些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腐败分子，为罪恶的滋长铺就了温床。
2019年5月，辽宁省纪委监委就通报了4起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扶黑助恶的官方“保护伞”、执法犯法的警方“保护伞”、欺良霸市的行业“保护伞”等。比如，丹东市原副市长刘胜军，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返还土地出让金、工程承揽、“零地价”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暴力取得海产养殖捕捞权等方面提供帮助;沈阳市公安局辽中分局原局长李丹，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恶意伤害案件“平事”，违法办理取保候审，帮助逃避刑事重罚;鞍山市某客运站原站长王成辉，通过对合法营运者线路申请不予受理、车次申请不予安排、主动劝退、滋扰合法营运车辆等手段，帮助黑社会性质组织打压对手，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秩序。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渗透政治的“黑手段”、攫取利益的“黑动力”、基层腐败的“黑土壤”，才使黑恶势力盘根错节、暗暗生长为社会毒瘤，严重影响政治秩序、社会稳定，破坏党的执政基础，严重降低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一场雷霆万钧的斗争
没有一个法治社会，能够容忍黑恶势力的猖獗横行。与黑恶势力的斗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境外黑社会势力就开始对中国渗透。从2000年底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部署开展“打黑除恶”，到如今的“扫黑除恶”，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斗争从未停歇。
21世纪初，针对黑恶势力日渐猖獗，老百姓甚至有案不敢报、有冤无处申的情况，全国首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随着行动的深入，原定2000年12月到2001年10月的期限，被顺延到了2003年4月，并入为期两年的“严打”整治斗争。
从2004年起，公安部门改变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斗争进行“专项打击”的办法，这一年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决定，“将严打的方针贯穿于日常各项打击犯罪的工作中”。
与“打黑除恶”行动形成呼应的，是愈加健全的领导机构和运行机制。2006年2月，中央政法委部署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中央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并设立全国“打黑办”。之后，“打黑除恶”成为政法工作常态，基本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会议，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员部署，进而形成“全面开花”之势。 山雨欲来风满楼。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新态势，酝酿着一场新的打击黑恶势力斗争。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后，中央政法委即召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与之前的“打黑除恶”相比，“扫黑除恶”的蕴意大有不同。
首先，定位更高。这是一场“整合多部门力量，集党和国家之力”的全面治理。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这次“扫黑”，则是站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扫除黑恶势力。
也正因为此，对本次专项斗争的重视程度，可谓是前所未有，不仅是公安部门的行动，更由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通知，整合多部门力量解决问题。
其次，范围更广泛。这是一场“更大范围内，更全面、更深入”的系统治理。“打”针对的是“点”，而“扫”则意味着全面和彻底，只要是黑恶势力都一并扫清。在以往的打黑中，影响恶劣的“霸”是主要的打击目标，但由于没有进行系统治理，并不能给予黑恶势力以致命打击，死灰复燃几成必然。
在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明确提出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内给予“秋风扫落叶”般的清理。
再次，手段更丰富。这是一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齐抓共管”的多维治理。过去“打黑”打的多防的少，尤其在黑恶势力容易渗透的行业领域，如果不同时采取多维治理方式堵住监管漏洞，死灰复燃概率极高。这次专项斗争，各行业主管部门明确了扫黑除恶责任，加大了行业监管和边扫边治边建工作力度。
例如，上海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将非法高利放贷、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网络自媒体等易渗透领域作为整治重点，注重完善长效打防管控模式，建立健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市场准入、规范管理、重点监控等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日常监管能力水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定位更精准。这是一场“重点突出、打准打实、打小打早”的依法治理。国家确定了12项专项斗争的重点打击领域，梳理了29项黑恶势力的外在表现，为黑恶势力精准画像，明确了打击目标。针对这些打击目标，对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及早打击，不允许其坐大成势、养痈为患。
在专项斗争中，上海市瞄准社会治理末端的黑恶势力做出打击部署，针对“套路贷”“菜霸”“市霸”“敲墙党”展开精准化打击，推进“平安市场”创建、平安建设实事项目和综治重点工作，实现了打准打实打小打早的目标要求。
雷霆万钧的“大扫除”，取得了初步成效。截至2019年1月，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9270起，缴获各种枪支851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621亿元，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
为“扫黑除恶”注入更多法治基因
“扫黑除恶”的实质，是一场法治与罪恶的生死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的部署，专项斗争按照治标、治根、治本3个步骤展开。在一大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已被打掉的基础上，2019年专项斗争迎来“船到中流浪更急”的深水区、攻坚期，这一年将重点对已侦破的案件循线深挖、逐一见底。
有数据显示，仅2018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17000余件57000余人，提起公诉6300余件32000余人，逮捕黑恶势力保护伞200余人，起诉黑恶势力保护伞150余人。
随着“海量”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深挖处置的过程，同样需要秉持法治精神，避免运动式、扩大化、畸轻畸重。
在专项斗争中，比较容易引发争议的，是“黑”与“恶”的认定问题。由于制度规范的缺乏，一度出现过不少认识偏差。
广受质疑的事例便有，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落款为“广场街道福利社区宣”的扫黑除恶宣传展板，黑恶势力第6类竟然是“失独家庭”。苏州“相城区渭塘镇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办公室”制作的宣传册，在自问自答“中国十大黑心企业有哪些”中，把医生列为“首黑第一”。
2019年4月9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并实施了《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准确认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坚决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为精确瞄准扫除目标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法律对于“黑”，有比较明确的认定。根据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解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具有“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等特征。
四部门联合印发的《意见》，不仅明确界定了“恶势力”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概念，更给出了具体标准。如“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2年之内，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且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2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这样的精准化界定，有利于办案机关在具体实践中“按圖索骥”，准确把握打击尺度。
针对案件的审判，这次专项斗争着力破除“运动式”“严打式”误区。运动式、严打式的治理方式，片面追求短期效应、只图群众一时拍手称快，随意性严重、违背法治精神、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助长了黑恶势力对治理行动的适应性。
此次行动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通知》要求，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伞”要依法从严惩处，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其他参加人员要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等。
这些精神，在前述《意见》，以及同时出台的《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中，都有集中体现。
以法治为准绳，织密法律利器，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这样才能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当然，在依法深挖处置案件的基础上，最根本的还是要依法构建长效机制，用制度填补真空。
既剿除“癌细胞”，又重建“免疫系统”，让被黑恶势力侵蚀的地区、破坏的行业恢复健康，用合法干净的政商关系，抵御黑恶势力卷土重来、抵御“保护伞”重新撑开，这场与黑恶势力的专项斗争才会宣告成功，才能真正实现天下无“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