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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共有四个母亲:生母、养母、继母和岳母。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养母,我最想写的也是她,她的一言一行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的生活里,直到今天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依然光鲜。
我埋怨过她太严厉,后来却发现一味地纵容更容易让孩子堕落。我埋怨过她让我干了太多的活儿,但发现自己比同龄人更独立。我埋怨过她没有爱我,但现在觉得世上没有人比她更爱我。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因为她的爱太特别,我无法去形容。等到了理解她的那一天,昔人已乘黄鹤去,太多世态炎凉让我数次重新认识周遭世界和自己。
我感激她抚养了我14年,那是人生最初,也是最重要的14年。一个人品质的基础架构和对是非的判断,乃至一切,也基本上从那个时期开始成型。
她曾无限风光的岁月
母亲念过私塾,有点儿文化。在我小时候,她经常会给我说些历史故事,司马光、孔融、岳飞……这些人的故事至今在我的脑海里还是活灵活现的。她不仅说历史名人的故事,也说自己的故事。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风光无限的女人。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国民党的将级军官,深得阎锡山信任。
母亲虽然是姨太太,但前夫却对她宠爱无比,从山西到北京,去哪儿都会把她带上。那个年代,人们连火车都很少坐,她却坐过飞机。在当地一提起她,没有人不知道。不管是在山西运城这个小小的县城里,还是在她的老家,母亲的名气都大得很,她像个明星一样被人关注,用“光芒四射”来形容年轻时的她丝毫不过分。母亲常常跟我讲起她年轻时候的故事,那些风光即便不在了,但从她一脸的神采还是可以遥想当年的美好光景。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被政治绷紧的弦,指不定哪天就会断掉。当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母亲的风光日子也跟着结束了。阎锡山要带上她的前夫一起去台湾。当前夫跟她说一起去台湾时,母亲坚决不同意。虽然她不知道台湾在哪里,但她知道那是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而她的母亲、她的家、她的根都在这边。离开?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母亲一扭头说:“你去台湾吧,我留在这里。”前夫见劝不动她,也横下心说:“我也不走了,留下来,我们一起好好生活。”两个人就都留下来了,但“好好生活”却永远成为一个向往的愿景。她的前夫因为留下来,被作为“战犯”抓起来了,判了20年。被关进去的时候,母亲呆坐在家里哭了很多天,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要是她肯去台湾,那么前夫也不会留在这里,更不会被关进监狱。
过了很久,在别人的介绍下,母亲认识了父亲。两个人的结合属于偶然,但要是没有这种巧合,我也不会被他们收养。能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我也不好说。
她总和别人的母亲不一样
我叫她“妈妈”,但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出生在呼和浩特远郊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生父当点小官,任生产队的小队长。那时候用现金代公粮,生父作为小队长得带头交,可是又没钱。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把办法落在卖孩子上。我是5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狠狠心,就把我卖了,价钱是50元人民币。那时候的50元不得了,一元钱相当于一块现大洋。城市每人每月有5 块钱生活费就够了,农村则只需3块钱。
就这样,毫无血缘关系的我们成了至亲。
母亲不能生育,她一直都想有个孩子。我被抱回家后,父母都欣喜若狂。按理说,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备受溺爱。可自打我记事起,就没有尝过被宠的滋味。相反,母亲对我严厉得近乎苛刻。
那时总体生活水平都不高,天天吃馒头还是件奢侈的事情,一般家庭都是粗粮细粮混着吃。我去别人家玩,看见别人家的父母都是自己吃粗粮,把细粮留给孩子吃。而我们家却不是这样。每日三餐,两顿窝头,一顿馒头。父母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很不解,委屈地说:“我刚去隔壁玩,他妈妈只吃窝头,不吃馒头呢。”母亲瞪了我一眼:“馒头要吃,窝头也要吃,家里一人一份的,该你吃的,不少你一勺,也不多你一碗。”再跟她说下去,她也不会多给我馒头吃,我只好低着头喝汤。唉,我心里暗自叹气:怎么摊上了这么个妈妈,一点都不宠孩子。
她跟别人的母亲不一样的地方还多得很,在别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到了她眼里却是丝毫不能通融。她要是规定了我出去玩半个小时,我也同意了,那就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回家。她比秒表还能掐时间。即使晚回去了一两分钟,那也要挨打。
她打我前,还会问:该不该受罚?我说:该!马上就劈头盖脸一顿打。挨打时,我心里恨透了这个女人:一点温情都没有,这么小的事情也这么苛刻、计较!她打我,我就大声叫,邻居们都会好奇地过来瞧。后来,她就不打我了,改饿我。我正当长身体的年龄,每天饭量大得惊人,挨饿比挨打还要难受,饿得我头发晕,当时,只恨自己没有力气去杀了她。
惩罚归惩罚,等罚完了,该对我好的地方,她也不比别人家的差。其实我穿的吃的一点也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我那时对她的“意见”,总认为她无情冷漠。
她这种冷酷的爱,很多年以后我才领悟。也许这就是她独特的表达方式——大爱若恨。古语所谓“慈母多败儿”,她不是不爱,而是期望我成为一个有原则、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所以不愿意溺爱。
她听从了孩子的建议
母亲是个极有原则的人。不对的地方,她会惩罚我;做得对的时候,奖励也丝毫不落下,譬如上学时考了高分,拿了奖状,她就会特别高兴;甚至我年少时说的一些话,她都会认真地听取。而且不仅仅是对我,别人的建议只要是对的,她也都会虚心接受。
当年母亲离开山西时,家里还有一堆金银细软和古玩字画。她怕这些东西招灾惹祸,而且也不方便带走,就寄存在了当地几个比较放心的朋友家。等家里生活稳定下来了,她就开始挂念着那些财物,于是挑了个日子带上我一起去山西准备要回来。
来到山西,我们连跑了三家,却没有一家愿意把东西还给母亲。我们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告知东西不小心弄丢了,还有家干脆说东西上交给政府了。
母亲气得抹眼泪,直骂“狼心狗肺”。我也很难过,对母亲说:“妈妈,这些寄放在别人家的金银细软咱们就别要了。反正都是一个结果,要不回来。如果咱们进去不是问他们要东西,只是跟他们谈些以前的事情,叙叙感情。万一谈到了那些金银财宝,就说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要送给他们的。这样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被人家赶出来,肯定还跟以前一样对我们客客气气的。”
良久,母亲轻轻叹了一口气:“是,根根,你说得对,本来我们都是很好的关系,现在却因为钱翻了脸。如果这次我大老远跑来,不跟他们要钱,肯定还被当成贵宾看待。”那次山西之行虽然没有要回一样东西,但我却认识到了不一样的母亲。以前单纯地以为我在她眼里只是个孩子,但经过那次事情之后,我才知道,孩子说的话也可以同大人说的话一样有分量。尽管,那时我才五六岁。
摘自《献给母亲的礼物》 人民出版社
我埋怨过她太严厉,后来却发现一味地纵容更容易让孩子堕落。我埋怨过她让我干了太多的活儿,但发现自己比同龄人更独立。我埋怨过她没有爱我,但现在觉得世上没有人比她更爱我。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因为她的爱太特别,我无法去形容。等到了理解她的那一天,昔人已乘黄鹤去,太多世态炎凉让我数次重新认识周遭世界和自己。
我感激她抚养了我14年,那是人生最初,也是最重要的14年。一个人品质的基础架构和对是非的判断,乃至一切,也基本上从那个时期开始成型。
她曾无限风光的岁月
母亲念过私塾,有点儿文化。在我小时候,她经常会给我说些历史故事,司马光、孔融、岳飞……这些人的故事至今在我的脑海里还是活灵活现的。她不仅说历史名人的故事,也说自己的故事。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风光无限的女人。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国民党的将级军官,深得阎锡山信任。
母亲虽然是姨太太,但前夫却对她宠爱无比,从山西到北京,去哪儿都会把她带上。那个年代,人们连火车都很少坐,她却坐过飞机。在当地一提起她,没有人不知道。不管是在山西运城这个小小的县城里,还是在她的老家,母亲的名气都大得很,她像个明星一样被人关注,用“光芒四射”来形容年轻时的她丝毫不过分。母亲常常跟我讲起她年轻时候的故事,那些风光即便不在了,但从她一脸的神采还是可以遥想当年的美好光景。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被政治绷紧的弦,指不定哪天就会断掉。当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母亲的风光日子也跟着结束了。阎锡山要带上她的前夫一起去台湾。当前夫跟她说一起去台湾时,母亲坚决不同意。虽然她不知道台湾在哪里,但她知道那是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而她的母亲、她的家、她的根都在这边。离开?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母亲一扭头说:“你去台湾吧,我留在这里。”前夫见劝不动她,也横下心说:“我也不走了,留下来,我们一起好好生活。”两个人就都留下来了,但“好好生活”却永远成为一个向往的愿景。她的前夫因为留下来,被作为“战犯”抓起来了,判了20年。被关进去的时候,母亲呆坐在家里哭了很多天,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要是她肯去台湾,那么前夫也不会留在这里,更不会被关进监狱。
过了很久,在别人的介绍下,母亲认识了父亲。两个人的结合属于偶然,但要是没有这种巧合,我也不会被他们收养。能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我也不好说。
她总和别人的母亲不一样
我叫她“妈妈”,但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出生在呼和浩特远郊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生父当点小官,任生产队的小队长。那时候用现金代公粮,生父作为小队长得带头交,可是又没钱。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把办法落在卖孩子上。我是5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狠狠心,就把我卖了,价钱是50元人民币。那时候的50元不得了,一元钱相当于一块现大洋。城市每人每月有5 块钱生活费就够了,农村则只需3块钱。
就这样,毫无血缘关系的我们成了至亲。
母亲不能生育,她一直都想有个孩子。我被抱回家后,父母都欣喜若狂。按理说,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备受溺爱。可自打我记事起,就没有尝过被宠的滋味。相反,母亲对我严厉得近乎苛刻。
那时总体生活水平都不高,天天吃馒头还是件奢侈的事情,一般家庭都是粗粮细粮混着吃。我去别人家玩,看见别人家的父母都是自己吃粗粮,把细粮留给孩子吃。而我们家却不是这样。每日三餐,两顿窝头,一顿馒头。父母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很不解,委屈地说:“我刚去隔壁玩,他妈妈只吃窝头,不吃馒头呢。”母亲瞪了我一眼:“馒头要吃,窝头也要吃,家里一人一份的,该你吃的,不少你一勺,也不多你一碗。”再跟她说下去,她也不会多给我馒头吃,我只好低着头喝汤。唉,我心里暗自叹气:怎么摊上了这么个妈妈,一点都不宠孩子。
她跟别人的母亲不一样的地方还多得很,在别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到了她眼里却是丝毫不能通融。她要是规定了我出去玩半个小时,我也同意了,那就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回家。她比秒表还能掐时间。即使晚回去了一两分钟,那也要挨打。
她打我前,还会问:该不该受罚?我说:该!马上就劈头盖脸一顿打。挨打时,我心里恨透了这个女人:一点温情都没有,这么小的事情也这么苛刻、计较!她打我,我就大声叫,邻居们都会好奇地过来瞧。后来,她就不打我了,改饿我。我正当长身体的年龄,每天饭量大得惊人,挨饿比挨打还要难受,饿得我头发晕,当时,只恨自己没有力气去杀了她。
惩罚归惩罚,等罚完了,该对我好的地方,她也不比别人家的差。其实我穿的吃的一点也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我那时对她的“意见”,总认为她无情冷漠。
她这种冷酷的爱,很多年以后我才领悟。也许这就是她独特的表达方式——大爱若恨。古语所谓“慈母多败儿”,她不是不爱,而是期望我成为一个有原则、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所以不愿意溺爱。
她听从了孩子的建议
母亲是个极有原则的人。不对的地方,她会惩罚我;做得对的时候,奖励也丝毫不落下,譬如上学时考了高分,拿了奖状,她就会特别高兴;甚至我年少时说的一些话,她都会认真地听取。而且不仅仅是对我,别人的建议只要是对的,她也都会虚心接受。
当年母亲离开山西时,家里还有一堆金银细软和古玩字画。她怕这些东西招灾惹祸,而且也不方便带走,就寄存在了当地几个比较放心的朋友家。等家里生活稳定下来了,她就开始挂念着那些财物,于是挑了个日子带上我一起去山西准备要回来。
来到山西,我们连跑了三家,却没有一家愿意把东西还给母亲。我们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告知东西不小心弄丢了,还有家干脆说东西上交给政府了。
母亲气得抹眼泪,直骂“狼心狗肺”。我也很难过,对母亲说:“妈妈,这些寄放在别人家的金银细软咱们就别要了。反正都是一个结果,要不回来。如果咱们进去不是问他们要东西,只是跟他们谈些以前的事情,叙叙感情。万一谈到了那些金银财宝,就说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要送给他们的。这样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被人家赶出来,肯定还跟以前一样对我们客客气气的。”
良久,母亲轻轻叹了一口气:“是,根根,你说得对,本来我们都是很好的关系,现在却因为钱翻了脸。如果这次我大老远跑来,不跟他们要钱,肯定还被当成贵宾看待。”那次山西之行虽然没有要回一样东西,但我却认识到了不一样的母亲。以前单纯地以为我在她眼里只是个孩子,但经过那次事情之后,我才知道,孩子说的话也可以同大人说的话一样有分量。尽管,那时我才五六岁。
摘自《献给母亲的礼物》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