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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诗人汪国真去世，精英和大众对他的评价迥然不同。诗人在两者之间的尴尬地位，所折射的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未被满足的渴求。“80后”诗人阿斐提供了他鲜活而私人的阅读和写作经验，且提醒：“汪国真走了，诗歌还在走着;人情味走了，诗歌也就没了。”
汪国真先生不幸去世，对他的亲人和朋友来说，该是何等悲伤的事。我不能矫情地说自己很悲伤，但惋惜是肯定的。在土地和食物争相变质的年月，癌症打破了多少人卑微的长寿梦。回想起来，我与汪国真先生有过两次交集。一次是1994年，我刚上高中，不小心买了他一本诗集《年轻的风》;一次大概是2005年，我在报社做记者，对他做了次长约两小时的电话采访。
我为什么不讨厌汪诗
《年轻的风》是一本很薄的小书，像那时我的身体和视野一样。那时书店里卖的都是教辅书，诗集类几乎看不到，至少没有进入我的视线。这本小书摆在折扣区，便宜且轻盈，容易携带。我认为里面的诗写得很好，因为比我写得好。我拿过里面的句子向身边的同学吹嘘，就是后来被套上光环的那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当年我刚从美丽的小山村转战到美丽的小县城，感觉自己一下子被打开了，脑门上方一道灵光钻进我里面。曾经因为懒惰爱写一些短短分行文字的我，开始在课余的草稿纸上有意识地写小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买诗集的缘由。我发现，尽管自己会拿汪诗跟人炫耀，但似乎对我影响不大，我的小诗仿佛很湿润，他的诗读起来有点干燥，我不清楚这里面的差异是怎么造成的，总之后来我谈恋爱时，也放弃了引用汪诗的企图，而是把一张写有普希金诗句的纸条扔给了对方。她看完很不高兴，因为里面的诗句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曾有朋友跟我辩论，说你们这些写诗的很虚伪，自己受过对方的影响，却不认对方为启蒙老师。他指的是汪国真先生。我说，很多写诗的很虚伪没错，但这是因为人很虚伪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写诗的”。凭借我有限的判断力，我也相信很多诗人以及一些文人学者是有问题的，体现在众口一词地讨厌汪诗上。其实不只是汪诗，几乎所有与流行有关的东西或许都被讨厌着。讨厌它们的人中间，有一些讲不出什么理由，似乎是身体不适式的排斥;有一些讲得出理由，可能理由也很充分，甚至高大上;有一些是因为看了别人讲出的理由，所以也就相信自己讨厌它们是对的;当然还有一些纯粹是起哄，那么多人在讨厌，自己讨厌总是没错的。我是其中一员吗？我是其中一员。我讨厌汪诗吗？我不讨厌。但我至少有过几次说讨厌汪诗的经历，我认为这样可以少费一些口舌。所以跟我辩论的朋友说得并不错，我这个写诗的很虚伪。
我为什么不讨厌汪诗？因为我讲不出讨厌的理由。准确来说，我讲不出说服自己必须讨厌的理由。我是从饥渴里走出来的一个“80后”，有十来年时间，任何一片带文字的纸，都对我有着无限大的吸引力，当时的喜悦还在脑袋里，不能也似乎不应该被后面变阔气的我全部抹掉。读到汪诗时的喜悦也一样，何况它还让我赢得了同学的赞赏。我现在知道汪诗的流行与祖国的贫瘠有所关联，甚至加重了这种贫瘠，但汪诗不过也是一头恰好被拿去献祭的羔羊。而我们中间又有多少人不是在为贫瘠推波助澜？看看摆在书店架子上的大部分书就可以知道。至于我的同道诗人们，键盘敲出的诗歌有几首将来不会住进垃圾桶？反观己身，或许比射杀目标明显的猎物更为重要。
汪国真先生的诗—如果不纠结于什么是诗的话—于我的启蒙价值，我认为接近于零。关于这一点，与我辩论的朋友被我坚决反驳。那是因为，我自认为的诗歌启蒙不是源自文字，而是那些严肃环抱我的群山，群山上的天空，群山外的幻想。诗在我闭塞的身体里一点一滴地发酵，从日夜不闭户的小小的心里涌出来，遇到文字而凝结成形。等到时机一到，你瞧，一个诗人就诞生了。所以，诗人是天生的，无论好坏。
汪国真的寂寞
高中毕业，我又从美丽的小县城转战巨大的北京城，《年轻的风》早就不知去向，如同我草稿纸上的诗歌趣味。轰然打开的阅读视野，让我的身与心都一浪一浪地更新换代。我还很意外和兴奋地钻进了原本摸不着边的诗坛。我整天咧着大嘴，抑制超高速心跳，坐坛观天，夺冕封王，乐不可支。直到毕业，工作数年以后，依然如此。大约2005年，因为一个泛文化选题，我需要采访汪国真先生。第二次交集开始。清楚记得那次电话采访的场景，我坐在出租屋里，翘着二郎腿，一手抱着电话，一手抱着笔，跟《年轻的风》的作者、我曾拿来吹嘘的诗句的生产方，礼貌地交谈。我承认那时的我十分轻佻，轻佻到我的礼貌都有点职业化。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我想了想，大致等同于一个自我膨胀的大师，礼贤下士地与他人交流思想。如果你问我，现在的我是不是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我会回答：是的。
那年汪国真先生的句子还没有被国家领导人引用，所以在我印象里，他就像一个忽然隐身不见的人物，意外被我手头一个选题提拉出来。选题并不需要长时间的采访，汪国真先生却跟我讲了接近两小时。对当时的我而言，我把耐心调到了最大剂量。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已经把我这个媒体记者，当成了倾诉的对象。他提及当年诗集受大众的追捧，语气自信且自豪;他提到了别人攻击他的诗，他是清醒的;他也提到了大众依然喜欢他的诗，因为盗版书摊上仍有他的诗集;他还提到他在做音乐，以及书画。他与我的倾诉式交流，让我确信了他的一丝落寞，或许还很重。
我也确信了“大众”这个东西的不靠谱，尤其是坐在市场这个轿子里的大众，不靠谱之极。尤其是，当大众尚处于青春发育期，你的作品与之发生关系，看似很快乐，但快乐难以持久，你将迅速面对大众的薄情，一如许多当年汪诗的拥趸，今天变成汪诗的嘲弄者，尽管他们嘲弄的其实是当年的自己。大众明星的落寞在所难免，尤其是流连于大众眼球的明星们。我不知道汪国真先生是否流连于大众的追捧，但我相信他还算是幸运的，在人间落幕的最后时刻，依然引爆了大众的朋友圈。刷屏，可能是他最后的写诗动作，大众也从无所谓的看客，变成了他的笔。
当然有例外，或许这样的例外不在少数。就在这篇文章开写前，一个朋友短信我说，“汪国真走了，诗歌走向何方”，他还谈到汪诗对他年轻时的励志价值。听说我应约写关于汪的文章，他提醒我“下手不要太重”。这是汪国真先生的铁粉无疑，青春记忆烙在心里，他没有选择抹杀与背叛。无论他人怎样看待这样一种“怀春”动作，于我而言，我赞赏这个动作背后的善良和义气，比冷冰冰的、略带不屑的盖棺论定多了一分人情味。汪国真走了，诗歌还在走着;人情味走了，诗歌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