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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随比利时电视台在中国拍片往事》中我写到，在中国举办奥运的前一年即2007年，欧洲媒体扎堆关注中国，我受比利时电视二台之邀参加十集纪录片《聚焦中国》的拍摄工作。我除了做节目主持人以外，还要陪同比利时十个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访问中国，并协助他们与中国同行交流思想和磋商技艺。
在近三个月的拍摄过程中，我就跟护航唐僧去西天取经似的，历经千难万险，甜酸苦辣，啥激流都淌了，啥滋味都尝了。
我们摄制组由中比两方工作人员组成。到农村拍片时，好多村民看着比方人员一脸不解地问：你们是一家子？怎么长得这么像？后来比方人员一听村民问这个问题，就互相指着鼻子，笑得前仰后合。
恍如仙境的乌镇小巷，留下心如刀绞的往事回忆。
由于文化差异，摄制组的比方成员常与中方嘉宾及其陪同人员意见不合，有时甚至争执不下，不但搞得大家心情不愉快，更重要的是影响拍摄进程。我作为比方聘请的荷籍华人，夹在中方和比方之间，干着急。我虽能理解双方的观点，可我只不过是节目主持人，不能越俎代庖，干涉拍摄内容。因此，即便我想帮助双方沟通思想，解决分歧，也常无能为力。好在我这人擅长嬉皮笑脸，双方一僵持不下，我就见缝插针地插科打诨，尽量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管他谁对谁错呢，能保证拍摄顺利进行不就得了？
其实，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可认死理了，不是和稀泥的善茬。但在文化差异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是来拍片子的，不是来较真的。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孰是孰非，连著作等身的专家学者都说不出来个所以然，何况我这个门外妞？不和稀泥，还每拍一段就召开一席国际研讨会不成？
话是这么说，我心中的无奈并不因此而停止困扰我。尤其在那三个月拍摄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使我至今回忆起来心如刀绞，但又难以启齿。十年来，我挣扎了好几个回合，想把这件事写下来，兴许不仅能解脱自己，也能慰籍当事人之一，可我就是鼓不起勇气来，直到最近的某一天早上。
那天早上，我的一位邻居来访，他是法律学家兼教育家。我们就我的新书书稿聊了好几个时辰。此书讲的是荷兰的民族性。他对我说，露露呀，你的书稿很有意思，可你能不能多些觀察，少些评论？我说，哀家吃豹子胆了，岂敢妄加评论？ 他说，你带着有色眼镜观察我们国家，那不是评论是啥？
我听后思绪万千。每个国家都对外国人的看法很敏感。我作为侨居荷兰的外国人，不管说啥都容易触动荷兰本土人的神经。这又让我想起十年前在中国拍记录片时的那件事。文化鸿沟何时了？所以我一咬牙，决心再心如刀绞难以启齿，也把那件事写下来。因为这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明确地意识到，只有正视文化鸿沟，才能知道从哪儿下铲子去填平它，哪怕是愚公移山也值得一试;如果我痛苦的回忆是一块化脓的伤疤的话，那么，只有把它切开，心中的伤痛才能开始痊愈。
事情是这样的。2007年夏，我们摄制组请了比利时的一位时装设计师来参加制作有关中国时装的专辑。这是一位40来岁苗条优雅的女士，她设计的时装不但在比利时，也在世界许多地方享有盛誉。我们拍摄的中间站是乌镇，大致安排是：这位设计师在当地人士的陪同下参观手工制造蚕丝的全过程，并使用在那里制作的丝绸设计一件新颖的婚裙，然后中方制片带着纸样赶到上海，让那里的一流裁缝连夜赶制婚裙。做好后请一位中国模特穿着婚裙在乌镇诗情画意的小巷里走猫步。届时将是多么浪漫的一幕呀！
我们想得倒挺好，可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咋滴了？设计师看了春蚕抽丝以后，激动万分，尤其对一层层的原色生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觉得此物极为纯洁柔美，故决定用它，而不是原先打算的成品丝绸来做婚裙。
可中国工人不干了。他们说，从古至今，这种原色生丝是用来缠裹亡人入殓的，怎能用来祝福洞房花烛的新娘？那位设计师说，你们的传统我理解和尊重，可你们能否也理解和尊重我作为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工人告诉她，这个传统有数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老祖宗立下的规矩上天有灵呀，怎能因为自由就违背天意？
双方各说各理，争执不下。中国工人们急得团团转，不得不说出了他们的担心，用裹尸的层层生丝做婚裙不吉利。但设计师仍然坚定不移地捍卫自由。
工人们进而找到乌镇政府的外事工作人员来进一步沟通，可设计师的理由听起来无懈可击。中国人用生丝裹尸是中国人的自由，外国人用它做婚裙是外国人的自由，大家应该和平共处嘛。外事人员也跟我谈了此事，问我能否做最后的努力，帮一下忙。我试着向导演做解释，可他也得尊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呀！我又试着说服导演考虑到中国的传统。他问我，吉利与否有科学依据吗？言外之意，你们的迷信不能限制我们的自由。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咋办？无语吧。
上海裁缝和她的助手一夜没合眼，婚裙如期做好了。高挑苗条的中国模特穿上它，在乌镇那恍如仙境的小巷里悠悠漫步，这一镜头在比利时电视二台播出时，观众惊呼美奂美轮。我也只能缄口不语。
忘了一个细节：设计师怕上海裁缝抄袭她的婚裙，还亲自把纸样给要了回来，和裙子一起带回比利时。据说那条裙子就摆在她家里。
可没过几年，我从媒体得知，那位设计师突然因某种细菌感染而病故。噩耗一出，所有人都惊讶万分。这位天才美丽的女人才50出头呀，怎会因细菌感染就在几天之内撒手人寰呢？悲痛之余，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心来：难道是因为那条犯了禁忌的婚裙？我急忙拨打国际长途给一个江浙朋友。他虽然现任中学校长，可他家有祖传的丝绸工艺。我问他那个迷信到底咋回事。他说，天上的事，在尘世谁能说得清楚？不过最好别拿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当耳边风。对了，露露，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老不联系我，今天一联系就问我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什么情况？我支吾了半天，最终还是没勇气告诉他原委。
放下电话，我后悔极了。想当初我要是态度坚决点，该多好！我要是一口咬定，那个传统在天有灵，谁拿它不当回事，就后果自负，没准那位设计师就不会这么快香消玉殒了？可再一寻思，我这不是迷信吗？怎能让细菌感染跟原色生丝扯上关系？但按照常理我怎么也解释不通，为啥好端端的一位中年女人在几天内就因细菌感染而撒手人寰？
我又拿起电话，向我在荷兰的一位华人朋友求助。他听后对我说，怪不得你个子小呢，让心眼儿给赘的，没长开。我本应以牙还牙，怼他几句，可奇怪的是，我被他骂了倒感觉轻松多了。欠骂不是？
糟心的是，没过几天，我又开始漫无边际地瞎想了，咋也逃脱不了我给自己设置的逻辑怪圈。那几天里，我只好日以继夜地靠看电视剧来不让大脑工作，叫停胡思乱想。
谁知雪上加霜，电视剧里那复仇和死亡的场面，看得我那叫一身冷汗，立马就把电视关了。我跟祥林嫂似的，三番五次地责怪自己，想当初我在乌镇要是态度坚定一点的话，也许就能救人一命？
大概由于这个原因，我开始接触量子物理，想用科学方法来研究那传统是不是在天有灵。可我至今找不到答案。今天我心里流着血，把这件事写下来。我祈祷上苍，盼望那位天才美丽的比利时设计师在蓬莱仙境遇见立下生丝规矩的中国先人。天堂里没有国界，没有文化鸿沟。他们双方一定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天堂里没有罪与罚，没有生与死，只有和谐和永生。祈祷，这是我为这件伤心往事寻求解脱的惟一方法。当然，还有一招，那就是，坚信我个子小是让心眼儿给赘的，我想得太多了。但愿如此。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
在近三个月的拍摄过程中，我就跟护航唐僧去西天取经似的，历经千难万险，甜酸苦辣，啥激流都淌了，啥滋味都尝了。
一直鼓不起勇气写出来
我们摄制组由中比两方工作人员组成。到农村拍片时，好多村民看着比方人员一脸不解地问：你们是一家子？怎么长得这么像？后来比方人员一听村民问这个问题，就互相指着鼻子，笑得前仰后合。
由于文化差异，摄制组的比方成员常与中方嘉宾及其陪同人员意见不合，有时甚至争执不下，不但搞得大家心情不愉快，更重要的是影响拍摄进程。我作为比方聘请的荷籍华人，夹在中方和比方之间，干着急。我虽能理解双方的观点，可我只不过是节目主持人，不能越俎代庖，干涉拍摄内容。因此，即便我想帮助双方沟通思想，解决分歧，也常无能为力。好在我这人擅长嬉皮笑脸，双方一僵持不下，我就见缝插针地插科打诨，尽量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管他谁对谁错呢，能保证拍摄顺利进行不就得了？
其实，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可认死理了，不是和稀泥的善茬。但在文化差异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是来拍片子的，不是来较真的。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孰是孰非，连著作等身的专家学者都说不出来个所以然，何况我这个门外妞？不和稀泥，还每拍一段就召开一席国际研讨会不成？
话是这么说，我心中的无奈并不因此而停止困扰我。尤其在那三个月拍摄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使我至今回忆起来心如刀绞，但又难以启齿。十年来，我挣扎了好几个回合，想把这件事写下来，兴许不仅能解脱自己，也能慰籍当事人之一，可我就是鼓不起勇气来，直到最近的某一天早上。
那天早上，我的一位邻居来访，他是法律学家兼教育家。我们就我的新书书稿聊了好几个时辰。此书讲的是荷兰的民族性。他对我说，露露呀，你的书稿很有意思，可你能不能多些觀察，少些评论？我说，哀家吃豹子胆了，岂敢妄加评论？ 他说，你带着有色眼镜观察我们国家，那不是评论是啥？
我听后思绪万千。每个国家都对外国人的看法很敏感。我作为侨居荷兰的外国人，不管说啥都容易触动荷兰本土人的神经。这又让我想起十年前在中国拍记录片时的那件事。文化鸿沟何时了？所以我一咬牙，决心再心如刀绞难以启齿，也把那件事写下来。因为这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明确地意识到，只有正视文化鸿沟，才能知道从哪儿下铲子去填平它，哪怕是愚公移山也值得一试;如果我痛苦的回忆是一块化脓的伤疤的话，那么，只有把它切开，心中的伤痛才能开始痊愈。
老祖宗的禁忌和艺术家的自由
事情是这样的。2007年夏，我们摄制组请了比利时的一位时装设计师来参加制作有关中国时装的专辑。这是一位40来岁苗条优雅的女士，她设计的时装不但在比利时，也在世界许多地方享有盛誉。我们拍摄的中间站是乌镇，大致安排是：这位设计师在当地人士的陪同下参观手工制造蚕丝的全过程，并使用在那里制作的丝绸设计一件新颖的婚裙，然后中方制片带着纸样赶到上海，让那里的一流裁缝连夜赶制婚裙。做好后请一位中国模特穿着婚裙在乌镇诗情画意的小巷里走猫步。届时将是多么浪漫的一幕呀！
我们想得倒挺好，可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咋滴了？设计师看了春蚕抽丝以后，激动万分，尤其对一层层的原色生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觉得此物极为纯洁柔美，故决定用它，而不是原先打算的成品丝绸来做婚裙。
可中国工人不干了。他们说，从古至今，这种原色生丝是用来缠裹亡人入殓的，怎能用来祝福洞房花烛的新娘？那位设计师说，你们的传统我理解和尊重，可你们能否也理解和尊重我作为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工人告诉她，这个传统有数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老祖宗立下的规矩上天有灵呀，怎能因为自由就违背天意？
双方各说各理，争执不下。中国工人们急得团团转，不得不说出了他们的担心，用裹尸的层层生丝做婚裙不吉利。但设计师仍然坚定不移地捍卫自由。
工人们进而找到乌镇政府的外事工作人员来进一步沟通，可设计师的理由听起来无懈可击。中国人用生丝裹尸是中国人的自由，外国人用它做婚裙是外国人的自由，大家应该和平共处嘛。外事人员也跟我谈了此事，问我能否做最后的努力，帮一下忙。我试着向导演做解释，可他也得尊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呀！我又试着说服导演考虑到中国的传统。他问我，吉利与否有科学依据吗？言外之意，你们的迷信不能限制我们的自由。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咋办？无语吧。
上海裁缝和她的助手一夜没合眼，婚裙如期做好了。高挑苗条的中国模特穿上它，在乌镇那恍如仙境的小巷里悠悠漫步，这一镜头在比利时电视二台播出时，观众惊呼美奂美轮。我也只能缄口不语。
忘了一个细节：设计师怕上海裁缝抄袭她的婚裙，还亲自把纸样给要了回来，和裙子一起带回比利时。据说那条裙子就摆在她家里。
那个传统真是在天有灵？
可没过几年，我从媒体得知，那位设计师突然因某种细菌感染而病故。噩耗一出，所有人都惊讶万分。这位天才美丽的女人才50出头呀，怎会因细菌感染就在几天之内撒手人寰呢？悲痛之余，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心来：难道是因为那条犯了禁忌的婚裙？我急忙拨打国际长途给一个江浙朋友。他虽然现任中学校长，可他家有祖传的丝绸工艺。我问他那个迷信到底咋回事。他说，天上的事，在尘世谁能说得清楚？不过最好别拿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当耳边风。对了，露露，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老不联系我，今天一联系就问我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什么情况？我支吾了半天，最终还是没勇气告诉他原委。
放下电话，我后悔极了。想当初我要是态度坚决点，该多好！我要是一口咬定，那个传统在天有灵，谁拿它不当回事，就后果自负，没准那位设计师就不会这么快香消玉殒了？可再一寻思，我这不是迷信吗？怎能让细菌感染跟原色生丝扯上关系？但按照常理我怎么也解释不通，为啥好端端的一位中年女人在几天内就因细菌感染而撒手人寰？
我又拿起电话，向我在荷兰的一位华人朋友求助。他听后对我说，怪不得你个子小呢，让心眼儿给赘的，没长开。我本应以牙还牙，怼他几句，可奇怪的是，我被他骂了倒感觉轻松多了。欠骂不是？
糟心的是，没过几天，我又开始漫无边际地瞎想了，咋也逃脱不了我给自己设置的逻辑怪圈。那几天里，我只好日以继夜地靠看电视剧来不让大脑工作，叫停胡思乱想。
祈祷成了寻求解脱的惟一方法
谁知雪上加霜，电视剧里那复仇和死亡的场面，看得我那叫一身冷汗，立马就把电视关了。我跟祥林嫂似的，三番五次地责怪自己，想当初我在乌镇要是态度坚定一点的话，也许就能救人一命？
大概由于这个原因，我开始接触量子物理，想用科学方法来研究那传统是不是在天有灵。可我至今找不到答案。今天我心里流着血，把这件事写下来。我祈祷上苍，盼望那位天才美丽的比利时设计师在蓬莱仙境遇见立下生丝规矩的中国先人。天堂里没有国界，没有文化鸿沟。他们双方一定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天堂里没有罪与罚，没有生与死，只有和谐和永生。祈祷，这是我为这件伤心往事寻求解脱的惟一方法。当然，还有一招，那就是，坚信我个子小是让心眼儿给赘的，我想得太多了。但愿如此。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