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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谍战剧《风筝》的热播，引起了人们对特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广泛关注。这些中共隐蔽战线的英雄知名度并不算高，但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郝克勇：唯一受毛泽东直接领导的特工
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父亲郝鹏程是西北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在杨虎城麾下任特种兵营长。
1938年初，郝克勇加入中國共产党。5月，杨虎城所部、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在陕西三原成立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党组织考虑到郝克勇与杨虎城和赵寿山的特殊关系，派他到教导大队任政治教官。
1941年秋天，赵寿山与共产党密往之事被蒋介石嗅出点气味后，即派其嫡系汤恩伯的6个军，将三十八军控制起来。为了使三十八军摆脱日益恶化的处境，1942年7月，毛泽东亲自给赵寿山发电报，点名要郝克勇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
郝克勇抵达延安后，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接见。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工委作了全面的肯定和指示。在最后一次交谈中，毛泽东突然问起郝克勇舅家的情况：“你舅舅家姓啥子？”“姓范”。郝克勇答道。毛泽东接着问：“是范仲淹的‘范’，还是樊梨花的‘樊’？”“是范仲淹的范。”
毛泽东说：“好，那就把你的名字改成范明吧！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到延安，都应该改名换姓。”接着，毛泽东十分严肃地告诉郝克勇，在此之前，你受周恩来、李维汉同志的领导，从今以后改由我直接领导，且只与我单线联系。郝克勇因而成为唯一一位受毛泽东直接领导、且只与毛泽东保持单线联系的中共高级特工。
1943年春，郝克勇返回了三十八军，担任工委书记。在郝克勇的努力下，工委在国民党三十八军共举办了5期教导队，培养了约2000名干部，其中发展党员500余人。三十八军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
1944年初，蒋介石将赵寿山调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任命反共干将张耀明为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一到任就向第17师开刀，危急关头，郝克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第17师地下党员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起义。7月17日，第17师在河南省洛宁县起义。这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国民党正规军的首次整编制起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政治影响。1946年，国民党三十八军第55师在河南巩县起义，随后与起义的17师组建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加入晋冀鲁豫野战军行列，归属陈赓兵团。
此后，郝克勇被调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继续开展策动敌军士兵起义等革命活动。1945年9月，中共西北局派郝克勇负责进行西北5省以及河南和川北白区地下党的布点。郝克勇派遣百余人，建立108个武装据点。胡宗南的随身副官张德厂，就是郝克勇安插的关键性人物。1946年7月，郝克勇成功策动了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起义。
杨登瀛：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
杨登瀛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被称为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
在“五卅”风暴中，杨登瀛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不久，杨剑虹担任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小头目，并邀请杨登瀛加入。
一方面是同乡朋友的面子不好驳，另一方面是他对国民党的黑暗深感失望。这时，他身边的另一位朋友帮了他大忙。这位朋友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建国后曾任司法部副部长）。
杨登瀛把自己的纠结告诉了陈养山，他想为共产党做事，陈养山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
周恩来接到陈养山的报告后，觉得这是在国民党内部建立内线的极好机会，便命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找杨登瀛谈话，让杨登瀛到国民党特工内部潜伏下来，伺机为共产党获取情报，营救被捕同志。
1931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其上海闸北的寓所被捕。他被关在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房里，虽然一开始身份并未暴露，但他被捕时，巡捕房在他的住所还搜走了一大箱机密文件。为防万一，周恩来指示陈赓布置杨登瀛尽快营救。而获悉此案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对被搜来的文件颇感兴趣，并向巡捕房提出由他们派员去清理搜来的文件。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答复说：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只准杨登瀛一人插手此案。
于是，杨登瀛即介绍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的身份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当时28岁，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地下工作，他晚上将一些真实文件带回“杨登瀛办事处”研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过了一周，杨登瀛告诉兰普逊：“搜出来的那一箱材料全是学术材料，没有什么价值，被捕的那个充其量是个‘激进的学者’罢了。”最后租界对关向应从宽判刑，押了几个月即予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杨登瀛留在了大陆，但日子过得相当清苦，甚至有几次被抓捕和批斗的经历。幸好有了解他当年为中央特科做出贡献的周恩来、陈赓、陈养山等人保护和接济，才使他生活得以维持。1969年12月，杨登瀛因病去世。
田云樵：上海隐蔽战线的“策反专家”
田云樵是1931年11月入党的，入党不久，在山东济南做政治交通员，后被调往中共中央上海局从事特工工作。
不久，田云樵从助手张朝素的胞兄张朝杰那里得知重要情报：周佛海之子周幼海希望通过张朝杰寻找中共党组织。尽管周佛海堕落为汉奸，但是他的儿子周幼海却与父亲背道而驰。
1946年6月底，周幼海由田云樵安排来到淮阴，找到了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并于1946年8月2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周幼海在田云樵的领导下工作。周幼海后参与了策反浙东税警大队长、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重要头目等行动。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就在这时候，田云樵接到紧急任务，策反守备上海的国民党第51军。
第51军军长是王秉钺，田云樵过去曾试图策反过他，但是没有成功。眼下第51军已经处于包围之中，田云樵认为策反有十足的把握。 5月25日上午10时，田云樵派出国民党军队的投诚人员、王秉钺的老朋友王中民（原国民党少将）作为谈判使者。田云樵告诉王中民、他守在解放军第81师师部的电话旁，如果在谈判中出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
出乎意料，在第51军军部王中民见到的不是王秉钺，却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后来才知道，第51军军长王秉钺在此前的战斗中被俘，汤恩伯让刘昌义兼任第51军军长。
王中民向刘昌义说明来意，说是共产党派他来商议起义之事。刘昌义问，谁相信你能够代表共产党？王中民说，可以跟共产党代表直接通话。于是，王中民让刘昌义接通了田云樵的电话。田云樵在电话中向刘昌义陈明利害，讲明政策，欢迎刘昌义过来谈判。
在田云樵的陪同下，刘昌义见到了解放军第27军军长聂凤智。5月26日中午，刘昌义率第51军沿苏州河向北撤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使上海市中心避免了一场血战。
李时雨：隐藏在汪伪政权核心的地下党员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大法学院毕業后，受党的指派潜入敌上层要害部门。
“立法院院长”陈公博，是汪伪政府第二号人物，李时雨就在他身边工作。陈公博对他很赏识，进而倚为亲信。
1941年4月，陈公博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伪保安司令，其“亲信”李时雨则被委以“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的职务。
这期间，日伪开始对新四军进行“清剿”。汪伪政府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陈公博除担任该委员会副委员长外，还任上海分会主任。分会下设四个处，李时雨任第四处处长，专司清乡人员的监管与督察。
正是因为有了李时雨的情报，凡遇日本鬼子和保安队的大规模“扫荡”，新四军都能提前转移；而敌人小规模的骚扰，则因新四军预先设下口袋阵，十有八九遭到惨败。
每逢大败而归，日本人就训斥“保安司令”陈公博无能，陈公博则骂参谋长和团长们是“饭桶”，万没想到泄密的会是自己的“亲信”李时雨。
1945年10月份，戴笠接管上海后，开始大规模“肃奸”（即逮捕汪伪人员），为了打入军统帮助党获取更多的重要情报，李时雨请示上级同意后进入军统，被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李时雨有了军统的职务，既能经常同特务头目接触，又能直接看到军统总部对上海所属各站的指令、通报及通知等机密文件。他及时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写成情报，上报组织。
由于党组织较早地掌握了军统的行动计划和迫害“黑名单”，得以及时通知已被监视、跟踪甚至要被暗杀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和进步名流，使他们尽快摆脱险境。
1946年9月17日，李时雨被捕。在狱中，无论敌人怎样酷刑折磨，他都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机密。
直到1949年2月，李时雨才被释放。其后，他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副总经理的名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同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取道天津来到北平，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本版稿件综合《名人传记》《党史博览》《党史纵览》等）
郝克勇：唯一受毛泽东直接领导的特工
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父亲郝鹏程是西北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在杨虎城麾下任特种兵营长。
1938年初，郝克勇加入中國共产党。5月，杨虎城所部、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在陕西三原成立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党组织考虑到郝克勇与杨虎城和赵寿山的特殊关系，派他到教导大队任政治教官。
1941年秋天，赵寿山与共产党密往之事被蒋介石嗅出点气味后，即派其嫡系汤恩伯的6个军，将三十八军控制起来。为了使三十八军摆脱日益恶化的处境，1942年7月，毛泽东亲自给赵寿山发电报，点名要郝克勇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
郝克勇抵达延安后，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接见。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工委作了全面的肯定和指示。在最后一次交谈中，毛泽东突然问起郝克勇舅家的情况：“你舅舅家姓啥子？”“姓范”。郝克勇答道。毛泽东接着问：“是范仲淹的‘范’，还是樊梨花的‘樊’？”“是范仲淹的范。”
毛泽东说：“好，那就把你的名字改成范明吧！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到延安，都应该改名换姓。”接着，毛泽东十分严肃地告诉郝克勇，在此之前，你受周恩来、李维汉同志的领导，从今以后改由我直接领导，且只与我单线联系。郝克勇因而成为唯一一位受毛泽东直接领导、且只与毛泽东保持单线联系的中共高级特工。
1943年春，郝克勇返回了三十八军，担任工委书记。在郝克勇的努力下，工委在国民党三十八军共举办了5期教导队，培养了约2000名干部，其中发展党员500余人。三十八军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
1944年初，蒋介石将赵寿山调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任命反共干将张耀明为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一到任就向第17师开刀，危急关头，郝克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第17师地下党员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起义。7月17日，第17师在河南省洛宁县起义。这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国民党正规军的首次整编制起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政治影响。1946年，国民党三十八军第55师在河南巩县起义，随后与起义的17师组建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加入晋冀鲁豫野战军行列，归属陈赓兵团。
此后，郝克勇被调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继续开展策动敌军士兵起义等革命活动。1945年9月，中共西北局派郝克勇负责进行西北5省以及河南和川北白区地下党的布点。郝克勇派遣百余人，建立108个武装据点。胡宗南的随身副官张德厂，就是郝克勇安插的关键性人物。1946年7月，郝克勇成功策动了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起义。
杨登瀛：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
杨登瀛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被称为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
在“五卅”风暴中，杨登瀛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不久，杨剑虹担任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小头目，并邀请杨登瀛加入。
一方面是同乡朋友的面子不好驳，另一方面是他对国民党的黑暗深感失望。这时，他身边的另一位朋友帮了他大忙。这位朋友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建国后曾任司法部副部长）。
杨登瀛把自己的纠结告诉了陈养山，他想为共产党做事，陈养山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
周恩来接到陈养山的报告后，觉得这是在国民党内部建立内线的极好机会，便命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找杨登瀛谈话，让杨登瀛到国民党特工内部潜伏下来，伺机为共产党获取情报，营救被捕同志。
1931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其上海闸北的寓所被捕。他被关在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房里，虽然一开始身份并未暴露，但他被捕时，巡捕房在他的住所还搜走了一大箱机密文件。为防万一，周恩来指示陈赓布置杨登瀛尽快营救。而获悉此案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对被搜来的文件颇感兴趣，并向巡捕房提出由他们派员去清理搜来的文件。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答复说：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只准杨登瀛一人插手此案。
于是，杨登瀛即介绍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的身份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当时28岁，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地下工作，他晚上将一些真实文件带回“杨登瀛办事处”研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过了一周，杨登瀛告诉兰普逊：“搜出来的那一箱材料全是学术材料，没有什么价值，被捕的那个充其量是个‘激进的学者’罢了。”最后租界对关向应从宽判刑，押了几个月即予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杨登瀛留在了大陆，但日子过得相当清苦，甚至有几次被抓捕和批斗的经历。幸好有了解他当年为中央特科做出贡献的周恩来、陈赓、陈养山等人保护和接济，才使他生活得以维持。1969年12月，杨登瀛因病去世。
田云樵：上海隐蔽战线的“策反专家”
田云樵是1931年11月入党的，入党不久，在山东济南做政治交通员，后被调往中共中央上海局从事特工工作。
不久，田云樵从助手张朝素的胞兄张朝杰那里得知重要情报：周佛海之子周幼海希望通过张朝杰寻找中共党组织。尽管周佛海堕落为汉奸，但是他的儿子周幼海却与父亲背道而驰。
1946年6月底，周幼海由田云樵安排来到淮阴，找到了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并于1946年8月2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周幼海在田云樵的领导下工作。周幼海后参与了策反浙东税警大队长、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重要头目等行动。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就在这时候，田云樵接到紧急任务，策反守备上海的国民党第51军。
第51军军长是王秉钺，田云樵过去曾试图策反过他，但是没有成功。眼下第51军已经处于包围之中，田云樵认为策反有十足的把握。 5月25日上午10时，田云樵派出国民党军队的投诚人员、王秉钺的老朋友王中民（原国民党少将）作为谈判使者。田云樵告诉王中民、他守在解放军第81师师部的电话旁，如果在谈判中出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
出乎意料，在第51军军部王中民见到的不是王秉钺，却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后来才知道，第51军军长王秉钺在此前的战斗中被俘，汤恩伯让刘昌义兼任第51军军长。
王中民向刘昌义说明来意，说是共产党派他来商议起义之事。刘昌义问，谁相信你能够代表共产党？王中民说，可以跟共产党代表直接通话。于是，王中民让刘昌义接通了田云樵的电话。田云樵在电话中向刘昌义陈明利害，讲明政策，欢迎刘昌义过来谈判。
在田云樵的陪同下，刘昌义见到了解放军第27军军长聂凤智。5月26日中午，刘昌义率第51军沿苏州河向北撤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使上海市中心避免了一场血战。
李时雨：隐藏在汪伪政权核心的地下党员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大法学院毕業后，受党的指派潜入敌上层要害部门。
“立法院院长”陈公博，是汪伪政府第二号人物，李时雨就在他身边工作。陈公博对他很赏识，进而倚为亲信。
1941年4月，陈公博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伪保安司令，其“亲信”李时雨则被委以“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的职务。
这期间，日伪开始对新四军进行“清剿”。汪伪政府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陈公博除担任该委员会副委员长外，还任上海分会主任。分会下设四个处，李时雨任第四处处长，专司清乡人员的监管与督察。
正是因为有了李时雨的情报，凡遇日本鬼子和保安队的大规模“扫荡”，新四军都能提前转移；而敌人小规模的骚扰，则因新四军预先设下口袋阵，十有八九遭到惨败。
每逢大败而归，日本人就训斥“保安司令”陈公博无能，陈公博则骂参谋长和团长们是“饭桶”，万没想到泄密的会是自己的“亲信”李时雨。
1945年10月份，戴笠接管上海后，开始大规模“肃奸”（即逮捕汪伪人员），为了打入军统帮助党获取更多的重要情报，李时雨请示上级同意后进入军统，被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李时雨有了军统的职务，既能经常同特务头目接触，又能直接看到军统总部对上海所属各站的指令、通报及通知等机密文件。他及时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写成情报，上报组织。
由于党组织较早地掌握了军统的行动计划和迫害“黑名单”，得以及时通知已被监视、跟踪甚至要被暗杀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和进步名流，使他们尽快摆脱险境。
1946年9月17日，李时雨被捕。在狱中，无论敌人怎样酷刑折磨，他都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机密。
直到1949年2月，李时雨才被释放。其后，他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副总经理的名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同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取道天津来到北平，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本版稿件综合《名人传记》《党史博览》《党史纵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