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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香港
1937年11月29日晚7时,71岁的蔡元培在丁西林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艘外国邮轮抵达香港。此时,“八一三”淞沪抗战刚刚结束,上海已经沦陷,众多机构不得不向西南内地搬迁。这里面,也包括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下属的10个研究所及总办事处。
蔡元培作为“中研院”院长,本打算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前往重庆,与已经撤往那兒的“中研院”总办事处、史语所傅斯年等人会合。然而,本就身体不佳、年老体弱的他,经不起长时间的颠簸,到香港后便不能再长途跋涉了,暂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宿舍,开始养病。
一个月以后,蔡元培夫人周峻也携子女来到香港,一家人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此后的两年时光,也是生命结束前的最后光阴,蔡元培化名周子余,深居简出,专心养病,尽量避免参加公开活动。
为什么不能远离
“中研院”系民国时期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由蔡元培等人筹备,目的是致力于中国的学术研究。1928年4月10日,蔡元培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从1928年到1937年,通过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中研院”物理、化学、工程、历史等10个研究所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规模日盛。
1938年9月,蔡元培慧眼识才,邀请曾担任四川大学首任校长的任鸿隽担任“中研院”总干事。在“中研院”搬迁安置最困难的时期,任鸿隽通过自己在四川等地的人脉以及非凡的工作能力,促使“中研院”各所成功地安顿下来,并不间断地产生科研成果。
新中国成立时,“中研院”的大部分机构很好地保留下来,成为科学事业的重要力量。对此,蔡元培功不可没。
最后的遗音
在香港的岁月,蔡元培的身体多在病中,不得不作辞众多的邀请。然而,蔡元培却始终带病为国事操劳。除了“中研院”的事务外,他还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工作,并被推举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
蔡元培在香港的经济非常拮据。由于经济所限,对于自己的病,蔡元培总是治标不治本,没有做一次彻底的治疗,延误了治病的时机。而爱女蔡威廉早逝对他更是沉重的打击。
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起床时突然头晕,摔倒在地,口吐鲜血,疑为胃溃疡,被送往养和医院。3月5日上午9时45分,74岁的蔡元培走到了其人生的最后时刻。
当诊治医生试图将蔡元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时,他却对自己的生死并不看重,只管喃喃自语。因说话模糊不清,身边照顾他的周新(蔡元培内侄)只是零星地听见:“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
这便是他留在尘世最后的言语。(摘自《中国档案报》1.5)
1937年11月29日晚7时,71岁的蔡元培在丁西林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艘外国邮轮抵达香港。此时,“八一三”淞沪抗战刚刚结束,上海已经沦陷,众多机构不得不向西南内地搬迁。这里面,也包括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下属的10个研究所及总办事处。
蔡元培作为“中研院”院长,本打算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前往重庆,与已经撤往那兒的“中研院”总办事处、史语所傅斯年等人会合。然而,本就身体不佳、年老体弱的他,经不起长时间的颠簸,到香港后便不能再长途跋涉了,暂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宿舍,开始养病。
一个月以后,蔡元培夫人周峻也携子女来到香港,一家人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此后的两年时光,也是生命结束前的最后光阴,蔡元培化名周子余,深居简出,专心养病,尽量避免参加公开活动。
为什么不能远离
“中研院”系民国时期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由蔡元培等人筹备,目的是致力于中国的学术研究。1928年4月10日,蔡元培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从1928年到1937年,通过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中研院”物理、化学、工程、历史等10个研究所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规模日盛。
1938年9月,蔡元培慧眼识才,邀请曾担任四川大学首任校长的任鸿隽担任“中研院”总干事。在“中研院”搬迁安置最困难的时期,任鸿隽通过自己在四川等地的人脉以及非凡的工作能力,促使“中研院”各所成功地安顿下来,并不间断地产生科研成果。
新中国成立时,“中研院”的大部分机构很好地保留下来,成为科学事业的重要力量。对此,蔡元培功不可没。
最后的遗音
在香港的岁月,蔡元培的身体多在病中,不得不作辞众多的邀请。然而,蔡元培却始终带病为国事操劳。除了“中研院”的事务外,他还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工作,并被推举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
蔡元培在香港的经济非常拮据。由于经济所限,对于自己的病,蔡元培总是治标不治本,没有做一次彻底的治疗,延误了治病的时机。而爱女蔡威廉早逝对他更是沉重的打击。
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起床时突然头晕,摔倒在地,口吐鲜血,疑为胃溃疡,被送往养和医院。3月5日上午9时45分,74岁的蔡元培走到了其人生的最后时刻。
当诊治医生试图将蔡元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时,他却对自己的生死并不看重,只管喃喃自语。因说话模糊不清,身边照顾他的周新(蔡元培内侄)只是零星地听见:“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
这便是他留在尘世最后的言语。(摘自《中国档案报》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