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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预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低碳经济发展下)能源结构调整等,将给企业带来一系列重大风险
刚刚过去的2009年,世界经济在各国经济政策刺激下,经历了筑底反弹,主要大国或经济体(中国、美国、欧盟等)的经济复苏苗头已经出现,金融市场相对稳定,一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的经济、金融风险逐渐暴露,世界经济和金融整体处于复苏和稳定阶段。
不过,世界各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多通过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工具投放大量货币,使得通货膨胀的预期显现;而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的召开,更表明以节能减排为主要内容的低碳经济未来将获得大发展。
对于央企来说,2009年的这些重大事件,预示着2010年在经济复苏的条件下,将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上面临通货膨胀预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低碳经济发展下)能源结构调整等重大风险。
通胀预期下的财务危机风险
2007年到2008年,中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是为治理通货膨胀。而从2007年底开始,美国金融危机逐渐波及全球,形成了世界性金融危机。为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供给量从M1、M2、贷款余额不同层次,一年内呈现出快速增长,皆接近或超过30%,严重超出近十年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积极财政政策造成的财政赤字在2008年也再次出现。
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有力地刺激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也向市场投放了巨量货币供给,而且将随着商品交易速度的增加而推动物价指数上涨。2009年12月公布的物价指数资料显示,中国的CPI已经由负转正,而物价指数中食品指数对整体CPI的转正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同时,PPI也随CPI的转正快速拉升、非食品物价指数也随食品物价指数上涨。
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来看,不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或根本性改变。这将预示着通货膨胀会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积聚;已经沉淀的巨量货币有可能陡然推高CPI和PPI,从而以较快速度形成通胀。
从世界角度看,澳大利亚已经开始提高利率,实行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2009年12月8日至10日三天,加拿大、新西兰、巴西、韩国、瑞士以及英国先后召开议息会议,尽管全部在意料之中地维持利率不变,但澳大利亚的政策调整预示,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将会悄然实施。
CPI、PPI的提升,将会提高央企的生产成本和费用,从而减少央企的利润水平、增加央企的现金流出,压缩央企的净现金流,其内源性融资受到影响;随着通胀的出现,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央企的融资难度增加,外源性现金流受到影响。在内源性融资、外源性融资双双受到影响的条件下,财务结构存在缺陷、生产经营效益较差、现金流不足的央企,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将可能遭受财务困境、财务危机的风险。
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下,央企虽经历了整体效益下降,仍保持相对稳定,未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风险;但在通货膨胀预期下,如果央企不能很好掌控宏观经济系统变化带来的风险,将可能在通货膨胀发生和治理下出现严重危机。这也要求央企居安思危,做好可能面临的风险准备,合理安排财务资源,保持经济效益、现金流的稳定,促进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经济结构调整下的市场波动风险
经济结构在宏观经济上指消费、投资和出口结构,或消费、储蓄和进口结构。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出口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支出中已经保持了相对稳定,这由2005年以后中国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对外价值而体现;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出口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显著下滑。为此,中国从出口导向和消费增长的经济增长结构,通过“四万亿元”投资和促进消费,快速转变为以投资和消费为主的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构。
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推动力结构的变化,也意味着央企所面对的是将从出口导向型的企业经济增长模式,向扩大内需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味着央企将需要在新的汇率体系和经济增长方式驱动力上重新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即央企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寻求国内外市场的新平衡。
从汇率体系的角度而言,意味着在人民币汇率维持现在的稳定水平或逐步走高条件下,央企需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才能继续维持原有汇率体系下的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在保持现有人民币均衡汇率条件下,央企还得承受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非贸易壁垒及反倾销的国际市场风险。
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因素看,在央企新增的GDP产出中,需要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进行重新分配,且国内市场的分配份额将大于国际市场。这使得央企要在国内区域经济结构失衡、二元经济结构下重新进行市场的准确定位,才能在营销策略、经济核算等方面满足国内消费的需要。
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看,央企还需要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市场上寻求新的均衡调整。长期以来,促成中国发生经济过热的主要因素为投资过热。如果央企在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不能够持续地在不同时间点上找到新的平衡点,则容易造成经济的投资性过热,或由此引起相应的通货膨胀。从而使得投资与消费两个市场出现非均衡性的结构性乃至总量性的失衡风险。
中国的“四万亿元”投资大多通过央企进行,这意味着若发生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风险将在很大程度上由央企承担;长期以来消费占三大支出的比重逐步降低、消费对GDP贡献的比重也逐步降低,这也意味着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产生的可能性较大。面对刺激经济的“四万亿元”投资和中国消费与投资的结构关系,央企不得不慎重对待投资与消费的两个市场的结构性失衡风险。
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产能过剩风险
经济结构的中观表现就是产业结构。从中国的三大产业构成看,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稳步下降,第二产业保持了相对稳定,第三产业稳步提高,表现出较为理想的发展趋势。但是从三大产业的同比增长速度看,金融危机前,三大产业同比增长率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且保持着第二产业略大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金融危机后,三大产业同比增长比率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征,即在第一产业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比率条件下,第二产业的同比增长速度快速下降,第三产业的同比增长速度较早提升。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将可能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和同比增长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第二产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第二产业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也反映了第三产业将逐渐成长为中国主要产业的趋势。这进一步意味着,央企在面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将需要随着三大产业结构调整而调整投资结构,避免产业结构调整下投资结构失衡的风险。
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并与其相匹配。随着宏观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型向扩大内需型转变的同时,原有严重依赖出口的产业或通过出口而消化了产能的产业将在国内市场上表现为过剩,如服装加工业、玩具制造业、钢铁行业。
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国际市场体系下,一个国家产业的产能不应该存在过剩,只存在竞争力不足;但是当国际市场体系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存在诸多贸易壁垒、贸易保护的条件下,则一个国家某些产业的产能就会存在产能过剩。而中国的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既是由长期出口导向政策下的投资过度引起,也是国际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引起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结果。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重新均衡情况看,央企在投资中既要避免产能过剩产业的继续投资风险,也要避免未来新生过剩产能、产业投资的风险。
从国内近十多年的产业投资看,由于基础建设的拉动、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在钢铁产业、水泥产业、平板玻璃产业的投资不断扩大,产能严重过剩。若基础建设的进度放缓、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下降,那么钢铁、水泥将面临严重的亏损和倒闭风潮。中国的大多数钢铁企业、水泥企业又是央企或国企,而近几年央企又表现为对房地产的大量投资。
根据工信部2009年8月份披露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2009年以来新开工项目同比增长20%左右;水泥产能过剩近3亿吨,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条,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在建氧化铝、电解铝产能仍达560万吨和200万吨。此外,造船、化工、平板玻璃等行业也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由于石油生产不足严重依赖,中国的煤化工产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现在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在电力不足、绿色环保的鼓励下,中国的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的苗头。而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既反映了中国的投资能力过剩,也反映了中国产业投资的盲目性。
低碳经济下的技术与贸易壁垒风险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从能源结构看低碳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从总量上体现为增加清洁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电、核能等)的生产和消费,减少传统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和消费,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总比重;第二,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是减少传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对环境的排放影响。这两个方面的核心是技术创新。
在中国,央企或国有企业在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中都处于主导地位,实现能源的节约使用、减少排放、增加清洁能源的生产,都需要央企进行大量的技术创新投入。而技术创新本身存在风险,即技术创新失败的风险、技术创新未能达到理想状态的风险和技术创新的产能过剩风险。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从而将可能推动以低碳经济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壁垒成为新的风险。所谓低碳经济的贸易壁垒风险就是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全球国际贸易的一个新游戏规则。一国的产品要上另一国的货架,要符合其低碳标准,否则将被征收高关税或碳关税。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在2020年之后,可以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排放1吨二氧化碳,可以征收10~70美元。欧盟也在设计关于低碳经济的有关法律或条款。如果这些法律或条款付诸实施,将对中国的央企产生重大的贸易壁垒风险。
总之, 2010年是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在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低碳经济中寻找发展机遇的一年,也是一个存在紧缩政策、结构调整中存在财务、投资、市场和技术风险的一年。央企要在一个总量和结构变动的变化中,能够清楚认识机遇和风险、做好相应的决策。这将会有力地推动央企的稳定、健康发展。
刚刚过去的2009年,世界经济在各国经济政策刺激下,经历了筑底反弹,主要大国或经济体(中国、美国、欧盟等)的经济复苏苗头已经出现,金融市场相对稳定,一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的经济、金融风险逐渐暴露,世界经济和金融整体处于复苏和稳定阶段。
不过,世界各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多通过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工具投放大量货币,使得通货膨胀的预期显现;而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的召开,更表明以节能减排为主要内容的低碳经济未来将获得大发展。
对于央企来说,2009年的这些重大事件,预示着2010年在经济复苏的条件下,将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上面临通货膨胀预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低碳经济发展下)能源结构调整等重大风险。
通胀预期下的财务危机风险
2007年到2008年,中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是为治理通货膨胀。而从2007年底开始,美国金融危机逐渐波及全球,形成了世界性金融危机。为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供给量从M1、M2、贷款余额不同层次,一年内呈现出快速增长,皆接近或超过30%,严重超出近十年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积极财政政策造成的财政赤字在2008年也再次出现。
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有力地刺激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也向市场投放了巨量货币供给,而且将随着商品交易速度的增加而推动物价指数上涨。2009年12月公布的物价指数资料显示,中国的CPI已经由负转正,而物价指数中食品指数对整体CPI的转正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同时,PPI也随CPI的转正快速拉升、非食品物价指数也随食品物价指数上涨。
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来看,不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或根本性改变。这将预示着通货膨胀会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积聚;已经沉淀的巨量货币有可能陡然推高CPI和PPI,从而以较快速度形成通胀。
从世界角度看,澳大利亚已经开始提高利率,实行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2009年12月8日至10日三天,加拿大、新西兰、巴西、韩国、瑞士以及英国先后召开议息会议,尽管全部在意料之中地维持利率不变,但澳大利亚的政策调整预示,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将会悄然实施。
CPI、PPI的提升,将会提高央企的生产成本和费用,从而减少央企的利润水平、增加央企的现金流出,压缩央企的净现金流,其内源性融资受到影响;随着通胀的出现,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央企的融资难度增加,外源性现金流受到影响。在内源性融资、外源性融资双双受到影响的条件下,财务结构存在缺陷、生产经营效益较差、现金流不足的央企,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将可能遭受财务困境、财务危机的风险。
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下,央企虽经历了整体效益下降,仍保持相对稳定,未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风险;但在通货膨胀预期下,如果央企不能很好掌控宏观经济系统变化带来的风险,将可能在通货膨胀发生和治理下出现严重危机。这也要求央企居安思危,做好可能面临的风险准备,合理安排财务资源,保持经济效益、现金流的稳定,促进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经济结构调整下的市场波动风险
经济结构在宏观经济上指消费、投资和出口结构,或消费、储蓄和进口结构。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出口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支出中已经保持了相对稳定,这由2005年以后中国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对外价值而体现;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出口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显著下滑。为此,中国从出口导向和消费增长的经济增长结构,通过“四万亿元”投资和促进消费,快速转变为以投资和消费为主的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构。
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推动力结构的变化,也意味着央企所面对的是将从出口导向型的企业经济增长模式,向扩大内需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味着央企将需要在新的汇率体系和经济增长方式驱动力上重新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即央企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寻求国内外市场的新平衡。
从汇率体系的角度而言,意味着在人民币汇率维持现在的稳定水平或逐步走高条件下,央企需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才能继续维持原有汇率体系下的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在保持现有人民币均衡汇率条件下,央企还得承受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非贸易壁垒及反倾销的国际市场风险。
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因素看,在央企新增的GDP产出中,需要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进行重新分配,且国内市场的分配份额将大于国际市场。这使得央企要在国内区域经济结构失衡、二元经济结构下重新进行市场的准确定位,才能在营销策略、经济核算等方面满足国内消费的需要。
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看,央企还需要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市场上寻求新的均衡调整。长期以来,促成中国发生经济过热的主要因素为投资过热。如果央企在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不能够持续地在不同时间点上找到新的平衡点,则容易造成经济的投资性过热,或由此引起相应的通货膨胀。从而使得投资与消费两个市场出现非均衡性的结构性乃至总量性的失衡风险。
中国的“四万亿元”投资大多通过央企进行,这意味着若发生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风险将在很大程度上由央企承担;长期以来消费占三大支出的比重逐步降低、消费对GDP贡献的比重也逐步降低,这也意味着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产生的可能性较大。面对刺激经济的“四万亿元”投资和中国消费与投资的结构关系,央企不得不慎重对待投资与消费的两个市场的结构性失衡风险。
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产能过剩风险
经济结构的中观表现就是产业结构。从中国的三大产业构成看,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稳步下降,第二产业保持了相对稳定,第三产业稳步提高,表现出较为理想的发展趋势。但是从三大产业的同比增长速度看,金融危机前,三大产业同比增长率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且保持着第二产业略大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金融危机后,三大产业同比增长比率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征,即在第一产业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比率条件下,第二产业的同比增长速度快速下降,第三产业的同比增长速度较早提升。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将可能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和同比增长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第二产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第二产业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也反映了第三产业将逐渐成长为中国主要产业的趋势。这进一步意味着,央企在面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将需要随着三大产业结构调整而调整投资结构,避免产业结构调整下投资结构失衡的风险。
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并与其相匹配。随着宏观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型向扩大内需型转变的同时,原有严重依赖出口的产业或通过出口而消化了产能的产业将在国内市场上表现为过剩,如服装加工业、玩具制造业、钢铁行业。
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国际市场体系下,一个国家产业的产能不应该存在过剩,只存在竞争力不足;但是当国际市场体系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存在诸多贸易壁垒、贸易保护的条件下,则一个国家某些产业的产能就会存在产能过剩。而中国的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既是由长期出口导向政策下的投资过度引起,也是国际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引起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结果。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重新均衡情况看,央企在投资中既要避免产能过剩产业的继续投资风险,也要避免未来新生过剩产能、产业投资的风险。
从国内近十多年的产业投资看,由于基础建设的拉动、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在钢铁产业、水泥产业、平板玻璃产业的投资不断扩大,产能严重过剩。若基础建设的进度放缓、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下降,那么钢铁、水泥将面临严重的亏损和倒闭风潮。中国的大多数钢铁企业、水泥企业又是央企或国企,而近几年央企又表现为对房地产的大量投资。
根据工信部2009年8月份披露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2009年以来新开工项目同比增长20%左右;水泥产能过剩近3亿吨,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条,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在建氧化铝、电解铝产能仍达560万吨和200万吨。此外,造船、化工、平板玻璃等行业也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由于石油生产不足严重依赖,中国的煤化工产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现在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在电力不足、绿色环保的鼓励下,中国的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的苗头。而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既反映了中国的投资能力过剩,也反映了中国产业投资的盲目性。
低碳经济下的技术与贸易壁垒风险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从能源结构看低碳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从总量上体现为增加清洁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电、核能等)的生产和消费,减少传统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和消费,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总比重;第二,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是减少传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对环境的排放影响。这两个方面的核心是技术创新。
在中国,央企或国有企业在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中都处于主导地位,实现能源的节约使用、减少排放、增加清洁能源的生产,都需要央企进行大量的技术创新投入。而技术创新本身存在风险,即技术创新失败的风险、技术创新未能达到理想状态的风险和技术创新的产能过剩风险。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从而将可能推动以低碳经济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壁垒成为新的风险。所谓低碳经济的贸易壁垒风险就是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全球国际贸易的一个新游戏规则。一国的产品要上另一国的货架,要符合其低碳标准,否则将被征收高关税或碳关税。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在2020年之后,可以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排放1吨二氧化碳,可以征收10~70美元。欧盟也在设计关于低碳经济的有关法律或条款。如果这些法律或条款付诸实施,将对中国的央企产生重大的贸易壁垒风险。
总之, 2010年是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在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低碳经济中寻找发展机遇的一年,也是一个存在紧缩政策、结构调整中存在财务、投资、市场和技术风险的一年。央企要在一个总量和结构变动的变化中,能够清楚认识机遇和风险、做好相应的决策。这将会有力地推动央企的稳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