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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绣，简单说来就是苏州地方刺绣，它最初起源于苏州吴县一带，后来慢慢发展，如今已遍及常州、无锡、扬州、宿迁等地，是我国四大刺绣之一。
苏绣产生的时间，最早一说是春秋时代。据西汉刘向《说苑》记载，春秋吴国贵族“绣饰华丽”，日常衣物甚至陈设饰品都用丝绣点缀。据说，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命赵达丞相之妹手绣《列国图》。迄今为止，苏绣可以看到的历史大约在1100年——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苏州的几幅南宋苏绣经袱就是明证。
《清秘藏》叙述苏绣“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可见在宋代苏绣艺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南宋以后数百年，苏绣进入鼎盛，无数的苏绣名家如群星璀璨，金淑芳、凌杼、薛素素、沈寿……每个名字都是苏绣的一段历史、一段传奇。
苏绣里的“情感”
刺绣曾长期是吴地人民的生活根本，它与当地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旧时，刺绣配饰在风俗时尚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根据文献资料可知，人们很讲究配挂的物品如手巾、抹布、小刀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小型工具，又是侍奉长辈时的礼仪性标志。当时的年轻人往父母、舅姑那里去时，随身都要腰佩带香囊，以表示对长辈的尊敬。有趣的是，还要求“未及笄者”佩戴“容臭”。“容臭”是盛装香料的容器，具有辟邪的作用，是后世广泛流行的香囊的前身。
旧时，苏州姑娘出嫁之前，必须亲自绣好成套的陪嫁绣品，才能出嫁成婚。结婚当天，穿上绣凤穿牡丹图案的花衣、花裙和绣有秀丽高雅的梅花图案或双喜字样的绣花鞋。喜堂所用的堂幔、桌围、椅披都是刺绣品。新床四周系上刺绣床围，床上铺满了绣花被、绣花枕头。洞房或卧室内的挂件也多是刺绣精品，有时是一连串地吊垂下来，其本身就象征了衍生不息、子孙万代的思想。过门以后，需要把姑娘习绣以来的小品送给公婆以及叔姑姐弟。有赠送给男亲的名片袋、香囊、褡裢、扇袋等刺绣配饰，有赠送女眷的镜套、油面塌、粉盒、绣花鞋等。在苏州的斜塘、胜浦一带农村至今还时兴媳妇进门要敬赠婆婆一双踏街鞋的习俗。有的还要做12双绣花鞋压在箱底，以鞋音谐，喻“白头偕老”之意。所有这些，无不是与旧式婚俗有关系的。
小小荷包也是夫妻之间的情感信物。中国南北都流行一首民歌小调叫《绣荷包》，曲调和内容也大同小异：“小小荷包，双丝双线挑，妹绣荷包挂郎腰……”这首民歌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一位年轻少妇在家正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突然听到狗叫声，原来是有人送来了丈夫的信，要她绣一个荷包戴。她满心喜悦，急急忙忙就上街去找货郎买绸选线，回家开始绣起荷包来。绣完龙凤又绣鸳鸯，绣完鸳鸯又绣各种传说人物、神仙故事和世间美景……一宿未眠，那小小的荷包几乎就是她情感的天地，她要把对丈夫的思念和牵挂都通过巧手和心思密密麻麻绣到荷包里去。她终于绣完荷包袋时，天也亮了，捎信的人也来了，她恳请捎信人把这个荷包送到她丈夫的手中去。这个故事并不曲折，但动人。
苏绣里的“工艺”
说起苏绣，迎面便扑来一段江南的风流气度。苏绣展现了江南的温婉优美，犹如姑娘头上的鲜花一样赏心悦目。那代代相传的女红技艺，曾是一个判断姑娘和媳妇是否贤淑的标准。在苏州、常州等地，每逢女孩谈婚论嫁，婆家总要先向媒人求取姑娘的绣品，从绣品的图案针脚就能判断未来媳妇是否灵巧和贤淑，连豪门贵族也不例外。
作为女儿家的私物，在明代以前，苏绣一直深藏绣阁，极少示人。它们通常只有两个用途，一是作为嫁妆陪嫁，二是“赕佛之物”——经袱绣，是当时信士为礼佛而贡献的。到了明代以后，随着苏州以及临近的常州、无锡成为江南丝织中心，苏绣终于走出闺阁，扛起了“江南绣魁”的大旗。
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曹雪芹提到苏绣的精妙：“原来绣这璎珞的也是个姑苏女子，名唤慧娘。凡这屏上所绣的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本来非一味浓艳匠工可比；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或诗词歌赋不一，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且字迹勾踢、转折、轻重、连断皆与笔草无异……”明清两朝是苏绣发展的鼎盛时段，曹雪芹借着一位民间苏绣大师慧娘所绣璎珞笔锋一转，道出了苏绣的神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绣“平、齐、和、光、顺、匀”的工艺特色最终定型。
苏绣大师们的“才艺双绝”在当时也引发了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几乎每位苏绣大师都有一群忠实“粉丝”，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常的读书人。每当有苏绣新作品问世，这些“粉丝”必定组织观摩会（类似今天的新品发布会），先观赏，后作文咏叹，有“万人潮涌看新绣”的盛况。事后，分属不同苏绣大师的“粉丝团”还会相互斗文，评鉴绣品高下，一时间笔墨满天飞，好不热闹。纵观明清两朝，江南文人对于苏绣的热爱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
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央政府在苏州设置染织局，专业管理苏绣经营；到了清代，苏州更被时人称作“江南绣市”，各路刺绣高手同城竞技，热闹非凡。在最繁荣的时期，苏州共有大型绣庄百余家，绣工数万人，大多集中在今天苏州老城东中市、西中市和汤家巷一带，几乎左右毗连，对门即是。
然而，当时经营一个大绣庄可不容易——它首先要求经营者要有雄厚的资金，因为所有苏绣原料（包括底料和真丝花线）全都价格不菲；其次，苏绣的纹样必须随时推陈出新，引领“时尚”。在这段苏绣大发展的浪潮中，“新安商帮”与“吴门画派”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安商帮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徽商”，他们有钱。明清之交，新安商帮迅速崛起，商人们为兴办绣庄投入巨量资金，吸引了江南一带的苏绣好手云集苏州，他们加入各大绣庄，计件取酬。这些苏绣被生产出来以后，借助新安商帮无孔不入的销售渠道，不仅迅速行销全国，甚至还飘洋过海，进入西方王室宫廷。
而吴门画派由唐伯虎、沈周等人开创，画技精湛，徒子徒孙遍布江南。为了生计，不少吴门画派的画师开始为苏绣设计、描画底本，将传统山水画的精髓引入到苏绣当中，通过对这些书画技巧的描摹和借鉴，苏绣更趋精美雅致，从民间艺术一举登上大雅之堂，有“画绣”之美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绣娘杨守玉吸收西洋油画技巧独创“乱针绣”，用传统苏绣来表现油画的特点，可谓苏绣技艺的重大创新与突破。一幅幅作品被西方博物馆购进，成为苏绣近代最为鼎盛的高潮。
然而，犹如昙花一现，“乱针绣”之后，苏绣由盛转衰——八年抗日、三年内战的战火让整个苏绣行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行业规模已不及抗战前的十分之一，“江南绣魁”已然凋零。新中国后成立的几个“国字号”苏绣研究机构为苏绣工艺的薪火相传作出了贡献，但因为社会经济体制的原因，苏绣依然未能恢复繁荣。
直到改革开放后，苏绣才重新迎来了“春天”——1983年前后，“前店后坊”式的苏绣作坊在镇湖上连成一片，形成一条长约1公里的苏绣街。在当时，一些手快的绣娘只消干上几天，平均收入就能超过普通工人的月工资。短短几年里，镇湖镇聚集了超过10万的刺绣女工，每天收工时间镇湖街道上万人攒动——苏州镇湖“十万绣娘”的有趣风景很快就在全国出了名。
与此同时，苏绣的价格也在节节攀高，一幅A4纸大小的苏绣作品，上世纪90年代初售价大约几十元，2000年前后能卖到三、四百元，而到了现在，没有一千元休想拿下来。2012年5月华辰春拍，现代苏绣作品《百骏图》以166.75万元成交，价格之高令人咋舌。也正是在此次拍卖后，中国收藏界便开始流行一句话：“藏金不如藏绣”。
苏绣产生的时间，最早一说是春秋时代。据西汉刘向《说苑》记载，春秋吴国贵族“绣饰华丽”，日常衣物甚至陈设饰品都用丝绣点缀。据说，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命赵达丞相之妹手绣《列国图》。迄今为止，苏绣可以看到的历史大约在1100年——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苏州的几幅南宋苏绣经袱就是明证。
《清秘藏》叙述苏绣“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可见在宋代苏绣艺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南宋以后数百年，苏绣进入鼎盛，无数的苏绣名家如群星璀璨，金淑芳、凌杼、薛素素、沈寿……每个名字都是苏绣的一段历史、一段传奇。
苏绣里的“情感”
刺绣曾长期是吴地人民的生活根本，它与当地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旧时，刺绣配饰在风俗时尚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根据文献资料可知，人们很讲究配挂的物品如手巾、抹布、小刀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小型工具，又是侍奉长辈时的礼仪性标志。当时的年轻人往父母、舅姑那里去时，随身都要腰佩带香囊，以表示对长辈的尊敬。有趣的是，还要求“未及笄者”佩戴“容臭”。“容臭”是盛装香料的容器，具有辟邪的作用，是后世广泛流行的香囊的前身。
旧时，苏州姑娘出嫁之前，必须亲自绣好成套的陪嫁绣品，才能出嫁成婚。结婚当天，穿上绣凤穿牡丹图案的花衣、花裙和绣有秀丽高雅的梅花图案或双喜字样的绣花鞋。喜堂所用的堂幔、桌围、椅披都是刺绣品。新床四周系上刺绣床围，床上铺满了绣花被、绣花枕头。洞房或卧室内的挂件也多是刺绣精品，有时是一连串地吊垂下来，其本身就象征了衍生不息、子孙万代的思想。过门以后，需要把姑娘习绣以来的小品送给公婆以及叔姑姐弟。有赠送给男亲的名片袋、香囊、褡裢、扇袋等刺绣配饰，有赠送女眷的镜套、油面塌、粉盒、绣花鞋等。在苏州的斜塘、胜浦一带农村至今还时兴媳妇进门要敬赠婆婆一双踏街鞋的习俗。有的还要做12双绣花鞋压在箱底，以鞋音谐，喻“白头偕老”之意。所有这些，无不是与旧式婚俗有关系的。
小小荷包也是夫妻之间的情感信物。中国南北都流行一首民歌小调叫《绣荷包》，曲调和内容也大同小异：“小小荷包，双丝双线挑，妹绣荷包挂郎腰……”这首民歌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一位年轻少妇在家正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突然听到狗叫声，原来是有人送来了丈夫的信，要她绣一个荷包戴。她满心喜悦，急急忙忙就上街去找货郎买绸选线，回家开始绣起荷包来。绣完龙凤又绣鸳鸯，绣完鸳鸯又绣各种传说人物、神仙故事和世间美景……一宿未眠，那小小的荷包几乎就是她情感的天地，她要把对丈夫的思念和牵挂都通过巧手和心思密密麻麻绣到荷包里去。她终于绣完荷包袋时，天也亮了，捎信的人也来了，她恳请捎信人把这个荷包送到她丈夫的手中去。这个故事并不曲折，但动人。
苏绣里的“工艺”
说起苏绣，迎面便扑来一段江南的风流气度。苏绣展现了江南的温婉优美，犹如姑娘头上的鲜花一样赏心悦目。那代代相传的女红技艺，曾是一个判断姑娘和媳妇是否贤淑的标准。在苏州、常州等地，每逢女孩谈婚论嫁，婆家总要先向媒人求取姑娘的绣品，从绣品的图案针脚就能判断未来媳妇是否灵巧和贤淑，连豪门贵族也不例外。
作为女儿家的私物，在明代以前，苏绣一直深藏绣阁，极少示人。它们通常只有两个用途，一是作为嫁妆陪嫁，二是“赕佛之物”——经袱绣，是当时信士为礼佛而贡献的。到了明代以后，随着苏州以及临近的常州、无锡成为江南丝织中心，苏绣终于走出闺阁，扛起了“江南绣魁”的大旗。
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曹雪芹提到苏绣的精妙：“原来绣这璎珞的也是个姑苏女子，名唤慧娘。凡这屏上所绣的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本来非一味浓艳匠工可比；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或诗词歌赋不一，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且字迹勾踢、转折、轻重、连断皆与笔草无异……”明清两朝是苏绣发展的鼎盛时段，曹雪芹借着一位民间苏绣大师慧娘所绣璎珞笔锋一转，道出了苏绣的神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绣“平、齐、和、光、顺、匀”的工艺特色最终定型。
苏绣大师们的“才艺双绝”在当时也引发了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几乎每位苏绣大师都有一群忠实“粉丝”，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常的读书人。每当有苏绣新作品问世，这些“粉丝”必定组织观摩会（类似今天的新品发布会），先观赏，后作文咏叹，有“万人潮涌看新绣”的盛况。事后，分属不同苏绣大师的“粉丝团”还会相互斗文，评鉴绣品高下，一时间笔墨满天飞，好不热闹。纵观明清两朝，江南文人对于苏绣的热爱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
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央政府在苏州设置染织局，专业管理苏绣经营；到了清代，苏州更被时人称作“江南绣市”，各路刺绣高手同城竞技，热闹非凡。在最繁荣的时期，苏州共有大型绣庄百余家，绣工数万人，大多集中在今天苏州老城东中市、西中市和汤家巷一带，几乎左右毗连，对门即是。
然而，当时经营一个大绣庄可不容易——它首先要求经营者要有雄厚的资金，因为所有苏绣原料（包括底料和真丝花线）全都价格不菲；其次，苏绣的纹样必须随时推陈出新，引领“时尚”。在这段苏绣大发展的浪潮中，“新安商帮”与“吴门画派”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安商帮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徽商”，他们有钱。明清之交，新安商帮迅速崛起，商人们为兴办绣庄投入巨量资金，吸引了江南一带的苏绣好手云集苏州，他们加入各大绣庄，计件取酬。这些苏绣被生产出来以后，借助新安商帮无孔不入的销售渠道，不仅迅速行销全国，甚至还飘洋过海，进入西方王室宫廷。
而吴门画派由唐伯虎、沈周等人开创，画技精湛，徒子徒孙遍布江南。为了生计，不少吴门画派的画师开始为苏绣设计、描画底本，将传统山水画的精髓引入到苏绣当中，通过对这些书画技巧的描摹和借鉴，苏绣更趋精美雅致，从民间艺术一举登上大雅之堂，有“画绣”之美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绣娘杨守玉吸收西洋油画技巧独创“乱针绣”，用传统苏绣来表现油画的特点，可谓苏绣技艺的重大创新与突破。一幅幅作品被西方博物馆购进，成为苏绣近代最为鼎盛的高潮。
然而，犹如昙花一现，“乱针绣”之后，苏绣由盛转衰——八年抗日、三年内战的战火让整个苏绣行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行业规模已不及抗战前的十分之一，“江南绣魁”已然凋零。新中国后成立的几个“国字号”苏绣研究机构为苏绣工艺的薪火相传作出了贡献，但因为社会经济体制的原因，苏绣依然未能恢复繁荣。
直到改革开放后，苏绣才重新迎来了“春天”——1983年前后，“前店后坊”式的苏绣作坊在镇湖上连成一片，形成一条长约1公里的苏绣街。在当时，一些手快的绣娘只消干上几天，平均收入就能超过普通工人的月工资。短短几年里，镇湖镇聚集了超过10万的刺绣女工，每天收工时间镇湖街道上万人攒动——苏州镇湖“十万绣娘”的有趣风景很快就在全国出了名。
与此同时，苏绣的价格也在节节攀高，一幅A4纸大小的苏绣作品，上世纪90年代初售价大约几十元，2000年前后能卖到三、四百元，而到了现在，没有一千元休想拿下来。2012年5月华辰春拍，现代苏绣作品《百骏图》以166.75万元成交，价格之高令人咋舌。也正是在此次拍卖后，中国收藏界便开始流行一句话：“藏金不如藏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