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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环境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最近修订了空气质量标准，调整了污染物项目及限制，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浓度限值。按照西方的说法，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要求中国在减排等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反观西方国家，它们其实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而现在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国内外压力，此时的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经贸聚焦》专访了国际性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孙庆伟。
《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 PM2.5这一概念的横空出世，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孙庆伟：空气质量标准的调整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姗姗来迟”。PM2.5作为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环境指标在许多国家已经被监测和公布多年。中国政府应本着对全体国民健康负责的态度，发布相关数据，并采取措施减少PM2.5的危害。最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是一个进步，但新标准在全国普遍硬性施行PM2.5监测的时间却是2016年。在肯定这种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PM2.5监测并向公众发布数据的时间能尽量早一些，空气质量关乎百姓健康，5年的等待实属漫长，新《标准》应该尽快在全国实施，建议提前到2013-2014年，并尽快在重点区域开展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控制。
CBF：大旱、暴雪、沙尘暴等极端气候在中国频繁出现，甚至有雾都东移的说法，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面临的环境形势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严峻？
孙庆伟：极端天气带来了直接的生命损失和经济损失，同时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气候变化不分国界，是全球问题，每个人都对气候变化有贡献，同时也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应对危机的能力较差，所以我们的环境和应对体系在极端气候和环境灾难面前更加脆弱。中国应该同时积极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CBF：有学者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甚至和古代相比，现在的气温或许正在变冷而非变暖。您是否赞同？
孙庆伟：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全球科学界的共识。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是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气候评估报告，这是全球各国气候变化领域科学家基于长期观测结果达成的共识。IPCC第四次气候评估报告指出：“全球变暖是确定的，对全球平均温度以及海洋温度的观测、冰雪的大范围融化、海平面的上升都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同时“温室气体以目前速度或者更快的速度排放，将导致进一步的升温和气候系统更多的变化”。
CBF： 走“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西方国家，却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能走出这个模式吗？
孙庆伟：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并且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在迅速增加。西方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并不是一个合理发展模式，应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而不是一个效仿的榜样。同时必须指出，中国目前环境问题的规模和严重程度是任何一个西方工业化國家都没有过的，中国人是直接的受害者，保护环境并不仅仅是对国际社会尽义务，更应该是提高全体国民福祉的举措。“中国绝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这是对全体国民的一个承诺。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目前治理环境问题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已经存在。例如，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通过更加有力的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以及应用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出台，中国完全可以在享受发展成果的同时拥有更好的环境，事实上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
CBF：中国准备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气候保护之间的关系？
孙庆伟：绿色和平2007年发布的《煤炭的真实成本》报告指出，使用煤炭造成的社会经济综合损失相当于GDP的7.1%。同时看到，近几年中国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洪涝灾害频发。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就不可能有长期的经济发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挑战非常大，但确实是可以做得到的。目前可再生能源技术例如风能和太阳能技术已经成熟，而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领军者，同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巨大，我们应该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例如煤炭和石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将使中国在正在到来的能源革命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希望中国成为能源革命的引领者，实现可再生能源革命。
CBF：中国在节能减排上，还存在哪些困难？
孙庆伟：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节能减排最大的困难之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煤炭的消费量是美国的3倍，而且仍在快速增长。这样的激增不但对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带来困难、造成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威胁公众健康，而且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关键在于控制煤炭增长、摆脱对煤炭的依赖。
《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 PM2.5这一概念的横空出世，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孙庆伟：空气质量标准的调整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姗姗来迟”。PM2.5作为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环境指标在许多国家已经被监测和公布多年。中国政府应本着对全体国民健康负责的态度，发布相关数据，并采取措施减少PM2.5的危害。最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是一个进步，但新标准在全国普遍硬性施行PM2.5监测的时间却是2016年。在肯定这种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PM2.5监测并向公众发布数据的时间能尽量早一些，空气质量关乎百姓健康，5年的等待实属漫长，新《标准》应该尽快在全国实施，建议提前到2013-2014年，并尽快在重点区域开展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控制。
CBF：大旱、暴雪、沙尘暴等极端气候在中国频繁出现，甚至有雾都东移的说法，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面临的环境形势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严峻？
孙庆伟：极端天气带来了直接的生命损失和经济损失，同时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气候变化不分国界，是全球问题，每个人都对气候变化有贡献，同时也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应对危机的能力较差，所以我们的环境和应对体系在极端气候和环境灾难面前更加脆弱。中国应该同时积极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CBF：有学者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甚至和古代相比，现在的气温或许正在变冷而非变暖。您是否赞同？
孙庆伟：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全球科学界的共识。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是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气候评估报告，这是全球各国气候变化领域科学家基于长期观测结果达成的共识。IPCC第四次气候评估报告指出：“全球变暖是确定的，对全球平均温度以及海洋温度的观测、冰雪的大范围融化、海平面的上升都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同时“温室气体以目前速度或者更快的速度排放，将导致进一步的升温和气候系统更多的变化”。
CBF： 走“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西方国家，却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能走出这个模式吗？
孙庆伟：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并且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在迅速增加。西方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并不是一个合理发展模式，应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而不是一个效仿的榜样。同时必须指出，中国目前环境问题的规模和严重程度是任何一个西方工业化國家都没有过的，中国人是直接的受害者，保护环境并不仅仅是对国际社会尽义务，更应该是提高全体国民福祉的举措。“中国绝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这是对全体国民的一个承诺。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目前治理环境问题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已经存在。例如，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通过更加有力的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以及应用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出台，中国完全可以在享受发展成果的同时拥有更好的环境，事实上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
CBF：中国准备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气候保护之间的关系？
孙庆伟：绿色和平2007年发布的《煤炭的真实成本》报告指出，使用煤炭造成的社会经济综合损失相当于GDP的7.1%。同时看到，近几年中国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洪涝灾害频发。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就不可能有长期的经济发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挑战非常大，但确实是可以做得到的。目前可再生能源技术例如风能和太阳能技术已经成熟，而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领军者，同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巨大，我们应该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例如煤炭和石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将使中国在正在到来的能源革命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希望中国成为能源革命的引领者，实现可再生能源革命。
CBF：中国在节能减排上，还存在哪些困难？
孙庆伟：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节能减排最大的困难之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煤炭的消费量是美国的3倍，而且仍在快速增长。这样的激增不但对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带来困难、造成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威胁公众健康，而且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关键在于控制煤炭增长、摆脱对煤炭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