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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本期专题报道《山西焦煤白培中往事》，脑海里又一次跳出“隐性富豪”四个字。
白培中真是个命运奇特的人物，正当仕途顺风顺水、前程如日中天之时，却蹊跷地倒在两个小偷脚下，其被窃财物竟达5000万元之巨，令人瞠目结舌。
面对这样一个“意外事件”，人们不免浮想联翩：假设小偷没有光顾白家，又假设白培中如外界所传顺利坐上副省长的宝座，结果又会怎样？那自然是中国政府又多了一个貌似清廉为民的高官，而实际上却是增加了一个百姓或许永不知晓的“隐性富豪”，只要他日后有足够的耐心继续把伪装“公仆”的戏演下去。
中国存在两种富豪，一种是“显性富豪”，特别是其中的巨富，大体上可以在各种财富榜上获知一二；另一种更多的“隐性富豪”却至今基本不为人知，他们是些什么人、分布在什么领域、占有多少财富、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这些财富的等等，這些问号背后的答案，一直隐藏在巨大的幕布后面，让人看不真切。白培中巨额家产的意外曝光，可说是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财富分布的结构，提供了又一个并不新鲜的样本。
其特点是：一、手握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核心权力，其一举一动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举足轻重，权重之大，不可小觑；二、官商勾结，互为表里，在长期的权力执掌中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人民的赋权演变为盘剥人民利益的权贵资本；三、边腐边升，边升边腐，5000万元非法财富的攫取绝非一日之功，腰包越鼓官位越高，若非受阻于小偷的突然光顾，其官场升迁或将与时俱进，为捞取更多财富创造条件。
年前本刊曾对近十年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进行过一番盘点，在对总计74人的不完全统计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贪腐之路实与白培中大同小异。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也显示，2011年落马的国企企业家平均年龄在 52岁左右，而人均涉贪腐金额从2010年的957万猛增至3380万元。2010年中国可统计的落马企业家有155名，2011年这一数字突破了 200名。
有学者研究指出，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也即隐性收入高达9.3万亿，其中80%集中在20%高收入家庭。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腐败带来的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的不适当分配；其他垄断性收益的不适当分配等。可见白培中式的人物比比皆是。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缺少监督的权力，最终往往转化为置换财富的筹码，且权力的大小与敛财的多少常呈正相关关系。
“隐性富豪”在中国的大量存在是不争事实，只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深藏不露而已。早几年，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一名科级干部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屋里，被民工拆房时意外发现，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可凡熟悉这名贪官的人都不相信，因为他平时生活节俭低调，抽烟只抽两三元一包的，家里摆设简单，鲜见奢侈品。
“隐性富豪”这种刻意掩人耳目的“两面人”特征，给反腐倡廉增加了复杂性和艰巨性，是需要格外防范和认真识别的。谁也不知道中国有多少白培中这样的“隐性富豪”，在他们东窗事发之前，仅仅依靠目前有限的手段，纪检监察机关几乎无能为力、无从下手。
要让白培中式的“隐性富豪”真相大白，实施国际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接受全社会监督，是最有效也是最简单的做法，奈何这一举措千呼万唤难出台。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回答为什么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一直不发布时表示，原因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这恰好从一个侧面显示，只要没有小偷的特别关照，“隐性富豪”们还将在相当长时间里继续他们隐形敛财的游戏。
不必说，并非所有“隐性富豪”都是腐败致富。中国社会有不露富的传统，不少勤劳致富、合法致富的人们囿于种种原因不求闻达，甘于低调内敛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存在为社会财富的合理配置积淀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白培中真是个命运奇特的人物，正当仕途顺风顺水、前程如日中天之时，却蹊跷地倒在两个小偷脚下，其被窃财物竟达5000万元之巨，令人瞠目结舌。
面对这样一个“意外事件”，人们不免浮想联翩：假设小偷没有光顾白家，又假设白培中如外界所传顺利坐上副省长的宝座，结果又会怎样？那自然是中国政府又多了一个貌似清廉为民的高官，而实际上却是增加了一个百姓或许永不知晓的“隐性富豪”，只要他日后有足够的耐心继续把伪装“公仆”的戏演下去。
中国存在两种富豪，一种是“显性富豪”，特别是其中的巨富，大体上可以在各种财富榜上获知一二；另一种更多的“隐性富豪”却至今基本不为人知，他们是些什么人、分布在什么领域、占有多少财富、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这些财富的等等，這些问号背后的答案，一直隐藏在巨大的幕布后面，让人看不真切。白培中巨额家产的意外曝光，可说是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财富分布的结构，提供了又一个并不新鲜的样本。
其特点是：一、手握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核心权力，其一举一动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举足轻重，权重之大，不可小觑；二、官商勾结，互为表里，在长期的权力执掌中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人民的赋权演变为盘剥人民利益的权贵资本；三、边腐边升，边升边腐，5000万元非法财富的攫取绝非一日之功，腰包越鼓官位越高，若非受阻于小偷的突然光顾，其官场升迁或将与时俱进，为捞取更多财富创造条件。
年前本刊曾对近十年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进行过一番盘点，在对总计74人的不完全统计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贪腐之路实与白培中大同小异。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也显示，2011年落马的国企企业家平均年龄在 52岁左右，而人均涉贪腐金额从2010年的957万猛增至3380万元。2010年中国可统计的落马企业家有155名，2011年这一数字突破了 200名。
有学者研究指出，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也即隐性收入高达9.3万亿，其中80%集中在20%高收入家庭。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腐败带来的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的不适当分配；其他垄断性收益的不适当分配等。可见白培中式的人物比比皆是。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缺少监督的权力，最终往往转化为置换财富的筹码，且权力的大小与敛财的多少常呈正相关关系。
“隐性富豪”在中国的大量存在是不争事实，只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深藏不露而已。早几年，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一名科级干部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屋里，被民工拆房时意外发现，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可凡熟悉这名贪官的人都不相信，因为他平时生活节俭低调，抽烟只抽两三元一包的，家里摆设简单，鲜见奢侈品。
“隐性富豪”这种刻意掩人耳目的“两面人”特征，给反腐倡廉增加了复杂性和艰巨性，是需要格外防范和认真识别的。谁也不知道中国有多少白培中这样的“隐性富豪”，在他们东窗事发之前，仅仅依靠目前有限的手段，纪检监察机关几乎无能为力、无从下手。
要让白培中式的“隐性富豪”真相大白，实施国际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接受全社会监督，是最有效也是最简单的做法，奈何这一举措千呼万唤难出台。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回答为什么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一直不发布时表示，原因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这恰好从一个侧面显示，只要没有小偷的特别关照，“隐性富豪”们还将在相当长时间里继续他们隐形敛财的游戏。
不必说，并非所有“隐性富豪”都是腐败致富。中国社会有不露富的传统，不少勤劳致富、合法致富的人们囿于种种原因不求闻达，甘于低调内敛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存在为社会财富的合理配置积淀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不在本文讨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