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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始点为核心，画一条横轴和一条纵轴，标出横坐标和纵坐标，二者的垂直线纵横相交的那个点就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坐标定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究竟发展到何种水平？国内外也有许多争论。最简单和直观的方法就是通过标定发展水平的纵向坐标和横向坐标，然后求其准确的坐标定位。
我们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原始起点，以30年来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水平为纵坐标，以国际合作与交往的水平为横坐标。2008年的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中国进行了准确的坐标定位，一是神七上天，实现了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这是在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全面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基础上，实现的一个纵向突破，我们以此为纵坐标；另一件是第29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完美的组织能力、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在承办大型国际活动方面的实力，我们以此为横坐标。
这两件大事的纵横坐标相交，足以体现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体育实力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坐标定位。进行这样的坐标定位的意义，不仅在于显示了中国的实力，更在于体现出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社会将有能力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为中国在达成一个个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创造着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
中国目前的坐标定位意味着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同时也意味着将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当前全球遭遇特大金融危机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国际社会的众望所归。英国《金融时报》称：“或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愿意为了保护全球经济而动用自己的经济资源，这将奠定中国‘负责任超级大国’的地位”。《澳大利亚人报》称：“金融危机很可能加强‘21世纪属于中国’的看法”。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称：“美国时代结束——现在由中国来定调子……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积累了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回顾30年走过的历程，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而与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几乎同步的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横向交流与发展。从1986年中国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备忘录》，从而拉开了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进程，到2001年中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1988年中国开始全面走出去战略，到当前已全面加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在这纵向的发展与横向的拓宽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其实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战略定位，从而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完成了从封闭的计划经济向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浪潮全球化的进程。
在这个进程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深圳特区的建设和新技术革命。特区的建设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开放，新技术革命成为国民经济的助推器。这两大坐标系的重合，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调。
特区之火，正在燎原
提起深圳特区的建设，我们不妨回顾一下，30年前,皇岗、罗湖、沙头角这些口岸以至整条深圳河都是需要严防死守的。1978年选派干部去深圳,除了业务条件,还有两个附加条件一定要满足,一是政治上非常可靠,自己本人不会逃港；第二个是生活作风要过硬,“因为青壮年男子都游过去了,这边只剩下一些老弱和妇女儿童”。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一个特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因为当地人逃港防不胜防,不如“给他们划一个地方,像香港那样搞”。 然而，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截止到2005年,一共有25900名香港老人在内地长期居住,其中绝大部分定居在深圳。目前,皇岗、罗湖、福田三个陆路口岸日均通关人数保持在40万到50万人左右，可想而知在深港之间跨境居住、工作的人有多少。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通过30年的发展，深圳特区已经与比邻的香港实现了完全的交流与融通，从而进一步融入了国际社会。
回顾深圳特区自身发展的30年，也走过了不寻常的道路。1979年关于建立深圳特区的50号文件就把深圳叫做“出口特区”，后来才改叫“经济特区”。1983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在他们自己办的《蛇口通讯》上发表访谈透露，中央一位来视察的领导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靠国家输血活命的,如一旦把输血针头拔掉,它就不行了。”但从那一年开始，国家果然逐步减少对深圳的输血，然而，停止输血后的深圳，不仅没有死掉，相反，却依靠党的政策增强了自身的造血功能。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从那时起，重效率、讲速度的深圳,在举国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之际,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1985年底,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登上《半月谈》封面,成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首。
1986年转型,让深圳从等待输血的特区，慢慢具备了造血功能。两年后,深圳出口达到20亿美元,而当时全国出口额不过100多亿美元。
特区之火，可以燎原。如今，深圳已经由30年前的那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前哨。如今，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有人提出经济特区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更多人认为, 特区的历史使命并未结束，特区是一面旗帜，只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停止，特区的使命就不会停止。
科技之光，引领世界
改革开放的另一位受益者，是在神州大地上进行的一场前无古人的新技术革命。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关于新技术革命，经过30年的发展，今日在中国进行着的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已引领世界。而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新技术革命却起始于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春先等7名科技人员在中关村率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就是从这7个人组成的小小服务部起步，到1986年底，中关村各类研发性公司已近100家，逐渐形成了闻名中外、以开发经营电子产品为主的民营科技群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当然，也有人送给它“中国硅谷”的美誉。1987年10月3日，新华社报道《首都出现一条高技术产业街——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同期，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谈话：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2007年我国电子商务的交易总额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2007年，我国农村网民数量达到了5262万户。目前，我国县级以上政府中96%的政府机构都建立了网站。中国境内的网站总数已经达到了192万个，中文网页已经达到了84.4亿页。不言而喻，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所开辟的新技术革命，使得中国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国际社会。
这场革命，实在是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分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突如其来”地掀起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一时间冲来目不暇接的舆论浪潮，而《经济参考报》有幸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冲浪”，特别是影响极大的三本畅销书首先在经济参考报上向读者推介：
1983年6月14日，经济参考报刊登了《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一书的主要观点——“我们仍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迈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主的经济社会”。
按照奈斯比特的划分，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今将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他写道，1950年，美国只有17%的职工从事信息工作，而如今(80年代)已经达到60%；信息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产业。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把人类社会的几次巨大进步，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人类将迅速、无可避免地面对种种新技术、新产业形成的第三次浪潮的冲击。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也从新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面临的新挑战，结论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信息产业将使人类从工业社会的种种危机中，找到更适合人类发展的道路。
新华社资深记者、也是这一时期关于新技术革命报道的主要撰写者之一张可喜后来回忆道：也就是从1983年开始，日本的“新产业革命”论和美国“第三次技术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论等在我国逐渐引起政治、经济、科技等各界的高度关注。
通过以上特区与新技术革命的纵向与横向的发展与拓宽的实例，充分体现了中国从一个经济封闭、技术落后的国家，依靠改革开放的强大推动，发展成为经济技术大国的历程。
希望之光，世界瞩目
通过改革开放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通过包括贸易、投资、技术、企业等广义上的贸易走出去，以及国内企业到国外进行投资和工程劳务承包，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已完全地与世界经济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世界经济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范围来讲，“走出去”不光指欧美日发达经济体，还面向亚非拉，“走出去战略”是面向全世界的。所以，我们既和主流经济融合，也和非主流经济融合。我们要走向中国以外的所有地区。
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瞄准了几大目标，一，市场，我们的市场不光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于我们更重要；二，资源，为了资源我们更多地走向发展中国家；三，获取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等等，在这个方面，我们主要瞄准的是发达国家。另外，我们到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建制造业企业、资源开发型企业，是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目标去的，是要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包括扩大当地就业、繁荣当地经济、增加产值和税收，同时还要履行一些社会责任，这是符合国际惯例并按照东道国的法律和法规去运转的，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
目前，国内的一些领域市场已趋于饱和，一些产业已趋成熟，需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需释放一些产能。同时，中国的企业也具备了基础和竞争力，技术比较成熟，管理模式在世界上还有相对优势，比如世界500强里有22家中国企业，如果再加上港澳台就有30家，国家排名第六位。中国也培育出一批以全球市场作为目标市场的跨国公司，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安排市场网点，包括生产网点、销售网点、管理网点、研发网点等等，另外，还要整合全球的资源为自己服务。在全球最大的225家承包商里，中国有50家，接近四分之一。
英国德意志银行副董事长CaiaKoch-Weser期待中国在未来30年能创造奇迹。他预测说：“我们预测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而且是最富裕的国家。经济政策，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将会产生很大影响，希望中国能担当领导作用。”
我们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原始起点，以30年来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水平为纵坐标，以国际合作与交往的水平为横坐标。2008年的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中国进行了准确的坐标定位，一是神七上天，实现了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这是在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全面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基础上，实现的一个纵向突破，我们以此为纵坐标；另一件是第29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完美的组织能力、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在承办大型国际活动方面的实力，我们以此为横坐标。
这两件大事的纵横坐标相交，足以体现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体育实力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坐标定位。进行这样的坐标定位的意义，不仅在于显示了中国的实力，更在于体现出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社会将有能力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为中国在达成一个个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创造着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
中国目前的坐标定位意味着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同时也意味着将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当前全球遭遇特大金融危机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国际社会的众望所归。英国《金融时报》称：“或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愿意为了保护全球经济而动用自己的经济资源，这将奠定中国‘负责任超级大国’的地位”。《澳大利亚人报》称：“金融危机很可能加强‘21世纪属于中国’的看法”。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称：“美国时代结束——现在由中国来定调子……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积累了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回顾30年走过的历程，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而与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几乎同步的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横向交流与发展。从1986年中国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备忘录》，从而拉开了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进程，到2001年中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1988年中国开始全面走出去战略，到当前已全面加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在这纵向的发展与横向的拓宽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其实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战略定位，从而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完成了从封闭的计划经济向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浪潮全球化的进程。
在这个进程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深圳特区的建设和新技术革命。特区的建设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开放，新技术革命成为国民经济的助推器。这两大坐标系的重合，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调。
特区之火，正在燎原
提起深圳特区的建设，我们不妨回顾一下，30年前,皇岗、罗湖、沙头角这些口岸以至整条深圳河都是需要严防死守的。1978年选派干部去深圳,除了业务条件,还有两个附加条件一定要满足,一是政治上非常可靠,自己本人不会逃港；第二个是生活作风要过硬,“因为青壮年男子都游过去了,这边只剩下一些老弱和妇女儿童”。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一个特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因为当地人逃港防不胜防,不如“给他们划一个地方,像香港那样搞”。 然而，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截止到2005年,一共有25900名香港老人在内地长期居住,其中绝大部分定居在深圳。目前,皇岗、罗湖、福田三个陆路口岸日均通关人数保持在40万到50万人左右，可想而知在深港之间跨境居住、工作的人有多少。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通过30年的发展，深圳特区已经与比邻的香港实现了完全的交流与融通，从而进一步融入了国际社会。
回顾深圳特区自身发展的30年，也走过了不寻常的道路。1979年关于建立深圳特区的50号文件就把深圳叫做“出口特区”，后来才改叫“经济特区”。1983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在他们自己办的《蛇口通讯》上发表访谈透露，中央一位来视察的领导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靠国家输血活命的,如一旦把输血针头拔掉,它就不行了。”但从那一年开始，国家果然逐步减少对深圳的输血，然而，停止输血后的深圳，不仅没有死掉，相反，却依靠党的政策增强了自身的造血功能。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从那时起，重效率、讲速度的深圳,在举国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之际,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1985年底,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登上《半月谈》封面,成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首。
1986年转型,让深圳从等待输血的特区，慢慢具备了造血功能。两年后,深圳出口达到20亿美元,而当时全国出口额不过100多亿美元。
特区之火，可以燎原。如今，深圳已经由30年前的那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前哨。如今，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有人提出经济特区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更多人认为, 特区的历史使命并未结束，特区是一面旗帜，只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停止，特区的使命就不会停止。
科技之光，引领世界
改革开放的另一位受益者，是在神州大地上进行的一场前无古人的新技术革命。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关于新技术革命，经过30年的发展，今日在中国进行着的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已引领世界。而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新技术革命却起始于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春先等7名科技人员在中关村率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就是从这7个人组成的小小服务部起步，到1986年底，中关村各类研发性公司已近100家，逐渐形成了闻名中外、以开发经营电子产品为主的民营科技群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当然，也有人送给它“中国硅谷”的美誉。1987年10月3日，新华社报道《首都出现一条高技术产业街——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同期，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谈话：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2007年我国电子商务的交易总额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2007年，我国农村网民数量达到了5262万户。目前，我国县级以上政府中96%的政府机构都建立了网站。中国境内的网站总数已经达到了192万个，中文网页已经达到了84.4亿页。不言而喻，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所开辟的新技术革命，使得中国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国际社会。
这场革命，实在是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分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突如其来”地掀起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一时间冲来目不暇接的舆论浪潮，而《经济参考报》有幸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冲浪”，特别是影响极大的三本畅销书首先在经济参考报上向读者推介：
1983年6月14日，经济参考报刊登了《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一书的主要观点——“我们仍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迈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主的经济社会”。
按照奈斯比特的划分，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今将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他写道，1950年，美国只有17%的职工从事信息工作，而如今(80年代)已经达到60%；信息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产业。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把人类社会的几次巨大进步，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人类将迅速、无可避免地面对种种新技术、新产业形成的第三次浪潮的冲击。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也从新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面临的新挑战，结论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信息产业将使人类从工业社会的种种危机中，找到更适合人类发展的道路。
新华社资深记者、也是这一时期关于新技术革命报道的主要撰写者之一张可喜后来回忆道：也就是从1983年开始，日本的“新产业革命”论和美国“第三次技术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论等在我国逐渐引起政治、经济、科技等各界的高度关注。
通过以上特区与新技术革命的纵向与横向的发展与拓宽的实例，充分体现了中国从一个经济封闭、技术落后的国家，依靠改革开放的强大推动，发展成为经济技术大国的历程。
希望之光，世界瞩目
通过改革开放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通过包括贸易、投资、技术、企业等广义上的贸易走出去，以及国内企业到国外进行投资和工程劳务承包，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已完全地与世界经济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世界经济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范围来讲，“走出去”不光指欧美日发达经济体，还面向亚非拉，“走出去战略”是面向全世界的。所以，我们既和主流经济融合，也和非主流经济融合。我们要走向中国以外的所有地区。
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瞄准了几大目标，一，市场，我们的市场不光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于我们更重要；二，资源，为了资源我们更多地走向发展中国家；三，获取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等等，在这个方面，我们主要瞄准的是发达国家。另外，我们到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建制造业企业、资源开发型企业，是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目标去的，是要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包括扩大当地就业、繁荣当地经济、增加产值和税收，同时还要履行一些社会责任，这是符合国际惯例并按照东道国的法律和法规去运转的，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
目前，国内的一些领域市场已趋于饱和，一些产业已趋成熟，需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需释放一些产能。同时，中国的企业也具备了基础和竞争力，技术比较成熟，管理模式在世界上还有相对优势，比如世界500强里有22家中国企业，如果再加上港澳台就有30家，国家排名第六位。中国也培育出一批以全球市场作为目标市场的跨国公司，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安排市场网点，包括生产网点、销售网点、管理网点、研发网点等等，另外，还要整合全球的资源为自己服务。在全球最大的225家承包商里，中国有50家，接近四分之一。
英国德意志银行副董事长CaiaKoch-Weser期待中国在未来30年能创造奇迹。他预测说：“我们预测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而且是最富裕的国家。经济政策，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将会产生很大影响，希望中国能担当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