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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听着洋溢如此幸福气息的欢快旋律，眼前似现世外桃源般的延安，思绪仿佛轻易飘去80多年前——热血沸腾与金戈铁马交融的军民同心大生产抗顽敌的场景里。尽管“满山的窑洞，破旧的寺庙、穷乡又僻壤、战火纷飞”很难与这优美的音乐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般残酷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以延安为中心，在革命根据地如火如荼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特色教育事业。
边区延安：因陋就简，艰苦办学
“因陋就简，艰苦办学”是延安办学条件上的突出特点。无论对于办学者还是学生，回顾这段历史，都会不由得增强艰苦奋斗的意识。1938年，著名的鲁迅文艺文学院（简称“鲁艺”）筹建时，办公校舍都是借用的，老师和学生都睡地铺，吃饭没有房间，也缺乏桌台，他们就在院子里或蹲或站，分组围着一盆黑豆芽填肚子。
吃饭结束，随着值日班长响亮的两句“凳上肩!”“起步走!”，学生们走过一条小路，到耶稣教堂去上课。晚上，大家则围着小油灯整理笔记或讨论。后来，鲁艺搬到十几孔窑洞里。这窑洞要出去延安城北门，经过文庙废墟和四处荒坟，再往山凹里走，才能到达。唯一可以遮风挡雨的窑洞安排为师生宿舍，窑洞前的空地上或山坡上才是“教室”。不论是吃与住，还是教与学，都很艰苦。
在延安，单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学校就有17所，学员达数万人。其中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俄文学院、民族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炮兵学校，以及日本工农学校、朝鲜军政学校等。这些学校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的，因经济条件的困乏，很多学校都是开学上课在前，成立典礼在后。
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这个中国革命干部的摇篮，在1936年6月1日成立之时，不过是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破旧的寺庙前的空地上临时垒起个土台子，上面摆上一张长方桌和几条木凳，一千多名学员坐在台下，台上挂起“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标语，如是举行。建校初期，走过了雪山和草地的学员们将马厩、寺庙、石窟改建成一间间干净整洁的校舍。不但条件艰苦，而且办学仅仅21 天的抗大还遭到国民党的攻击，只得立即转移到“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的保安县。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同于今天学生遇到学校生活和教学条件不如意就牢骚满腹，当时的延安，招展的红旗下，嘹亮的歌声中，争分夺秒苦读的学生比比皆是。抗大开学典礼上，“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的歌声震彻山谷！
战时延安：审时度势，突出干部教育
延安办学突出培养干部，这是它在培养人才目标上彰显的特色。据记载，抗大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人才为宗旨”，陕北公学“以培养抗战干部，为持久抗战服务”为宗旨，鲁迅文艺文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由马列学院改编的中央研究院则“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时，毛泽东、周恩来出席并讲话，确定教育方针是：“以养成具有斗争理论的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至1941年9月延安大学成立，依然确定了“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在内忧外患的战争环境中，以培养各种类型的干部为目标的教育是应时性的。
在这一教育目标的指导和学员的爱国热情下，到抗战一线、直接服务于抗战成为学员的主要去向。比如：鲁艺的学员除一小部分留校继续为抗战培养人才外，大都踏上了抗日战场，有的直奔抗日前线，有的去了各抗日根据地，有的去友军友区从事抗日的艺术工作。
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的“到抗日最前线”的号召下，鲁艺形成了到敌人后方去的热潮，大批毕业学生高唱着《到敌人后方去》，离开延安，分赴各地。他们深入部队，不仅在战火硝烟中用艺术来开展文艺宣传和创作等工作，而且还直接参加艰苦卓绝的反“扫荡”等战斗，和战士们一起攻打敌人的碉堡，和游击队一起打伏击战，经受了艰苦而紧张的战斗生活的磨炼和生与死的考验，有的学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2年7月6日，鲁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在前方殉难的校友，朱德题挽词为：“从军杀敌，以笔为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花。”其中，张文彦是鲁艺文学系第二届学生，毕业后赴华北工作，在129师13团训练队任政治教员。1940年百团大战时他在关家垴战斗中身负重伤，抢救无效牺牲，年仅26岁。负伤后，他从身上掏出心爱的新式派克钢笔，嘱咐战友：“假如我死了，我只要求两件事：一、把我这支钢笔送给政治委员；二、请求党允许我加入组织。”音乐系第二期学员凌明（李知明）1939年7月随军赴华北战地工作，1941年春在由冀中赴晋东南途中，穿越敌人封锁线时遭敌人袭击牺牲……此外，鲁艺师生还组成各种文艺工作团直接去抗日前线或敌后工作，为抗战进行文艺宣传。
鲁艺师生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突出的表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战斗激情与顽强意志。
鲁艺5年时间里培养了500余名学员，派赴八路军、新四军和各革命根据地，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文艺骨干。此外，陕北公学两年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抗大共计培养了20万军政干部，很多学员后来都是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他们强有力地为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
从这些学校输送到战场上的干部来说，无疑，教育界培养了大批“能担负抗战建国之任务的战士和建设者”，为抗日，担当起了坚强后盾。
红色延安：教育灵活多样，团结活泼
“灵活、生动、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即是延安办学的特色，同时也展现了延安办学的另一特色，即创新性，这主要表现在小学教育、社会民众教育以及文体活动方面。
延安的小学，办学形式生动活泼、形式多样、富有战斗性。比如“游击小学”逢日寇来扰，或分散隐蔽，随时变更上课地点；或教师化装成卖货郎，挑担敲梆沿村集合儿童上课；或教师化装成为杂货铺掌柜，个别授课。“两面小学”表面上是敌寇的“新民小学”或私塾，读“新民课本”或者“四书五经”，暗地里却读自己的课本，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则由几个村联合办“联合小学”。在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地区，教师往来授课，办起“流动小学”和“巡回小学”。在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地区，将儿童、成年人男女老少合在一起上课的“一揽子小学”等等。按照上课时间分，还有全日班、半日班和季节学校（如春学、冬学）。这些形式多样的学校，深受根据地群众欢迎。
由于延安文化底子薄弱，绝大部分人属于文盲，所以社会民众教育成为延安根据地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动员民众投入革命，扫盲工作积极展开。主要教育组织形式有：冬学、民众学校、夜校、半日校、识字班、读报班，以及剧团、俱乐部、救亡室等。其中冬学和民校适应分散的农村群众生产和生活实际，最受欢迎、最普遍，也最为广泛。
冬学是利用冬闲对农民群众进行教育的组织形式，参加冬学的学员年龄在15－45岁，识字很少。中共中央对冬学非常重视，1941年秋，发布《开展冬学运动》号召道：“冬天是战斗的季节，也是学习的季节，我们准备着战斗，我们也要准备学习。我们希望今后在所有敌后抗日根据地里都起来准备布置冬学工作，把扫除文盲、掌握知识作为当前战斗任务之一。”
在此号召下，陕甘宁边区1937年有冬学600处，学员10000人；到1938年底，单识字组就有5834个，学员达到39983人；而截至1941年10月，则有80%的文盲都参加了扫盲运动。不少冬学由于办学出色，还发展成为长年学校。站在扫除文盲、提升民众知识的角度来说，冬学不失为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扫除文盲、普及最初文化教育的有效形式。它为民众普及文化知识、生产生活知识和提高思想水平，作出了贡献。开展冬学，是为人民做的一件实事。
除了“紧张”“严肃”的学习生活，延安的学校还开展了“团结”“活泼”的文体活动。1941年底，在中共中央党校，一大批高级干部从紧张战斗的前方来校学习，彭真等学校领导发现学生争分夺秒阅读书籍，却不重视锻炼身体，就动员大家参加文化体育活动。他们以能者为师开展了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最有趣的要数“穿着草鞋跳交谊舞”活动。当时，延安没有电源，没有留声机，也没有舞鞋。大家就借留声机，同学们两人一组，轮换摇着马达发电，穿着布鞋、草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跳着快四、慢四、快三、慢三，甚至探戈和伦巴。这样的舞会甚至吸引了毛主席参加，当时的学员都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这边载歌载舞，另外一边还有下棋的场景：一些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为了一步棋，正在争得面红脖子粗。这是室内，在室外延河里，学员们夏天游泳，冬天滑冰。当时没有冰鞋，他们就自己动手，制作冰鞋。把废钢板固定在铁皮上，再用绳子绑在布鞋上，简陋的冰鞋就滑向了延河冰面……
还有开音乐会，学唱国际歌，编演秧歌剧，排练戏剧，开展运动会等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过的同志，无一不沉浸在活泼欢腾、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红色延安，特色办学。在教育、文化和经济基础薄弱的战争环境中，我党在延安抓住有限的资源，凭借高效正确的办学方针举办教育，虽然不免有因战争需要过快推进教学的弊端，但是就其为当时抗战以及建国后培养的人才来说，无疑成果是显赫的。“因陋就简，艰苦办学”的精神和“灵活、欢快、多样”的创新型教育形式值得今天办学者学习。更重要的是，自上而下，师生同心合力，为建设国家和民族坚定信仰，执着追求知识的精神，感召后辈，开拓未来。
（作者单位：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边区延安：因陋就简，艰苦办学
“因陋就简，艰苦办学”是延安办学条件上的突出特点。无论对于办学者还是学生，回顾这段历史，都会不由得增强艰苦奋斗的意识。1938年，著名的鲁迅文艺文学院（简称“鲁艺”）筹建时，办公校舍都是借用的，老师和学生都睡地铺，吃饭没有房间，也缺乏桌台，他们就在院子里或蹲或站，分组围着一盆黑豆芽填肚子。
吃饭结束，随着值日班长响亮的两句“凳上肩!”“起步走!”，学生们走过一条小路，到耶稣教堂去上课。晚上，大家则围着小油灯整理笔记或讨论。后来，鲁艺搬到十几孔窑洞里。这窑洞要出去延安城北门，经过文庙废墟和四处荒坟，再往山凹里走，才能到达。唯一可以遮风挡雨的窑洞安排为师生宿舍，窑洞前的空地上或山坡上才是“教室”。不论是吃与住，还是教与学，都很艰苦。
在延安，单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学校就有17所，学员达数万人。其中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俄文学院、民族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炮兵学校，以及日本工农学校、朝鲜军政学校等。这些学校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的，因经济条件的困乏，很多学校都是开学上课在前，成立典礼在后。
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这个中国革命干部的摇篮，在1936年6月1日成立之时，不过是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破旧的寺庙前的空地上临时垒起个土台子，上面摆上一张长方桌和几条木凳，一千多名学员坐在台下，台上挂起“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标语，如是举行。建校初期，走过了雪山和草地的学员们将马厩、寺庙、石窟改建成一间间干净整洁的校舍。不但条件艰苦，而且办学仅仅21 天的抗大还遭到国民党的攻击，只得立即转移到“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的保安县。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同于今天学生遇到学校生活和教学条件不如意就牢骚满腹，当时的延安，招展的红旗下，嘹亮的歌声中，争分夺秒苦读的学生比比皆是。抗大开学典礼上，“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的歌声震彻山谷！
战时延安：审时度势，突出干部教育
延安办学突出培养干部，这是它在培养人才目标上彰显的特色。据记载，抗大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人才为宗旨”，陕北公学“以培养抗战干部，为持久抗战服务”为宗旨，鲁迅文艺文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由马列学院改编的中央研究院则“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时，毛泽东、周恩来出席并讲话，确定教育方针是：“以养成具有斗争理论的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至1941年9月延安大学成立，依然确定了“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在内忧外患的战争环境中，以培养各种类型的干部为目标的教育是应时性的。
在这一教育目标的指导和学员的爱国热情下，到抗战一线、直接服务于抗战成为学员的主要去向。比如：鲁艺的学员除一小部分留校继续为抗战培养人才外，大都踏上了抗日战场，有的直奔抗日前线，有的去了各抗日根据地，有的去友军友区从事抗日的艺术工作。
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的“到抗日最前线”的号召下，鲁艺形成了到敌人后方去的热潮，大批毕业学生高唱着《到敌人后方去》，离开延安，分赴各地。他们深入部队，不仅在战火硝烟中用艺术来开展文艺宣传和创作等工作，而且还直接参加艰苦卓绝的反“扫荡”等战斗，和战士们一起攻打敌人的碉堡，和游击队一起打伏击战，经受了艰苦而紧张的战斗生活的磨炼和生与死的考验，有的学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2年7月6日，鲁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在前方殉难的校友，朱德题挽词为：“从军杀敌，以笔为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花。”其中，张文彦是鲁艺文学系第二届学生，毕业后赴华北工作，在129师13团训练队任政治教员。1940年百团大战时他在关家垴战斗中身负重伤，抢救无效牺牲，年仅26岁。负伤后，他从身上掏出心爱的新式派克钢笔，嘱咐战友：“假如我死了，我只要求两件事：一、把我这支钢笔送给政治委员；二、请求党允许我加入组织。”音乐系第二期学员凌明（李知明）1939年7月随军赴华北战地工作，1941年春在由冀中赴晋东南途中，穿越敌人封锁线时遭敌人袭击牺牲……此外，鲁艺师生还组成各种文艺工作团直接去抗日前线或敌后工作，为抗战进行文艺宣传。
鲁艺师生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突出的表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战斗激情与顽强意志。
鲁艺5年时间里培养了500余名学员，派赴八路军、新四军和各革命根据地，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文艺骨干。此外，陕北公学两年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抗大共计培养了20万军政干部，很多学员后来都是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他们强有力地为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
从这些学校输送到战场上的干部来说，无疑，教育界培养了大批“能担负抗战建国之任务的战士和建设者”，为抗日，担当起了坚强后盾。
红色延安：教育灵活多样，团结活泼
“灵活、生动、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即是延安办学的特色，同时也展现了延安办学的另一特色，即创新性，这主要表现在小学教育、社会民众教育以及文体活动方面。
延安的小学，办学形式生动活泼、形式多样、富有战斗性。比如“游击小学”逢日寇来扰，或分散隐蔽，随时变更上课地点；或教师化装成卖货郎，挑担敲梆沿村集合儿童上课；或教师化装成为杂货铺掌柜，个别授课。“两面小学”表面上是敌寇的“新民小学”或私塾，读“新民课本”或者“四书五经”，暗地里却读自己的课本，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则由几个村联合办“联合小学”。在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地区，教师往来授课，办起“流动小学”和“巡回小学”。在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地区，将儿童、成年人男女老少合在一起上课的“一揽子小学”等等。按照上课时间分，还有全日班、半日班和季节学校（如春学、冬学）。这些形式多样的学校，深受根据地群众欢迎。
由于延安文化底子薄弱，绝大部分人属于文盲，所以社会民众教育成为延安根据地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动员民众投入革命，扫盲工作积极展开。主要教育组织形式有：冬学、民众学校、夜校、半日校、识字班、读报班，以及剧团、俱乐部、救亡室等。其中冬学和民校适应分散的农村群众生产和生活实际，最受欢迎、最普遍，也最为广泛。
冬学是利用冬闲对农民群众进行教育的组织形式，参加冬学的学员年龄在15－45岁，识字很少。中共中央对冬学非常重视，1941年秋，发布《开展冬学运动》号召道：“冬天是战斗的季节，也是学习的季节，我们准备着战斗，我们也要准备学习。我们希望今后在所有敌后抗日根据地里都起来准备布置冬学工作，把扫除文盲、掌握知识作为当前战斗任务之一。”
在此号召下，陕甘宁边区1937年有冬学600处，学员10000人；到1938年底，单识字组就有5834个，学员达到39983人；而截至1941年10月，则有80%的文盲都参加了扫盲运动。不少冬学由于办学出色，还发展成为长年学校。站在扫除文盲、提升民众知识的角度来说，冬学不失为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扫除文盲、普及最初文化教育的有效形式。它为民众普及文化知识、生产生活知识和提高思想水平，作出了贡献。开展冬学，是为人民做的一件实事。
除了“紧张”“严肃”的学习生活，延安的学校还开展了“团结”“活泼”的文体活动。1941年底，在中共中央党校，一大批高级干部从紧张战斗的前方来校学习，彭真等学校领导发现学生争分夺秒阅读书籍，却不重视锻炼身体，就动员大家参加文化体育活动。他们以能者为师开展了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最有趣的要数“穿着草鞋跳交谊舞”活动。当时，延安没有电源，没有留声机，也没有舞鞋。大家就借留声机，同学们两人一组，轮换摇着马达发电，穿着布鞋、草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跳着快四、慢四、快三、慢三，甚至探戈和伦巴。这样的舞会甚至吸引了毛主席参加，当时的学员都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这边载歌载舞，另外一边还有下棋的场景：一些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为了一步棋，正在争得面红脖子粗。这是室内，在室外延河里，学员们夏天游泳，冬天滑冰。当时没有冰鞋，他们就自己动手，制作冰鞋。把废钢板固定在铁皮上，再用绳子绑在布鞋上，简陋的冰鞋就滑向了延河冰面……
还有开音乐会，学唱国际歌，编演秧歌剧，排练戏剧，开展运动会等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过的同志，无一不沉浸在活泼欢腾、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红色延安，特色办学。在教育、文化和经济基础薄弱的战争环境中，我党在延安抓住有限的资源，凭借高效正确的办学方针举办教育，虽然不免有因战争需要过快推进教学的弊端，但是就其为当时抗战以及建国后培养的人才来说，无疑成果是显赫的。“因陋就简，艰苦办学”的精神和“灵活、欢快、多样”的创新型教育形式值得今天办学者学习。更重要的是，自上而下，师生同心合力，为建设国家和民族坚定信仰，执着追求知识的精神，感召后辈，开拓未来。
（作者单位：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