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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艾丽丝·沃克在小说《紫色》中关注了性别问题，而非种族问题。小说中大多人物都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的界限，兼具男性和女性特征。性别角色的模糊反映出性别是文化建构的产物，颠覆了人们解读男性和女性的传统方法，揭示了父权制对黑人男女性别建构的深刻影响，表达了艾丽丝·沃克推翻父权文化秩序、消除性别歧视、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性别 模糊 父权制 和谐 艾丽丝·沃克 《紫色》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黑人作家的作品大多都着眼于种族问题，即在黑人奴隶制影响下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黑人女性主义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小说《紫色》（The Color Purple）成功跳出了这一局限，它主要关注了性别问题，即黑人男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正因为此，《紫色》自1982年发表以来便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并获得了美国文学界的两项大奖——普利策奖和全国图书奖。
关注性别问题正是沃克的宗旨。小说《紫色》中的大多人物都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的界限。这里所说的“传统的性别角色”是指被西方白人文化广泛接受的观念，即女人是弱者、是被动的，应当呆在家里当贤妻良母，做家务、照看孩子，而男人则是强者、是主动的，应当在外努力工作赚钱，以此来养家糊口。《紫色》中性别角色的模糊充分反映了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别理论，即“性别（gender）是文化建构而成的，因此，性别既不是生理性别（sex）的偶然结果，也不像生理性别一样看似固定”（6）。沃克试图通过小说向读者表明：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在黑人的社会性别建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父权制被打破，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 哈波和索菲娅性别角色的互换
书中性别角色的模糊在哈波和他妻子索菲娅这两个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哈波虽然身强体壮，但内心深处是软弱的。在继母茜丽眼中，哈波“胆小怕事……他的眼睛显得很忧郁，心事重重。他的脸有点像女人的脸”（21）。在日常生活中，哈波喜欢做家务。索菲娅曾告诉茜丽：“他看上去可是很喜欢洗盘子的。说实话，他可比我喜欢做这种家务事……他喜欢做饭，收拾屋子，在家里做些零碎活……他好像生来就会这一套”（43）。洗碗、做饭、打扫都是众人眼中应由女人来干的工作，而哈波恰恰喜欢这些并乐在其中，可见其身上具有女性气质，其性别角色为女性。
而索菲娅恰恰相反。她长得高大结实，甚至比哈波强壮。她曾向茜丽坦白，她“宁可下地，伺候牲口，甚至劈柴”（43）。由此可见，不论从外型上，还是兴趣爱好上，索菲娅都具备明显的男性气质。也正因为此，哈波无需担心那些应由男人来干的工作，他可以安心享受收拾屋子、照看孩子等这些女人的工作，而这种夫妻相处的模式也进一步促成了索菲娅掌权当家的地位。
哈波和索菲娅性别角色的互换与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各自的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说发生在20世纪初的美国，此时的美国正是一个父权社会。父权即男人统治，包括“年长男子对年幼男子的统治，父亲对女儿的统治以及丈夫对妻子的统治”（Ehrenreich，284）。在哈波家里，言行粗暴的父亲某某先生掌控了一切，性格软弱的哈波无法质疑、挑战父亲的权威。正如茜丽的切身感触，“哈波跟我一样，斗不过他爸爸”（21）。可见，在很大程度上，某某先生性格上的侵略性使得哈波习惯性地逆来顺受，从而导致了哈波这一男性人物的女性化。
另一方面，索菲娅受其成长环境的影响拒绝向父权妥协。她有六个兄弟、五个姐妹。虽然这五个姐妹和她一样身材高大、结实健壮，但索菲娅深知“在以男人为主的家庭里女孩子很不安全”（30），因此几个女孩们“团结在一起”（31）。这样的女性团体赋予了索菲娅力量和支持，也使她具备了在男人面前捍卫自己权益的勇气。当某某先生或哈波走进房间时，她拒绝像其他女性一样停止讲话，这正是她对父权制社会习俗的一种反抗。她甚至敢于挑战某某先生的权威。在与某某先生、哈波一同看莎格表演的那个晚上，某某先生问索菲娅，“你的孩子在哪儿？”索菲娅回答：“我的孩子在家里。你的呢？”（57）。某某先生认为女人不应该出现在风月场所，所以他的问话其实是对索菲娅的一种指责。而在坚持男女平等的索菲娅的眼中，某某先生的行为无异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她用“你的呢”这句反问巧妙而有力地回击了某某先生的男权思想，让他哑口无言。索菲娅一直认为，女性绝不逊色于男性，更没有理由被男性欺侮。因此，她试图说服逆来顺受、只会向上帝倾诉的茜丽用行动去反抗某某先生：“你应该把某某先生的脑袋打开花……然后再想天堂的事”（31）。索菲娅向父权挑战的极致莫过于她离开哈波的行为。这在父权社会中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男性才有权休妻。而具备男性思想及行为特征的索菲娅在对哈波失望时，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
二 茜丽性别角色的转变
与索菲娅的性格截然相反，小说女主人公茜丽在一开始是被动的、软弱的。造成她这种性格的根本原因是她悲惨的童年。当她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时，她已多次被继父阿方索强奸虐待。母亲和阿方索从未告知茜丽身世，故而茜丽误以为阿方索便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因此她一直生活在恐惧、羞愧、自责当中，从小就对男性产生了惧怕心理，这也导致其在嫁给某某先生后习惯性地被动挨打、任其宰割。更重要的是，阿方索从一开始便剥夺了茜丽的话语权，他威胁茜丽：“你最好什么人都不告诉，只告诉上帝。否则，会害了你的妈妈”（3）。在写给上帝的第一封信中，茜丽描述道：“他捂住我的嘴说，你最好闭上嘴”（3）。话语权一旦被剥夺，女性便处于被定义的被动地位，也必定受到男性的压制和限定。
长期遭受的虐待让茜丽渐渐忽略了自己，对发生在身上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完全丧失了反抗的意识。她对索菲娅说：“有时候某某先生待我实在太过分了……可他是我的丈夫啊……这辈子很快就会过去”（31）。正如中国古人推崇的“三从”，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茜丽所处的父权社会也把同样的思想强加在女性身上。无论男性是对是错，女性永远依附于男性并盲目地追随。于是，当索菲娅决定离开哈波时，茜丽劝说道：“他是你的丈夫……你得守着他。要不然，你还有什么办法？”（47）可见，当女性把父权思想融入到骨血当中后，她们便忘记了如何去理性地思考，不论对人对己，她们都用这种思想来约束。 莎格的出现和妹妹耐蒂的来信共同促成了茜丽性别角色的转变。莎格是一个蓝调歌手，看上去性感漂亮，一直是男人追逐的目标。尽管她极具女性魅力，茜丽却在她身上看到了男性特质。首先，莎格离开了三个孩子，主动放弃了“母亲”这个女性的传统角色。其次，如大多男人一般，她对女红并不擅长。“她缝的针脚很大，歪歪斜斜的”（41），茜丽如此评价。女红大多是母女、婆媳世代传袭而来，被称为“母亲的艺术”，然而莎格对此却一窍不通，可见其女性行为特征并不很显著。再次，莎格的言谈举止很像男人。莎格有次跟索菲娅打招呼：“姑娘，你看样子活得不错”（57），对此茜丽评价道：“男人才对女人说这样的话”（58）。此外，她直呼茜丽口中的某某先生的名字艾伯特，这也充分显示出莎格自始至终认为自己与男性是平等的，而非他们的附属品。正因为此，某某先生一直欣赏、深爱着莎格，他认为“莎格干起事来，比大多数男子还要有男子气概”（187）。莎格的自信与独立是对父权制的一种挑战，而女性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受到男性的赏识和尊重。
莎格的性格极大地影响了茜丽，她给予茜丽的类似母女、姐妹、爱人般的感情帮助茜丽逐渐找到了自我，拥有了自信，也直接导致了茜丽性别角色的转变。在为莎格洗澡时，茜丽感觉自己“变成男人了”（35）。在茜丽被生活折磨得“什么感觉都没有了”（31）的时候，是莎格带给了茜丽从未经历过的性意识，让茜丽有了真正的感觉，从而逐渐确立了自我，摆脱了父权社会习俗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
妹妹耐蒂对茜丽性别角色的转变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耐蒂从小就告诉茜丽“别让他们摆布你……你得斗争。你得斗争”（14），可是某某先生把耐蒂的所有来信都藏了起来，使茜丽误以为耐蒂死了，于是反抗也没有必要了。在莎格的帮助下，茜丽读到了耐蒂的信件，重新获得了力量与信心。此外，耐蒂信中告知“爸不是我们的亲生父亲”（118），把茜丽从乱伦关系的内疚和羞愧当中拯救了出来。“消除了被继父强奸的记忆中的曲解部分，强奸本身似乎也消失了。”（Berlant，840）这个消息帮助茜丽重新认识了自我。
莎格和耐蒂共同改变了茜丽之前的思维方式，赋予了她为自己斗争的力量。最终，茜丽敢于直面某某先生，她诅咒他、谴责他的虐待行为，当某某先生又像以前那样斥责她“你是个黑人，你很穷，你长得难看，你是个女人……你一钱不值”（141）时，茜丽给了他有力的回击——“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不过我就在这里”（141）。此时的茜丽已经完全挣脱了男性权威的束缚，充分意识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她深知，“虽然她不符合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所设定的标准，但她的存在是有所谓的”（Hankinson，325）。
三 某某先生性别角色的转变
茜丽的转变也引发了某某先生性别角色的转变。当茜丽回来看望他时，她发现某某先生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与之前的暴力形象不同，此时的某某先生“像女人一样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做饭……吃完了还自己洗碗盏”（153）。此外，他还学习针线活并喜欢收集贝壳，某某先生的行为逐渐展现出传统的女性特质。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倾听，能够与茜丽愉快地交谈，他可以与茜丽平起平坐，并分担她的工作。这些都表明某某先生转变了态度，彻底摆脱了男尊女卑的错误观点。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他终于意识到男性不应该用暴力来剥夺女性的话语权、使女性陷于沉默，相反，男性应该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女性、聆听并尊重女性的想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友好和谐的男女关系。
四 结语
小说《紫色》中大多数人物同时具备男性和女性的特征，而且他们的性别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小说所反映出的性别角色的模糊对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提出了质疑，揭示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对黑人的性别建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沃克通过《紫色》旨在向读者表明，性别是社会文化建构而成的，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两性之间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平等互补。在女性摆脱了男性的压迫，在男性消除了性别偏见之后，才能实现所有一切的和谐共处。由此可见，《紫色》成功推翻了父权文化秩序，颠覆了人们解读男人女人的传统方法，并为实现男女平等、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模式。
参考文献：
[1] Berlant，Lauren.“Race，Gender，and Nation in The Color Purple.Critical inquiry 14：4（1988）：831-59.
[2] Butler，Judith.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1990.
[3] Ehrenreich，Barbara.“The Decline of Patriarchy.”Constructing Masculinity.Ed.Maurice Berger，Brian Wallis，and Simon Watson.New York：Routledge，1995.
[4] Hankinson，Stacie Lynn.“From Monotheism to Pantheism：Liberation from Patriarchy in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Midwest Quarterly 38：3 （1997）：320-8.
[5] 艾丽丝·沃克：《紫色》，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邵林，女，1981—，辽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大连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性别 模糊 父权制 和谐 艾丽丝·沃克 《紫色》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黑人作家的作品大多都着眼于种族问题，即在黑人奴隶制影响下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黑人女性主义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小说《紫色》（The Color Purple）成功跳出了这一局限，它主要关注了性别问题，即黑人男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正因为此，《紫色》自1982年发表以来便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并获得了美国文学界的两项大奖——普利策奖和全国图书奖。
关注性别问题正是沃克的宗旨。小说《紫色》中的大多人物都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的界限。这里所说的“传统的性别角色”是指被西方白人文化广泛接受的观念，即女人是弱者、是被动的，应当呆在家里当贤妻良母，做家务、照看孩子，而男人则是强者、是主动的，应当在外努力工作赚钱，以此来养家糊口。《紫色》中性别角色的模糊充分反映了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别理论，即“性别（gender）是文化建构而成的，因此，性别既不是生理性别（sex）的偶然结果，也不像生理性别一样看似固定”（6）。沃克试图通过小说向读者表明：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在黑人的社会性别建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父权制被打破，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 哈波和索菲娅性别角色的互换
书中性别角色的模糊在哈波和他妻子索菲娅这两个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哈波虽然身强体壮，但内心深处是软弱的。在继母茜丽眼中，哈波“胆小怕事……他的眼睛显得很忧郁，心事重重。他的脸有点像女人的脸”（21）。在日常生活中，哈波喜欢做家务。索菲娅曾告诉茜丽：“他看上去可是很喜欢洗盘子的。说实话，他可比我喜欢做这种家务事……他喜欢做饭，收拾屋子，在家里做些零碎活……他好像生来就会这一套”（43）。洗碗、做饭、打扫都是众人眼中应由女人来干的工作，而哈波恰恰喜欢这些并乐在其中，可见其身上具有女性气质，其性别角色为女性。
而索菲娅恰恰相反。她长得高大结实，甚至比哈波强壮。她曾向茜丽坦白，她“宁可下地，伺候牲口，甚至劈柴”（43）。由此可见，不论从外型上，还是兴趣爱好上，索菲娅都具备明显的男性气质。也正因为此，哈波无需担心那些应由男人来干的工作，他可以安心享受收拾屋子、照看孩子等这些女人的工作，而这种夫妻相处的模式也进一步促成了索菲娅掌权当家的地位。
哈波和索菲娅性别角色的互换与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各自的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说发生在20世纪初的美国，此时的美国正是一个父权社会。父权即男人统治，包括“年长男子对年幼男子的统治，父亲对女儿的统治以及丈夫对妻子的统治”（Ehrenreich，284）。在哈波家里，言行粗暴的父亲某某先生掌控了一切，性格软弱的哈波无法质疑、挑战父亲的权威。正如茜丽的切身感触，“哈波跟我一样，斗不过他爸爸”（21）。可见，在很大程度上，某某先生性格上的侵略性使得哈波习惯性地逆来顺受，从而导致了哈波这一男性人物的女性化。
另一方面，索菲娅受其成长环境的影响拒绝向父权妥协。她有六个兄弟、五个姐妹。虽然这五个姐妹和她一样身材高大、结实健壮，但索菲娅深知“在以男人为主的家庭里女孩子很不安全”（30），因此几个女孩们“团结在一起”（31）。这样的女性团体赋予了索菲娅力量和支持，也使她具备了在男人面前捍卫自己权益的勇气。当某某先生或哈波走进房间时，她拒绝像其他女性一样停止讲话，这正是她对父权制社会习俗的一种反抗。她甚至敢于挑战某某先生的权威。在与某某先生、哈波一同看莎格表演的那个晚上，某某先生问索菲娅，“你的孩子在哪儿？”索菲娅回答：“我的孩子在家里。你的呢？”（57）。某某先生认为女人不应该出现在风月场所，所以他的问话其实是对索菲娅的一种指责。而在坚持男女平等的索菲娅的眼中，某某先生的行为无异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她用“你的呢”这句反问巧妙而有力地回击了某某先生的男权思想，让他哑口无言。索菲娅一直认为，女性绝不逊色于男性，更没有理由被男性欺侮。因此，她试图说服逆来顺受、只会向上帝倾诉的茜丽用行动去反抗某某先生：“你应该把某某先生的脑袋打开花……然后再想天堂的事”（31）。索菲娅向父权挑战的极致莫过于她离开哈波的行为。这在父权社会中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男性才有权休妻。而具备男性思想及行为特征的索菲娅在对哈波失望时，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
二 茜丽性别角色的转变
与索菲娅的性格截然相反，小说女主人公茜丽在一开始是被动的、软弱的。造成她这种性格的根本原因是她悲惨的童年。当她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时，她已多次被继父阿方索强奸虐待。母亲和阿方索从未告知茜丽身世，故而茜丽误以为阿方索便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因此她一直生活在恐惧、羞愧、自责当中，从小就对男性产生了惧怕心理，这也导致其在嫁给某某先生后习惯性地被动挨打、任其宰割。更重要的是，阿方索从一开始便剥夺了茜丽的话语权，他威胁茜丽：“你最好什么人都不告诉，只告诉上帝。否则，会害了你的妈妈”（3）。在写给上帝的第一封信中，茜丽描述道：“他捂住我的嘴说，你最好闭上嘴”（3）。话语权一旦被剥夺，女性便处于被定义的被动地位，也必定受到男性的压制和限定。
长期遭受的虐待让茜丽渐渐忽略了自己，对发生在身上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完全丧失了反抗的意识。她对索菲娅说：“有时候某某先生待我实在太过分了……可他是我的丈夫啊……这辈子很快就会过去”（31）。正如中国古人推崇的“三从”，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茜丽所处的父权社会也把同样的思想强加在女性身上。无论男性是对是错，女性永远依附于男性并盲目地追随。于是，当索菲娅决定离开哈波时，茜丽劝说道：“他是你的丈夫……你得守着他。要不然，你还有什么办法？”（47）可见，当女性把父权思想融入到骨血当中后，她们便忘记了如何去理性地思考，不论对人对己，她们都用这种思想来约束。 莎格的出现和妹妹耐蒂的来信共同促成了茜丽性别角色的转变。莎格是一个蓝调歌手，看上去性感漂亮，一直是男人追逐的目标。尽管她极具女性魅力，茜丽却在她身上看到了男性特质。首先，莎格离开了三个孩子，主动放弃了“母亲”这个女性的传统角色。其次，如大多男人一般，她对女红并不擅长。“她缝的针脚很大，歪歪斜斜的”（41），茜丽如此评价。女红大多是母女、婆媳世代传袭而来，被称为“母亲的艺术”，然而莎格对此却一窍不通，可见其女性行为特征并不很显著。再次，莎格的言谈举止很像男人。莎格有次跟索菲娅打招呼：“姑娘，你看样子活得不错”（57），对此茜丽评价道：“男人才对女人说这样的话”（58）。此外，她直呼茜丽口中的某某先生的名字艾伯特，这也充分显示出莎格自始至终认为自己与男性是平等的，而非他们的附属品。正因为此，某某先生一直欣赏、深爱着莎格，他认为“莎格干起事来，比大多数男子还要有男子气概”（187）。莎格的自信与独立是对父权制的一种挑战，而女性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受到男性的赏识和尊重。
莎格的性格极大地影响了茜丽，她给予茜丽的类似母女、姐妹、爱人般的感情帮助茜丽逐渐找到了自我，拥有了自信，也直接导致了茜丽性别角色的转变。在为莎格洗澡时，茜丽感觉自己“变成男人了”（35）。在茜丽被生活折磨得“什么感觉都没有了”（31）的时候，是莎格带给了茜丽从未经历过的性意识，让茜丽有了真正的感觉，从而逐渐确立了自我，摆脱了父权社会习俗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
妹妹耐蒂对茜丽性别角色的转变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耐蒂从小就告诉茜丽“别让他们摆布你……你得斗争。你得斗争”（14），可是某某先生把耐蒂的所有来信都藏了起来，使茜丽误以为耐蒂死了，于是反抗也没有必要了。在莎格的帮助下，茜丽读到了耐蒂的信件，重新获得了力量与信心。此外，耐蒂信中告知“爸不是我们的亲生父亲”（118），把茜丽从乱伦关系的内疚和羞愧当中拯救了出来。“消除了被继父强奸的记忆中的曲解部分，强奸本身似乎也消失了。”（Berlant，840）这个消息帮助茜丽重新认识了自我。
莎格和耐蒂共同改变了茜丽之前的思维方式，赋予了她为自己斗争的力量。最终，茜丽敢于直面某某先生，她诅咒他、谴责他的虐待行为，当某某先生又像以前那样斥责她“你是个黑人，你很穷，你长得难看，你是个女人……你一钱不值”（141）时，茜丽给了他有力的回击——“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不过我就在这里”（141）。此时的茜丽已经完全挣脱了男性权威的束缚，充分意识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她深知，“虽然她不符合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所设定的标准，但她的存在是有所谓的”（Hankinson，325）。
三 某某先生性别角色的转变
茜丽的转变也引发了某某先生性别角色的转变。当茜丽回来看望他时，她发现某某先生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与之前的暴力形象不同，此时的某某先生“像女人一样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做饭……吃完了还自己洗碗盏”（153）。此外，他还学习针线活并喜欢收集贝壳，某某先生的行为逐渐展现出传统的女性特质。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倾听，能够与茜丽愉快地交谈，他可以与茜丽平起平坐，并分担她的工作。这些都表明某某先生转变了态度，彻底摆脱了男尊女卑的错误观点。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他终于意识到男性不应该用暴力来剥夺女性的话语权、使女性陷于沉默，相反，男性应该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女性、聆听并尊重女性的想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友好和谐的男女关系。
四 结语
小说《紫色》中大多数人物同时具备男性和女性的特征，而且他们的性别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小说所反映出的性别角色的模糊对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提出了质疑，揭示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对黑人的性别建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沃克通过《紫色》旨在向读者表明，性别是社会文化建构而成的，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两性之间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平等互补。在女性摆脱了男性的压迫，在男性消除了性别偏见之后，才能实现所有一切的和谐共处。由此可见，《紫色》成功推翻了父权文化秩序，颠覆了人们解读男人女人的传统方法，并为实现男女平等、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模式。
参考文献：
[1] Berlant，Lauren.“Race，Gender，and Nation in The Color Purple.Critical inquiry 14：4（1988）：831-59.
[2] Butler，Judith.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1990.
[3] Ehrenreich，Barbara.“The Decline of Patriarchy.”Constructing Masculinity.Ed.Maurice Berger，Brian Wallis，and Simon Watson.New York：Routledge，1995.
[4] Hankinson，Stacie Lynn.“From Monotheism to Pantheism：Liberation from Patriarchy in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Midwest Quarterly 38：3 （1997）：320-8.
[5] 艾丽丝·沃克：《紫色》，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邵林，女，1981—，辽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大连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