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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大众传媒越来越迎合受众低级趣味的需要，低俗之风愈演愈烈，影响着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扭曲了他们的价值观，导致他们社会感的缺失。《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培养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课程，我们应该让大学生了解媒体运作规律，主动分析社会焦点话题，带动他们参与社会实践，由此让他们理性认识社会，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 传媒低俗化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负面影响 应对策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行业走向市场化，媒体数量急剧增长，各种栏目蜂拥而起。在市场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为了争夺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媒体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不断迎合受众低级趣味需要，出现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专重感官刺激、渲染色情暴力的不良倾向，低俗之风不断蔓延，愈演愈烈，低俗信息大量占据着网络、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的空间，时时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神经，异化了整个文化生态和社会环境，对社会尤其是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一、传媒低俗化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
（一）渲染社会阴暗，误导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
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发展之路在摸索中前进，其间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极其复杂，“高尚与卑下并存，善良与丑恶齐飞”，这本是一个发展中社会的常态，折射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综观目前整个传媒市场，很多节目对鼓舞人心的热心事迹和净化社会的善良人物刻意过滤或视而不见，而热衷于揭露人性之恶和社会之恶。新闻报道充斥眼帘的尽是耸人听闻的血色标题；有些新闻评论节目专门拿社会阴暗面说事，而且反复描摹；一些法制类节目“浓墨重彩”地描写杀人、抢劫、盗窃等案件的发生过程，只注重叙事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理而忽视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治精神的培养；情感类节目总是选取一些婚外情或惊世骇俗的乱伦为题材。像《感动中国》那样震撼人心灵的节目太少，一味张扬社会丑恶的节目太多，这对大学生的社会认知有深刻影响。
大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处于学校和社会的临界点，处于社会化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接受的十多年的学校教育一直以正面激励为主，弘扬社会主旋律，宣扬社会真、善、美，但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传媒却在宣扬人性之恶与社会之恶。大学生与社会接触不多，传媒传递的信息是他们认识社会、构筑社会意象的主要来源，在信息的轰炸中，他们构筑出一个到处充满暴力、欺诈的黑暗社会模型，由此他们对学校正面教育非常反感和排斥，认为学校道德教育是对他们的误导和欺骗。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对高尚、对美德的漠然与反感是令人担忧的，由此形成的对社会的叛逆心、排斥心或玩世不恭的心态对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都非常有害。
（二）张扬拜金主义，扭曲大学生的价值观。
无孔不入的媒体将我们每天都锁定在图片、影像、文字塑造的广告之中，向人们宣扬一种中上阶层的消费方式，以激起人们的购买冲动，让人们陷入无止境的消费欲望中。媒体对明星大腕等公众人物使用的豪宅、香车、高档时装、首饰等不遗余力地挖掘展示，使这些奢侈品成为人们努力工作的终极追求。比如在各种电影、电视节上对影视作品的报道甚少，对明星走红地毯时穿的昂贵礼服却介绍详尽，在连篇累牍的引导下，人们对消费品的向往无限膨胀，转化为对金钱的崇拜，原来根深蒂固的勤俭致富观念变成对“一夜暴富”的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曾经以真诚的名义通过对拜金思想的露骨表达迅速红遍全国，成名的示范效应让后继者不绝，露富男、艳照女竞相出台，拜金女相继出名，这对大学生造成了恶劣影响。
大学生是追星的主群体，他们最喜欢追赶潮流和时尚，明星的装扮和言论对他们有深远的示范作用，而媒体总喜欢对明星奢侈生活进行大肆渲染，动不动就是《盘点香港明星的豪宅》，比较《明星奢华的婚礼》，对拜金女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反复宣传、访谈，以激发很多年轻人的“共鸣”和认同，间接为其拜金价值观张目。这些报道扭曲了大学生的价值观，使得思想政治课一直倡导的为社会作贡献、为人民谋利益的主流价值观逐渐被消解，有钱就是幸福、人生就是赚钱享受的庸俗价值观越来越有市场。2010年4月年广州妇联发布的《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显示，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少奋斗很多年，拜金主义在大学生中的泛滥状况足以让人忧思。
（三）过度娱乐化，导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中国文化呈现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存的局面。在市场化运作中，大众文化一枝独秀，成为占据中国文化舞台的主要力量，它告别了严肃的说教，摒弃了千人一面的思维方式，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迎合人们在繁忙工作之余分享生活中的幽默调侃的精神需求，娱乐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2］。娱乐节目越来越火爆，娱乐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在娱乐至上的名义下，娱乐尺度一步步放大，肉麻当有趣，轻浮变身为活泼，无聊凸显智慧，搞笑成了时尚。媒体可以随心所欲地解构历史、矮化英雄、嘲弄经典、制造达人，各种娱人手段如无厘头、恶搞、戏说等都登上了大雅之堂，让受众获得瞬时的快感。影视中恶搞经典层出不穷，如悟空恋爱、黛玉裸死；网络上不断出现以异于常态的丑态、狂语来博取眼球的“网络红人”，如芙蓉姐姐、木子美、兽兽、凤姐之流的肆意狂欢。
在全民娱乐的氛围中，大学生是最投入的群体，他们正处在反叛传统、拒斥严肃刻板、反感权威的成长过程中，娱乐是他们心灵的慰藉。但在任何神圣与高尚都可以被过度娱乐化的社会中，他们原本应有远大理想却漠视崇高；原本应胸怀天下却沉迷于娱乐八卦和网游；原本应对社会应该充满人文关怀，却只关注金钱与消费，逃避社会责任。当他们正处于思考人生和社会的韶华时期的时候，他们远离高雅、远离理想，娱乐并麻木着。波兹曼曾告诫：“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3］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过度娱乐的媒体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低俗化背景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应对
大学是人才培养之所，社会各界都期望大学塑造出德才兼备的人才，但教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整体性的，除学校教育外，社会教育对塑造个体人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大学阶段，周围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环境的力量远大于学校的教化，所以有“5 2＝0”的现象发生，即2天周末的社会熏陶能够完全抵消5天的学校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要课程，在传媒低俗化的负面背景下，《基础》课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对社会环境视而不见，照本宣科地陶醉在道德的世外桃源中，而应该积极主动地分析社会现象，为大学生拨开迷雾。
（一）让大学生了解媒体的运作规律，以成熟理性的心态认知社会。
大学生有了一定的理性思考的能力，但处在躁动、冲动的年龄阶段，情绪波动较大，处事易感性化，容易迷信电视、迷信网络，尤其喜欢跟风，被媒体制造的舆论所左右。因此，学校教育应该培养他们的理性精神，了解媒体的运作，对待媒体让他们多一些清醒，少一些狂热。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传媒业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经济基础由原来的财政拨款变成自主创收，媒体的运作方式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节目的制作和选取从面向政府到面向观众，从政治性转向娱乐性，一切以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发行量为中心，比如电视剧采用“制播分离”的方式，制作方的报酬是“以点论价”，投资方的资本回报率取决于收视率。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制造看点吸引最多数人的关注就成为媒体关注的重心，于是各种各样的炒作就出笼了，谩骂、爆料、炮制话题竞相登场，新鲜、奇特、骇人听闻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题材优先选择，色情、血腥、暴力、明星这些极富感官刺激的新闻越来越占据市场。《基础》课应该让大学生了解媒体的运作手段，让他们知道传媒是怎样有区分地选择、加工、制作和发布信息的，这将使他们在喧嚣浮华的传媒报道中学会选择、鉴别、思考，健全对社会的认知，而不是一味沉迷于媒体构筑出来的意象空间中，任媒体挥舞指挥棒操纵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二）主动及时分析热点问题，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现在的大学生缺少吃苦受罪的体验，不少人存在着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尤其“女大学生”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社会对当前大学生群体的评价不高，由此对高校德育教育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殷切的希望。但学校教学面临难题，大学思想政治课因与专业相关度不高易遭学生排斥，经常出现“台上滔滔不绝，台下昏昏欲睡”的局面，难以达到教化的效果。如何以生动活泼的方式上好《基础》课是问题的关键。
在课堂中积极引入焦点人物和热点事件，有利于增强教育的有效性。社会在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热点，及时抓住某些与德育教育相关的社会热点，主动引入课堂进行分析探讨，能够廓清大学生心中的迷雾，活跃课堂气氛。比如在教学《基础》课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时可以将媒体炒作的热点人物或现象放入课堂进行分析，像“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面欢笑”的拜金女现象，像2010年《重庆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理管理规定》中引起社会争议的“发现当三陪、当二奶、当二爷、搞一夜情的将开除学籍”内容，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引导学生们在论辩中思考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这种方式比单纯的说教和灌输更深入人心，通过讨论反思，拜金价值观不再轻易占据他们的心灵。
（三）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相比专业课而言，《基础》课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与传授，更在于情感的体验与认同。知识是客观存在的，有持续稳定性，但情感是主观的，容易波动。《基础》课教学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老师讲述道德楷模时，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下课后接触网络、电视后这种感动就荡然无存。因为课堂倾向于展示社会美好，传媒喜欢暴露社会阴暗，而单纯的课堂讲述是一种短暂的、单向认知，它形成的心理影响可能比较强烈，但并不持久，无法与传媒声、光、影长时间的立体表述相抗衡，当课堂遭遇传媒，学生情感容易出现波动，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如何让学生形成持久的情感认同呢？要让学生走出课堂，接触社会，让他们在社会的大课堂中接受教育。
《基础》课是大学教育中让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社会责任感的主要课程，但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仅靠单纯的课堂教学很难达到好的效果。要想深入内心，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课堂之外开展课外教学。教师将学生分组，不同组别的学生深入不同领域进行社会考察，让他们全方位、多层面地深入社会；让他们作校园调查，调研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引导他们深入农村，感受贫困山区人民的疾苦；参观革命遗迹缅怀先辈，激发爱国情感；发动他们在养老院、孤儿院、残疾儿童学校等做义工，培养仁爱心理，等等。总之，让他们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了解人民疾苦，加深他们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增强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未来的责任感。考察结束之后让他们在课堂上互相交流讨论，总结心得感受，形成书面考察报告，再对报告进行总结评比，对优秀者予以表彰，并将社会实践报告作为期末考核成绩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活动让他们的心灵在实践中得到洗礼和升华。
《基础》课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知识性、实践性于一体的课程，涉及内容十分广泛，现实性、针对性都很强，教师可以抓住它的这些特点从生活中、实践中广泛取材，以生动的形式吸引人，以深刻的思想启发人，让学生在浮躁、片面、功利的传媒话语中学会辨别，学会选择，学会思考，在思考中认清人生方向和人生价值，树立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
［1］姜卫玲.论传媒低俗化的文化根源［J］.传媒观察，2010，（1）.
［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 传媒低俗化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负面影响 应对策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行业走向市场化，媒体数量急剧增长，各种栏目蜂拥而起。在市场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为了争夺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媒体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不断迎合受众低级趣味需要，出现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专重感官刺激、渲染色情暴力的不良倾向，低俗之风不断蔓延，愈演愈烈，低俗信息大量占据着网络、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的空间，时时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神经，异化了整个文化生态和社会环境，对社会尤其是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一、传媒低俗化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
（一）渲染社会阴暗，误导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
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发展之路在摸索中前进，其间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极其复杂，“高尚与卑下并存，善良与丑恶齐飞”，这本是一个发展中社会的常态，折射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综观目前整个传媒市场，很多节目对鼓舞人心的热心事迹和净化社会的善良人物刻意过滤或视而不见，而热衷于揭露人性之恶和社会之恶。新闻报道充斥眼帘的尽是耸人听闻的血色标题；有些新闻评论节目专门拿社会阴暗面说事，而且反复描摹；一些法制类节目“浓墨重彩”地描写杀人、抢劫、盗窃等案件的发生过程，只注重叙事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理而忽视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治精神的培养；情感类节目总是选取一些婚外情或惊世骇俗的乱伦为题材。像《感动中国》那样震撼人心灵的节目太少，一味张扬社会丑恶的节目太多，这对大学生的社会认知有深刻影响。
大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处于学校和社会的临界点，处于社会化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接受的十多年的学校教育一直以正面激励为主，弘扬社会主旋律，宣扬社会真、善、美，但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传媒却在宣扬人性之恶与社会之恶。大学生与社会接触不多，传媒传递的信息是他们认识社会、构筑社会意象的主要来源，在信息的轰炸中，他们构筑出一个到处充满暴力、欺诈的黑暗社会模型，由此他们对学校正面教育非常反感和排斥，认为学校道德教育是对他们的误导和欺骗。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对高尚、对美德的漠然与反感是令人担忧的，由此形成的对社会的叛逆心、排斥心或玩世不恭的心态对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都非常有害。
（二）张扬拜金主义，扭曲大学生的价值观。
无孔不入的媒体将我们每天都锁定在图片、影像、文字塑造的广告之中，向人们宣扬一种中上阶层的消费方式，以激起人们的购买冲动，让人们陷入无止境的消费欲望中。媒体对明星大腕等公众人物使用的豪宅、香车、高档时装、首饰等不遗余力地挖掘展示，使这些奢侈品成为人们努力工作的终极追求。比如在各种电影、电视节上对影视作品的报道甚少，对明星走红地毯时穿的昂贵礼服却介绍详尽，在连篇累牍的引导下，人们对消费品的向往无限膨胀，转化为对金钱的崇拜，原来根深蒂固的勤俭致富观念变成对“一夜暴富”的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曾经以真诚的名义通过对拜金思想的露骨表达迅速红遍全国，成名的示范效应让后继者不绝，露富男、艳照女竞相出台，拜金女相继出名，这对大学生造成了恶劣影响。
大学生是追星的主群体，他们最喜欢追赶潮流和时尚，明星的装扮和言论对他们有深远的示范作用，而媒体总喜欢对明星奢侈生活进行大肆渲染，动不动就是《盘点香港明星的豪宅》，比较《明星奢华的婚礼》，对拜金女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反复宣传、访谈，以激发很多年轻人的“共鸣”和认同，间接为其拜金价值观张目。这些报道扭曲了大学生的价值观，使得思想政治课一直倡导的为社会作贡献、为人民谋利益的主流价值观逐渐被消解，有钱就是幸福、人生就是赚钱享受的庸俗价值观越来越有市场。2010年4月年广州妇联发布的《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显示，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少奋斗很多年，拜金主义在大学生中的泛滥状况足以让人忧思。
（三）过度娱乐化，导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中国文化呈现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存的局面。在市场化运作中，大众文化一枝独秀，成为占据中国文化舞台的主要力量，它告别了严肃的说教，摒弃了千人一面的思维方式，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迎合人们在繁忙工作之余分享生活中的幽默调侃的精神需求，娱乐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2］。娱乐节目越来越火爆，娱乐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在娱乐至上的名义下，娱乐尺度一步步放大，肉麻当有趣，轻浮变身为活泼，无聊凸显智慧，搞笑成了时尚。媒体可以随心所欲地解构历史、矮化英雄、嘲弄经典、制造达人，各种娱人手段如无厘头、恶搞、戏说等都登上了大雅之堂，让受众获得瞬时的快感。影视中恶搞经典层出不穷，如悟空恋爱、黛玉裸死；网络上不断出现以异于常态的丑态、狂语来博取眼球的“网络红人”，如芙蓉姐姐、木子美、兽兽、凤姐之流的肆意狂欢。
在全民娱乐的氛围中，大学生是最投入的群体，他们正处在反叛传统、拒斥严肃刻板、反感权威的成长过程中，娱乐是他们心灵的慰藉。但在任何神圣与高尚都可以被过度娱乐化的社会中，他们原本应有远大理想却漠视崇高；原本应胸怀天下却沉迷于娱乐八卦和网游；原本应对社会应该充满人文关怀，却只关注金钱与消费，逃避社会责任。当他们正处于思考人生和社会的韶华时期的时候，他们远离高雅、远离理想，娱乐并麻木着。波兹曼曾告诫：“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3］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过度娱乐的媒体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低俗化背景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应对
大学是人才培养之所，社会各界都期望大学塑造出德才兼备的人才，但教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整体性的，除学校教育外，社会教育对塑造个体人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大学阶段，周围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环境的力量远大于学校的教化，所以有“5 2＝0”的现象发生，即2天周末的社会熏陶能够完全抵消5天的学校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要课程，在传媒低俗化的负面背景下，《基础》课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对社会环境视而不见，照本宣科地陶醉在道德的世外桃源中，而应该积极主动地分析社会现象，为大学生拨开迷雾。
（一）让大学生了解媒体的运作规律，以成熟理性的心态认知社会。
大学生有了一定的理性思考的能力，但处在躁动、冲动的年龄阶段，情绪波动较大，处事易感性化，容易迷信电视、迷信网络，尤其喜欢跟风，被媒体制造的舆论所左右。因此，学校教育应该培养他们的理性精神，了解媒体的运作，对待媒体让他们多一些清醒，少一些狂热。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传媒业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经济基础由原来的财政拨款变成自主创收，媒体的运作方式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节目的制作和选取从面向政府到面向观众，从政治性转向娱乐性，一切以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发行量为中心，比如电视剧采用“制播分离”的方式，制作方的报酬是“以点论价”，投资方的资本回报率取决于收视率。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制造看点吸引最多数人的关注就成为媒体关注的重心，于是各种各样的炒作就出笼了，谩骂、爆料、炮制话题竞相登场，新鲜、奇特、骇人听闻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题材优先选择，色情、血腥、暴力、明星这些极富感官刺激的新闻越来越占据市场。《基础》课应该让大学生了解媒体的运作手段，让他们知道传媒是怎样有区分地选择、加工、制作和发布信息的，这将使他们在喧嚣浮华的传媒报道中学会选择、鉴别、思考，健全对社会的认知，而不是一味沉迷于媒体构筑出来的意象空间中，任媒体挥舞指挥棒操纵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二）主动及时分析热点问题，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现在的大学生缺少吃苦受罪的体验，不少人存在着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尤其“女大学生”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社会对当前大学生群体的评价不高，由此对高校德育教育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殷切的希望。但学校教学面临难题，大学思想政治课因与专业相关度不高易遭学生排斥，经常出现“台上滔滔不绝，台下昏昏欲睡”的局面，难以达到教化的效果。如何以生动活泼的方式上好《基础》课是问题的关键。
在课堂中积极引入焦点人物和热点事件，有利于增强教育的有效性。社会在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热点，及时抓住某些与德育教育相关的社会热点，主动引入课堂进行分析探讨，能够廓清大学生心中的迷雾，活跃课堂气氛。比如在教学《基础》课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时可以将媒体炒作的热点人物或现象放入课堂进行分析，像“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面欢笑”的拜金女现象，像2010年《重庆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理管理规定》中引起社会争议的“发现当三陪、当二奶、当二爷、搞一夜情的将开除学籍”内容，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引导学生们在论辩中思考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这种方式比单纯的说教和灌输更深入人心，通过讨论反思，拜金价值观不再轻易占据他们的心灵。
（三）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相比专业课而言，《基础》课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与传授，更在于情感的体验与认同。知识是客观存在的，有持续稳定性，但情感是主观的，容易波动。《基础》课教学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老师讲述道德楷模时，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下课后接触网络、电视后这种感动就荡然无存。因为课堂倾向于展示社会美好，传媒喜欢暴露社会阴暗，而单纯的课堂讲述是一种短暂的、单向认知，它形成的心理影响可能比较强烈，但并不持久，无法与传媒声、光、影长时间的立体表述相抗衡，当课堂遭遇传媒，学生情感容易出现波动，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如何让学生形成持久的情感认同呢？要让学生走出课堂，接触社会，让他们在社会的大课堂中接受教育。
《基础》课是大学教育中让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社会责任感的主要课程，但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仅靠单纯的课堂教学很难达到好的效果。要想深入内心，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课堂之外开展课外教学。教师将学生分组，不同组别的学生深入不同领域进行社会考察，让他们全方位、多层面地深入社会；让他们作校园调查，调研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引导他们深入农村，感受贫困山区人民的疾苦；参观革命遗迹缅怀先辈，激发爱国情感；发动他们在养老院、孤儿院、残疾儿童学校等做义工，培养仁爱心理，等等。总之，让他们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了解人民疾苦，加深他们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增强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未来的责任感。考察结束之后让他们在课堂上互相交流讨论，总结心得感受，形成书面考察报告，再对报告进行总结评比，对优秀者予以表彰，并将社会实践报告作为期末考核成绩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活动让他们的心灵在实践中得到洗礼和升华。
《基础》课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知识性、实践性于一体的课程，涉及内容十分广泛，现实性、针对性都很强，教师可以抓住它的这些特点从生活中、实践中广泛取材，以生动的形式吸引人，以深刻的思想启发人，让学生在浮躁、片面、功利的传媒话语中学会辨别，学会选择，学会思考，在思考中认清人生方向和人生价值，树立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
［1］姜卫玲.论传媒低俗化的文化根源［J］.传媒观察，2010，（1）.
［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