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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是被告人王某的妻子。王某作为某公司的部门经理，先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业务单位贿赂十余万元，而李某一直坚信自己的丈夫是无辜的。在案件受理之初，李某曾多次携子带友向检察机关陈冤，而且控告公安机关“冤枉了好人，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经过检察机关审查，王某构成公司人员受贿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于是以公司人员受贿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李某及她的儿子多次违反法庭纪律，指着公诉人叫骂“杀死他，杀死他”。庭审结束后，李某带领亲友十余人围堵、指责公诉人。
在法律意义上，如果法律是一场表演，也应当是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法律所做的严格的、符合逻辑的推理与演绎，并且以这种公开的“表演”，通过当事人或者公众对程序的参与，进一步培养民众的法律精神与法治意识。而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了司法戏剧化、表演化的历史的影子。在某人午时三刻在菜市口斩首的场景中（当然只是在戏剧、电影中所见），行刑台下攒动的人群中，长跪喊冤与群情愤怒同时并存，甚至还有人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等待着“人血馒头”。
这样的司法活动把法律表演成一场赶潮的盛会，不管对谁而言，这一天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人们为着各自不同的利益，涌向海边，等待着涨落的时候，捡拾尽可能多的贝壳。
这种情绪化、戏剧化的表演效果，充满了呐喊、眼泪与不切实际的期待，充斥了个人好恶与个别正义，看似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却缺少法律所应当具有的冷静、理性的品格与客观公正的秉性，从而真正把司法戏剧化了。
程序已经不再重要，“心目中的公正”从一开始就是显露无遗，并且得到自始至终的贯彻，一切只是为了未经论证甚至不切实际的实质的结果，法律所设计的程序成为令人生厌的繁文缛节，成为被过于伪饰的文明躯壳。
“法律是一场表演”，反映出民众不同程度错位的法治观，反映出民众对制度的依赖不够或信任不够，而更愿意在政治、道德的语境而不是法律的语境中体味、寻求、评判自己“心中的正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参与法律表演的热情，是一种利益驱动（甚至是不当利益驱动）下的参与国家法律事务的政治热情，而无关法律本身。
任何人在自己的利益面前可能都会有抛开理性的冲动。但法治社会恰恰要求，社会公众应当对法律形成依赖或者习惯，不管最终结果是有利还是不利。司法活动不是一场任意分割利益的盛宴，更不应当因其他因素而改变法律预定的期待。对民众正确法治观的培育、矫正，既是法治建设的需要，也会为司法活动创造良性的外部环境。
在今年“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之间不时迸发的观点辩论，是一道引人注目的政治景观。张茵委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3份提案，遭到另一名委员公开批评，还卷入了社会舆论的漩涡；孙淑义委员作了要求投资300亿元巨资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言后，也在政协讨论会上引发了上百名委员的联名反对……这种激烈辩论的场景，史无前例。
辩论是现代议会政治的基本一环。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唇枪舌剑的政治辩论是常态，甚至会为某项议题大打出手，这种“肉搏政治”当然不值得效仿，我国的“两会”也不等同于西方的议会，但一团和气的政治形态，也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和成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此次“两会”期间出现的政治辩论，意味着代表、委员的言说姿态在完成从“颂歌”向“诤言”的初步转型后，正在萌生从“诤言”向“辩论”的更深层次的转型，它将成为中国“两会”政治的一个重要拐点。
现在的问题是，“两会”上的辩论还是太少了。例如，有代表、委员提出了“‘钉子户’对房价上涨有责任”、“我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等观点，虽然招致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却未在“两会”这一重要的公共政治平台上引发足够的公开辩论。
要改变“两会”中辩论不足乃至辩论缺失的状态，首先需要革新“协调”式政治文化，摆脱政治辩论就是制造政治混乱的观念误区，为委员、代表的“言说免责”、“辩论无罪”塑造更加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并从制度安排上强化“两会”的辩论机制。
其次是代表、委员辩论意识的强化和履职参政能力的提高。这既需要代表、委员们打破不伤和气的“面子”哲学，习惯于在辩论氛围中进行政治表达和利益博弈，更需要他们提高“敢于辩论”、“善于辩论”的政治技巧。
更为重要的是，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推选出敢言能辩、具备合格履职参政能力、真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表、委员才是前提和基础。这就需要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更需要选民们珍惜手中的选票。
一言以蔽之，“两会”能否成为民意表达、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民主政治能否一步步走向成熟，决定权就在每位选民的每一张选票当中。
在法律意义上，如果法律是一场表演，也应当是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法律所做的严格的、符合逻辑的推理与演绎，并且以这种公开的“表演”，通过当事人或者公众对程序的参与，进一步培养民众的法律精神与法治意识。而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了司法戏剧化、表演化的历史的影子。在某人午时三刻在菜市口斩首的场景中（当然只是在戏剧、电影中所见），行刑台下攒动的人群中，长跪喊冤与群情愤怒同时并存，甚至还有人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等待着“人血馒头”。
这样的司法活动把法律表演成一场赶潮的盛会，不管对谁而言，这一天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人们为着各自不同的利益，涌向海边，等待着涨落的时候，捡拾尽可能多的贝壳。
这种情绪化、戏剧化的表演效果，充满了呐喊、眼泪与不切实际的期待，充斥了个人好恶与个别正义，看似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却缺少法律所应当具有的冷静、理性的品格与客观公正的秉性，从而真正把司法戏剧化了。
程序已经不再重要，“心目中的公正”从一开始就是显露无遗，并且得到自始至终的贯彻，一切只是为了未经论证甚至不切实际的实质的结果，法律所设计的程序成为令人生厌的繁文缛节，成为被过于伪饰的文明躯壳。
“法律是一场表演”，反映出民众不同程度错位的法治观，反映出民众对制度的依赖不够或信任不够，而更愿意在政治、道德的语境而不是法律的语境中体味、寻求、评判自己“心中的正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参与法律表演的热情，是一种利益驱动（甚至是不当利益驱动）下的参与国家法律事务的政治热情，而无关法律本身。
任何人在自己的利益面前可能都会有抛开理性的冲动。但法治社会恰恰要求，社会公众应当对法律形成依赖或者习惯，不管最终结果是有利还是不利。司法活动不是一场任意分割利益的盛宴，更不应当因其他因素而改变法律预定的期待。对民众正确法治观的培育、矫正，既是法治建设的需要，也会为司法活动创造良性的外部环境。
在今年“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之间不时迸发的观点辩论，是一道引人注目的政治景观。张茵委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3份提案，遭到另一名委员公开批评，还卷入了社会舆论的漩涡；孙淑义委员作了要求投资300亿元巨资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言后，也在政协讨论会上引发了上百名委员的联名反对……这种激烈辩论的场景，史无前例。
辩论是现代议会政治的基本一环。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唇枪舌剑的政治辩论是常态，甚至会为某项议题大打出手，这种“肉搏政治”当然不值得效仿，我国的“两会”也不等同于西方的议会，但一团和气的政治形态，也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和成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此次“两会”期间出现的政治辩论，意味着代表、委员的言说姿态在完成从“颂歌”向“诤言”的初步转型后，正在萌生从“诤言”向“辩论”的更深层次的转型，它将成为中国“两会”政治的一个重要拐点。
现在的问题是，“两会”上的辩论还是太少了。例如，有代表、委员提出了“‘钉子户’对房价上涨有责任”、“我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等观点，虽然招致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却未在“两会”这一重要的公共政治平台上引发足够的公开辩论。
要改变“两会”中辩论不足乃至辩论缺失的状态，首先需要革新“协调”式政治文化，摆脱政治辩论就是制造政治混乱的观念误区，为委员、代表的“言说免责”、“辩论无罪”塑造更加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并从制度安排上强化“两会”的辩论机制。
其次是代表、委员辩论意识的强化和履职参政能力的提高。这既需要代表、委员们打破不伤和气的“面子”哲学，习惯于在辩论氛围中进行政治表达和利益博弈，更需要他们提高“敢于辩论”、“善于辩论”的政治技巧。
更为重要的是，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推选出敢言能辩、具备合格履职参政能力、真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表、委员才是前提和基础。这就需要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更需要选民们珍惜手中的选票。
一言以蔽之，“两会”能否成为民意表达、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民主政治能否一步步走向成熟，决定权就在每位选民的每一张选票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