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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革命先驱中寻找师生的楷模的话，那么，李大钊、高君宇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对。在他们从事的共同的革命事业中，高君宇始终以李大钊为导师，而李大钊则将高君宇看作是得力的助手。两人关系之密切，在当时就已为人们所共知了。
据“五四”老人许德珩接受采访时所说，高君宇是在1918年5月参与组织的总统府请愿斗争以后结识李大钊的。而在此之前，高君宇就已对这位在青年学生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十分敬佩、仰慕了。李大钊当时已是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之一。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他作为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就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泣血陈词，号召青年发扬薪胆精神，赴国难，雪国耻，再造福州。他在《青春》这篇被人称作“‘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宣言书”的文章中，鼓励青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俄国十月革命后，他放声讴歌这一伟大的“庶民的胜利”，热情欢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并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于这位伟大的导师，抱有以天下为己任宏愿的高君宇自然是极为崇拜的。因之，1918年5月21日，高君宇和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北大学生，以及留日学生代表，为了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而发动组织的总统府请愿斗争失败后，他们便来到北大图书馆，拜见了李大钊先生，以商讨下一步斗争行动。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之必要的高君宇等北大爱国学生，很快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不久，经串连，这一组织迅速成为一个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后来，这一团体受到军阀的干涉，为了便于活动，高君宇等骨干分子采取自行捐款的方式，集资创办了《国民》杂志社，出版具有反帝爱国色彩的《国民》刊物。许德珩回忆说，高君宇在编辑这一刊物上“起过很大作用”。而李大钊则对这一团体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并为《国民》杂志撰写文章。
自此以后，高君宇就经常和一些革命青年围绕在李大钊周围，抨击时弊，探讨救国真理。当高君宇从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里第一次了解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他仿佛囚于暗室里的人突见一缕光明，只觉得眼前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壮阔境界。他在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艰辛和曲折之后，终于接触到他梦寐以求的伟大真理——马克思主义!从此，高君宇更加频繁地出入于北大红楼，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他和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青年一起阅读和研究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书刊、报纸，研究社会主义，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高君宇那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和追求真理的不懈精神，受到了李大钊的赏识。在朝夕相处中，高君宇很快成为李大钊的得意学生和有力助手。
1919年1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的所谓“和平会议”——帝国主义分赃会议的本质暴露出来后，李大钊立即在高君宇参与编辑的《国民》杂志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吹响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号角。2月5日，北大学生齐集法科礼堂，筹议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蛮横无理的狂妄行为，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会上，高君宇等十余名爱国学生被推为干事，以联络各校学生共同行动。
高君宇在积极投身于这一抵抗运动的同时，还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等经常聚集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或李大钊家中，秘密商讨斗争策略。他们深感仅靠宣传、教育、出版等行动是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当前复杂的斗争形势了，必须改变斗争的手段。他们越来越经常地讨论李大钊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时多次提出的“直接行动”的问题，逐渐认识到，为了达到斗争的目的，必须采取“直接行动”。
5月1日，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大。一时间，整个校园内群情激愤。高君宇在参加了当天下午国民社召开的紧急会议后，立即和邓中夏等奔走呼号，迅速把李大钊当天发表的《五一节杂感》中又一次明确提出的“直接行动”传播到北京各校。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和高师、工专、法政等13个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了“激战”前夕的大会。在会上，高君宇慷慨陈词，倡言“直接行动”，力主游行示威。
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高君宇丢掉了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斯文风度，愤然参加了殴击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壮烈行动。在运动处于被军阀政府镇压的严重时刻，高君宇不顾个人安危，受北大全体学生委托，挺身而出，毅然担任了北大驻北京学联代表，领导北京爱国学生继续开展斗争。5月18日，北京学联在北大二院召开会议，议决实行总罢课，并派黄日葵、许德珩等人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串连，以发动更大的斗争。据许德珩回忆说：“我和黄日葵到各地串连，这是李大钊同志的点子，高君宇同志坚决支持。”
“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高君宇等19名北大学生于1920年3月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恰在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长威金斯基抵达北京。高君宇协助李大钊为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举办了欢迎会、讲演会、讨论会，并在这些会上聆听了威金斯基的讲演，更加坚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决心。但是，由于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的军阀政府的严禁和封锁，马克思主义书籍，特别是马克思的原著，在当时是很难找到的。后来，高君宇他们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一批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才缓解了书籍方面的困难。一年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会员人数急骤增加。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高君宇他们争相捐款，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附属该会的小型图书馆——“康慕义斋”，建立了以翻译和编印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任务的翻译室，还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等。李大钊对这一切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亲临会议发表讲演。
在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高君宇积极响应李大钊发出的“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的号召，和邓中夏筹备组织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一次乡村讲演活动，这是北大革命青年走向工农大众的首次尝试。1920年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高君宇在参与组织北大罢课讲演活动的同时，分别在《新青年》、《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了《山西劳动状况》和《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而李大钊则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MayDay运动史》。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早在1920年初，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革命青年就讨论过建党的问题。同年10月，李大钊亲手组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不久改名为北京共产党支部。高君宇为该支部最早成员之一。同时，在李大钊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创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被推选为书记，肩负起领导北方地区青年革命运动的重任。在高君宇的直接领导下，该团通过各校学生会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读互助团、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部分青年赴苏联参加会议、学习参观。而这一切活动，无不受到李大钊的指导。为了壮大团组织的力量，高君宇受李大钊的指派，还回晋创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为了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革命活动，1920年10月，高君宇加入了李大钊、王光祈等共同发起组织和主持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为了将该会改造成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政治革命活动的群众团体，高君宇、邓中夏等北京会员中的共产党员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多次与同学会中以左舜生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自1921年7月南京年会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后，这一斗争愈来愈激烈，至1922年7月杭州年会时斗争达到了高潮。杭州年会因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在京有事，不能参加，斗争的重担就落在高君宇身上。高君宇向大会提交了李大钊等提出的“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后，随即与国家主义者展开一场激烈的舌战。在高君宇的努力下，这次年会通过了《本会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高君宇逐渐成为一位成熟的共产党人。李大钊对这位有力助手自然更加信任和器重。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组织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负责代表团人选的李大钊就将高君宇列入代表团人选名单。
由苏归国后，高君宇又和李大钊战斗在一起。1922年夏，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以及北京各界人士发起成立了“非宗教运动大同盟”，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罪恶行径予以沉重的打击。为了回击中外反动派对红色苏俄的诬蔑和诽谤，促进中苏建交，高君宇配合李大钊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撰写了《日俄会议及中俄会议》、《北京大学过激化了吗？》、《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赤色帝国主义么？》等文章。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高君宇受李大钊的指派，和邓中夏深入到以长辛店为中心的京汉铁路沿线开展活动，领导了北方早期工人运动。“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颇为愤慨，但不便公开发表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向导》记者、编辑的高君宇挺身而出，撰写并发表了《勖军阀残民之总统命令》、《全国商界的好榜样》等战斗檄文，并和罗章龙合编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揭露军阀暴行，号召人民继续战斗。
党的“二大”发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号召后，高君宇遵照李大钊的指示，多次奔波在京、粤之间，为促进国共合作而努力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是以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会后，高君宇遵照李大钊的指示，以国民党为旗帜开展工作。不久，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任总务股主任，和李大钊一起领导了北方的国共合作。随后，受李大钊委派，高君宇又回太原创建了山西地方党组织，并在此基础上筹划了山西的国共合作。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李大钊任书记，高君宇为区委领导成员之一，同时兼任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其后，受党的委托，高君宇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孙中山工作。同年11月，他随同孙中山离粤北上。高君宇虽身患重病，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协助孙中山、李大钊促进国民会议运动。然而，就在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不久，高君宇突患急性盲肠炎，因医治无效，长逝于协和医院。高君宇的死，对革命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3月29日上午，北京党组织以北大学生会等团体的名义为其举行了追悼会。李大钊深为失去这样一位有力的助手而悲痛，他不仅送了花圈，而且亲笔书写了挽联。可惜，这一珍贵的挽联因人世沧桑未能保存下来。
（责编 岩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