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按此前国家卫计委及一些专家预测，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最低预测为2023万，实际出生人口比这个数字少了近300万。
低生育率的结果，是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下降。自2012年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2017年更是下降了548万之多。从2011年到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在7年间减少了约4000万。不改变人口全面下滑的趋势，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并加重养老难题。面对2017年的生育率陡降，全社会不得不警惕。
第一，人口“青黄不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减少，劳动人口急剧萎缩导致“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日本在1990年进入这个拐点，从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经济衰退与疲软。
第二，新生人口减少，人口结构得不到优化，老龄化挑战日益严峻，中国未来将面临养老压力、社会活力不足等问题。社会活力不足，又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第三，大家注意到，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双降，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占比超50%，并超过一孩出生数。也就是说，出生人口的下降，并非因为适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不够，而主要是年轻夫妇不愿意生育一孩。所以，当前的人口问题，是年轻世代即85后尤其是90后这代人的生育意愿低下的问题。
尽管我们可以提高人口素质，以“素质红利”取代“人口红利”，延续经济增长势头，我们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以机器取代人力，来升级中国制造的模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往的中国经济奇迹，得益于庞大的年轻人口——正是从1962年到1970年连续8年的高人口出生率与增长率，为中国提供了30年的劳动适龄人口，而年轻世代的创意和想法，更是中国近40年经济高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
当然，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国民的生育意愿都会降低，这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性，中国并不特殊。前有欧洲，后有日韩和中国港台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5之下。而且，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来看，当生育率跌到1.5以下之后，几乎就难以回到保证世代更替率2.1以上了。为保持足够的劳动适龄人口，唯有引进“外劳”人口，而这又将引发移民问题。
人口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低生育率需要系统思维，需要找到年轻世代的“痛点”，切实解决他们“不愿生育”的痛点问题。
相关调查显示，民众不愿生育的原因主要是養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等。那么，政府想要实施鼓励生育，就需要在直接给予育龄夫妇优惠的经济措施以及延长产假和陪产假等方面出手。我们不妨参考一下世界各国的相关经验。
第一，现金补贴政策。例如，在法国，生第二个孩子可领取665法郎，生第三个孩子可领取1578法郎，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可多领取852法郎。这一点视各地方财力而定。
第二，税收减免，或针对多子女家庭实施分等级税收政策。例如，美国规定，每个孩子每年可减免400美元；西欧国家按家庭子女数设计不同档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德国等国家还规定子女多的家庭，夫妻一方可免除个税。
中国关于家庭抚养费用可抵扣个税的议案，两会上曾有多次讨论，但始终没有落实。
第三，产假是鼓励生育的好办法。德国的政策比较典型：1927年时，德国妇女的产假是6周，1992年时，延长到3年。俄罗斯的产假时间更是从初始的12周，延长到了4年半。另外，男性的陪产假和育儿假也相当重要，如瑞典就规定，在孩子满8岁前，父母有权享有共计480天的育儿假。
中国针对女性的职场歧视以及法定产假不能得到落实，主要原因是让企业独自承担应由全社会承担的成本，这当然是不合理的。针对员工生育，政府应该给相关企业减税减费的扶持政策。
低生育率的危害无需多言。尽早解决年轻世代惜生、不生的痛点，现在还来得及。
低生育率的结果，是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下降。自2012年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2017年更是下降了548万之多。从2011年到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在7年间减少了约4000万。不改变人口全面下滑的趋势，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并加重养老难题。面对2017年的生育率陡降，全社会不得不警惕。
第一，人口“青黄不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减少，劳动人口急剧萎缩导致“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日本在1990年进入这个拐点，从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经济衰退与疲软。
第二，新生人口减少，人口结构得不到优化，老龄化挑战日益严峻，中国未来将面临养老压力、社会活力不足等问题。社会活力不足，又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第三，大家注意到，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双降，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占比超50%，并超过一孩出生数。也就是说，出生人口的下降，并非因为适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不够，而主要是年轻夫妇不愿意生育一孩。所以，当前的人口问题，是年轻世代即85后尤其是90后这代人的生育意愿低下的问题。
尽管我们可以提高人口素质，以“素质红利”取代“人口红利”，延续经济增长势头，我们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以机器取代人力，来升级中国制造的模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往的中国经济奇迹，得益于庞大的年轻人口——正是从1962年到1970年连续8年的高人口出生率与增长率，为中国提供了30年的劳动适龄人口，而年轻世代的创意和想法，更是中国近40年经济高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
当然，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国民的生育意愿都会降低，这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性，中国并不特殊。前有欧洲，后有日韩和中国港台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5之下。而且，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来看，当生育率跌到1.5以下之后，几乎就难以回到保证世代更替率2.1以上了。为保持足够的劳动适龄人口，唯有引进“外劳”人口，而这又将引发移民问题。
人口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低生育率需要系统思维，需要找到年轻世代的“痛点”，切实解决他们“不愿生育”的痛点问题。
相关调查显示，民众不愿生育的原因主要是養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等。那么，政府想要实施鼓励生育，就需要在直接给予育龄夫妇优惠的经济措施以及延长产假和陪产假等方面出手。我们不妨参考一下世界各国的相关经验。
第一，现金补贴政策。例如，在法国，生第二个孩子可领取665法郎，生第三个孩子可领取1578法郎，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可多领取852法郎。这一点视各地方财力而定。
第二，税收减免，或针对多子女家庭实施分等级税收政策。例如，美国规定，每个孩子每年可减免400美元；西欧国家按家庭子女数设计不同档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德国等国家还规定子女多的家庭，夫妻一方可免除个税。
中国关于家庭抚养费用可抵扣个税的议案，两会上曾有多次讨论，但始终没有落实。
第三，产假是鼓励生育的好办法。德国的政策比较典型：1927年时，德国妇女的产假是6周，1992年时，延长到3年。俄罗斯的产假时间更是从初始的12周，延长到了4年半。另外，男性的陪产假和育儿假也相当重要，如瑞典就规定，在孩子满8岁前，父母有权享有共计480天的育儿假。
中国针对女性的职场歧视以及法定产假不能得到落实，主要原因是让企业独自承担应由全社会承担的成本，这当然是不合理的。针对员工生育，政府应该给相关企业减税减费的扶持政策。
低生育率的危害无需多言。尽早解决年轻世代惜生、不生的痛点，现在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