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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美联储加息正在引发全球货币和金融市场变局，中国身在局中，自然难免受到波及。但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看来，我国完全有能力作出应对。
“在应对美元升值和人民币贬值可能造成的风险方面，央行的两手应对都是可行的。第一，我们可以选择抛售美国的政府债。目前我国持有约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我国外汇储备趋紧、资本输出规模过快过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抛出一部分美国国债。第二，在必要时机，我们还可以采取相应的干预手段。保证汇率在可控范围内，我相信央行是有这个能力的。”董登新说。
他同时指出，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是比较有弹性的，未来，国内的货币政策仍将保持这种状态，并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货币政策进行干预。“2015年，央行多次降准降息。未来，这也是我们可以动用的工具。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汇率可以联动干预，这个是后话。”
然而，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外汇管制，都是只能够解决和应对一时一刻问题的短期策略。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应当积极树立和维护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使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多极化的一极，才能有效规避和应对美元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教授胡俞越说。
重构世界货币格局
2008年的次贷危机为什么是在美国发生？而不是在欧洲抑或是日本？胡俞越认为，这是由美元地位决定的。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时，黄金的价格是1盎司35美元，一直持续到1971年这个价格都没有变化。而到2008年年初，金价一度突破了1盎司1000美元，作为最一般等价物，黄金升值的背后，是美元在一路贬值。
胡俞越指出，在金本位让位于美元本位后，强势美元地位决定了美元本身就在扮演着国际央行的角色。美国可以不断地印钞，造成美元泛滥，世界各地充斥着美元，制造和输出了全球性通胀，加之美国大肆发行国债，透支未来，透支全球，次贷危机发生在美国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我常说，次贷危机是美国发生的，欧债危机是美国发动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欧元崛起太快了，对美元提出了挑战。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以国家利益至上，其次才会考虑全球平衡问题，所以美国发动了欧债危机，意在继续维持美元的地位。”胡俞越感觉到，今天的人民币已经越来越像曾经的欧元，也越来越会对美元构成威胁，“到了那一天，美国依然会出手压制，所以，我认为，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应当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多极化的一极”。
当然，这一愿景的实现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胡俞越看来，无论是“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战略，还是人民币加入SDR，都为中国树立和维护人民币的地位、参与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规则体系奠定了基础。“‘一带一路’战略其实是一箭三雕：一方面，向外转移过剩产能，实现产业的国际化转移；另一方面，打通沿线国际的资源；第三，树立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
警惕中国经济的内生风险
但是，在中国积极参与重构世界货币格局之时，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大量内生经济风险。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注意到，在美联储加息政策释放后，关于“人民币该怎么办”的询问明显增多。在她看来，这种“从外到内”的思维方式似乎并不准确。
“中国实体经济怎么样，这才是关键因素。”谭雅玲说，在过去，由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良好，人民币才能够富有魅力和竞争力；在今天，经济增速下行明显，人民币能否维持魅力和竞争力还是个未知数。
“现在，我们看重金融、投资，看轻了实业和企业，我觉得这样给货币带来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不支持汇率了，那么它失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此，在谭雅玲看来，决定人民币下一阶段升值还是贬值的关键，不是货币政策和外汇管制，而是实体经济的走向。
“2015年我们与一场金融危机擦肩而过，我指的是‘股灾’。2016年，‘黑天鹅’事件依然会出现，出现的概率高于2015年。它不一定会出现在股票市场，但依然会出现在资本市场上，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胡俞越说。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015年8月发布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截至2013年底，中国政府资产总额为111.9万亿元，政府负债超过56万亿元，但政府资产增速远低于负债增速。
2015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了《国务院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再度成为讨论的焦点。据了解，目前，中国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负债率已经超过100%。陈竺副委员长提出，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普遍存在一定缺口，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和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未来可能会出现地方政府“破产”问题。
“我国地方政府的负债率简直高得离谱。我粗略地算了算，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有一半以上处于名义破产的状态。我们要高度警惕2016年在中国发生‘底特律危机’。”胡俞越说。
“在应对美元升值和人民币贬值可能造成的风险方面，央行的两手应对都是可行的。第一，我们可以选择抛售美国的政府债。目前我国持有约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我国外汇储备趋紧、资本输出规模过快过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抛出一部分美国国债。第二，在必要时机，我们还可以采取相应的干预手段。保证汇率在可控范围内，我相信央行是有这个能力的。”董登新说。
他同时指出，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是比较有弹性的，未来，国内的货币政策仍将保持这种状态，并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货币政策进行干预。“2015年，央行多次降准降息。未来，这也是我们可以动用的工具。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汇率可以联动干预，这个是后话。”
然而，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外汇管制，都是只能够解决和应对一时一刻问题的短期策略。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应当积极树立和维护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使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多极化的一极，才能有效规避和应对美元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教授胡俞越说。
重构世界货币格局
2008年的次贷危机为什么是在美国发生？而不是在欧洲抑或是日本？胡俞越认为，这是由美元地位决定的。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时，黄金的价格是1盎司35美元，一直持续到1971年这个价格都没有变化。而到2008年年初，金价一度突破了1盎司1000美元，作为最一般等价物，黄金升值的背后，是美元在一路贬值。
胡俞越指出，在金本位让位于美元本位后，强势美元地位决定了美元本身就在扮演着国际央行的角色。美国可以不断地印钞，造成美元泛滥，世界各地充斥着美元，制造和输出了全球性通胀，加之美国大肆发行国债，透支未来，透支全球，次贷危机发生在美国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我常说，次贷危机是美国发生的，欧债危机是美国发动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欧元崛起太快了，对美元提出了挑战。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以国家利益至上，其次才会考虑全球平衡问题，所以美国发动了欧债危机，意在继续维持美元的地位。”胡俞越感觉到，今天的人民币已经越来越像曾经的欧元，也越来越会对美元构成威胁，“到了那一天，美国依然会出手压制，所以，我认为，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应当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多极化的一极”。
当然，这一愿景的实现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胡俞越看来，无论是“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战略，还是人民币加入SDR，都为中国树立和维护人民币的地位、参与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规则体系奠定了基础。“‘一带一路’战略其实是一箭三雕：一方面，向外转移过剩产能，实现产业的国际化转移；另一方面，打通沿线国际的资源；第三，树立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
警惕中国经济的内生风险
但是，在中国积极参与重构世界货币格局之时，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大量内生经济风险。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注意到，在美联储加息政策释放后，关于“人民币该怎么办”的询问明显增多。在她看来，这种“从外到内”的思维方式似乎并不准确。
“中国实体经济怎么样，这才是关键因素。”谭雅玲说，在过去，由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良好，人民币才能够富有魅力和竞争力；在今天，经济增速下行明显，人民币能否维持魅力和竞争力还是个未知数。
“现在，我们看重金融、投资，看轻了实业和企业，我觉得这样给货币带来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不支持汇率了，那么它失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此，在谭雅玲看来，决定人民币下一阶段升值还是贬值的关键，不是货币政策和外汇管制，而是实体经济的走向。
“2015年我们与一场金融危机擦肩而过，我指的是‘股灾’。2016年，‘黑天鹅’事件依然会出现，出现的概率高于2015年。它不一定会出现在股票市场，但依然会出现在资本市场上，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胡俞越说。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015年8月发布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截至2013年底，中国政府资产总额为111.9万亿元，政府负债超过56万亿元，但政府资产增速远低于负债增速。
2015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了《国务院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再度成为讨论的焦点。据了解，目前，中国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负债率已经超过100%。陈竺副委员长提出，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普遍存在一定缺口，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和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未来可能会出现地方政府“破产”问题。
“我国地方政府的负债率简直高得离谱。我粗略地算了算，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有一半以上处于名义破产的状态。我们要高度警惕2016年在中国发生‘底特律危机’。”胡俞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