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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的发展应当让城市处在自然与人文的一体环境里，在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全面考量基础上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途径。基于港口地理坐标视域下的关于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历史属性的精要考察，不仅可以感受城市传递新颜旧情的文化记忆，还可以体验本土元素共存共生的过往繁华，以及熟语语境里关于城市的形象表白。在这样的意义上，“海纳百川”就具有了特别的符号化延展意义，不仅理所当然地从一般寓意里脱跳出来，催生了现当代上海这座城市伴随资本兴起的物质光华，而且由于思想与行动相互间的各种叠加、柔化与消隐的耦合作用，历经着关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既传统又现代、既开放又内敛的浓郁人文色彩，已成为一种关于城市形象的具有强辨识度的独特语词。
关键词：海纳百川;城市形象;资本逻辑;文化考察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36-0181-04
提起上海的城市形象，其“海纳百川”的文化符号很容易令人联想移民城市、海派文化、洋务重镇、通商口岸、租界开埠等语词，依水而存、因水而兴的城市地理特征使得赖贝壳沙地堆积而成的陆地冈基海岸线在经历了千百年的经济与行政的变迁与造就，形成了今天国际大都市规划概念下的多元繁华，而以黄埔水系为主要网道的独特的长江与大海汇集的三角型平原地带，又成为研判上海未来“海纳百川”的一种视觉性破译。
由于历史往往粲然新生于人类期待的生活需求，因此当上海的城市视觉印象被特定成独特区域资源的重要配置时，我们会发现上海这个723年前才定型沙洲渔村的天翻地覆：1404年户部尚书夏元吉就“弃古道，浚范家浜，引浦水以归海”[1]、疏浚了黄浦江作为上海母亲河的深水航道与世界良港的航线，1684年上海又成为被康熙首次开禁五座口岸之一，次年江海关在上海设立，史书记载当时的上海是“舢舻相衔、帆樯比栉”[2]的埠际贸易的辐辏盛世。而后的三百年来，形成了什锦拼盘式的上海话跟苏州吴侬软语的拼家底时局，并遂至开埠后在遭受外国火轮屏气般的挤拥与冲击下，以沙船为代表的中国木帆船光景不再。然而，山穷水尽却催生了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这样的近代航海业规模化发展的契机，伴随而至的是上海在贸易淬火中爆裂成东方大港、远东巴黎的幻世奇葩，竞相变成对上海时代价值、文化取向、利益博弈的经验性论证。
在新近出台的《上海2035城市规划》蓝图里，关于国际化航运中心建设的规划已被视作打造成全球城市的重要理论支撑。这种依赖交通禀赋的聚焦性视野显然已深深烙上“海纳百川”的城市历史底蕴在里面，在展望未来的断离思维、时尚风向、媒介设计、创客创新等体现城市蓬勃生机的资源在叠加与柔化的融合中慢慢使城市肌理映衬出跨界的发展特质，使得出自晋袁宏、又在对林则徐著名堂联的历来颂扬里，变成一种能指与特指状态下的熟语。因为上海的城市名称里有“海”字，再加上晚清特殊的开放口岸以及租界的形成，延至今天，毫无疑问，“海纳百川”就是关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质，而且这种特质已经成为关联政治经济的集群性精神概念，成为可以概括当今上海最具核心意义的城市形象特质了。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们会看到“海纳百川”这个概念性语词赋予上海的即是被符号化的形象导引，并成为影响城市全面发展的内在的不可动摇的坚韧动力。
一、“海纳百川”的空间创生与属性演变
从上海近代经济历史角度看，上海的兴起与航行于北洋的沙船业的发展有着莫大的联系，也因此构筑上海的城市基础。在郑和下西洋期间，郑和船队中的宝船就有沙船船型，在清代道光年间，上海就有沙船5 000艘，在中国航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包世臣《安吴四种》所载：“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小鸟船亦吃水丈余，沙船大者才四五尺。洋氛有闽粤，皆坐鸟船，断不能越吴淞而北，以争南粮也。”[3]因此，上海在鸦片战争开埠之后，城市经济体系的初步整合就是以航运业为主，在上海—长江流域形成海外贸易与交通中心。洋务运动期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为晚清大工业时代的商业性发展铺垫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上海因近代航运业的发展，步入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海近代化的过程使上海成为远洋航线、内河航线的转运港，沙船由货运客运到与英美洋轮的竞争，促进上海港口运输的技术指标提高、物流结构变化、航运投资改变。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每年有外国船只千艘以上留港与过境。例如，1848年英国的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了伦敦—香港航线，1850年又开辟香港—上海航线，实现了欧洲到上海直航;法国的法兰西火轮公司在1862年开辟了巴黎—香港—上海的欧亚航线;美国的太平洋邮轮公司在1867年开通了伦敦—苏伊士运河—上海的国际化航线。英、美、法、德、北欧等西方作为当时的竞争列强，纷纷以轮船业的国外经营模式，以租赁、代理、广告等方式占领了上海的港口资源，以及随后的长江航线资源。
光靠沙船只能近海出行，因此上海的民族资本在五花八门、各立山头的社会竞争中抓住通谋的时势机遇，纷纷设立洋行，成立轮船公司：1844年设立的旗昌洋行，1862年又以100萬白银设立旗昌轮船公司，开始了国内专业的航运企业;1872年太古洋行设立了太古轮船公司;1873年李鸿章等成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经营的第一家新式轮船航运企业，1877年轮船招商局又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为了应对国外的轮船势力，减轻轮船运营赋税，国内航运企业又采取租雇外国船运货、轮船托运、购外国旗帜等方法。魏源（1842）曾语：“师夷长技以制夷。”[4]此语影响深远，极大地推助了近代企业以及洋务运动的发展，并使上海的军事工业、运输业、重工业、轻工业依托港口在性价比上的种种成本便利，短时间内港口业及海运业获得迅猛发展。之时，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迫于外国航运业的入侵，上海在航运业建立各项轮船招商条款，以减减租、保险、商局为航运的厚利，吸引国内商人租用。同时期，由上海始发的轮船招商局亦在19世纪末叶开辟了四条国际航线，分别是“伊敦”号航线（上海—长崎—神户）、“福星”号航线（上海—烟台—天津—牛庄）、“永清”号航线（上海—汕头—香港—广州）及“利运”号航线（上海—厦门—汕头），形成与洋商争利、迫使洋商跌价竞争、支撑清政府度过难关的经济发展局面。 富有意味的是上海被开辟为商埠以后，治理黄浦江的问题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早在清道光年二十三年（1843年），就成立了黄浦河道局，主要任务就是疏浚河道，开拓港口和改善港口设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修订了治理黄浦河道的条款，规定政府每年拨款46万两银子，进行为期20年的黄浦江的全面疏浚。至宣统末年（1911年），挖泥600余万立方米，完成了吴淞口新航道和北港至陈家嘴左右两岸的大部分堤工。至此，黄浦江外沙水位最低水位深达-6.3米，航道宽度为122米，对形成黄浦江深水航道起了重大作用。民国后成立的上海浚浦局，在1912—1920年又挖泥600多万立方米。至1921年，黄浦江高桥港河段航道水均深-6.1米的断面宽270米，最深处可达-7.3米。伴随航道运营的蓬勃，上海在满足航运需要的同时，城市文化异常繁复地发展起来。法国人白吉尔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里描述19世纪的上海时说，“这座城市其貌不扬，然而也不是历来传说中的‘渔村’。位于黄浦江边的上海拥有20万、30万居民，城市和周边地区商贾活跃。”因此不难想象，开埠后上海在几十年内迅速成为国际化的港口航运城市，并伴随开埠后被深度操控和西方介入合法化强权运营下的租界文化，资产阶级式的新闻自由观念又迅速地管理并繁荣了上海这座城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各种中西杂糅下的内涵[5]。
移居美国的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时—空压缩”概念，这是指经由成本堆集的过程中，成本周转时辰压缩了社会的成本空间，成本堆集压缩促使空间的结构改变，使人们越来越感觉时辰节奏在加速、空间距离在缩小。哈维的“时—空压缩”观念，让我们感觉上海在近现代的经济发展过程，对应的是资本的全球规划，包括租界意义上的将全球连为局部整体的发展规划，亦使得上海在港口城市发展进程中展现资本生产意义上的分工与整合。所谓的海派文化，所谓的移民世界，在19世纪到20世纪或至近日的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脉络，都体现时空压缩下的城市成长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已故的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上海地方史志研究会副会长陈旭麓在1988年关于租界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上题为《上海租界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讲话中认为，“租界是非正义的，是侵略者的产物，然而上海公共租界，它有值得学习之处，它送来了资本主义及其先进事物，我们为什么不敢去正视它、学习它、认识它？这究竟是谁吃亏呢？……1914年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曾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是最安静的地方。1919年五四运动时，孙中山也说上海市自治区域的模范。这些人都是反帝、反侵略的，但看到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事物。”[6]
按照古典理性的物竞天择的自然演化原理，上海在创生近现代的物质空间、政治空间、形态空间的同时，文化空间也由“逻辑在先”的经济优势迅速建立起文化边际模糊的多维度交叉与非中心化状态，又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特殊的历史条件，上海在改变晚清旧式城市面貌的同时变成了殖民与半殖民资本的前沿阵地，绅商、钱庄把持下的上海这块风水宝地日渐展现了商业资本的民族利益需求，使天南地北的新旧官僚、失意文人、富商豪绅、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纷纷在上海寻求五花八门的机会，不同省籍的人各自形成行业帮派，亦奠定了上海脱胎于农业社会的职业结构。如此看来，上海的海纳百川是包容不断融会、不断冲突的经济利益的分化与整合，在纯粹的社会生活领域内将道德、资本、伦理、意识交织在一起，重构关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属性，并在激发世界对上海经济价值考量的兴趣时，以动态语义的衍变打破了对上海这座移民世界的褊狭观念，非传统的经济文化样式因此造就了上海的昨天，还会因此造就上海的未来。
二、“海纳百川”的史观视野与资本逻辑
某种意义上，“海纳百川”在物理层面上可能也是缺乏甄别的一种俗语，意味着为维持尊严而经历的一种文化破碎化后的符号化的典范性整合，但上海近现代的经济与历史的发展又远非没有内在核心的随意发展。如果以鸦片战争作为上海转型的近代发展楔子的话，近代上海的发展大约有这样四大标志性发展阶段。一是从开埠到租界的争雄发展阶段。典型的标志是为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订立及其后的英法租界辟设;1853年小刀会起义后形成的华洋杂居局面;1854年形成租界的三界分治——“市政机关”（租界）、“工部局”（公共租界）、“公董局”（法租界）。二是作为洋务运动的重镇发展阶段。典型的标志是1863年，在上海成立广方言馆，培养翻译人才;1865年，李鸿章创办主要是军事工业的江南制造总局;1873年，李鸿章创办的主要是民用工业的轮船招商局。三是成为民族资本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典型的标志就是1869年，方举赞在上海开设发昌机器厂;19世纪80年代后诞生的仿洋机制品工业;1897年，夏翠芳创建的商务印书馆。四是西学东渐的进步发展阶段。典型的标志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官方的西方马列哲学、物种起源等进步书籍的翻译与出版，各种报刊业层出不穷的发展，以及上海孕育进步思想、宣传进步思想的前沿阵地。
这四大标志其实就是对上海转型发展的新定位目标及其清晰的实现路径，照现在的话语方式，就是为了创造一个高质量的具有长远目标的新常态化社会。例如，在“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7]的思想下，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责成大沙船主朱其昂向社会招股集资创办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1883年9月27日招商局又在《申报》刊出大版广告，宣传股票公司开办的意义和作用，引发了商业企业制度的变革。所以不难理解，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成为帝国主义的通商口岸的过程，衍变成对上海资源的重新调配过程。在这样的非正常赋予的权力情势下，为了维护与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加强在上海的殖民统治，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上海划分势力范围，争取特权，建立租界，且采用欧美政体制度，对租界内的行政、警备、公用、卫生、交通、财务等进行管理。丰富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内容也使上海作为城市的景观面貌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租界改变了上海行政格局，使城市的道路设施、交通格局变成以黄浦江沿岸为主干道与中心的辐射状城市规划，确定了今天南京路、外滩为城市中心的区域格局，边缘化了原先以南市老城厢为主的近现代都市格局。在租借区域，城市公共照明系统得到迅速发展，城市供水网络形成规模，出现“煤气灯”“自来水”等当时很新奇的语词，外国地产商同时亦大量修建江南民居式样的石窟门建筑，提供给江浙一带举家拥入租界寻求庇护的富商、地主、官绅。 上海公共租界实行的是居民自治的制度，掌握实权的纳税人会议和行政机构工部局，并不对外国政府负责，而是对纳税人负责，纳税人拥有实权，因此孙中山赞之为“自治的模范”，“租界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一方面昭示了侵略者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另一方面又以令人瞩目的现代市政文明在古老的中国激起层层波澜。”[8]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城市市政的现代化管理的序幕。
租界的行政格局使得开埠后的上海充满资本运作的实践性铺陈，当时的民族资本亦迅速积累并发展，由航运业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商业的兴盛，不断孕育与创建了多种行业的民族工业，诸如面粉业、棉纺织业、橡胶业、火柴业、卷烟业、肥皂业、制药业等，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引领行业发展的翘楚，如主持中华书局三十年的陆费逵、经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的黄楚九、销售名牌产品的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郭琳爽、“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陈光甫、开创中国西药业设厂自制药械和固本肥皂的项松茂、“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煤炭大王”刘鸿生、旧上海我国规模最大的私人资本航运集团与上海航运巨头虞洽卿、提出“食品救国”的冠生园的创始人冼冠生等等[9]。连鲁迅也曾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颇为用心地渲染三十年代的上海时尚，“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
上海的这种特殊性质，对于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有重要影响。在法律方面、在文化方面、在生活方面，亦中亦西，中西风俗并存，诸如既过春节也过圣诞节的风俗至今还留存。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因此认为，上海的演变发展对中国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性作用，是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10]。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曾注意到，上海“由于流域的水平地貌，潮水涨落至远距离的内地。这样，帮助了地方上的人向上海出口和向流域的最远地方输入货物”[11]。的确，上海港是一个腹地型的港口，因此对上海港的发展举足轻重。从历史角度而言，港口经济具有强烈的外向性，是陆地经济和海洋经济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作用。例如，美国建立以纽约港为中心的东部海岸经济圈，日本建立以东京港为中心的东部海岸经济圈，韩国建立以釜山港为中心的西部海岸经济圈，所以我国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国际化的经济发展范式，是以港口资源全面调动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项资源，在资源流动与分配运行中提高社会经济的项目选择与实际收效，使城市生活的新尺度发展能渗透到城市的外围。因此，上海的资本运营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列斐伏尔所言的“消费被控制的官僚政治社会”[12]，也不难理解近代上海商业企业是“客帮垄断的舞台”[13]，客帮商人在行业中建立各种会馆公所组织，利用浓郁的血缘亲情和乡土观念来维护同乡同业利益。例如，建于1715年的商船会馆是座上海最早、规模最大的会馆，标志着近代上海商业贸易昌盛，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气派，在上海晚清及至民国248座会馆中绝无仅有。这就是上海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逻辑，密植着皓首穷经的文化儒学的丰富色彩，也使“海纳百川”成为裹挟形象语义、内在张力、资本权威的市场性经济符号。
三、“海纳百川”的文化考察与政治美德
早在1995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请刚上任的徐匡迪市长谈谈上海人的博大胸懷时，徐匡迪当即感慨道：“上海有今天，是靠全国的人才聚集到上海，才造就出上海的今天，……上海的金融繁荣是靠宁波人，上海纺织业的振兴靠的是无锡人，上海的码头个人，解放前大量是从苏北、安徽、湖北来的。所以，我们上海要有‘海纳百川’的精神状态，或者说‘大海不辞溪涧水’。你再大，也不能拒绝小小的涓流，这样我们才能变成广阔的海洋。”2007年5月，在习近平同志对上海城市文明提出“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推动城市文明和市民素质有一个大提升”精神的倡导下，“海纳百川”还兼容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新内蕴。历经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之后，上海就城市的辐射与虹吸式发展又提出了构建慈善之城、时尚之城、创意之城、文化之城的细节化规划思路[14]。这意味着，上海正以培育国际化的城市品质作为城市发展的新突破，并借此进一步加强“海纳百川”语境下的城市规划战略。
如果用上海港货物的吞吐数据来拟合上海现代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事实：2002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连续三年超过2亿吨，居世界第4位;2003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突破3亿吨，居世界第3位;2004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达到3.79亿吨，成为仅次于新加坡港（3.88亿吨）的世界第二大货运港口;2005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达4.43亿吨，首次超过新加坡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2010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 905万标准箱，超过新加坡港50万标准箱左右，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上海港的吞吐量分别为3 174万标准箱、3 253万标准箱、3 362万标准箱和3 838万标准箱;2017年上海港年集装箱吞吐量则突破4 000万标准箱。当上海变身为世界级经济城市时，我们对上海的文化精神便赋予了赋予更强烈的期待。2012年由复旦大学主办的第七届“上海论坛”，强调突出学界、政界、业界的三界互动，并特别地就上海的社会发展拟定政策建议书，传达“扎根上海、服务上海”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国际化经贸合作中的人际合作、文化合作的关系[15]。时至2018年，“上海论坛”继续聚焦于亚洲责任，其核心延续2015年提出的合作模式创新，将经贸合作、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等看法视作顺应世界形势变化的全球共识[16]。这样聚集于上海的面向全世界的提供国际化公共产品的一次盛会，显然是海纳百川、寻求突破、包容互鉴的思想荟萃与识见碰撞的典范。
21世纪的上海实践充分显示，对于“海纳百川”的语义解读主要强调的是民族特色、地域特征、时代特点与国家精神，但同时也显示，上海今天的“海纳百川”已不像上海开埠时那样的“别无选择”，而是在国际化意义下的对文化经济发展战略的经济性测度。因此，对上海进行发达城市可续理论与城市系统治理模型意义上的梳理与评估，呈现的是基于科学发展观下的对环境生态、政治视角等的动态性平衡性的文化考察。在这样的层面上而言，任何对发达城市成败得失的考察、对上海近代发展过程的考察，都是对今天意义上的“海纳百川”的城市资本能力、城市社会基础、城市内在机制的分析与研究，关注于如何增强城市发展的公平与公正、减少城市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因此面向新时代，这样的城市发展观还意味着巨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既不能断裂上海曾经的历史遗存，反思所谓的破旧立新，同时又随着历史的脚步，在已有的城市文脉中注入新的内涵。王符在《潜夫论·德化》有言。“骨著脉通，与体俱生。”城市的发展应当让城市处在自然与人之间平实与质朴的一体化环境里，让城市的往事变成文化的可贵真实存在，建立起在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全面思考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方向与发展途径。毫无疑问，基于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历史属性的城市发展，不仅仅体现城市本身，还体现城市公民的共同创造，在现实语境里调取有机的现代意识当代意识，消除伴随城市发展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道德冷漠等悖逆状况。 王安忆曾经批评一些去过许多国家的文化人对上海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虚构性文化概念的叠加，比如乡愁啊、痛苦啊、失落啊等等。这正是给我们一种善意的提醒，上海“海纳百川”下的文化发展肌理不仅是表层的物质现代化，更深层次的是去掉殖民文化后的珍惜老派生活与尊崇现代生活的鲜活体验与相互交流，展现的是上海的立体化良性发展平台，而不是比较中的放弃或摈弃。
据知，在明永乐十年（1412年）五月，皇帝朱棣曾为了保障长江口航运安全，在沿江修筑的现地处浦东的烽堠山上立碑撰文，并赐名“宝山”，成为当时在长江口航线南岸修筑的导航标志。这块目前国内仅见的皇帝为航运而撰写的御碑，至今已整整六百年了。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考察上海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的资本逻辑与文化考察，考察在“海纳百川”语境下的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是极其有意义的，表明上海转型发展中确立国际航运中心的空间象征与文化前景，也暗喻一座城市在熟语视角下的交互吸引作用以及所形成的强辨识度，有助于我们在这样的视域下做进一步的对上海未来多向度进展的研究，使上海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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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房琳琳，王春.上海论坛2018开幕，高端圆桌论坛聚焦——凝聚全球智慧建设国际化科技创新中心[N].科技日报，2018-05-26.
关键词：海纳百川;城市形象;资本逻辑;文化考察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36-0181-04
提起上海的城市形象，其“海纳百川”的文化符号很容易令人联想移民城市、海派文化、洋务重镇、通商口岸、租界开埠等语词，依水而存、因水而兴的城市地理特征使得赖贝壳沙地堆积而成的陆地冈基海岸线在经历了千百年的经济与行政的变迁与造就，形成了今天国际大都市规划概念下的多元繁华，而以黄埔水系为主要网道的独特的长江与大海汇集的三角型平原地带，又成为研判上海未来“海纳百川”的一种视觉性破译。
由于历史往往粲然新生于人类期待的生活需求，因此当上海的城市视觉印象被特定成独特区域资源的重要配置时，我们会发现上海这个723年前才定型沙洲渔村的天翻地覆：1404年户部尚书夏元吉就“弃古道，浚范家浜，引浦水以归海”[1]、疏浚了黄浦江作为上海母亲河的深水航道与世界良港的航线，1684年上海又成为被康熙首次开禁五座口岸之一，次年江海关在上海设立，史书记载当时的上海是“舢舻相衔、帆樯比栉”[2]的埠际贸易的辐辏盛世。而后的三百年来，形成了什锦拼盘式的上海话跟苏州吴侬软语的拼家底时局，并遂至开埠后在遭受外国火轮屏气般的挤拥与冲击下，以沙船为代表的中国木帆船光景不再。然而，山穷水尽却催生了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这样的近代航海业规模化发展的契机，伴随而至的是上海在贸易淬火中爆裂成东方大港、远东巴黎的幻世奇葩，竞相变成对上海时代价值、文化取向、利益博弈的经验性论证。
在新近出台的《上海2035城市规划》蓝图里，关于国际化航运中心建设的规划已被视作打造成全球城市的重要理论支撑。这种依赖交通禀赋的聚焦性视野显然已深深烙上“海纳百川”的城市历史底蕴在里面，在展望未来的断离思维、时尚风向、媒介设计、创客创新等体现城市蓬勃生机的资源在叠加与柔化的融合中慢慢使城市肌理映衬出跨界的发展特质，使得出自晋袁宏、又在对林则徐著名堂联的历来颂扬里，变成一种能指与特指状态下的熟语。因为上海的城市名称里有“海”字，再加上晚清特殊的开放口岸以及租界的形成，延至今天，毫无疑问，“海纳百川”就是关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质，而且这种特质已经成为关联政治经济的集群性精神概念，成为可以概括当今上海最具核心意义的城市形象特质了。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们会看到“海纳百川”这个概念性语词赋予上海的即是被符号化的形象导引，并成为影响城市全面发展的内在的不可动摇的坚韧动力。
一、“海纳百川”的空间创生与属性演变
从上海近代经济历史角度看，上海的兴起与航行于北洋的沙船业的发展有着莫大的联系，也因此构筑上海的城市基础。在郑和下西洋期间，郑和船队中的宝船就有沙船船型，在清代道光年间，上海就有沙船5 000艘，在中国航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包世臣《安吴四种》所载：“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小鸟船亦吃水丈余，沙船大者才四五尺。洋氛有闽粤，皆坐鸟船，断不能越吴淞而北，以争南粮也。”[3]因此，上海在鸦片战争开埠之后，城市经济体系的初步整合就是以航运业为主，在上海—长江流域形成海外贸易与交通中心。洋务运动期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为晚清大工业时代的商业性发展铺垫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上海因近代航运业的发展，步入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海近代化的过程使上海成为远洋航线、内河航线的转运港，沙船由货运客运到与英美洋轮的竞争，促进上海港口运输的技术指标提高、物流结构变化、航运投资改变。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每年有外国船只千艘以上留港与过境。例如，1848年英国的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了伦敦—香港航线，1850年又开辟香港—上海航线，实现了欧洲到上海直航;法国的法兰西火轮公司在1862年开辟了巴黎—香港—上海的欧亚航线;美国的太平洋邮轮公司在1867年开通了伦敦—苏伊士运河—上海的国际化航线。英、美、法、德、北欧等西方作为当时的竞争列强，纷纷以轮船业的国外经营模式，以租赁、代理、广告等方式占领了上海的港口资源，以及随后的长江航线资源。
光靠沙船只能近海出行，因此上海的民族资本在五花八门、各立山头的社会竞争中抓住通谋的时势机遇，纷纷设立洋行，成立轮船公司：1844年设立的旗昌洋行，1862年又以100萬白银设立旗昌轮船公司，开始了国内专业的航运企业;1872年太古洋行设立了太古轮船公司;1873年李鸿章等成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经营的第一家新式轮船航运企业，1877年轮船招商局又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为了应对国外的轮船势力，减轻轮船运营赋税，国内航运企业又采取租雇外国船运货、轮船托运、购外国旗帜等方法。魏源（1842）曾语：“师夷长技以制夷。”[4]此语影响深远，极大地推助了近代企业以及洋务运动的发展，并使上海的军事工业、运输业、重工业、轻工业依托港口在性价比上的种种成本便利，短时间内港口业及海运业获得迅猛发展。之时，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迫于外国航运业的入侵，上海在航运业建立各项轮船招商条款，以减减租、保险、商局为航运的厚利，吸引国内商人租用。同时期，由上海始发的轮船招商局亦在19世纪末叶开辟了四条国际航线，分别是“伊敦”号航线（上海—长崎—神户）、“福星”号航线（上海—烟台—天津—牛庄）、“永清”号航线（上海—汕头—香港—广州）及“利运”号航线（上海—厦门—汕头），形成与洋商争利、迫使洋商跌价竞争、支撑清政府度过难关的经济发展局面。 富有意味的是上海被开辟为商埠以后，治理黄浦江的问题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早在清道光年二十三年（1843年），就成立了黄浦河道局，主要任务就是疏浚河道，开拓港口和改善港口设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修订了治理黄浦河道的条款，规定政府每年拨款46万两银子，进行为期20年的黄浦江的全面疏浚。至宣统末年（1911年），挖泥600余万立方米，完成了吴淞口新航道和北港至陈家嘴左右两岸的大部分堤工。至此，黄浦江外沙水位最低水位深达-6.3米，航道宽度为122米，对形成黄浦江深水航道起了重大作用。民国后成立的上海浚浦局，在1912—1920年又挖泥600多万立方米。至1921年，黄浦江高桥港河段航道水均深-6.1米的断面宽270米，最深处可达-7.3米。伴随航道运营的蓬勃，上海在满足航运需要的同时，城市文化异常繁复地发展起来。法国人白吉尔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里描述19世纪的上海时说，“这座城市其貌不扬，然而也不是历来传说中的‘渔村’。位于黄浦江边的上海拥有20万、30万居民，城市和周边地区商贾活跃。”因此不难想象，开埠后上海在几十年内迅速成为国际化的港口航运城市，并伴随开埠后被深度操控和西方介入合法化强权运营下的租界文化，资产阶级式的新闻自由观念又迅速地管理并繁荣了上海这座城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各种中西杂糅下的内涵[5]。
移居美国的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时—空压缩”概念，这是指经由成本堆集的过程中，成本周转时辰压缩了社会的成本空间，成本堆集压缩促使空间的结构改变，使人们越来越感觉时辰节奏在加速、空间距离在缩小。哈维的“时—空压缩”观念，让我们感觉上海在近现代的经济发展过程，对应的是资本的全球规划，包括租界意义上的将全球连为局部整体的发展规划，亦使得上海在港口城市发展进程中展现资本生产意义上的分工与整合。所谓的海派文化，所谓的移民世界，在19世纪到20世纪或至近日的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脉络，都体现时空压缩下的城市成长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已故的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上海地方史志研究会副会长陈旭麓在1988年关于租界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上题为《上海租界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讲话中认为，“租界是非正义的，是侵略者的产物，然而上海公共租界，它有值得学习之处，它送来了资本主义及其先进事物，我们为什么不敢去正视它、学习它、认识它？这究竟是谁吃亏呢？……1914年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曾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是最安静的地方。1919年五四运动时，孙中山也说上海市自治区域的模范。这些人都是反帝、反侵略的，但看到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事物。”[6]
按照古典理性的物竞天择的自然演化原理，上海在创生近现代的物质空间、政治空间、形态空间的同时，文化空间也由“逻辑在先”的经济优势迅速建立起文化边际模糊的多维度交叉与非中心化状态，又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特殊的历史条件，上海在改变晚清旧式城市面貌的同时变成了殖民与半殖民资本的前沿阵地，绅商、钱庄把持下的上海这块风水宝地日渐展现了商业资本的民族利益需求，使天南地北的新旧官僚、失意文人、富商豪绅、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纷纷在上海寻求五花八门的机会，不同省籍的人各自形成行业帮派，亦奠定了上海脱胎于农业社会的职业结构。如此看来，上海的海纳百川是包容不断融会、不断冲突的经济利益的分化与整合，在纯粹的社会生活领域内将道德、资本、伦理、意识交织在一起，重构关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属性，并在激发世界对上海经济价值考量的兴趣时，以动态语义的衍变打破了对上海这座移民世界的褊狭观念，非传统的经济文化样式因此造就了上海的昨天，还会因此造就上海的未来。
二、“海纳百川”的史观视野与资本逻辑
某种意义上，“海纳百川”在物理层面上可能也是缺乏甄别的一种俗语，意味着为维持尊严而经历的一种文化破碎化后的符号化的典范性整合，但上海近现代的经济与历史的发展又远非没有内在核心的随意发展。如果以鸦片战争作为上海转型的近代发展楔子的话，近代上海的发展大约有这样四大标志性发展阶段。一是从开埠到租界的争雄发展阶段。典型的标志是为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订立及其后的英法租界辟设;1853年小刀会起义后形成的华洋杂居局面;1854年形成租界的三界分治——“市政机关”（租界）、“工部局”（公共租界）、“公董局”（法租界）。二是作为洋务运动的重镇发展阶段。典型的标志是1863年，在上海成立广方言馆，培养翻译人才;1865年，李鸿章创办主要是军事工业的江南制造总局;1873年，李鸿章创办的主要是民用工业的轮船招商局。三是成为民族资本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典型的标志就是1869年，方举赞在上海开设发昌机器厂;19世纪80年代后诞生的仿洋机制品工业;1897年，夏翠芳创建的商务印书馆。四是西学东渐的进步发展阶段。典型的标志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官方的西方马列哲学、物种起源等进步书籍的翻译与出版，各种报刊业层出不穷的发展，以及上海孕育进步思想、宣传进步思想的前沿阵地。
这四大标志其实就是对上海转型发展的新定位目标及其清晰的实现路径，照现在的话语方式，就是为了创造一个高质量的具有长远目标的新常态化社会。例如，在“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7]的思想下，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责成大沙船主朱其昂向社会招股集资创办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1883年9月27日招商局又在《申报》刊出大版广告，宣传股票公司开办的意义和作用，引发了商业企业制度的变革。所以不难理解，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成为帝国主义的通商口岸的过程，衍变成对上海资源的重新调配过程。在这样的非正常赋予的权力情势下，为了维护与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加强在上海的殖民统治，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上海划分势力范围，争取特权，建立租界，且采用欧美政体制度，对租界内的行政、警备、公用、卫生、交通、财务等进行管理。丰富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内容也使上海作为城市的景观面貌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租界改变了上海行政格局，使城市的道路设施、交通格局变成以黄浦江沿岸为主干道与中心的辐射状城市规划，确定了今天南京路、外滩为城市中心的区域格局，边缘化了原先以南市老城厢为主的近现代都市格局。在租借区域，城市公共照明系统得到迅速发展，城市供水网络形成规模，出现“煤气灯”“自来水”等当时很新奇的语词，外国地产商同时亦大量修建江南民居式样的石窟门建筑，提供给江浙一带举家拥入租界寻求庇护的富商、地主、官绅。 上海公共租界实行的是居民自治的制度，掌握实权的纳税人会议和行政机构工部局，并不对外国政府负责，而是对纳税人负责，纳税人拥有实权，因此孙中山赞之为“自治的模范”，“租界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一方面昭示了侵略者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另一方面又以令人瞩目的现代市政文明在古老的中国激起层层波澜。”[8]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城市市政的现代化管理的序幕。
租界的行政格局使得开埠后的上海充满资本运作的实践性铺陈，当时的民族资本亦迅速积累并发展，由航运业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商业的兴盛，不断孕育与创建了多种行业的民族工业，诸如面粉业、棉纺织业、橡胶业、火柴业、卷烟业、肥皂业、制药业等，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引领行业发展的翘楚，如主持中华书局三十年的陆费逵、经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的黄楚九、销售名牌产品的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郭琳爽、“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陈光甫、开创中国西药业设厂自制药械和固本肥皂的项松茂、“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煤炭大王”刘鸿生、旧上海我国规模最大的私人资本航运集团与上海航运巨头虞洽卿、提出“食品救国”的冠生园的创始人冼冠生等等[9]。连鲁迅也曾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颇为用心地渲染三十年代的上海时尚，“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
上海的这种特殊性质，对于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有重要影响。在法律方面、在文化方面、在生活方面，亦中亦西，中西风俗并存，诸如既过春节也过圣诞节的风俗至今还留存。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因此认为，上海的演变发展对中国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性作用，是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10]。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曾注意到，上海“由于流域的水平地貌，潮水涨落至远距离的内地。这样，帮助了地方上的人向上海出口和向流域的最远地方输入货物”[11]。的确，上海港是一个腹地型的港口，因此对上海港的发展举足轻重。从历史角度而言，港口经济具有强烈的外向性，是陆地经济和海洋经济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作用。例如，美国建立以纽约港为中心的东部海岸经济圈，日本建立以东京港为中心的东部海岸经济圈，韩国建立以釜山港为中心的西部海岸经济圈，所以我国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国际化的经济发展范式，是以港口资源全面调动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项资源，在资源流动与分配运行中提高社会经济的项目选择与实际收效，使城市生活的新尺度发展能渗透到城市的外围。因此，上海的资本运营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列斐伏尔所言的“消费被控制的官僚政治社会”[12]，也不难理解近代上海商业企业是“客帮垄断的舞台”[13]，客帮商人在行业中建立各种会馆公所组织，利用浓郁的血缘亲情和乡土观念来维护同乡同业利益。例如，建于1715年的商船会馆是座上海最早、规模最大的会馆，标志着近代上海商业贸易昌盛，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气派，在上海晚清及至民国248座会馆中绝无仅有。这就是上海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逻辑，密植着皓首穷经的文化儒学的丰富色彩，也使“海纳百川”成为裹挟形象语义、内在张力、资本权威的市场性经济符号。
三、“海纳百川”的文化考察与政治美德
早在1995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请刚上任的徐匡迪市长谈谈上海人的博大胸懷时，徐匡迪当即感慨道：“上海有今天，是靠全国的人才聚集到上海，才造就出上海的今天，……上海的金融繁荣是靠宁波人，上海纺织业的振兴靠的是无锡人，上海的码头个人，解放前大量是从苏北、安徽、湖北来的。所以，我们上海要有‘海纳百川’的精神状态，或者说‘大海不辞溪涧水’。你再大，也不能拒绝小小的涓流，这样我们才能变成广阔的海洋。”2007年5月，在习近平同志对上海城市文明提出“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推动城市文明和市民素质有一个大提升”精神的倡导下，“海纳百川”还兼容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新内蕴。历经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之后，上海就城市的辐射与虹吸式发展又提出了构建慈善之城、时尚之城、创意之城、文化之城的细节化规划思路[14]。这意味着，上海正以培育国际化的城市品质作为城市发展的新突破，并借此进一步加强“海纳百川”语境下的城市规划战略。
如果用上海港货物的吞吐数据来拟合上海现代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事实：2002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连续三年超过2亿吨，居世界第4位;2003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突破3亿吨，居世界第3位;2004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达到3.79亿吨，成为仅次于新加坡港（3.88亿吨）的世界第二大货运港口;2005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达4.43亿吨，首次超过新加坡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2010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 905万标准箱，超过新加坡港50万标准箱左右，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上海港的吞吐量分别为3 174万标准箱、3 253万标准箱、3 362万标准箱和3 838万标准箱;2017年上海港年集装箱吞吐量则突破4 000万标准箱。当上海变身为世界级经济城市时，我们对上海的文化精神便赋予了赋予更强烈的期待。2012年由复旦大学主办的第七届“上海论坛”，强调突出学界、政界、业界的三界互动，并特别地就上海的社会发展拟定政策建议书，传达“扎根上海、服务上海”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国际化经贸合作中的人际合作、文化合作的关系[15]。时至2018年，“上海论坛”继续聚焦于亚洲责任，其核心延续2015年提出的合作模式创新，将经贸合作、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等看法视作顺应世界形势变化的全球共识[16]。这样聚集于上海的面向全世界的提供国际化公共产品的一次盛会，显然是海纳百川、寻求突破、包容互鉴的思想荟萃与识见碰撞的典范。
21世纪的上海实践充分显示，对于“海纳百川”的语义解读主要强调的是民族特色、地域特征、时代特点与国家精神，但同时也显示，上海今天的“海纳百川”已不像上海开埠时那样的“别无选择”，而是在国际化意义下的对文化经济发展战略的经济性测度。因此，对上海进行发达城市可续理论与城市系统治理模型意义上的梳理与评估，呈现的是基于科学发展观下的对环境生态、政治视角等的动态性平衡性的文化考察。在这样的层面上而言，任何对发达城市成败得失的考察、对上海近代发展过程的考察，都是对今天意义上的“海纳百川”的城市资本能力、城市社会基础、城市内在机制的分析与研究，关注于如何增强城市发展的公平与公正、减少城市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因此面向新时代，这样的城市发展观还意味着巨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既不能断裂上海曾经的历史遗存，反思所谓的破旧立新，同时又随着历史的脚步，在已有的城市文脉中注入新的内涵。王符在《潜夫论·德化》有言。“骨著脉通，与体俱生。”城市的发展应当让城市处在自然与人之间平实与质朴的一体化环境里，让城市的往事变成文化的可贵真实存在，建立起在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全面思考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方向与发展途径。毫无疑问，基于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历史属性的城市发展，不仅仅体现城市本身，还体现城市公民的共同创造，在现实语境里调取有机的现代意识当代意识，消除伴随城市发展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道德冷漠等悖逆状况。 王安忆曾经批评一些去过许多国家的文化人对上海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虚构性文化概念的叠加，比如乡愁啊、痛苦啊、失落啊等等。这正是给我们一种善意的提醒，上海“海纳百川”下的文化发展肌理不仅是表层的物质现代化，更深层次的是去掉殖民文化后的珍惜老派生活与尊崇现代生活的鲜活体验与相互交流，展现的是上海的立体化良性发展平台，而不是比较中的放弃或摈弃。
据知，在明永乐十年（1412年）五月，皇帝朱棣曾为了保障长江口航运安全，在沿江修筑的现地处浦东的烽堠山上立碑撰文，并赐名“宝山”，成为当时在长江口航线南岸修筑的导航标志。这块目前国内仅见的皇帝为航运而撰写的御碑，至今已整整六百年了。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考察上海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的资本逻辑与文化考察，考察在“海纳百川”语境下的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是极其有意义的，表明上海转型发展中确立国际航运中心的空间象征与文化前景，也暗喻一座城市在熟语视角下的交互吸引作用以及所形成的强辨识度，有助于我们在这样的视域下做进一步的对上海未来多向度进展的研究，使上海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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