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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商店：孤寂的角落
坐落在前门大栅栏西街一号的云南商店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跟内联升、六必居等老字号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在上世纪末，在北京提起云南商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每天川流不息的人流进出商店，生意比一些老字号还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云南省政府和北京市政府一起合作，在这里开办云南特产的窗口。从此，很多客居京城的云南人可以吃到家乡的特产，更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北京人在这里完成了对云南食品的扫盲，进而爱上彩云之南。和我同一年代出生的男同志都不能轻易忘记在这里买烟的经历，大重九、阿诗玛等香烟引得众多烟民趋之若骜，在哥们里头，谁拿出一盒大重九是绝对有面子的事。我也有多次在这里买烟送礼的经历，当时买有点档次的烟似乎只有这里和友谊商店两个地儿。
虽然滇菜也是八大菜系之一，但那时候，在北京几乎没有餐馆经营云南菜。
知道牛肝菌，松茸和鸡枞等野山菌类的产品是从云南商店购买后才逐渐喜爱，在这之前，我只吃过黄花和木耳，其他野山菌类几乎没有碰过。当然，那时大家还不象现在懂得养生的道理，对于野山菌类的东西了解甚少。
我还试着做过牛肝菌炖鸡，疑为人间美味，再后来就学做黑三剁，黑黑的玫瑰大头菜和红红的辣椒再加上猪肉丁，酸酸辣辣别有一番风味。吃过的朋友都说好，甚至胜过云南餐馆的手艺，只是没有人知道我练习做这道菜将近二十年，即使再笨的人也应该出师了。
随着物质的丰富和经营云南商品商店的增多，尤其是大型超市的出现，把云南商店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没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更没有强大的资金和物流配送做后盾，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恐怕是迟早的事。现在的云南商店似乎蜷缩在街道的一角，全然没有当年的喧嚣热闹，当时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书写“云南商店”四个金字旁边的油漆已经斑驳不堪。但是还有很多老顾客定期到这里购买云南特产，特别是中秋节前预定电话更是响个不停，这里的火腿和洗沙月饼也颇受顾客喜爱。
维持生计是云南商店目前生存的现状，看着门口拆迁的废墟，他们自己也是一片茫然，不知道哪天会轮到他们头上。其实，不管前门是否拆迁，如何继续生存是摆在云南商店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如果前门改造后提升了人气，也许这里的生意会比现在红火。
内联升：传统和现代的交融
九十年代之前我基本不穿布鞋，觉得布鞋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尤其是搞外贸以后，高跟皮鞋基本不离脚。其实谁受罪谁知道，穿着高跟皮鞋不仅脚累，而且心都跟着累。八十年代后期第一次出国，看到了日本朋友家里摆放的工艺品居然是一双绣花鞋，脚上穿的也是千层底的布鞋，一问，竟是前门内联升的产品。后来我回到北京在内联升也采购了一双皮底绣花鞋，从那时起，就逐渐爱上内联升的布鞋，每年都会有几次在内联升买鞋的经历，也亲眼目睹内联升从沉寂到兴旺的变迁过程。
内联升的鞋我已经穿了十几年，特别喜欢穿这里的皮底绣花鞋，各种各样的花卉、动物图案栩栩如生，不仅舒服，而且还能感觉到传统苏绣的神韵。虽然是一双鞋，也是一种手工艺术品，只不过由于中国的人工费用低，没有卖艺术品的价格而已。尽管如此，内联升变化最大的还要属鞋的价格：一双礼服呢千层底从五十多块一直涨到一百多块；皮底绣花鞋也从六十九块涨到一百五十多块。社会在变，前门大街也在变，但内联升的传统工艺没有变，千层底完全是人工纳制而成，每寸纳几针都有严格的规定，绣花更是纯手工的东西，丝绸绣花鞋一直是内联升深受顾客欢迎的产品。
内联升是一个普通的鞋店，也是中国鞋类产品的缩影。从店内的博物馆里就能看到岁月变迁的痕迹，而且也许是国内唯一一家关于鞋类的博物馆。清代的各种朝靴和花盆鞋描述着内联升发展的轨迹，从朝靴到千层底布鞋的转变也标志着它从贵族走向平民。当然，内联升的历史是显赫的，清代的很多大官都是这里的常客，当时的官老爷们不仅喜欢他们优质的朝靴，更喜欢能够带来吉利的店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都穿过内联升的布鞋，还有很多名人鞋子的复原品就陈列在店内三层的鞋博物馆里供人欣赏。
内联升和同仁堂一样，是大栅栏地区的商家里至今保持辉煌的老店。与时俱进这个词用在内联升身上也是最贴切不过的。现在他们把单一的布鞋生产拓展到皮鞋生产，内联升牌的皮鞋同样拥有了广泛的顾客群，受到热烈的欢迎。店内还开设了精品屋，满足高端顾客的需要。商业竞争是残酷无情的，只有适应社会，不断提高参与竞争的能力，才是老字号能够永葆青春的法宝。内联升已经不满足于大栅栏的辉煌，还在其他城市销售他们的产品，在国外都有他们的销售网点，走出一条开疆拓土之路。其实，老字号已经拥有品牌优势，只要利用和发扬这种优势就为再一次的腾飞奠定了雄厚基础。
亿兆：编织女人之梦
曾经问过几个男性朋友，女人做什么家务最性感，几个人的答案出乎意料地一致：编织。洗衣、做饭、看小孩，所有的家务里面似乎都是男同志也可以做的，只有编织，女人做起来才比较顺眼。也许是自己孤陋寡闻，至今还没见过一个男人当着我的面织毛衣。
小时候都是自己织毛衣穿，当时无论是毛线的品种还是材质都少的可怜，市场上只有双鹿和恒源祥两个毛线品牌，品种也只有中粗、细线两种，材质不外乎是混纺或纯毛。别看可选择的余地不大，当时大家织毛衣的手艺都了不起，我曾经创造过一个星期织一件毛衣的纪录，而且织的还是挺复杂的海棠花。小时候，家长好象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躁动中清醒过来，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女孩子应该怎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过大人对于我们的编织诉求似乎很支持，至少是在打杀的运动后有点温柔的色彩。当时家里条件不允许我们有很多新衣，因此我们几个女同学都是比着织毛衣，而且毛衣的式样和颜色肯定会成为全班同学谈论的话题。年轻的时候似乎爱情更实际一些，虽然不够浪漫，但也充满了温馨，每年冬天几乎所有的适龄男青年都穿着女朋友织的毛线衣，女朋友是否心灵手巧，几个男人站在一起一比就一目了然。我曾经还给领导织过一件毛衣，记得送毛衣的时候还附赠一首浪漫小诗：“线紧紧，针密密，结链花里织进我万千的情意”。
从我织毛衣的记忆起，几乎所有的毛线都是在化兆买的。特别喜欢从亿兆门口经过，明亮的玻璃窗里是一团团五颜六色的毛线，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从十六块钱一斤的中粗纯毛线到后来的珠珠线和开司米，市面流行过的毛线品种我都买过也织过。
喜欢毛线的毛病一直持续到现在，不仅在亿兆买过，而且在澳大利亚和日本都买过毛线，回来就都被我织成了毛衣或者围巾。虽然买过很多价格昂贵的羊毛衫和羊绒衫，但我对手织毛衣的喜 爱是天生的，不同的是过去几乎所有穿的毛衣都得自己织，现在是花每两四十块或是更高的价格请别人帮助编织。
亿兆一直在试图适应时代，但似乎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把编织行业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一个是现代化工艺的流行，羊毛衫、羊绒衫几百块甚至几十块就可以买到一件，不仅节约金钱，当然也减去了几天甚至几十天的劳作，这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现代，应该是十分划算的事情。另外就是编织本身的问题，现在亲自编织的好象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有钱有闲的少奶奶，用编织打发自己的闲暇时光，象瑜珈一样成为一种高雅的流行；另外一种则是生活比较贫困的人，织毛衣是为节约金钱。现在编织已经从八九十年代的广泛普及逐渐成为一种小众的乐趣，对像亿兆这样的毛线店的冲击力较大。
去年，又去亿兆，这里不仅有几十元一斤的毛线，也有三百多元一斤的英国、澳大利亚进口毛线，毛衣针的品种也多达上百种，选择的空间大了很多，光毛线就不少于百种。亿兆始终坚持着自己大众的传统，虽然也提供机织毛衣或羊绒衫的服务，但价格较低，所以这里的顾客以回头客居多，其中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成为主要消费对象。但是作为北京编织业的龙头老大，亿兆没有像国贸等地的毛线店推出手织毛衣的服务，稍微有点遗憾。现在，很多编织店已经变成了编织沙龙，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毛衣的织法和毛线的配色，已经变成一个艺术殿堂而背离了御寒的初衷。
前些天知道亿兆已经搬到了瓷器口，很想到他们的新店参观一番。只是想起家里还没织成毛衣的三、四斤毛线又有点汗颜。但愿毛衣编织有一天会象十字绣一样流行，亿兆也能吸引更多年轻靓丽的身影。
门框小吃：爱也是你，恨也是你
人生似乎就是一个轮回：八十年代以前我经常去前门一带吃饭，当时吃的最多是都一处的烧卖和恩元居的炒疙瘩。九十年代也去前门，不过那时这几家店面已经改行做了外贸，人人大酒楼和全聚德烤鸭店就成了我的首选，对于那些环境简陋的小店不屑一顾。从本世纪开始似乎又喜欢上了前门的小吃，最常去的是门框胡同的爆肚冯、小肠陈和月盛斋马家老号。
最爱吃月盛斋马家老号的烧羊肉和酱牛肉，一盘烧羊肉、一小份麻豆腐、一碗老汤绿豆面和一瓶啤酒是我一贯常点的菜。如果和朋友们一起去吃，那就把烧羊肉、酱牛肉和咯吱盒等菜全部要一遍，经常会遇到吃到一半想再要一份，但好吃的已经卖光了。在北京我吃过很多家的烧羊肉，哪家也没有这里味道正宗，在大家的心目中，中华名小吃牌子的含金量甚至超过燕窝、熊掌等大菜。老北京已经流传多年的烧羊肉随着心底“水牛水牛先出了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娘给你买羊肉哦”的歌声让我回想起童年，怀旧是人生的必然阶段，对于北京小吃的情感随着年龄的增加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以至于一个星期不吃就抓而挠腮的觉得好象缺点什么。
最佩服的是这里店主人的认真，即使是一个烧羊肉也要亲历亲为。我曾经问过店主马先生这样是否太累，他的回答很风趣：“别人可以凑合我不能凑合，我不能在六代上败了字号，成为马家的罪人。”的确，在这里吃了两年多，每次的味道都一样，做为一个饭馆，保持口味不变的水平不是一件易事，但他们做到了，而且一直坚持着。
小肠陈也是我喜欢的店，虽然这里只卖卤煮，但那冒着热气的大锅旁边总有排着长队等候的人群。这里的肠子和肺给的多，调料放的足，味道也很好，还有价格便宜等都是大家喜欢这里的原因，无论春夏秋冬生意照样红火。在物质匮乏的时代这样的事情不算稀奇，但现在像这样的买卖确实凤毛麟角。
爆肚冯在京城也是鼎鼎有名，他们能做的爆肚大约有二十几种。从十分精致的蘑菇头到普通的百叶和散丹，火候掌握一流。虽然店堂面积不大，环境也不好，但南来北往的客人吃的就是这一口儿。
门框胡同是北京小吃的发源地之一，它也代表着北京小吃的最高水平。油腻的地面和简陋的桌椅板凳，这样的环境让一流的烹调水平似乎也打了折扣，月盛斋的马先生就曾多次碰到别人说带团来这里吃饭的事情，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样的环境确实很难吸引外地人和外国人。
现在，门框胡同这几家店门前已经钉上厚厚的铁板，他们也已经开始在别处寻找店址准备重开张。对于喜爱北京小吃的顾客来说，吃他们的东西已经不是一种味道，更多的是一种怀旧的情节，而对于这些店的经营者来说，恐怕就是老字号的传承和手艺的延续了。北京需要小吃，但小吃如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就不知道路将会走向何方。
据说已经有人开始关注北京小吃的生存和发展，并且在什刹海地区建立北京小吃老字号的集中展示基地，门框胡同的这些老字号都是准备进入的对象。但愿北京的小吃有一块能够健康发展的土壤，这是我的期望，也是所有钟情北京小吃的食客们的期望。
坐落在前门大栅栏西街一号的云南商店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跟内联升、六必居等老字号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在上世纪末，在北京提起云南商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每天川流不息的人流进出商店，生意比一些老字号还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云南省政府和北京市政府一起合作，在这里开办云南特产的窗口。从此，很多客居京城的云南人可以吃到家乡的特产，更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北京人在这里完成了对云南食品的扫盲，进而爱上彩云之南。和我同一年代出生的男同志都不能轻易忘记在这里买烟的经历，大重九、阿诗玛等香烟引得众多烟民趋之若骜，在哥们里头，谁拿出一盒大重九是绝对有面子的事。我也有多次在这里买烟送礼的经历，当时买有点档次的烟似乎只有这里和友谊商店两个地儿。
虽然滇菜也是八大菜系之一，但那时候，在北京几乎没有餐馆经营云南菜。
知道牛肝菌，松茸和鸡枞等野山菌类的产品是从云南商店购买后才逐渐喜爱，在这之前，我只吃过黄花和木耳，其他野山菌类几乎没有碰过。当然，那时大家还不象现在懂得养生的道理，对于野山菌类的东西了解甚少。
我还试着做过牛肝菌炖鸡，疑为人间美味，再后来就学做黑三剁，黑黑的玫瑰大头菜和红红的辣椒再加上猪肉丁，酸酸辣辣别有一番风味。吃过的朋友都说好，甚至胜过云南餐馆的手艺，只是没有人知道我练习做这道菜将近二十年，即使再笨的人也应该出师了。
随着物质的丰富和经营云南商品商店的增多，尤其是大型超市的出现，把云南商店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没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更没有强大的资金和物流配送做后盾，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恐怕是迟早的事。现在的云南商店似乎蜷缩在街道的一角，全然没有当年的喧嚣热闹，当时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书写“云南商店”四个金字旁边的油漆已经斑驳不堪。但是还有很多老顾客定期到这里购买云南特产，特别是中秋节前预定电话更是响个不停，这里的火腿和洗沙月饼也颇受顾客喜爱。
维持生计是云南商店目前生存的现状，看着门口拆迁的废墟，他们自己也是一片茫然，不知道哪天会轮到他们头上。其实，不管前门是否拆迁，如何继续生存是摆在云南商店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如果前门改造后提升了人气，也许这里的生意会比现在红火。
内联升：传统和现代的交融
九十年代之前我基本不穿布鞋，觉得布鞋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尤其是搞外贸以后，高跟皮鞋基本不离脚。其实谁受罪谁知道，穿着高跟皮鞋不仅脚累，而且心都跟着累。八十年代后期第一次出国，看到了日本朋友家里摆放的工艺品居然是一双绣花鞋，脚上穿的也是千层底的布鞋，一问，竟是前门内联升的产品。后来我回到北京在内联升也采购了一双皮底绣花鞋，从那时起，就逐渐爱上内联升的布鞋，每年都会有几次在内联升买鞋的经历，也亲眼目睹内联升从沉寂到兴旺的变迁过程。
内联升的鞋我已经穿了十几年，特别喜欢穿这里的皮底绣花鞋，各种各样的花卉、动物图案栩栩如生，不仅舒服，而且还能感觉到传统苏绣的神韵。虽然是一双鞋，也是一种手工艺术品，只不过由于中国的人工费用低，没有卖艺术品的价格而已。尽管如此，内联升变化最大的还要属鞋的价格：一双礼服呢千层底从五十多块一直涨到一百多块；皮底绣花鞋也从六十九块涨到一百五十多块。社会在变，前门大街也在变，但内联升的传统工艺没有变，千层底完全是人工纳制而成，每寸纳几针都有严格的规定，绣花更是纯手工的东西，丝绸绣花鞋一直是内联升深受顾客欢迎的产品。
内联升是一个普通的鞋店，也是中国鞋类产品的缩影。从店内的博物馆里就能看到岁月变迁的痕迹，而且也许是国内唯一一家关于鞋类的博物馆。清代的各种朝靴和花盆鞋描述着内联升发展的轨迹，从朝靴到千层底布鞋的转变也标志着它从贵族走向平民。当然，内联升的历史是显赫的，清代的很多大官都是这里的常客，当时的官老爷们不仅喜欢他们优质的朝靴，更喜欢能够带来吉利的店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都穿过内联升的布鞋，还有很多名人鞋子的复原品就陈列在店内三层的鞋博物馆里供人欣赏。
内联升和同仁堂一样，是大栅栏地区的商家里至今保持辉煌的老店。与时俱进这个词用在内联升身上也是最贴切不过的。现在他们把单一的布鞋生产拓展到皮鞋生产，内联升牌的皮鞋同样拥有了广泛的顾客群，受到热烈的欢迎。店内还开设了精品屋，满足高端顾客的需要。商业竞争是残酷无情的，只有适应社会，不断提高参与竞争的能力，才是老字号能够永葆青春的法宝。内联升已经不满足于大栅栏的辉煌，还在其他城市销售他们的产品，在国外都有他们的销售网点，走出一条开疆拓土之路。其实，老字号已经拥有品牌优势，只要利用和发扬这种优势就为再一次的腾飞奠定了雄厚基础。
亿兆：编织女人之梦
曾经问过几个男性朋友，女人做什么家务最性感，几个人的答案出乎意料地一致：编织。洗衣、做饭、看小孩，所有的家务里面似乎都是男同志也可以做的，只有编织，女人做起来才比较顺眼。也许是自己孤陋寡闻，至今还没见过一个男人当着我的面织毛衣。
小时候都是自己织毛衣穿，当时无论是毛线的品种还是材质都少的可怜，市场上只有双鹿和恒源祥两个毛线品牌，品种也只有中粗、细线两种，材质不外乎是混纺或纯毛。别看可选择的余地不大，当时大家织毛衣的手艺都了不起，我曾经创造过一个星期织一件毛衣的纪录，而且织的还是挺复杂的海棠花。小时候，家长好象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躁动中清醒过来，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女孩子应该怎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过大人对于我们的编织诉求似乎很支持，至少是在打杀的运动后有点温柔的色彩。当时家里条件不允许我们有很多新衣，因此我们几个女同学都是比着织毛衣，而且毛衣的式样和颜色肯定会成为全班同学谈论的话题。年轻的时候似乎爱情更实际一些，虽然不够浪漫，但也充满了温馨，每年冬天几乎所有的适龄男青年都穿着女朋友织的毛线衣，女朋友是否心灵手巧，几个男人站在一起一比就一目了然。我曾经还给领导织过一件毛衣，记得送毛衣的时候还附赠一首浪漫小诗：“线紧紧，针密密，结链花里织进我万千的情意”。
从我织毛衣的记忆起，几乎所有的毛线都是在化兆买的。特别喜欢从亿兆门口经过，明亮的玻璃窗里是一团团五颜六色的毛线，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从十六块钱一斤的中粗纯毛线到后来的珠珠线和开司米，市面流行过的毛线品种我都买过也织过。
喜欢毛线的毛病一直持续到现在，不仅在亿兆买过，而且在澳大利亚和日本都买过毛线，回来就都被我织成了毛衣或者围巾。虽然买过很多价格昂贵的羊毛衫和羊绒衫，但我对手织毛衣的喜 爱是天生的，不同的是过去几乎所有穿的毛衣都得自己织，现在是花每两四十块或是更高的价格请别人帮助编织。
亿兆一直在试图适应时代，但似乎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把编织行业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一个是现代化工艺的流行，羊毛衫、羊绒衫几百块甚至几十块就可以买到一件，不仅节约金钱，当然也减去了几天甚至几十天的劳作，这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现代，应该是十分划算的事情。另外就是编织本身的问题，现在亲自编织的好象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有钱有闲的少奶奶，用编织打发自己的闲暇时光，象瑜珈一样成为一种高雅的流行；另外一种则是生活比较贫困的人，织毛衣是为节约金钱。现在编织已经从八九十年代的广泛普及逐渐成为一种小众的乐趣，对像亿兆这样的毛线店的冲击力较大。
去年，又去亿兆，这里不仅有几十元一斤的毛线，也有三百多元一斤的英国、澳大利亚进口毛线，毛衣针的品种也多达上百种，选择的空间大了很多，光毛线就不少于百种。亿兆始终坚持着自己大众的传统，虽然也提供机织毛衣或羊绒衫的服务，但价格较低，所以这里的顾客以回头客居多，其中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成为主要消费对象。但是作为北京编织业的龙头老大，亿兆没有像国贸等地的毛线店推出手织毛衣的服务，稍微有点遗憾。现在，很多编织店已经变成了编织沙龙，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毛衣的织法和毛线的配色，已经变成一个艺术殿堂而背离了御寒的初衷。
前些天知道亿兆已经搬到了瓷器口，很想到他们的新店参观一番。只是想起家里还没织成毛衣的三、四斤毛线又有点汗颜。但愿毛衣编织有一天会象十字绣一样流行，亿兆也能吸引更多年轻靓丽的身影。
门框小吃：爱也是你，恨也是你
人生似乎就是一个轮回：八十年代以前我经常去前门一带吃饭，当时吃的最多是都一处的烧卖和恩元居的炒疙瘩。九十年代也去前门，不过那时这几家店面已经改行做了外贸，人人大酒楼和全聚德烤鸭店就成了我的首选，对于那些环境简陋的小店不屑一顾。从本世纪开始似乎又喜欢上了前门的小吃，最常去的是门框胡同的爆肚冯、小肠陈和月盛斋马家老号。
最爱吃月盛斋马家老号的烧羊肉和酱牛肉，一盘烧羊肉、一小份麻豆腐、一碗老汤绿豆面和一瓶啤酒是我一贯常点的菜。如果和朋友们一起去吃，那就把烧羊肉、酱牛肉和咯吱盒等菜全部要一遍，经常会遇到吃到一半想再要一份，但好吃的已经卖光了。在北京我吃过很多家的烧羊肉，哪家也没有这里味道正宗，在大家的心目中，中华名小吃牌子的含金量甚至超过燕窝、熊掌等大菜。老北京已经流传多年的烧羊肉随着心底“水牛水牛先出了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娘给你买羊肉哦”的歌声让我回想起童年，怀旧是人生的必然阶段，对于北京小吃的情感随着年龄的增加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以至于一个星期不吃就抓而挠腮的觉得好象缺点什么。
最佩服的是这里店主人的认真，即使是一个烧羊肉也要亲历亲为。我曾经问过店主马先生这样是否太累，他的回答很风趣：“别人可以凑合我不能凑合，我不能在六代上败了字号，成为马家的罪人。”的确，在这里吃了两年多，每次的味道都一样，做为一个饭馆，保持口味不变的水平不是一件易事，但他们做到了，而且一直坚持着。
小肠陈也是我喜欢的店，虽然这里只卖卤煮，但那冒着热气的大锅旁边总有排着长队等候的人群。这里的肠子和肺给的多，调料放的足，味道也很好，还有价格便宜等都是大家喜欢这里的原因，无论春夏秋冬生意照样红火。在物质匮乏的时代这样的事情不算稀奇，但现在像这样的买卖确实凤毛麟角。
爆肚冯在京城也是鼎鼎有名，他们能做的爆肚大约有二十几种。从十分精致的蘑菇头到普通的百叶和散丹，火候掌握一流。虽然店堂面积不大，环境也不好，但南来北往的客人吃的就是这一口儿。
门框胡同是北京小吃的发源地之一，它也代表着北京小吃的最高水平。油腻的地面和简陋的桌椅板凳，这样的环境让一流的烹调水平似乎也打了折扣，月盛斋的马先生就曾多次碰到别人说带团来这里吃饭的事情，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样的环境确实很难吸引外地人和外国人。
现在，门框胡同这几家店门前已经钉上厚厚的铁板，他们也已经开始在别处寻找店址准备重开张。对于喜爱北京小吃的顾客来说，吃他们的东西已经不是一种味道，更多的是一种怀旧的情节，而对于这些店的经营者来说，恐怕就是老字号的传承和手艺的延续了。北京需要小吃，但小吃如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就不知道路将会走向何方。
据说已经有人开始关注北京小吃的生存和发展，并且在什刹海地区建立北京小吃老字号的集中展示基地，门框胡同的这些老字号都是准备进入的对象。但愿北京的小吃有一块能够健康发展的土壤，这是我的期望，也是所有钟情北京小吃的食客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