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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2006 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出现这种状况的，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一旦进入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要想迈向高收入水平，必须改变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否则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停滞和徘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纵观世界各国，做法都不同，有的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而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却不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012 年以来中国GDP 增速开始逐渐缓慢回落，呈现出与以往高速增长期不同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会不会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呢？
一、只要中国保持中高速经济发展，就可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中国早在2010年人均GDP就高于4056美元，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标准，2014年末我们人均GDP达到7500多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目前全世界有50多个发达国家和10多个发展中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从 “上中等收入”阶段跨越达到“高收入”阶段。另外有20个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人口大国”，平均用了11年又9个月跨越这个阶段。那么，按照这个历史规律和趋势，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能不能通过10年时间的发展实现这个跨越呢？
从数字上进行分析：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此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GDP的总量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2010年，中国GDP总量不到41万亿元，翻一番就是80多万亿元。按照2010年的汇率换算成美元，也就是17.6万亿美元。第二个数字，我们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是34000多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翻一番，就是68000多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就是12600多美元。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元。
所以，从数据上看，只要中国保持中高速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通过10的时间，我们可以成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二、 经济新常态下，影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知，一些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没有重视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不能处理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导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如巴西和巴拉圭，其基尼系数分别为 0.59 和 0.58，称得上是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长时间无法自拔。而相反的例子是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其基尼系数分别为 0.32 和 0.25，收入分配相对公平，成功实现了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
据统计，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3，收入分配较为合理，1997年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 0.4 的警戒线，2008年达到最高位的0.491，2013 年有所回落，达到了 0.473 的水平，但是仍高于0.44的全球基尼系数平均水平。某种程度上表明，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群体贫富差距在急剧扩大，由此积累和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反过来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所得税税负过重。首先个人所得税税负过重，中低等收入人群是纳税主要群体，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不足使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减弱，购买力不强，企业生产出的产品销路不畅，企业生产的动力就会减弱，企业就会减少投资，居民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二者的减弱都会造成经济增长乏力。另外，企业所得税税负过重，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中小企业的经济不景气，过重的企业所得税导致企业利润减少，从而导致企业职工收入减少，消费不足，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进一步影响企业发展，如此恶性循环导致企业在市场中慢慢失去竞争力，制约企业的发展。其二是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收入差距很大。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居民收入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经济较落后，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同时，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整体居民收入就较高，相反，地区城市化水平不高，以农民为主，整体居民收入水平就低。据统计，城市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3倍。其三是再分配机制不完善。比如政府的转移支付存在问题、公共产品及服务方面的支出不足、教育投入受到限制等，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与否是一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因素之一。
四、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途径
第一，从宏观层面调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宏观层面是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收入以税收形式分配给政府、以盈余形式分配给企业、以工资形式分配给劳动者。长期以来，政府的税收增长最快，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要从宏观层面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就要创新经济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化的经济，其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目前，政府插手市场的行为过多，行政干预不断，导致企业要获得机会和资源，就要去找政府谈判，而不是依靠市场公平竞争获得，政府和市场这种扭曲的关系还是导致腐败的温床，必须改革。改革的核心手段之一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并且要加强监管。其二，完善税制税种，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目前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的收入为基准征收，没有考虑家庭总的收入，并且起征点较低，如果一户家庭4口人，只有一个劳动者，以个人为单位，有可能需要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收入，却可能属于低收入群体，就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个人所得税税收对于调节收入差距没有取得良好效果，要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综合考虑家庭收入状况、负担状况等情况，以家庭为单位来纳税，同时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很好的为下一代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样不仅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也有助于完善再次分配机制。
第二，从中观层面调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中观层面是指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如果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均衡，大量的打工者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工作，不用离乡背井，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要改变城乡差距就需要我们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结构的改变，所以要加速二元经济转换，推动城镇化持续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要利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加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投入，制定政策吸引投资，使经济发展中心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改革技术创新，利用工业现代化有效地反哺农业，使工业经济带动农业经济，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二是要改革户籍制度，扩大城镇化规模，使更多的农村人口脱离农村经济转为城镇市民，发展城市经济，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
第三，从微观层面调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微观层面是缩小劳动者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目前中国国家低收入群体接近1亿人，占全国人口近 8%，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社会群体，其基本特点是量大，收入绝对水平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是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现在全国各个地区都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这样能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费，另外是建立工资的谈判机制，如果物价增长过快，工会就要联合企业业主、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府三方谈判，促成工人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增加其实际收入，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从“葫芦形”逐步过渡到 “橄榄形”。可以从以下途径考虑：一是加速金融体制改革，居民收入投资可以多元化，增加居民收入中资本收益的比重；二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为内需消费型经济的扩张提供条件；三是加大教育培训投入，让更多的低收入者通过职业培训成为专业人才、白领金领阶层，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课题， 课题名称：经济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途径研究——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课题编号：ZWT15102。
（作者单位：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杨再梅
一、只要中国保持中高速经济发展，就可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中国早在2010年人均GDP就高于4056美元，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标准，2014年末我们人均GDP达到7500多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目前全世界有50多个发达国家和10多个发展中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从 “上中等收入”阶段跨越达到“高收入”阶段。另外有20个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人口大国”，平均用了11年又9个月跨越这个阶段。那么，按照这个历史规律和趋势，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能不能通过10年时间的发展实现这个跨越呢？
从数字上进行分析：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此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GDP的总量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2010年，中国GDP总量不到41万亿元，翻一番就是80多万亿元。按照2010年的汇率换算成美元，也就是17.6万亿美元。第二个数字，我们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是34000多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翻一番，就是68000多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就是12600多美元。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元。
所以，从数据上看，只要中国保持中高速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通过10的时间，我们可以成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二、 经济新常态下，影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知，一些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没有重视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不能处理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导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如巴西和巴拉圭，其基尼系数分别为 0.59 和 0.58，称得上是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长时间无法自拔。而相反的例子是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其基尼系数分别为 0.32 和 0.25，收入分配相对公平，成功实现了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
据统计，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3，收入分配较为合理，1997年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 0.4 的警戒线，2008年达到最高位的0.491，2013 年有所回落，达到了 0.473 的水平，但是仍高于0.44的全球基尼系数平均水平。某种程度上表明，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群体贫富差距在急剧扩大，由此积累和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反过来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所得税税负过重。首先个人所得税税负过重，中低等收入人群是纳税主要群体，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不足使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减弱，购买力不强，企业生产出的产品销路不畅，企业生产的动力就会减弱，企业就会减少投资，居民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二者的减弱都会造成经济增长乏力。另外，企业所得税税负过重，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中小企业的经济不景气，过重的企业所得税导致企业利润减少，从而导致企业职工收入减少，消费不足，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进一步影响企业发展，如此恶性循环导致企业在市场中慢慢失去竞争力，制约企业的发展。其二是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收入差距很大。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居民收入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经济较落后，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同时，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整体居民收入就较高，相反，地区城市化水平不高，以农民为主，整体居民收入水平就低。据统计，城市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3倍。其三是再分配机制不完善。比如政府的转移支付存在问题、公共产品及服务方面的支出不足、教育投入受到限制等，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与否是一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因素之一。
四、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途径
第一，从宏观层面调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宏观层面是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收入以税收形式分配给政府、以盈余形式分配给企业、以工资形式分配给劳动者。长期以来，政府的税收增长最快，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要从宏观层面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就要创新经济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化的经济，其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目前，政府插手市场的行为过多，行政干预不断，导致企业要获得机会和资源，就要去找政府谈判，而不是依靠市场公平竞争获得，政府和市场这种扭曲的关系还是导致腐败的温床，必须改革。改革的核心手段之一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并且要加强监管。其二，完善税制税种，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目前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的收入为基准征收，没有考虑家庭总的收入，并且起征点较低，如果一户家庭4口人，只有一个劳动者，以个人为单位，有可能需要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收入，却可能属于低收入群体，就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个人所得税税收对于调节收入差距没有取得良好效果，要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综合考虑家庭收入状况、负担状况等情况，以家庭为单位来纳税，同时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很好的为下一代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样不仅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也有助于完善再次分配机制。
第二，从中观层面调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中观层面是指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如果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均衡，大量的打工者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工作，不用离乡背井，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要改变城乡差距就需要我们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结构的改变，所以要加速二元经济转换，推动城镇化持续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要利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加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投入，制定政策吸引投资，使经济发展中心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改革技术创新，利用工业现代化有效地反哺农业，使工业经济带动农业经济，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二是要改革户籍制度，扩大城镇化规模，使更多的农村人口脱离农村经济转为城镇市民，发展城市经济，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
第三，从微观层面调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微观层面是缩小劳动者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目前中国国家低收入群体接近1亿人，占全国人口近 8%，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社会群体，其基本特点是量大，收入绝对水平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是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现在全国各个地区都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这样能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费，另外是建立工资的谈判机制，如果物价增长过快，工会就要联合企业业主、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府三方谈判，促成工人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增加其实际收入，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从“葫芦形”逐步过渡到 “橄榄形”。可以从以下途径考虑：一是加速金融体制改革，居民收入投资可以多元化，增加居民收入中资本收益的比重；二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为内需消费型经济的扩张提供条件；三是加大教育培训投入，让更多的低收入者通过职业培训成为专业人才、白领金领阶层，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课题， 课题名称：经济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途径研究——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课题编号：ZWT15102。
（作者单位：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杨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