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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与央视主持人的对话视频在网上受到追捧，“幽默睿智、妙语连珠”的郑宇民一夜之间成为“网络红人”。比如，在谈到国企与民企关系时，他把国有企业比作酒，把民营企业比作水，虽然“一万瓶水比不过一瓶酒的酒精含量，但人没有酒可以，绝不能没有水”。在谈到裸捐时，他说，陈光标裸捐是一个壮举，但不是每一个民营企业的准则；我们称赞一个战士舍身炸碉堡，但不能要求每一个战士都去舍身炸碉堡。很多人称赞郑宇民不说官话、空话、套话，是“最给力”官员，由此又掀起一轮关于官员应该怎样说话的讨论。
官员如何说话关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说什么，二是怎样说；前者侧重内容，后者关乎技术，但人们似乎并不计较二者的差异。很多人挺身而出，教官员应该怎样说话。不过，这很可能是隔靴搔痒。
空话、套话人人讨厌，但人人都免不了。见面打招呼，年节致祝福，说到底都不过是空话、套话。有时官员说官话，也不过情势使然。位置不同、角色不同、阅历不同，话语系统也就两样。新闻发言人经过专业培训，应比一般的官员会说话吧？但也常给一个“无可奉告”的答复。这是典型的官话，但你再追问，他还是“无可奉告”，因为他可能真不知道，也可能知道却没有说的权限。“不该说的不说”，这样的规矩今天还在不断强调，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很多时候需要自己把握。同样的事情，正职说得，副职未必就能说。这倒不是为官员辩护，而是指出官员与其他群体处境不同，也因此有了说话的差异。
官员的说话问题，其实是官场文化、官场生态的一种反映。抨击某个官员说话如何不当，或是激赏某个官员谈吐如何“给力”，都未必有助于整体事态的改进。把说“请正面报道，否则不予接待”的官员撤掉，不会使照此行事的官员减少；为郑宇民喝彩，也未必就能使这样的官员多起来。郑宇民意外走红之后，婉拒记者采访，行事低调，便很能说明问题。要而言之，官员的言语表现，一大半取决于官场，一小半决定于本人。但这也就意味着，身为官员未必都要千人一面，依然有展示个人语言魅力的可能与空间。照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的意见，官员说空话、套话，都是“党八股”，“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在的人们不一定如此上纲上线，但要求官员少说空话、套话，多说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并不是过分要求，而是一种时代趋势。
干得好不如说得好，当然是一种应当纠正的偏向，但今天的官员若只会干不会说，恐怕也难以让公众满意。尊重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客观上要求官员善于表达，有一定的语言沟通能力。特别是在处置公众事件中，官员言语不当更可能激化矛盾，酿成严重后果。因此，现在的官员不应像从前的官员，只满足于埋头苦干，也应当把会说作为素质和能力的基本构成加以锻造。但所谓会说，决非孔子所反对的“巧言令色”，而首先是说话要看对象。郑宇民和媒体主持人对话谈笑风生，但在给下面做工作总结或给上面做工作汇报时，这样说话就未必恰当。可以说，郑宇民是一个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官员，而在根本上，他是一个说话看对象的人。
会说话、善沟通的官员，一定不会忽略对象的特点，懂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浅显道理。你给山沟沟里的老党员传达党的文件，那话就不能与对大机关干部说话毫无二致。非如此不能达致理解、交流、沟通之目的。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曾推陈出新，化用“对牛弹琴”这个古老成语，批评那些不看对象的乱弹琴者。今天，又有多少官员还在乐此不疲地“对牛弹琴”呢？所以，官员尽可以说官话，却不应不分对象地说官话，就像舞台上的关羽，不该跑到大街上去耍弄他的青龙偃月刀。与“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也是毛泽东60多年前就批评过的“党八股”表现。时至今日，这样的讲话、文件，不一定比那个时候多，但也不会比那个时候少。若说话看对象还是个技巧问题，那么要做到言之有物、语言有味，不下一番工夫还不行。苏秦、张仪之类的纵横家，以三寸不烂之舌倾动天下，决非只有夸夸其谈的嘴上功夫。若要言之有物，那就非对所言之物有相当了解不可；若要语言有味，那就非注重学习不可。
人们称赞郑宇民，一方面是因为他有辩才，有口才，另一方面也由于他言之有物。如果不是对所做工作烂熟于心，又岂能做到像他那样一个个数据、一个个事例信手拈来，娓娓道来？一个官员若对工作无所用心，鲜有心得，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却一定是空洞无物，纵然口舌如簧，也难引起共鸣。
说话、写文章善用比喻，无疑有助于理解沟通。但打比方并不等同于说俏皮话，透出理趣的比喻才使人印象深刻。郑宇民所做的比喻未必都很恰当，却每有理趣蕴涵其中。比如他关于裸捐的比方，其实是形象地说出了道德有层次这样一个常识。但事先并无准备的郑宇民，又如何能有如此即兴发挥的水平呢？据知情人说，他除了对工作了然于胸，还热爱读书。或可由此推知，郑宇民善喻，但那些妙喻，可能是他的发明，也可能是他源自现实生活、源自读书思考的妙用。
一个官员若长期呆在机关里，下基层又只是走马观花，眼睛看到的是无味的材料，耳朵听到是无味的讲话，结果恐怕也只能说些正确而无用的废话，语言功能日趋退化，变成了一个“瘪三”而不自知。生活之外，读书也是丰富语言、增强文字表达的有效路径。宋人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则语言无味。”现在有的官员，不要说三日一读书，三月不读书的也大有人在。如此，虽揽镜未必自觉面目可憎，对人说话则一定是语言无味。
官员该怎样说话，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理性上说，与动听的言辞相比，人们更愿意听真话，即人们实际上更在意官员说什么。因此，人人都倡导讲真话，但即使倡导者，也未必爱听真话，无论这倡导者是领导还是群众。“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请正面报道，否则不予接待”，这些话何尝不是一些官员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但他们的“真话”从反面反映了官场的一些严重问题。建武三十年，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光武帝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欺谁，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这话百姓爱听，多么谦虚谨慎又实事求是的一个好皇帝呀！但这话至少有两个事实与之关联：一是这话也只有他刘秀说得，别的官员若说，脑袋怕是早已搬家；二是一年之后，这话犹在耳畔回响，说话的人也如秦皇汉武一般，跑到泰山装神弄鬼去了。把握官员说话，说难其实也不难，孔子提供的方法论是听言观行，鲁迅贡献的“算账法”和孔子并无不同。
（作者系北京青年评论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官员如何说话关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说什么，二是怎样说；前者侧重内容，后者关乎技术，但人们似乎并不计较二者的差异。很多人挺身而出，教官员应该怎样说话。不过，这很可能是隔靴搔痒。
空话、套话人人讨厌，但人人都免不了。见面打招呼，年节致祝福，说到底都不过是空话、套话。有时官员说官话，也不过情势使然。位置不同、角色不同、阅历不同，话语系统也就两样。新闻发言人经过专业培训，应比一般的官员会说话吧？但也常给一个“无可奉告”的答复。这是典型的官话，但你再追问，他还是“无可奉告”，因为他可能真不知道，也可能知道却没有说的权限。“不该说的不说”，这样的规矩今天还在不断强调，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很多时候需要自己把握。同样的事情，正职说得，副职未必就能说。这倒不是为官员辩护，而是指出官员与其他群体处境不同，也因此有了说话的差异。
官员的说话问题，其实是官场文化、官场生态的一种反映。抨击某个官员说话如何不当，或是激赏某个官员谈吐如何“给力”，都未必有助于整体事态的改进。把说“请正面报道，否则不予接待”的官员撤掉，不会使照此行事的官员减少；为郑宇民喝彩，也未必就能使这样的官员多起来。郑宇民意外走红之后，婉拒记者采访，行事低调，便很能说明问题。要而言之，官员的言语表现，一大半取决于官场，一小半决定于本人。但这也就意味着，身为官员未必都要千人一面，依然有展示个人语言魅力的可能与空间。照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的意见，官员说空话、套话，都是“党八股”，“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在的人们不一定如此上纲上线，但要求官员少说空话、套话，多说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并不是过分要求，而是一种时代趋势。
干得好不如说得好，当然是一种应当纠正的偏向，但今天的官员若只会干不会说，恐怕也难以让公众满意。尊重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客观上要求官员善于表达，有一定的语言沟通能力。特别是在处置公众事件中，官员言语不当更可能激化矛盾，酿成严重后果。因此，现在的官员不应像从前的官员，只满足于埋头苦干，也应当把会说作为素质和能力的基本构成加以锻造。但所谓会说，决非孔子所反对的“巧言令色”，而首先是说话要看对象。郑宇民和媒体主持人对话谈笑风生，但在给下面做工作总结或给上面做工作汇报时，这样说话就未必恰当。可以说，郑宇民是一个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官员，而在根本上，他是一个说话看对象的人。
会说话、善沟通的官员，一定不会忽略对象的特点，懂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浅显道理。你给山沟沟里的老党员传达党的文件，那话就不能与对大机关干部说话毫无二致。非如此不能达致理解、交流、沟通之目的。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曾推陈出新，化用“对牛弹琴”这个古老成语，批评那些不看对象的乱弹琴者。今天，又有多少官员还在乐此不疲地“对牛弹琴”呢？所以，官员尽可以说官话，却不应不分对象地说官话，就像舞台上的关羽，不该跑到大街上去耍弄他的青龙偃月刀。与“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也是毛泽东60多年前就批评过的“党八股”表现。时至今日，这样的讲话、文件，不一定比那个时候多，但也不会比那个时候少。若说话看对象还是个技巧问题，那么要做到言之有物、语言有味，不下一番工夫还不行。苏秦、张仪之类的纵横家，以三寸不烂之舌倾动天下，决非只有夸夸其谈的嘴上功夫。若要言之有物，那就非对所言之物有相当了解不可；若要语言有味，那就非注重学习不可。
人们称赞郑宇民，一方面是因为他有辩才，有口才，另一方面也由于他言之有物。如果不是对所做工作烂熟于心，又岂能做到像他那样一个个数据、一个个事例信手拈来，娓娓道来？一个官员若对工作无所用心，鲜有心得，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却一定是空洞无物，纵然口舌如簧，也难引起共鸣。
说话、写文章善用比喻，无疑有助于理解沟通。但打比方并不等同于说俏皮话，透出理趣的比喻才使人印象深刻。郑宇民所做的比喻未必都很恰当，却每有理趣蕴涵其中。比如他关于裸捐的比方，其实是形象地说出了道德有层次这样一个常识。但事先并无准备的郑宇民，又如何能有如此即兴发挥的水平呢？据知情人说，他除了对工作了然于胸，还热爱读书。或可由此推知，郑宇民善喻，但那些妙喻，可能是他的发明，也可能是他源自现实生活、源自读书思考的妙用。
一个官员若长期呆在机关里，下基层又只是走马观花，眼睛看到的是无味的材料，耳朵听到是无味的讲话，结果恐怕也只能说些正确而无用的废话，语言功能日趋退化，变成了一个“瘪三”而不自知。生活之外，读书也是丰富语言、增强文字表达的有效路径。宋人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则语言无味。”现在有的官员，不要说三日一读书，三月不读书的也大有人在。如此，虽揽镜未必自觉面目可憎，对人说话则一定是语言无味。
官员该怎样说话，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理性上说，与动听的言辞相比，人们更愿意听真话，即人们实际上更在意官员说什么。因此，人人都倡导讲真话，但即使倡导者，也未必爱听真话，无论这倡导者是领导还是群众。“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请正面报道，否则不予接待”，这些话何尝不是一些官员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但他们的“真话”从反面反映了官场的一些严重问题。建武三十年，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光武帝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欺谁，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这话百姓爱听，多么谦虚谨慎又实事求是的一个好皇帝呀！但这话至少有两个事实与之关联：一是这话也只有他刘秀说得，别的官员若说，脑袋怕是早已搬家；二是一年之后，这话犹在耳畔回响，说话的人也如秦皇汉武一般，跑到泰山装神弄鬼去了。把握官员说话，说难其实也不难，孔子提供的方法论是听言观行，鲁迅贡献的“算账法”和孔子并无不同。
（作者系北京青年评论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