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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是在两条并行的跑道上齐头并进，而是从不同的方向、沿着不同的山麓，攀登同一座顶峰。
几十年来，印度在许多方面都被用来与中国进行对比。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些相似的社会问题，——人口众多、贫穷问题和根深蒂固的旧文化传统，并且在近似的时间里取得了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领导民族独立事业的领袖们也都是踌躇满志，想利用人民争取本国社会进步的迫切心情，做出比对方更快的成绩。50年代时，对比最多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优越”，而现在又悄悄地转为是对社会经济进行民主管理还是进行集中统制等等的多种比较。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回过头来，人们发现，简单地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孰优孰劣，没有普遍的意义，重要的是要看这两个国家与发达国家还有多大的差距，社会转型后还保留下来多少传统文化，以及走没走或走了多少弯路等等。而为某些中国人所看重的GDP的多少和奥运金牌数量只是众多指标中的一小部分。我还认为，比较也不应当成为宣扬自己或褒贬对方的依据。
印度的传统文化具有让所有民族的学者肃然起敬的魅力，这是印度民族对信仰的虔诚使然。我曾经借助多种的思考方法比较过印度、中国和西方三大文化的方位关系，得出的判断是：印度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要远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用另一种方法阐述，就是西方文化的空间坐标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传统文化之间，而且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距离和差别相对要小一些。也就是说，中印两个民族的社会转型的内容和方向不同甚至相反。比如印度的社会转型要求加强政府力对社会的把握程度，而中国从总的方向看，则应当限制政府力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和控制。
影响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印度人信仰“过剩”，中国人信仰不足；印度人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到处秩序井然，中国人却因为信仰不足仍然像一盘散沙。
西方人不承认儒教是中国人的宗教，因而，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统治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所要花费的代价是高昂的，因而作为开端，只能让传教士充当西方文化的探路人。印度则不然，她早早地就成为小小的英吉利的殖民地，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从经济上分析，英国人这样做在经济上是划算的。而如果他们要是真的当上了中国的宗主国，从经济上就难以有利可图，原因就是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统治成本。他们理解中国社会传统和把握中国文化的程度，要比印度差多了。
还有一个观点是促使我形成上述判断的缘由，那就是“西方人所有的现代社会管理方面的成就，都是在吸收了中国人的文官政府这个文化构件以后才取得近代以来爆发性进步的”，时间是在文艺复兴的前后。
在宗教改革以前，在西方文明圈的各国，民众的信仰也是“过度”的。与印度不同的是，“过度”的信仰在印度产生的恶果是全民性的“麻木”和不求进取，而在西方所产生的罪恶则是宗教专制。宗教专制阻挡了社会进步，这是但丁时代的社会特征，也标志着从罗马帝国在四世纪前后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后，宗教这个文化工具用来促进人类文化进步的社会实践已经走到了尽头。要突破这个桎梏，就要用新的更高级的文化成果取代宗教统治方式，这个文化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以文官政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式世俗政治，它可以用来限制宗教势力无所不在的触角。当然中国式的世俗政治的引进，不仅是西方社会自16世纪以来取得进步的全部，而且也是作为“用”而引进的。但它在西方社会这个“体”上，却体现出了比在中国更为充分的历史价值，而且，西方人在文官政府的生成方式上，也没有照搬中国的科举考试取仕的方法。
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已经包含了世俗政治这个重要的中国文化基因，而印度社会则没有，而且它也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主动地嫁接上这个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的话，印度社会比西方社会离我们遥远得多。
宗教信仰还可以作为一个介质深入地比较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
与西方社会相比，印度的宗教传统从历史上看就一直难以与“专制”一词搭界，他们的佛教教义所主张的宗旨——涅槃，所追求的是一种远远超越现实生活修养的极高的道德境界，——现代社会的许多鲜活的思想侧面——如对环境、生态和“众生平等”理念的关注，与早在几千年前就形成的古代印度教的哲学思想有着几乎相同的道德根源。因此在这个伟大宗教长期的弥顶灌输之下，印度人的精神特征是“慈悲”，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至有些柔弱。在印度，就连居于强势地位的统治阶层也是慈悲或柔弱的。印度在历史上多次被外族所征服，但是国家政权却一次也没有被自己民族中的底层民众（包括苦大仇深的“贱民”）所倾覆，——在他们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张献忠和李自成。
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人“早熟”，其实，比中国人更加早熟的是印度人，他们“自不量力”地在印度教的教义下做着与现实社会不相称的善举，包括不杀生、食素、忍耐、鄙视争斗等等，以致于整个印度民族的进取心、身体素质和人类本来具有的与大自然及外族抗争的精神几千年来一直在下滑。印度在竞技體育方面的表现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英国人把文官政府这个现代社会的必备构件带到了印度，其实这个构件是他们从中国转口而来的。
英国人统治印度的一个正面结果，是在印度的宗教海洋里留下了一块世俗社会的“旱地”——文官政府，这在印度5000年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这个政府的“政府力”十分软弱无力，在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时，往往在旧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的势力和影响）面前十分吃力。因此我说，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人的社会转型是逐步限制“政府力”，而印度民族的社会转型工程的很大一部分则是谨慎地充实“政府力”，用“政府力”作为引导把现代社会的理念引入到社会文化的深层中来。
一个例子可以成为上述观点的注脚。人口问题将是长期困扰中国和印度的一个社会痼疾，中国人利用强大的政府力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了果敢的控制措施，其手法甚至让西方的某些组织大骂出口，但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机构却因为在这个工作中的出色成绩得到了多项国际组织的褒奖；相反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总理在执政时想温和地借鉴中国人的经验时，却连她的政府自身都遭受了垮台的厄运。
大家都知道，二战后，受到苏联国家力量崛起的启发，印度从1950年就开始实行苏联式的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比中国的“五年计划”的实施还早了三年。这正是印度的领导人针对“政府力”不足所采取的针对性的改革措施，也是他们对外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理由之一。但是从实施中的力度和实施后的效果看，都远没有中国的五年计划那么见效。在土地问题上最能说明问题，印度各邦政府要想根据社会发展计划征用某块土地，所要花费的精力比中国各地方政府做同样的事情不知道要难上多少倍。因此，印度的铁路基本上还是英国殖民统治期间留下来的那么多，而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与中国相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了。但是，应当看到同一问题的另一面：印度从来没有出现过由失地农民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民主”本身可以使得社会个体获得什么，但同样也能让社会整体失去些什么。
中国人要逐渐增强信仰精神，以取代过度的权威服从，印度人则需要抑制过度的信仰，接受新的理念——世俗利益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依据。
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建立信仰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需要让中国人从以往的崇拜活人权威，转变为对“契约—规则”的笃信，——法制秩序和宪法精神都是这个“契约—规则”精神的体现。而所有这些文化成果及其成功的社会实践，都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最前沿的成就。有人会说，——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王法”吗？其实中国人喊了几千年的“王法条条”，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护卫权威者私利的水火棒，它与“契约—规则”精神除了形式上的相似以外，在本质上没有共同之处。
而印度的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淡化人们心中的信仰。那些牢牢捆住印度人思想的“信仰”，它对人们行为的控制力是我们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我曾经对中国人缺乏信仰问题进行过思考，甚至对改变这个现状缺乏信心；但是在对印度人的信仰问题进行了解以后，感到如果信仰“过度”，可能比没有信仰更为难办，——正所谓“过犹不及”。印度人心中的“契约—规则”太多了，这是宗教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他们的“契约—规则”，有点像我们日常所说的让现代人极度厌恶的“例儿”，在没有多少行为顾忌的中国人的眼中，甚至让人感到厌烦，其中，在这些“例儿”中最可恶的一个就是种姓恶俗。
自古以来印度教就有一个基本宗旨，认定人应当被划分为几个种姓的，各个种姓有各自的特权或义务，各个种姓之间的交往有许多的禁忌。几千年来，这种教义深入人心，不光是高等种姓的人笃信不疑，就连最卑贱种姓的人也心甘情愿地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印度社会的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要消除顽固的种姓制度在社会进步中的阻碍。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印度社会的进步必将以对种姓制度的彻底否定为前提。
圣雄甘地不惜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与这个制度进行抗争。英国人打算在印度实施选举制，以给殖民统治穿上华丽的外衣。按照以往的印度文化，所谓“贱民”是不能得到选举权的。1932年8月，英国慑于印度传统的压力，打算出台所谓“麦克唐纳法”，即给“贱民”——“不可接触者”划出单独的选举区，这样既“照顾”了传统文化，又做到了人人能参加选举的事实。甘地闻讯后给英国首相寄去一封信，表示完全反对，他说如果当局“一意孤行”，他将为此绝食至死。其实印度的种姓制度也为英国人所诟病，英国人只是想在以信仰为后盾的种姓制度面前来个折中，但甘地认为这个折中是在用现代法制的手法延续了这个罪恶的制度。在这里，甘地也是在利用英国人带来的现代文化企图终结种姓制度。
想一想，同一个社会里，一部分人拥有这样那样的权利，而另一部分人却受到这样那样的歧视，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现代社会，而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我们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就已经够让改革家们头痛的了，但是比起印度社会来，受到种姓制度压抑的贱民阶层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相比而言，印度的社会转型比起中国来，有其更加难以撼动的顽症。
印度的社会转型很温和，所以很慢；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往往由于急于求成而欲速不达，走弯路甚至走回头路都在所难免。
印度作为与中国齐名的农业大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从农业开始的。
印度在独立以前，尤其在英国人来到印度以前，广大农业区域的权力拥有者，是被史学界称为“柴明达尔”（相当于中国过去的大地主兼任本地的收税官）的特殊阶层，他们一直垄断对土地的收税权和其他经济特权持续达400多年。从1950年开始，各邦政府开始废除他们的各项特权，直到十年之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被彻底根除，不像中国实行土改，一年的时间，风卷残云般就完成了。可见印度的每一项改革进程都比中国来得和缓一些，原因还是：印度社会的传统的背后，有强大的宗教力量和数以亿计的印度教教徒们作为支撑，而世俗政府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正面交锋，只能付出时间作为代价，慢慢地来。
在工商业方面，由于印度一直奉行市场经济原则，没有中国曾经进行的“一化三改”的道路，在这个方面就不容易进行无法比较了。中国原来所谓的民族资本在消失了几十年后，又以“民营经济”的名目出现在社会上，并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当初的“化”和后来的“改”完全是南辕北辙，这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浪费和思想的混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教育和医疗方面的社会福利让印度被人称为“穷人的天堂”，而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则催生了大批的百万富翁，而穷人却更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了。
现在中国的教育和医疗的“改革”遇到了困难，于是就有学者带着这个问题到印度去取经。但从他们的访谈记录来看，并没有带回什么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因为在谈这个问题之前，还存在一个“该改还是不该改”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在这两个方面，中国政府本来应当加强投入和大力支持，却以改革的名义把这一社会功能“下放”给市场，于是就造成今天的混乱局面。
先说教育。近十年来，政府把市场化原则套用到了教育领域，结果几年时间就把这里弄得成了叫卖场，学校成了“创收”的高产地段，教授们个个成了百万富翁。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比改革前还厉害许多倍。这次人代会上甚至有人大代表呼吁废除高考制度。中国人历来没有对未知王国的敬畏之心，动不动就全面开花。教育这个领域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被推下海去呢？
在印度，国民教育一直是政府不惜血本确保投入的社会工程。初等教育不用说了，就连高等教育（公立大学）也一直实行低收费政策。大学生的学费之低，甚至让人吃惊：德里大学法学院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180卢比，折合人民币仅为31元，2006～2007年度的尼赫鲁大学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年学费是216卢比，折合人民币为37.24元。邦立大学收费多一点，孟买大学硕士生年学费为2226卢比，折合人民币383元。德里工学院为印度宪法规定的国家级的学院，收费最高，2006～2007学年本科生收费27000卢比，折合人民币4655元。印度2005～2006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说印度人均年收入为17823卢比，折合人民幣3073元。国家承担了学费的绝大部分。而中国在校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要高出印度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不用细算，就可以得知，从教育公平方面看，“改革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在印度高等教育面前相形见绌了。
再说医疗。印度的所有国民都能享受免费医疗。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1.1万个医院，2.7万个诊疗所和2000多万个社区医疗中心覆盖了全国城乡，从挂号费、手术费到药品，一律免费。与此相补充，为富人而开办的私人医院则优质优价，可谓穷人富人各得其所。对比中国，人们因为住所所在、身份不同而获得不同档次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农民，在基本的医疗服务方面所受到的歧视，是中国今后好长的时间里必须得到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
不能为比较而比较，中印两国应当立足现实社会的特点各自找出自己的方向。
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比较，不太可能为决策者提供什么依据和参考，只能让人们暂时排除掉一些遮掩视线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从更深的层面上、以更宽泛的文化视角去思考问题的信息和方法。我感到，社会转型问题同时摆在中国人和印度人面前，但是内容却迥然不同。社会转型是整个的传统文明体主动地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蜕变”或“进化”，这不是某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课题。在这个判断之上，我才对弗里德曼仅仅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民主”程度，来判断中国和印度哪个国家接近西方社会现状来考虑问题而得出“印度在今后的社会转型中将优越于中国”的结论提出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借助于现代社会极其发达的信息手段，人们可以不用再等待社会慢慢地让社会内部生出现代社会的观念和构件，而可以先把“形式”层面的东西做出来，内容则可以慢慢地植入，以加快转型的进程。印度独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的进程，尽管有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但却没有做出比中国更受世人瞩目的成就，原因就是没有利用好决策层的胆略，不敢或者无力与传统抗衡。
比如，中国的经济特区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引起了印度领导人的兴趣，于是印度在90年代后期也试行了一段时间，但终因与农民在土地问题上发生不可调和的争执而被迫废止。
中国官员从历史上一直有大胆“为民做主”的传统，好的一面是可以快速引进先进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构件，不好的地方则是容易做成“政绩工程”——中看不中用，也很容易产生官员们的腐败行为。而印度的官员常常被中国的考察者称为“笨官”，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缩手缩脚。这个差别是改革设计师规划改革方案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不同的背景下，两国就不能在这个方面进行比较，更谈不到什么竞赛了。
我的判断，印度今后的社会转型，将一直落后于中国。这个结论还有另一个依据，那就是，在印度软弱无力的人口政策下，印度的人口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越中国。而同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就业将对这两个巨型国家的社会转型乃至社会进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一点上看，我更看好现在表面上问题多多的中国，而不是有一个清廉政府的民主的印度。
几十年来，印度在许多方面都被用来与中国进行对比。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些相似的社会问题，——人口众多、贫穷问题和根深蒂固的旧文化传统，并且在近似的时间里取得了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领导民族独立事业的领袖们也都是踌躇满志，想利用人民争取本国社会进步的迫切心情，做出比对方更快的成绩。50年代时，对比最多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优越”，而现在又悄悄地转为是对社会经济进行民主管理还是进行集中统制等等的多种比较。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回过头来，人们发现，简单地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孰优孰劣，没有普遍的意义，重要的是要看这两个国家与发达国家还有多大的差距，社会转型后还保留下来多少传统文化，以及走没走或走了多少弯路等等。而为某些中国人所看重的GDP的多少和奥运金牌数量只是众多指标中的一小部分。我还认为，比较也不应当成为宣扬自己或褒贬对方的依据。
印度的传统文化具有让所有民族的学者肃然起敬的魅力，这是印度民族对信仰的虔诚使然。我曾经借助多种的思考方法比较过印度、中国和西方三大文化的方位关系，得出的判断是：印度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要远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用另一种方法阐述，就是西方文化的空间坐标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传统文化之间，而且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距离和差别相对要小一些。也就是说，中印两个民族的社会转型的内容和方向不同甚至相反。比如印度的社会转型要求加强政府力对社会的把握程度，而中国从总的方向看，则应当限制政府力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和控制。
影响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印度人信仰“过剩”，中国人信仰不足；印度人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到处秩序井然，中国人却因为信仰不足仍然像一盘散沙。
西方人不承认儒教是中国人的宗教，因而，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统治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所要花费的代价是高昂的，因而作为开端，只能让传教士充当西方文化的探路人。印度则不然，她早早地就成为小小的英吉利的殖民地，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从经济上分析，英国人这样做在经济上是划算的。而如果他们要是真的当上了中国的宗主国，从经济上就难以有利可图，原因就是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统治成本。他们理解中国社会传统和把握中国文化的程度，要比印度差多了。
还有一个观点是促使我形成上述判断的缘由，那就是“西方人所有的现代社会管理方面的成就，都是在吸收了中国人的文官政府这个文化构件以后才取得近代以来爆发性进步的”，时间是在文艺复兴的前后。
在宗教改革以前，在西方文明圈的各国，民众的信仰也是“过度”的。与印度不同的是，“过度”的信仰在印度产生的恶果是全民性的“麻木”和不求进取，而在西方所产生的罪恶则是宗教专制。宗教专制阻挡了社会进步，这是但丁时代的社会特征，也标志着从罗马帝国在四世纪前后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后，宗教这个文化工具用来促进人类文化进步的社会实践已经走到了尽头。要突破这个桎梏，就要用新的更高级的文化成果取代宗教统治方式，这个文化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以文官政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式世俗政治，它可以用来限制宗教势力无所不在的触角。当然中国式的世俗政治的引进，不仅是西方社会自16世纪以来取得进步的全部，而且也是作为“用”而引进的。但它在西方社会这个“体”上，却体现出了比在中国更为充分的历史价值，而且，西方人在文官政府的生成方式上，也没有照搬中国的科举考试取仕的方法。
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已经包含了世俗政治这个重要的中国文化基因，而印度社会则没有，而且它也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主动地嫁接上这个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的话，印度社会比西方社会离我们遥远得多。
宗教信仰还可以作为一个介质深入地比较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
与西方社会相比，印度的宗教传统从历史上看就一直难以与“专制”一词搭界，他们的佛教教义所主张的宗旨——涅槃，所追求的是一种远远超越现实生活修养的极高的道德境界，——现代社会的许多鲜活的思想侧面——如对环境、生态和“众生平等”理念的关注，与早在几千年前就形成的古代印度教的哲学思想有着几乎相同的道德根源。因此在这个伟大宗教长期的弥顶灌输之下，印度人的精神特征是“慈悲”，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至有些柔弱。在印度，就连居于强势地位的统治阶层也是慈悲或柔弱的。印度在历史上多次被外族所征服，但是国家政权却一次也没有被自己民族中的底层民众（包括苦大仇深的“贱民”）所倾覆，——在他们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张献忠和李自成。
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人“早熟”，其实，比中国人更加早熟的是印度人，他们“自不量力”地在印度教的教义下做着与现实社会不相称的善举，包括不杀生、食素、忍耐、鄙视争斗等等，以致于整个印度民族的进取心、身体素质和人类本来具有的与大自然及外族抗争的精神几千年来一直在下滑。印度在竞技體育方面的表现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英国人把文官政府这个现代社会的必备构件带到了印度，其实这个构件是他们从中国转口而来的。
英国人统治印度的一个正面结果，是在印度的宗教海洋里留下了一块世俗社会的“旱地”——文官政府，这在印度5000年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这个政府的“政府力”十分软弱无力，在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时，往往在旧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的势力和影响）面前十分吃力。因此我说，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人的社会转型是逐步限制“政府力”，而印度民族的社会转型工程的很大一部分则是谨慎地充实“政府力”，用“政府力”作为引导把现代社会的理念引入到社会文化的深层中来。
一个例子可以成为上述观点的注脚。人口问题将是长期困扰中国和印度的一个社会痼疾，中国人利用强大的政府力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了果敢的控制措施，其手法甚至让西方的某些组织大骂出口，但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机构却因为在这个工作中的出色成绩得到了多项国际组织的褒奖；相反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总理在执政时想温和地借鉴中国人的经验时，却连她的政府自身都遭受了垮台的厄运。
大家都知道，二战后，受到苏联国家力量崛起的启发，印度从1950年就开始实行苏联式的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比中国的“五年计划”的实施还早了三年。这正是印度的领导人针对“政府力”不足所采取的针对性的改革措施，也是他们对外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理由之一。但是从实施中的力度和实施后的效果看，都远没有中国的五年计划那么见效。在土地问题上最能说明问题，印度各邦政府要想根据社会发展计划征用某块土地，所要花费的精力比中国各地方政府做同样的事情不知道要难上多少倍。因此，印度的铁路基本上还是英国殖民统治期间留下来的那么多，而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与中国相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了。但是，应当看到同一问题的另一面：印度从来没有出现过由失地农民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民主”本身可以使得社会个体获得什么，但同样也能让社会整体失去些什么。
中国人要逐渐增强信仰精神，以取代过度的权威服从，印度人则需要抑制过度的信仰，接受新的理念——世俗利益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依据。
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建立信仰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需要让中国人从以往的崇拜活人权威，转变为对“契约—规则”的笃信，——法制秩序和宪法精神都是这个“契约—规则”精神的体现。而所有这些文化成果及其成功的社会实践，都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最前沿的成就。有人会说，——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王法”吗？其实中国人喊了几千年的“王法条条”，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护卫权威者私利的水火棒，它与“契约—规则”精神除了形式上的相似以外，在本质上没有共同之处。
而印度的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淡化人们心中的信仰。那些牢牢捆住印度人思想的“信仰”，它对人们行为的控制力是我们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我曾经对中国人缺乏信仰问题进行过思考，甚至对改变这个现状缺乏信心；但是在对印度人的信仰问题进行了解以后，感到如果信仰“过度”，可能比没有信仰更为难办，——正所谓“过犹不及”。印度人心中的“契约—规则”太多了，这是宗教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他们的“契约—规则”，有点像我们日常所说的让现代人极度厌恶的“例儿”，在没有多少行为顾忌的中国人的眼中，甚至让人感到厌烦，其中，在这些“例儿”中最可恶的一个就是种姓恶俗。
自古以来印度教就有一个基本宗旨，认定人应当被划分为几个种姓的，各个种姓有各自的特权或义务，各个种姓之间的交往有许多的禁忌。几千年来，这种教义深入人心，不光是高等种姓的人笃信不疑，就连最卑贱种姓的人也心甘情愿地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印度社会的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要消除顽固的种姓制度在社会进步中的阻碍。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印度社会的进步必将以对种姓制度的彻底否定为前提。
圣雄甘地不惜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与这个制度进行抗争。英国人打算在印度实施选举制，以给殖民统治穿上华丽的外衣。按照以往的印度文化，所谓“贱民”是不能得到选举权的。1932年8月，英国慑于印度传统的压力，打算出台所谓“麦克唐纳法”，即给“贱民”——“不可接触者”划出单独的选举区，这样既“照顾”了传统文化，又做到了人人能参加选举的事实。甘地闻讯后给英国首相寄去一封信，表示完全反对，他说如果当局“一意孤行”，他将为此绝食至死。其实印度的种姓制度也为英国人所诟病，英国人只是想在以信仰为后盾的种姓制度面前来个折中，但甘地认为这个折中是在用现代法制的手法延续了这个罪恶的制度。在这里，甘地也是在利用英国人带来的现代文化企图终结种姓制度。
想一想，同一个社会里，一部分人拥有这样那样的权利，而另一部分人却受到这样那样的歧视，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现代社会，而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我们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就已经够让改革家们头痛的了，但是比起印度社会来，受到种姓制度压抑的贱民阶层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相比而言，印度的社会转型比起中国来，有其更加难以撼动的顽症。
印度的社会转型很温和，所以很慢；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往往由于急于求成而欲速不达，走弯路甚至走回头路都在所难免。
印度作为与中国齐名的农业大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从农业开始的。
印度在独立以前，尤其在英国人来到印度以前，广大农业区域的权力拥有者，是被史学界称为“柴明达尔”（相当于中国过去的大地主兼任本地的收税官）的特殊阶层，他们一直垄断对土地的收税权和其他经济特权持续达400多年。从1950年开始，各邦政府开始废除他们的各项特权，直到十年之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被彻底根除，不像中国实行土改，一年的时间，风卷残云般就完成了。可见印度的每一项改革进程都比中国来得和缓一些，原因还是：印度社会的传统的背后，有强大的宗教力量和数以亿计的印度教教徒们作为支撑，而世俗政府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正面交锋，只能付出时间作为代价，慢慢地来。
在工商业方面，由于印度一直奉行市场经济原则，没有中国曾经进行的“一化三改”的道路，在这个方面就不容易进行无法比较了。中国原来所谓的民族资本在消失了几十年后，又以“民营经济”的名目出现在社会上，并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当初的“化”和后来的“改”完全是南辕北辙，这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浪费和思想的混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教育和医疗方面的社会福利让印度被人称为“穷人的天堂”，而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则催生了大批的百万富翁，而穷人却更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了。
现在中国的教育和医疗的“改革”遇到了困难，于是就有学者带着这个问题到印度去取经。但从他们的访谈记录来看，并没有带回什么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因为在谈这个问题之前，还存在一个“该改还是不该改”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在这两个方面，中国政府本来应当加强投入和大力支持，却以改革的名义把这一社会功能“下放”给市场，于是就造成今天的混乱局面。
先说教育。近十年来，政府把市场化原则套用到了教育领域，结果几年时间就把这里弄得成了叫卖场，学校成了“创收”的高产地段，教授们个个成了百万富翁。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比改革前还厉害许多倍。这次人代会上甚至有人大代表呼吁废除高考制度。中国人历来没有对未知王国的敬畏之心，动不动就全面开花。教育这个领域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被推下海去呢？
在印度，国民教育一直是政府不惜血本确保投入的社会工程。初等教育不用说了，就连高等教育（公立大学）也一直实行低收费政策。大学生的学费之低，甚至让人吃惊：德里大学法学院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180卢比，折合人民币仅为31元，2006～2007年度的尼赫鲁大学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年学费是216卢比，折合人民币为37.24元。邦立大学收费多一点，孟买大学硕士生年学费为2226卢比，折合人民币383元。德里工学院为印度宪法规定的国家级的学院，收费最高，2006～2007学年本科生收费27000卢比，折合人民币4655元。印度2005～2006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说印度人均年收入为17823卢比，折合人民幣3073元。国家承担了学费的绝大部分。而中国在校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要高出印度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不用细算，就可以得知，从教育公平方面看，“改革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在印度高等教育面前相形见绌了。
再说医疗。印度的所有国民都能享受免费医疗。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1.1万个医院，2.7万个诊疗所和2000多万个社区医疗中心覆盖了全国城乡，从挂号费、手术费到药品，一律免费。与此相补充，为富人而开办的私人医院则优质优价，可谓穷人富人各得其所。对比中国，人们因为住所所在、身份不同而获得不同档次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农民，在基本的医疗服务方面所受到的歧视，是中国今后好长的时间里必须得到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
不能为比较而比较，中印两国应当立足现实社会的特点各自找出自己的方向。
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比较，不太可能为决策者提供什么依据和参考，只能让人们暂时排除掉一些遮掩视线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从更深的层面上、以更宽泛的文化视角去思考问题的信息和方法。我感到，社会转型问题同时摆在中国人和印度人面前，但是内容却迥然不同。社会转型是整个的传统文明体主动地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蜕变”或“进化”，这不是某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课题。在这个判断之上，我才对弗里德曼仅仅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民主”程度，来判断中国和印度哪个国家接近西方社会现状来考虑问题而得出“印度在今后的社会转型中将优越于中国”的结论提出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借助于现代社会极其发达的信息手段，人们可以不用再等待社会慢慢地让社会内部生出现代社会的观念和构件，而可以先把“形式”层面的东西做出来，内容则可以慢慢地植入，以加快转型的进程。印度独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的进程，尽管有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但却没有做出比中国更受世人瞩目的成就，原因就是没有利用好决策层的胆略，不敢或者无力与传统抗衡。
比如，中国的经济特区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引起了印度领导人的兴趣，于是印度在90年代后期也试行了一段时间，但终因与农民在土地问题上发生不可调和的争执而被迫废止。
中国官员从历史上一直有大胆“为民做主”的传统，好的一面是可以快速引进先进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构件，不好的地方则是容易做成“政绩工程”——中看不中用，也很容易产生官员们的腐败行为。而印度的官员常常被中国的考察者称为“笨官”，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缩手缩脚。这个差别是改革设计师规划改革方案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不同的背景下，两国就不能在这个方面进行比较，更谈不到什么竞赛了。
我的判断，印度今后的社会转型，将一直落后于中国。这个结论还有另一个依据，那就是，在印度软弱无力的人口政策下，印度的人口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越中国。而同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就业将对这两个巨型国家的社会转型乃至社会进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一点上看，我更看好现在表面上问题多多的中国，而不是有一个清廉政府的民主的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