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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春节后是稿荒时期，编辑也向我催稿。我说我想约人写一篇“于丹现象”的文章。说实话，我已经想好了要在约稿时设定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大体一致。没等发出约稿信，邝海炎就给我发来了下面这篇稿子，这让我格外高兴。一是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二是他说出了我想说的几乎全部的意思，而且，其中还有不少我所想不到的精彩议论。文章语言很好，很老到，多数读者可能不知道，作者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学者。
——主持人语
近来，“易中天热”、“于丹热”潮起潮落，《百家讲坛》凭借这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造景”创造了中国现代传媒史上新的“神话”。如果说1997年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激情启航，开启了中国内地全新的电视综艺时代，那么，2006年央视《百家讲坛》陆续引爆的学者热，则标志着中国内地“以电视传播文化”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我自己把“于丹现象”看作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镜像，这里有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问题，也有文化发展的自主性问题，更有思想的多方博奕问题。
镜像一：从消费“民主”到消费“文化”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呈席卷之势，让任何保守的力量都黯然失色，而由此带来的消费主义问题也就日益凸显。
据说《百家讲坛》在改制前由于收视率低，一直徘徊在央视“末尾淘汰制”阴影边缘，直到2005年5月，《百家讲坛》邀请清史专家阎崇年开讲悬念丛生、高潮迭起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才把平均收视率拉到0.17％以上，不但避免了被淘汰的命运，而且一度还坐上CCTV－10收视率的“冠军宝座”。这一意外的收获诱使《百家讲坛》开始改制，从此便确立了“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为主攻方向，不断推出‘学术明星’”的运作思路。
《百家讲坛》的栏目宗旨是“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所以其内容迎合的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主体收视群。这些“学术明星”娓娓道来的是一些老少皆知、观众感兴趣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并在讲故事时讲究浅显，采用有高潮有悬念的“说书”形式。如阎崇年讲袁崇焕时的失声痛哭与讲多尔衮时的痛心疾首、易中天讲汉代人物时的“抖包袱”、于丹讲《论语》时的连珠妙语等，不仅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而且得到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可。这种传媒和学术互相利用的運作模式，显然就是《百家讲坛》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然而，借助于学术与媒体联姻，曾经高处庙堂之上的学术，弯腰走进民间。在一片欢呼声后，争论也是此起彼伏。有评论家在指出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等人有“硬伤”的同时，也开始指责《百家讲坛》“培育的是学者型明星，不是学者；提供的是娱乐，不是思想和文化。‘学术明星’屈从于商业运作模式，制造了一些虚假的大众文化需求”。或许因为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讲的是历史和小说方面的题材，由于不怎么涉及根基性的伦理价值，所以人们对他们作品中的许多“错误”给予了相当的宽容。而于丹显然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因为她讲的是古代中国读书人安身立命的经典——《论语》。
今年的1月15日，评论家李悦在《〈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一文里指出了《于丹〈论语〉心得》的14处“硬伤”，迫使于丹不得不回应说，“李悦对《论语》研究很深”，“我参考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骏的《论语译注》，我查阅一下以确定对错”。而李悦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则认为，他的帖子的要害针对的绝不是“硬伤”，而是对于丹《论语》心得的批评，他认为，“于丹的心得是有危害性的，她是用心灵的自我抚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相；用“返回心灵”的逃避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现实生活并不因躲避而有丝毫的改变，改变的只能是躲避者，他们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缩化、侏儒化和动物化。
对于这一点，黎鸣先生有着更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第一章里把“足兵，足食，民信之矣。”的最后一句解释为“老百姓要信仰国家”表明她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概念常识，而她宣扬“国家信仰”的意图则比无知更糟糕。
镜像二：十博士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我很奇怪，在“博士多如牛毛”的今天，居然还不断地有人拿博士帽显摆。如果说去年年底的“十博士呼吁国人抵制圣诞节”多少还有点捍卫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味道，其悲情值得怜悯；那么，今年年初的“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则让人感到，其抵制理由中突显出的“傲慢与偏见”简直让人齿冷。
其实十博士要抵制于丹传播的“错误知识”，大可以文章或者论文的形式提出批评，或者拿出自己过硬的作品来让于丹相形见绌，甚至还可以开一个与《百家讲坛》类似的节目，分割它的收视率。可遗憾的是，人们没有看到他们半点建设性的批评，却在他们义愤填膺的声讨中，发现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祸患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侵蚀，而是来自于那些打着振兴传统文化旗号的无知者”这样居高临下的“圣经语式”；还有“像于丹这样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的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研究呢？”这样哭哭啼啼的“祥林嫂语式”；还有“当媒体人声称于丹的书卖到二百五十万册时，他们也许忘记了饭岛爱的性爱光碟的发行量远不止这个数”这样古惑仔气十足的“山鸡语式”；还有“《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才能在新世纪里重铸辉煌，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和谐”这样“我是谁谁我怕谁”的“王朔语式”；还有“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同鸦片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形势更严峻，也更隐蔽。北京的城墙拆了也许还可以重建，但一旦人们连对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敬畏都消失时，亡国亡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这样危言耸听的“国歌语式”；更有“某些编辑和记者的政治素养、文化素养都配不上《人民日报》这个平台，《百家讲坛》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传播的却是肆意践踏优秀传统文化的东西，于是决定发文表示抗议！”这样不乏大革文化命遗风的“政治教员语式”。
难怪总有人说，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从十博士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来看，国人要吐干净“狼奶”还真的有待时日。为什么口口声声爱护中国文化的人，其行为方式却如此地背离中国文化？为什么同是现代制式教育下的既得利益者，对于同行的批评却那么傲慢、那么苛刻呢？《礼记•儒行第四十一》说：“温良者，仁之本也”，《论语•学而》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西哲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想，十博士固然有批评的自由，但千万也别忘了于丹有她开讲的权利，而人们更是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在这里，批评者和批评对象是对等的，谁都没有特权剥夺另一方的权利，无论是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还是以“知识正确”的名义。
这些年来，大陆文化界的很多争论常常衍变为辱骂事件，这种恶劣的士风和民风与台湾形成了一种难堪的对比。不少从台湾观光回来的人都觉得“台湾人普遍比较和气，可能是因为没有经过文革这样的社会巨变，他们多少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温良恭俭让的习俗（至少比大陆多），在待人接物方面让人感觉很有温情”。而对于很多没有去过台湾的大陆人来说，2005年连战、宋楚瑜，甚至是李敖的大陆之行或多或少让他们感受到了那股熟悉的“中国味”。我们要知道，“中国味”不是挂在门楣上的几串红辣椒，不是文房四宝，不是四大发明，这些物化表象难以表现中国味的精髓，而只有人的言谈举止，思维习性，气质风度等才能表现它们。比如连战对欢迎他的群众以“作揖”这一传统方式表示感谢，宋楚瑜同家人以“上香”这一古老的方式祭祖扫墓，李敖在清华演讲中突然冒出一句“报告刘老板，到目前为止还安全吧？”他们的这些言行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举手投足的分寸感，那插科打诨的人情味，都是传统文化“积淀”的生动表现。
与台湾的这种“中国味”相比，大陆最明显的似乎是一种“革命文化”，这种风气不仅弥漫到我们的生活中，还沉淀到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性里。“文革”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破坏的顶峰，但其实比文革更可怕的是暗疮般隐藏的“革命习性”。人们在拼命表达的时候，总应当时常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已经隔代承袭了红卫兵时代的语言？操持这样的思维却漠视现代的权利意识，这样的人又怎能挺起“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镜像三：思想派别的“话语权”之争
很多人把“于丹现象”看作“国学热”的一部分，某报编辑甚至声称“在‘于丹现象’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我们也分明感到，‘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的文化普及工作，在中国有着多么广阔的前景。”而正是这句话引起了十博士极大的不满，他们不满的理由可能因为“檄文”体裁太追求语言快感的缘故而说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徐晋如《关于签名反对于丹事件的四十八問》中却说得极为明白——“《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元典，是孔子政治建构在实践上的记录。孔子的思想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差等的和谐社会。差等而不是平等，是孔子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孔子发现，世上既有圣人、大人君子，也有普通人、小人、乡愿者，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由圣人、大人君子教育普通人，使普通人都能朝着圣人的方向努力，但小人、乡愿者是必须服服帖帖地接受被批判被教训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圣人、大人君子呢？是那些有知识和美德的人。知识和美德，是判别差等的基础。所以，整部《论语》，都是在说怎样做一个有知识和美德的大人君子。而怎样做一个大人君子呢？他提出了诗教、礼教、乐教。乐教是儒家区别于基督教、佛教的根本所在。乐，既是音乐的意思，也是快乐的意思。孔子讲的快乐，是大人君子的快乐，是因为知识和美德而高贵的自然贵族的快乐，而不是于丹庸俗化的快乐”。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由圣人、大人君子教育普通人”、“知识和美德，是判别差等的基础”、“因为知识和美德而高贵的自然贵族的快乐”三个短句。这里散发出的精英主义味道说实话比于丹“信仰国家”的解释更走样。如果说黎鸣批评的是“于丹心得的媚权部分”，而徐晋如批评的是“于丹将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其实谈到根本处，这场“批评”运动只是思想派别的“话语权”之争，人们是借说“于丹现象”而发自己的议论而已。
与上次“国学热”中那种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不同，“经典与解释”派是在深入阅读西方经典的过程中意识到“返回古典”，“重起古今之争”的重要性；而自由主义派则是在学习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过程中感觉到“方凿圆纳”，认为有必要从中国知识场域的“元问题”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所以目前的自由主义派中，有以儒学为资源的秋风，以老学为资源的刘军宁，以庄学为资源的张远山，以墨学为资源的黎鸣。虽然他们的转变表面还是以“批评于丹”的面目出现，但是他们自身对于“元典”的深切关注已经成为“于丹热”的“思想助推器”。这同时也就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已经开始向“元典复兴运动”的转进，而中国思想界经过近20年的折腾也终于开始走出简单地接受和复制西方知识的阶段，所以，“于丹现象”在这里测试的不只是中国知识界的风度和气度，更有深度和广度。
最后，我想用《双城记》里的一句话来为本文收尾：“这是个光明的年代，也是个黑暗的年代，我们的前方有着一切，我们又一无所有。你或许正处在思想上的转变期，一些事让你对过去的自己产生了怀疑，决定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走过这段路之后，一切会变得更好的。”
——主持人语
近来，“易中天热”、“于丹热”潮起潮落，《百家讲坛》凭借这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造景”创造了中国现代传媒史上新的“神话”。如果说1997年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激情启航，开启了中国内地全新的电视综艺时代，那么，2006年央视《百家讲坛》陆续引爆的学者热，则标志着中国内地“以电视传播文化”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我自己把“于丹现象”看作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镜像，这里有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问题，也有文化发展的自主性问题，更有思想的多方博奕问题。
镜像一：从消费“民主”到消费“文化”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呈席卷之势，让任何保守的力量都黯然失色，而由此带来的消费主义问题也就日益凸显。
据说《百家讲坛》在改制前由于收视率低，一直徘徊在央视“末尾淘汰制”阴影边缘，直到2005年5月，《百家讲坛》邀请清史专家阎崇年开讲悬念丛生、高潮迭起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才把平均收视率拉到0.17％以上，不但避免了被淘汰的命运，而且一度还坐上CCTV－10收视率的“冠军宝座”。这一意外的收获诱使《百家讲坛》开始改制，从此便确立了“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为主攻方向，不断推出‘学术明星’”的运作思路。
《百家讲坛》的栏目宗旨是“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所以其内容迎合的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主体收视群。这些“学术明星”娓娓道来的是一些老少皆知、观众感兴趣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并在讲故事时讲究浅显，采用有高潮有悬念的“说书”形式。如阎崇年讲袁崇焕时的失声痛哭与讲多尔衮时的痛心疾首、易中天讲汉代人物时的“抖包袱”、于丹讲《论语》时的连珠妙语等，不仅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而且得到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可。这种传媒和学术互相利用的運作模式，显然就是《百家讲坛》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然而，借助于学术与媒体联姻，曾经高处庙堂之上的学术，弯腰走进民间。在一片欢呼声后，争论也是此起彼伏。有评论家在指出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等人有“硬伤”的同时，也开始指责《百家讲坛》“培育的是学者型明星，不是学者；提供的是娱乐，不是思想和文化。‘学术明星’屈从于商业运作模式，制造了一些虚假的大众文化需求”。或许因为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讲的是历史和小说方面的题材，由于不怎么涉及根基性的伦理价值，所以人们对他们作品中的许多“错误”给予了相当的宽容。而于丹显然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因为她讲的是古代中国读书人安身立命的经典——《论语》。
今年的1月15日，评论家李悦在《〈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一文里指出了《于丹〈论语〉心得》的14处“硬伤”，迫使于丹不得不回应说，“李悦对《论语》研究很深”，“我参考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骏的《论语译注》，我查阅一下以确定对错”。而李悦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则认为，他的帖子的要害针对的绝不是“硬伤”，而是对于丹《论语》心得的批评，他认为，“于丹的心得是有危害性的，她是用心灵的自我抚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相；用“返回心灵”的逃避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现实生活并不因躲避而有丝毫的改变，改变的只能是躲避者，他们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缩化、侏儒化和动物化。
对于这一点，黎鸣先生有着更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第一章里把“足兵，足食，民信之矣。”的最后一句解释为“老百姓要信仰国家”表明她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概念常识，而她宣扬“国家信仰”的意图则比无知更糟糕。
镜像二：十博士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我很奇怪，在“博士多如牛毛”的今天，居然还不断地有人拿博士帽显摆。如果说去年年底的“十博士呼吁国人抵制圣诞节”多少还有点捍卫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味道，其悲情值得怜悯；那么，今年年初的“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则让人感到，其抵制理由中突显出的“傲慢与偏见”简直让人齿冷。
其实十博士要抵制于丹传播的“错误知识”，大可以文章或者论文的形式提出批评，或者拿出自己过硬的作品来让于丹相形见绌，甚至还可以开一个与《百家讲坛》类似的节目，分割它的收视率。可遗憾的是，人们没有看到他们半点建设性的批评，却在他们义愤填膺的声讨中，发现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祸患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侵蚀，而是来自于那些打着振兴传统文化旗号的无知者”这样居高临下的“圣经语式”；还有“像于丹这样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的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研究呢？”这样哭哭啼啼的“祥林嫂语式”；还有“当媒体人声称于丹的书卖到二百五十万册时，他们也许忘记了饭岛爱的性爱光碟的发行量远不止这个数”这样古惑仔气十足的“山鸡语式”；还有“《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才能在新世纪里重铸辉煌，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和谐”这样“我是谁谁我怕谁”的“王朔语式”；还有“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同鸦片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形势更严峻，也更隐蔽。北京的城墙拆了也许还可以重建，但一旦人们连对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敬畏都消失时，亡国亡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这样危言耸听的“国歌语式”；更有“某些编辑和记者的政治素养、文化素养都配不上《人民日报》这个平台，《百家讲坛》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传播的却是肆意践踏优秀传统文化的东西，于是决定发文表示抗议！”这样不乏大革文化命遗风的“政治教员语式”。
难怪总有人说，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从十博士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来看，国人要吐干净“狼奶”还真的有待时日。为什么口口声声爱护中国文化的人，其行为方式却如此地背离中国文化？为什么同是现代制式教育下的既得利益者，对于同行的批评却那么傲慢、那么苛刻呢？《礼记•儒行第四十一》说：“温良者，仁之本也”，《论语•学而》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西哲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想，十博士固然有批评的自由，但千万也别忘了于丹有她开讲的权利，而人们更是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在这里，批评者和批评对象是对等的，谁都没有特权剥夺另一方的权利，无论是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还是以“知识正确”的名义。
这些年来，大陆文化界的很多争论常常衍变为辱骂事件，这种恶劣的士风和民风与台湾形成了一种难堪的对比。不少从台湾观光回来的人都觉得“台湾人普遍比较和气，可能是因为没有经过文革这样的社会巨变，他们多少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温良恭俭让的习俗（至少比大陆多），在待人接物方面让人感觉很有温情”。而对于很多没有去过台湾的大陆人来说，2005年连战、宋楚瑜，甚至是李敖的大陆之行或多或少让他们感受到了那股熟悉的“中国味”。我们要知道，“中国味”不是挂在门楣上的几串红辣椒，不是文房四宝，不是四大发明，这些物化表象难以表现中国味的精髓，而只有人的言谈举止，思维习性，气质风度等才能表现它们。比如连战对欢迎他的群众以“作揖”这一传统方式表示感谢，宋楚瑜同家人以“上香”这一古老的方式祭祖扫墓，李敖在清华演讲中突然冒出一句“报告刘老板，到目前为止还安全吧？”他们的这些言行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举手投足的分寸感，那插科打诨的人情味，都是传统文化“积淀”的生动表现。
与台湾的这种“中国味”相比，大陆最明显的似乎是一种“革命文化”，这种风气不仅弥漫到我们的生活中，还沉淀到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性里。“文革”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破坏的顶峰，但其实比文革更可怕的是暗疮般隐藏的“革命习性”。人们在拼命表达的时候，总应当时常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已经隔代承袭了红卫兵时代的语言？操持这样的思维却漠视现代的权利意识，这样的人又怎能挺起“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镜像三：思想派别的“话语权”之争
很多人把“于丹现象”看作“国学热”的一部分，某报编辑甚至声称“在‘于丹现象’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我们也分明感到，‘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的文化普及工作，在中国有着多么广阔的前景。”而正是这句话引起了十博士极大的不满，他们不满的理由可能因为“檄文”体裁太追求语言快感的缘故而说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徐晋如《关于签名反对于丹事件的四十八問》中却说得极为明白——“《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元典，是孔子政治建构在实践上的记录。孔子的思想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差等的和谐社会。差等而不是平等，是孔子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孔子发现，世上既有圣人、大人君子，也有普通人、小人、乡愿者，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由圣人、大人君子教育普通人，使普通人都能朝着圣人的方向努力，但小人、乡愿者是必须服服帖帖地接受被批判被教训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圣人、大人君子呢？是那些有知识和美德的人。知识和美德，是判别差等的基础。所以，整部《论语》，都是在说怎样做一个有知识和美德的大人君子。而怎样做一个大人君子呢？他提出了诗教、礼教、乐教。乐教是儒家区别于基督教、佛教的根本所在。乐，既是音乐的意思，也是快乐的意思。孔子讲的快乐，是大人君子的快乐，是因为知识和美德而高贵的自然贵族的快乐，而不是于丹庸俗化的快乐”。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由圣人、大人君子教育普通人”、“知识和美德，是判别差等的基础”、“因为知识和美德而高贵的自然贵族的快乐”三个短句。这里散发出的精英主义味道说实话比于丹“信仰国家”的解释更走样。如果说黎鸣批评的是“于丹心得的媚权部分”，而徐晋如批评的是“于丹将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其实谈到根本处，这场“批评”运动只是思想派别的“话语权”之争，人们是借说“于丹现象”而发自己的议论而已。
与上次“国学热”中那种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不同，“经典与解释”派是在深入阅读西方经典的过程中意识到“返回古典”，“重起古今之争”的重要性；而自由主义派则是在学习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过程中感觉到“方凿圆纳”，认为有必要从中国知识场域的“元问题”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所以目前的自由主义派中，有以儒学为资源的秋风，以老学为资源的刘军宁，以庄学为资源的张远山，以墨学为资源的黎鸣。虽然他们的转变表面还是以“批评于丹”的面目出现，但是他们自身对于“元典”的深切关注已经成为“于丹热”的“思想助推器”。这同时也就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已经开始向“元典复兴运动”的转进，而中国思想界经过近20年的折腾也终于开始走出简单地接受和复制西方知识的阶段，所以，“于丹现象”在这里测试的不只是中国知识界的风度和气度，更有深度和广度。
最后，我想用《双城记》里的一句话来为本文收尾：“这是个光明的年代，也是个黑暗的年代，我们的前方有着一切，我们又一无所有。你或许正处在思想上的转变期，一些事让你对过去的自己产生了怀疑，决定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走过这段路之后，一切会变得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