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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在中原大地上居住、耕种。苗族人口约900万，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贵州。苗族最鼎盛的时代是5500年前的九黎部落时期，部落首领蚩尤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下游的81个部落，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苗族的“苗”字意为以种植禾苗为生的民族，可见其与农耕文化关系之紧密。许多研究证明，九黎部落拥有许多中国古代文明“之最”，比如最早群体进入农耕时代，最早发明金属冶炼技术并使用金属工具等，在《山海经》中都可考证。
在苗族居住过的中原地区，出土了许多带有四瓣花、“万”字纹等图案的文物。这些图案是比文字更加古老的表达方式。文字发明后，图腾与符号的表意功能渐渐从中原文化的舞台上退场。幸运的是，苗族同胞在几千年的迁徙中没有忘记故土的一切，而是把这些古老符号绣在织物上，流传至今。
（一）基于“和”的思辨的纹样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但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大家对“和”的理解都是基于“他人”的解释。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和偏差使得人们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产生歧义。苗族没有文字，一直沿用着在中原故土上的符号记忆。他们在对中原出土5500年前的两个基本符号的表述，与道家的解释如出一辙。这两个基本符号就是“十”字纹（四瓣花）和“万”字纹，它们表达了苗族对世界的朴素认知和思辨方法。
1.“阴阳和谐”与“四瓣花”
苗族人认为，世界由“一雄一雌”的事物组成：天上的日月、动物的公母、自然的山水、人的男女等，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这是一种朴素的传统二元学说，即世间之物皆由阴阳组成，是双方调和的结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易传·系辞》曰：“一阴一阳谓之道也。”苗族妇女几乎不识字，但她们对阴阳的表述却浅显易懂，与传统玄学的论述基本一致。她们以服饰为载体，用特有的符号和图像表述了自己的“阴阳理论”。
如丹寨白领苗服饰中的“涡妥”纹样（图1）。“涡妥”纹样以斜“四瓣花”为中心，“四瓣花”外的圆圈是“日月共生”纹，“四瓣花”延伸的方向上长出四对蝴蝶的触须，每对触须延展成一对涡纹，表示日月、男女、蝴蝶妈妈和水泡等阴阳纹样。贵阳市乌当区下坝乡苗族也用“四瓣花”作为本支系标志性的纹样（图2）。纹样中间先用蜡染制作出正“四瓣花”，表示父母儿女，再用刺绣绣出斜“四瓣花”，表示由家庭衍生出来的家族和谐。贵州苗族在描绘“四瓣花”时，不仅考虑了二元构成，还加入了特定的环境，如家庭、家族、村落甚至环境的和谐。
2.“生生不息”与“万”字纹
“万”字纹在许多古老民族的圖像文献中均有出现，如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等。中国出土的“万”字纹最早可追溯到6000--7000年前甘肃、青海一带的陶器上，其具体含义难以解读。“万”字纹在不同的文化体系里有着不同的表述。中原民间一直把“万”字作为吉祥符号；青海、甘肃地区的年轻女性出嫁时，要披上画有“万”字纹的披风，作避邪之用；道家认为“万”字纹表现的是“聚天地灵气，纳日月精华”的风水宝地。我们所处的银河系有若干条“光臂”向中心涡旋汇聚，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万”字纹。这是巧合还是某种必然，我们无从知晓。
中国著名道学家梁光祥先生认为，“万”字纹乃“天之大相”，是河图之具象，是五行之和谐运转所表现出来的天地吉祥，是世间所有事物遵循宇宙和自然变幻的规律后得到繁荣，是大道，是法则。道家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逆则仙。”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世间有五种相互损害的机理，有效地识别和运用，则一切顺利。所谓“逆”不是倒行逆施，而是追本溯源，返归先天，寻求天地之本源，寻求人性命之本真。贵州苗族人虽然对道家知之甚少，却在生活中运用十分相似的原理寻求家族、宗族、族群的昌盛和永久。
黔东南台江县台拱镇的苗族妇女，每逢节庆都要身着深色蓝靛染布料制作的盛装。少女盛装的蓝靛染布料是光滑平整的布料，叫“领布”；结婚后穿的则是绣有“万”字纹凸起的布料，叫“妈布”（图3）。这里的人们认为，未婚女性不用承担生育和家庭的责任，一旦结婚，家庭的生育和家务，家族和邻里的关系，家里的田土、山林等，都要她来运筹。女性在家庭、家族和村寨里运筹得好，家庭就美满和谐，欣欣向荣。这个“万”字纹就是祖先留给女性的启示。黔西县化屋苗族则认为，“万”字纹的含义是年成好时，一对父母生了一对儿女，家里非常高兴，一家四口手拉着手旋转跳舞。只有年成好了，才有心思养育小孩，要有一儿一女才是美满，转着跳舞显得生气勃勃、幸福美满。如果“万”字纹出现在衣服中间比较显眼的地方，就寓意生育和繁衍（图4），如果出现在裙边或衣服边上，就表示子孙延绵不绝，而剑河县苗族锡绣的“万”字回纹则表示田园滋养下族群的生生不息（图5）。
综上所析可知，贵州苗族“万”字纹所表达的基本寓意是人类基于生态环境和生存背景下的繁衍与生生不息。
（二）苗族的三大文化发端及其纹样
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着自己文化的源头，苗族也不例外。苗族的三大文化发端，不仅演绎了苗族以后的“生存模式”，也演绎了这个民族的习俗、工艺等“生活样式”。在苗族的生产生活，特别是服饰纹样中，这种文化源头的符号性记忆无处不在。
1.自然崇拜
苗族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一直传承着古老的巫文化。远古时代，对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崩地裂、洪水滔天、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各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表述方式，他们把这些现象以符号或纹饰的形式记录在服饰纹样中。苗族人喜欢把情感和生存机遇寄托在自然事物上，并加以符号化的释放，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撑。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魂”存在，如果对世间万物加以崇敬，就会得到这些“灵魂”的接济或护佑。
在丹寨白领苗地区广泛流传着一个苗族少女与“机机豆”的故事。相传，一位身患重病的苗族少女由于不愿牵连家人，跑到了深山里。她饥饿难耐，就以一种叫“机机豆”的野菜为食，不想“机机豆”竞治好了她的病。后来，白领苗将“机机豆”的形状绘制在背面、床单上，在婚嫁、祝寿、添丁等喜事上作为上等礼物赠送，借“机机豆”的“魔力”祛病强身。（图6） 苗族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就进入了原始农耕文明。由于当时的生产力非常低下，农业收成全看“老天”的“脸色”。但是，睿智的苗族先民在没有预警机制的情况下，通过对环境的细致观察，发现每当有着细长躯体的生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就会有大雨出现，庄稼就有了雨露滋润，丰收就有希望。于是，他们把各种细长身子的生物绘制成“龙”纹，借助“龙”这一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图7）
2.祖先崇拜
苗族是一个极其崇拜祖先的民族。这种对祖先的崇拜贯穿苗族每个族群、支系和个人生活的始终，形成了苗族独特的祖先认同和生死观。苗族最盛大的节日——十二年一次的鼓藏节（图8）就是规模最大的祭祖大典。苗族人认为，祖先的“灵魂”会在这一天回来与同族群的亲人团聚。而苗族人对死亡的认知则是“亡灵”魂归故园，与祖先的“灵魂”团聚。因此，苗族人不惧死亡，家人对逝者的去世也不是十分悲伤。出殡时，族群里的人们会载歌载舞，护送“亡灵”回归东方老家。
苗族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他们把各支系的祖先用各种图腾纹样呈现在服饰上，如蝶纹、鸟纹、枫叶纹（图9）等，不仅体现了对祖先的崇敬，也是获得祖先指引和护佑的媒介。这些符号经越千年，成为了许多支系“独有”的标志性图案，代表着支系历史的由来和延续。
对于苗族的起源，《苗族古歌》中有清晰的描述：蝴蝶妈妈从枫树里出生，与水泡恋爱，生了十二个蛋，然后死去。枫叶变成一对鸟，为蝴蝶孵蛋，生出了世间的各种生物和人类。其中，枫树是苗族的“祖神”，蝴蝶是“生母”，鸟是“养母”《山海经》中也有苗族以鸟为图腾的论述）。因此，在苗族许多支系中，这些纹样就是祖先的标志，也是图腾的标志。
3.生育崇拜
如果说“四瓣花”、“万”字纹符号表现的是苗族的世界观，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是苗族的自然观，祖先崇拜是苗族的人生观，那么生育崇拜就是苗族能够“活下去”的动力。他们深信，人只要活着，就会有奇迹，只有延续族群的血脉，才能创造奇迹。只有一代一代生生不息，才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拓出美好的家园。因此，苗族的许多风俗中都流露出对生育繁衍的崇拜，如二月二的“走桥”，农闲时的“跳花坡”，鼓藏节中间的“延仙丹”等。
在纷繁多彩的苗族服饰中，生育崇拜的痕迹也非常突出。一些支系的服饰上的标志性符号就是阴阳交合，如：织金县珠藏镇苗族用鸟首鱼身复合，用鱼体内多籽象征繁衍和多子多福；盘县滑石板村苗族用双色套染，中间的骨架为“四瓣花”，表示阴阳结合。（图10、图11）
二、贵州苗族服饰纹样造型的审美特性
贵州苗族服饰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是独特而丰富的。从总体上看，可分为象征性造型、随心性造型、立体思维造型三大特性。这些特性既是苗族服饰自身的审美理念的体现，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理念的丰富。
（一）象征性造型
象征是许多古老民族审美意愿表达的基础模式，从少数民族所用的象征物和行为方式来看尤为突出。少数民族纹样在感情表达方式上重含蓄，常以“以象寓境，以物寓意”的象征性手法，达到文化情感的传达和审美艺术追求的契合。苗族也不例外，鸟、蝶、鱼、蛙、龙等的纹样造型就是如此。这些造型符号既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情感”和“社会心理”，又是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寄寓创作者某种深刻思想，或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艺术手法。这种手法通过创作者对本体事物特征的突出描绘，会使艺术欣赏者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从而领悟到创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有着艺术学与人类学的双重象征意义。
在贵州苗族的服饰纹样中，许多支系都有标志性的固定纹样造型，用来作为该支系的识别符号。虽然有时纹样的大小不一，线条的粗细不一，但基本形状是一样的。贵州苗族根据自己支系对标志性纹样内涵的理解，把不同的规定性符号用作该支系的标志。这种程式化造型，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体现了苗族人的历史责任感，丰富了其服饰纹样的形式。
（二）随心性造型
贵州苗族的服饰纹样虽然风格相似，但并不雷同。他们可以在同一个核心纹样的周围随意增减元素，看似无规无矩，没有章法，实则是在掌握高超技法后的随心所欲，不仅是技法上的随意，更是表意上的随心。
夸张变形是苗族服饰随心性造型最基本的手法与特征。在苗族的审美理念中，物体之象只是外象，“灵魂”才是本真。苗族人认为，只有通过抓住物体某一独特的特征，并加以夸张变形，才能将其本真凸显出来。因此，在对某一物体进行造型表现时，会出现不同于物体本身的造型。这种“由形破局”甚至颠覆的手法，让人们通过重组对“形”的认知，获得对“神”的感受。另外，“以满为美，完美求全”是苗族随心性造型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整个贵州苗族服饰纹样造型中都非常显著，纹样不仅要表现物象的正面，同时要兼顾物象的侧面、背面。画面往往不留空白，并且主次分明，繁而不乱。
复合造型是苗族服饰纹样随心性造型的另一特点。花、鸟、鱼、蝶等动植物经常复合在一起，舍去了物象单调的成分，使复合后的造型更加丰满和多姿多彩。苗族的复合造型，不是毫无联系的表面叠加，而是随心而为，是基于内在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思维。如鸟和鱼的复合表示祖先崇拜與生育繁衍崇拜，鸟、龙、藤蔓复合成生生不息的“万”字纹，蝶纹和涡纹复合成表示阴阳和归宗等。
（三）立体思维
立体思维是苗族传承了千百年的审美思维方式和艺术造型观。苗族妇女是秉承这种方式和观念的审美群体，她们主要通过服饰上的刺绣和蜡染纹样来传达这种立体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不受时空和视觉经验的限制，既保留了早期人类混沌的整体思维特性，又与现代艺术的一些思维和表现方式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因此，苗族的许多服饰纹样既有原始的美感，又富于现代艺术特征。比如水城县陡箐镇苗族服饰上蝶纹和鱼纹的组合纹样，是根据蝴蝶翅膀在空中、鱼鳍在水中的每一个细微时间段的位置组合而成的（图12）。这种基于立体思维的表现手法，使得纹样造型突破了一事一物的局限而富有延伸性，充满了时间感、流动感和韵律感，有了四维空间的意味。
三、结语
以上介绍的贵州苗族服饰纹样的主要文化内涵和审美特性，对于拥有一百多个支系的苗族来说，仅是冰山一角。贵州苗族服饰作为苗族历史和文化的主要载体，承载着极为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它通过苗族人民千百年的代代传承保存下来，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一方面，我们有责任将其一代代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我们应加强对它的研究和发掘，使其在新时代激发出新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
在苗族居住过的中原地区，出土了许多带有四瓣花、“万”字纹等图案的文物。这些图案是比文字更加古老的表达方式。文字发明后，图腾与符号的表意功能渐渐从中原文化的舞台上退场。幸运的是，苗族同胞在几千年的迁徙中没有忘记故土的一切，而是把这些古老符号绣在织物上，流传至今。
（一）基于“和”的思辨的纹样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但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大家对“和”的理解都是基于“他人”的解释。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和偏差使得人们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产生歧义。苗族没有文字，一直沿用着在中原故土上的符号记忆。他们在对中原出土5500年前的两个基本符号的表述，与道家的解释如出一辙。这两个基本符号就是“十”字纹（四瓣花）和“万”字纹，它们表达了苗族对世界的朴素认知和思辨方法。
1.“阴阳和谐”与“四瓣花”
苗族人认为，世界由“一雄一雌”的事物组成：天上的日月、动物的公母、自然的山水、人的男女等，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这是一种朴素的传统二元学说，即世间之物皆由阴阳组成，是双方调和的结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易传·系辞》曰：“一阴一阳谓之道也。”苗族妇女几乎不识字，但她们对阴阳的表述却浅显易懂，与传统玄学的论述基本一致。她们以服饰为载体，用特有的符号和图像表述了自己的“阴阳理论”。
如丹寨白领苗服饰中的“涡妥”纹样（图1）。“涡妥”纹样以斜“四瓣花”为中心，“四瓣花”外的圆圈是“日月共生”纹，“四瓣花”延伸的方向上长出四对蝴蝶的触须，每对触须延展成一对涡纹，表示日月、男女、蝴蝶妈妈和水泡等阴阳纹样。贵阳市乌当区下坝乡苗族也用“四瓣花”作为本支系标志性的纹样（图2）。纹样中间先用蜡染制作出正“四瓣花”，表示父母儿女，再用刺绣绣出斜“四瓣花”，表示由家庭衍生出来的家族和谐。贵州苗族在描绘“四瓣花”时，不仅考虑了二元构成，还加入了特定的环境，如家庭、家族、村落甚至环境的和谐。
2.“生生不息”与“万”字纹
“万”字纹在许多古老民族的圖像文献中均有出现，如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等。中国出土的“万”字纹最早可追溯到6000--7000年前甘肃、青海一带的陶器上，其具体含义难以解读。“万”字纹在不同的文化体系里有着不同的表述。中原民间一直把“万”字作为吉祥符号；青海、甘肃地区的年轻女性出嫁时，要披上画有“万”字纹的披风，作避邪之用；道家认为“万”字纹表现的是“聚天地灵气，纳日月精华”的风水宝地。我们所处的银河系有若干条“光臂”向中心涡旋汇聚，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万”字纹。这是巧合还是某种必然，我们无从知晓。
中国著名道学家梁光祥先生认为，“万”字纹乃“天之大相”，是河图之具象，是五行之和谐运转所表现出来的天地吉祥，是世间所有事物遵循宇宙和自然变幻的规律后得到繁荣，是大道，是法则。道家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逆则仙。”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世间有五种相互损害的机理，有效地识别和运用，则一切顺利。所谓“逆”不是倒行逆施，而是追本溯源，返归先天，寻求天地之本源，寻求人性命之本真。贵州苗族人虽然对道家知之甚少，却在生活中运用十分相似的原理寻求家族、宗族、族群的昌盛和永久。
黔东南台江县台拱镇的苗族妇女，每逢节庆都要身着深色蓝靛染布料制作的盛装。少女盛装的蓝靛染布料是光滑平整的布料，叫“领布”；结婚后穿的则是绣有“万”字纹凸起的布料，叫“妈布”（图3）。这里的人们认为，未婚女性不用承担生育和家庭的责任，一旦结婚，家庭的生育和家务，家族和邻里的关系，家里的田土、山林等，都要她来运筹。女性在家庭、家族和村寨里运筹得好，家庭就美满和谐，欣欣向荣。这个“万”字纹就是祖先留给女性的启示。黔西县化屋苗族则认为，“万”字纹的含义是年成好时，一对父母生了一对儿女，家里非常高兴，一家四口手拉着手旋转跳舞。只有年成好了，才有心思养育小孩，要有一儿一女才是美满，转着跳舞显得生气勃勃、幸福美满。如果“万”字纹出现在衣服中间比较显眼的地方，就寓意生育和繁衍（图4），如果出现在裙边或衣服边上，就表示子孙延绵不绝，而剑河县苗族锡绣的“万”字回纹则表示田园滋养下族群的生生不息（图5）。
综上所析可知，贵州苗族“万”字纹所表达的基本寓意是人类基于生态环境和生存背景下的繁衍与生生不息。
（二）苗族的三大文化发端及其纹样
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着自己文化的源头，苗族也不例外。苗族的三大文化发端，不仅演绎了苗族以后的“生存模式”，也演绎了这个民族的习俗、工艺等“生活样式”。在苗族的生产生活，特别是服饰纹样中，这种文化源头的符号性记忆无处不在。
1.自然崇拜
苗族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一直传承着古老的巫文化。远古时代，对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崩地裂、洪水滔天、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各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表述方式，他们把这些现象以符号或纹饰的形式记录在服饰纹样中。苗族人喜欢把情感和生存机遇寄托在自然事物上，并加以符号化的释放，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撑。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魂”存在，如果对世间万物加以崇敬，就会得到这些“灵魂”的接济或护佑。
在丹寨白领苗地区广泛流传着一个苗族少女与“机机豆”的故事。相传，一位身患重病的苗族少女由于不愿牵连家人，跑到了深山里。她饥饿难耐，就以一种叫“机机豆”的野菜为食，不想“机机豆”竞治好了她的病。后来，白领苗将“机机豆”的形状绘制在背面、床单上，在婚嫁、祝寿、添丁等喜事上作为上等礼物赠送，借“机机豆”的“魔力”祛病强身。（图6） 苗族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就进入了原始农耕文明。由于当时的生产力非常低下，农业收成全看“老天”的“脸色”。但是，睿智的苗族先民在没有预警机制的情况下，通过对环境的细致观察，发现每当有着细长躯体的生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就会有大雨出现，庄稼就有了雨露滋润，丰收就有希望。于是，他们把各种细长身子的生物绘制成“龙”纹，借助“龙”这一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图7）
2.祖先崇拜
苗族是一个极其崇拜祖先的民族。这种对祖先的崇拜贯穿苗族每个族群、支系和个人生活的始终，形成了苗族独特的祖先认同和生死观。苗族最盛大的节日——十二年一次的鼓藏节（图8）就是规模最大的祭祖大典。苗族人认为，祖先的“灵魂”会在这一天回来与同族群的亲人团聚。而苗族人对死亡的认知则是“亡灵”魂归故园，与祖先的“灵魂”团聚。因此，苗族人不惧死亡，家人对逝者的去世也不是十分悲伤。出殡时，族群里的人们会载歌载舞，护送“亡灵”回归东方老家。
苗族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他们把各支系的祖先用各种图腾纹样呈现在服饰上，如蝶纹、鸟纹、枫叶纹（图9）等，不仅体现了对祖先的崇敬，也是获得祖先指引和护佑的媒介。这些符号经越千年，成为了许多支系“独有”的标志性图案，代表着支系历史的由来和延续。
对于苗族的起源，《苗族古歌》中有清晰的描述：蝴蝶妈妈从枫树里出生，与水泡恋爱，生了十二个蛋，然后死去。枫叶变成一对鸟，为蝴蝶孵蛋，生出了世间的各种生物和人类。其中，枫树是苗族的“祖神”，蝴蝶是“生母”，鸟是“养母”《山海经》中也有苗族以鸟为图腾的论述）。因此，在苗族许多支系中，这些纹样就是祖先的标志，也是图腾的标志。
3.生育崇拜
如果说“四瓣花”、“万”字纹符号表现的是苗族的世界观，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是苗族的自然观，祖先崇拜是苗族的人生观，那么生育崇拜就是苗族能够“活下去”的动力。他们深信，人只要活着，就会有奇迹，只有延续族群的血脉，才能创造奇迹。只有一代一代生生不息，才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拓出美好的家园。因此，苗族的许多风俗中都流露出对生育繁衍的崇拜，如二月二的“走桥”，农闲时的“跳花坡”，鼓藏节中间的“延仙丹”等。
在纷繁多彩的苗族服饰中，生育崇拜的痕迹也非常突出。一些支系的服饰上的标志性符号就是阴阳交合，如：织金县珠藏镇苗族用鸟首鱼身复合，用鱼体内多籽象征繁衍和多子多福；盘县滑石板村苗族用双色套染，中间的骨架为“四瓣花”，表示阴阳结合。（图10、图11）
二、贵州苗族服饰纹样造型的审美特性
贵州苗族服饰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是独特而丰富的。从总体上看，可分为象征性造型、随心性造型、立体思维造型三大特性。这些特性既是苗族服饰自身的审美理念的体现，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理念的丰富。
（一）象征性造型
象征是许多古老民族审美意愿表达的基础模式，从少数民族所用的象征物和行为方式来看尤为突出。少数民族纹样在感情表达方式上重含蓄，常以“以象寓境，以物寓意”的象征性手法，达到文化情感的传达和审美艺术追求的契合。苗族也不例外，鸟、蝶、鱼、蛙、龙等的纹样造型就是如此。这些造型符号既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情感”和“社会心理”，又是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寄寓创作者某种深刻思想，或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艺术手法。这种手法通过创作者对本体事物特征的突出描绘，会使艺术欣赏者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从而领悟到创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有着艺术学与人类学的双重象征意义。
在贵州苗族的服饰纹样中，许多支系都有标志性的固定纹样造型，用来作为该支系的识别符号。虽然有时纹样的大小不一，线条的粗细不一，但基本形状是一样的。贵州苗族根据自己支系对标志性纹样内涵的理解，把不同的规定性符号用作该支系的标志。这种程式化造型，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体现了苗族人的历史责任感，丰富了其服饰纹样的形式。
（二）随心性造型
贵州苗族的服饰纹样虽然风格相似，但并不雷同。他们可以在同一个核心纹样的周围随意增减元素，看似无规无矩，没有章法，实则是在掌握高超技法后的随心所欲，不仅是技法上的随意，更是表意上的随心。
夸张变形是苗族服饰随心性造型最基本的手法与特征。在苗族的审美理念中，物体之象只是外象，“灵魂”才是本真。苗族人认为，只有通过抓住物体某一独特的特征，并加以夸张变形，才能将其本真凸显出来。因此，在对某一物体进行造型表现时，会出现不同于物体本身的造型。这种“由形破局”甚至颠覆的手法，让人们通过重组对“形”的认知，获得对“神”的感受。另外，“以满为美，完美求全”是苗族随心性造型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整个贵州苗族服饰纹样造型中都非常显著，纹样不仅要表现物象的正面，同时要兼顾物象的侧面、背面。画面往往不留空白，并且主次分明，繁而不乱。
复合造型是苗族服饰纹样随心性造型的另一特点。花、鸟、鱼、蝶等动植物经常复合在一起，舍去了物象单调的成分，使复合后的造型更加丰满和多姿多彩。苗族的复合造型，不是毫无联系的表面叠加，而是随心而为，是基于内在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思维。如鸟和鱼的复合表示祖先崇拜與生育繁衍崇拜，鸟、龙、藤蔓复合成生生不息的“万”字纹，蝶纹和涡纹复合成表示阴阳和归宗等。
（三）立体思维
立体思维是苗族传承了千百年的审美思维方式和艺术造型观。苗族妇女是秉承这种方式和观念的审美群体，她们主要通过服饰上的刺绣和蜡染纹样来传达这种立体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不受时空和视觉经验的限制，既保留了早期人类混沌的整体思维特性，又与现代艺术的一些思维和表现方式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因此，苗族的许多服饰纹样既有原始的美感，又富于现代艺术特征。比如水城县陡箐镇苗族服饰上蝶纹和鱼纹的组合纹样，是根据蝴蝶翅膀在空中、鱼鳍在水中的每一个细微时间段的位置组合而成的（图12）。这种基于立体思维的表现手法，使得纹样造型突破了一事一物的局限而富有延伸性，充满了时间感、流动感和韵律感，有了四维空间的意味。
三、结语
以上介绍的贵州苗族服饰纹样的主要文化内涵和审美特性，对于拥有一百多个支系的苗族来说，仅是冰山一角。贵州苗族服饰作为苗族历史和文化的主要载体，承载着极为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它通过苗族人民千百年的代代传承保存下来，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一方面，我们有责任将其一代代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我们应加强对它的研究和发掘，使其在新时代激发出新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