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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粗话”常常被视为不雅和粗鄙。在沈从文的作品里，“粗话”却被运用得自然而又贴切，其文学作品借助不扎眼也不泛滥的“粗话”赋予了湘西世界和人民鲜活的生命力，同时，沈从文雅俗和谐的行文方式也使作品呈现出更大的艺术张力。
关键词：沈从文“粗话”描写 文学语言
沈从文的文字如水流般自然流畅，柔和含蓄，因此写沈从文语言美的文章有很多，而关注沈从文笔下“粗话”描写的人却很少。在诸多人类语言现象中，脏话粗话或许是最让人难以启齿的，至于将脏话书诸文字或许更加不妥当，但文学作品中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物，说出的话也就各种各样，“粗话”便自然要出现在文学语言中。沈从文通过谨慎恰当的“粗话”描写，反而起到了为文章增光添彩的作用，让我们看到了“粗话”在文学语言中的存在意义。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沈从文笔下的“粗话”描写。
一、沈从文笔下的“粗话”世界
在罗列沈从文作品中的“粗话”之前，首先得明确“粗话”的概念。“粗话”与“脏话”的定义难以界定，内容复杂多变。《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粗话”给出的定义是“粗俗的话”，即粗野庸俗的语言，给“脏话”下的定义则是“下流的话”，即卑鄙龌龊的话，南此可见，脏话一定是粗俗的，但“粗话”却未必有“脏话”那么难听，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猥亵字眼”，所以“脏话”应是“粗话”范围里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之外，“粗话”还应包含部分内容庸俗、粗野的口语俗话，在某些歌谣、诗歌中也有涉及，这部分“粗话”往往没有强烈的攻击性和辱骂意味，包含的感情色彩也更加丰富多样。因此，在这样的概念基础上，本文对沈从文笔下的“粗话”大致分为了三类：一、含有性意味的脏话;二、不带脏字，但内容较粗俗的口语;三、民谣中的浪话。
第一类，涉及“性”的脏话。《脏话文化史》的作者露丝·韦津利认为触犯禁忌才是脏话的实质，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中，性是难以启齿的东西，甚至是污秽的，但粗俗语一般会故意违反社会禁忌规则，所以与性器官和性行为有关的“粗话”便最为普遍，而且在数量上也是最多的。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大致有《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的“王麓台那野狗干的”，《山鬼》里万万说的“禽他娘”，《清乡所见》中兵士的大声恐吓“癫狗■的”，等等，这一类词在水手口中出现得较多。
第二类，不带脏字，但内容较粗俗的口语。其中许多是在称呼他人时用到的，就像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说到的“不拘说到什么人，总得说：‘那杂种，真是……’”（1）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粗野不拘的叫法反而是增进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妙药，《山鬼》里的毛弟和万万是一起放牛一起摘刺莓吃的伙伴，毛弟帮万万把他家的水牯从别人麦田里赶出来时扯着嗓子对远处的万万呼道：“万万，你老子又窜到杨家田里吃麦了！”“有我牛的孙子帮到赶，我不怕的。”他们俩之间的对话无论是“扯谎是你的野崽”，还是“跌死你这野狗子”都骂着好玩，骂得越有趣，反而感情就越深。而有的父母也直接以这样的方式称呼自己的孩子，“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小杂种，站远一点，不要太近！”’除了“狗杂种”“野狗子”“老子”等常见的粗野的称呼外，还有湘西的一些方言，像“小骚牯子”中的“牯子”在湘西方言中作未阉割的雄性牛羊意思外，还有《边城》中翠翠经典的一句“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在湘西，“悖时”是倒霉的意思，将“悖时”和“砍脑壳”连在一起运用在湘西也是非常常见的。
第三类，湘西民谣中的浪话。唱山歌是苗族人山寨生活的重要內容。由于长期处在封闭地理环境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少，湘西人民的生活方式更具原始的自然美气息，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更为坦率和直接，粗野浅薄，因此在这些山歌民谣中，不乏有别具乡野气息的挑逗歌谣。《萧萧》中的工人花狗，为了表达尽对萧萧的爱意，总是想方设法地来到萧萧身边给她唱歌谣，其中就包括“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上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而这些看似浅薄粗野的山歌，并没有玷污萧萧的单纯，让她变得轻飘，而只是让她在懵懂的时光间隙中仿佛感受到了一丝来自爱情的纯粹与真挚。再比如《阿黑小史》中，唱浪哥同样成了五明和阿黑打情骂俏的方式，“娇妹生得白又白，情哥生得黑又黑。黑墨写在白纸上，你看合色不合色”。五明唱浪歌的本领让巫师老师傅也禁不住逗逗他：“我听说你会唱一百首歌，全是野的，跟谁学来？”没有假的礼教的拘束，这样的挑逗即便是阿黑的父亲看来也不会让它和污秽沾上关系，只是慈祥地看着这段纯真的爱情自然生长，他们敞亮朴实的心让一切都变得自然和简单。除此之外，还有《雨后》中的“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摸一摸，心里只是跳跳底”，《长河》中“豆子豆子，和尚是我舅子;枣子枣子，我是和尚老子”以及沈从文《还愿》诗中的“锣鼓喧阗苗子老庚酹傩神，代帕阿妹花衣花裙正年轻，舞若凌锋一对奶子微微翘，唱罢苗歌背人独自微微笑”等等，这些民间歌谣尽管含有粗野的成分，但读来并不会让人感到龌龊和下流，与都市里虚伪的两性关系相比，乡村性爱形式的大胆和自然更能体现人性的谐和。
二、“粗话”的文学表现力
生活中总有要说“粗话”的人，要想刻画这一类人群，就难免需要把“粗话”带进文章当中。沈从文在尊重不同人物说话习惯的基础上，把重点转向“粗话”生动有趣、充满力量感的一面，借以更巧妙地来刻画人物性格，而虚化了“粗话”语义本身的庸俗下流，让读者能更贴近地去感受湘西人民健康奔放的生命与人性。
首先，沈从文尊重且还原了生活中人们说“粗话”的习惯，并使“粗话”起到了对人物社会身份进行标记的作用。不同的人尽管都是说着相似的粗话，其背后却有不同意识观念、身份背景的展现。在沈从文捕绘的湘西人中，带有明显粗话印记的便是湘西的水手妓女，以及沈从文相处过的一些有趣的朋友。
“说到水手，真有话说了。三个水手有两个每说一句话中必有个粗话字眼儿在前面或后面，我一天来已跟他们学会三十句野话。他们说野话同使用符号一样，前后皆很讲究。倘若不用，那么所说正文也就算模糊不清了”（2）。他们一面把长篙向急流乱石间掷去，一面用粗野的字眼毫不客气地唱骂他人，如同一颗颗石子，在橹桨的激水声中跳进辰河，成为湘西的一部分。水手们从小就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太多知识分子中所谓的羁绊约束，为了恶劣的天气，为了船搁浅，为了严苛挑剔的船客，不舒服了就骂几句，高兴了也骂几句，骂来骂去成了他们交流和情感宣泄的主要方式，在笑骂中，他们变得更加洒脱与从容。而河边那些日夜牵动水手们粗犷身心的妓女，没有放荡的风尘气，只是重情重义地在吊脚楼上守候着自己心仪的人，她们的感情直率且热诚，和水手相处时，他们互相说着野话，倾吐着自己对彼此的想念。《柏子》中一位吊脚楼上守候着的妇女终于看见柏子来了，张口便骂：“悖时的！我以为你到常德被婊子尿冲到洞庭湖底了！”柏子问她：“昨天有人来？”“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掐手指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焦急的等待关切浸入每一个粗野的字眼里，爱得越深骂得越切，情感便往往更真更可贵。在嬉笑怒骂里，他们呈现出来的是多么健全圆满的生命形态。 从古至今的一些文学著作中，舍雅趋俗用“粗话”的例子也并不少，事实证明，适当的粗话反而还可以增加文学语言的张力和弹性。“张力”是艾伦·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提出的，罗吉·福勒进一步把“张力”界定为“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认为“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力量、冲动或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7）。当粗话进入文学语言后，便和书面语形成了对峙，恰当的穿插便会使其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余光中在评价现代散文的时候论到“弹性”，认为“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问的高度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于迅趋僵化……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⑧。而“粗话”带来的“张力”在沈从文作品中具体便体现在伴随作品声音节奏的情感起伏以及内容的立体感呈现上。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巧妙的语言组合往往会产生意义以外的语音美，如行云流水般让人身心舒畅。“节奏是语音在一定时间里呈现的长短、高低和轻重等有规律的起伏状况，它是语言美的基本形态之一”⑨。无论是音乐还是文学，伴随节奏变化的还有呼吸的调整以及情感的起伏，促进作者与读者间的情感互动。以《柏子》为例，在描写柏子和妓女见面前沈从文用了大段平缓的文字在捕述这些人的生活：“女人帮助这些无家水上人，把一切劳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上取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奋与醉痴……”这些文字如棉质般舒适平稳，音节匀称，且以长句为主，节奏缓慢，娓娓道来。这是作者笔下经过文字修饰过的湘西世界和人民，包含着沈从文对湘西的眷恋与追忆。“悖时的！我以为到常德被婊子尿冲你到洞庭湖底了！”“老子把你舌子咬断！”“我才要咬断你……”待到柏子开始和妇人对话后，节奏陡然变得欢快起来，相思惹来的急切，一改之前行文的平稳舒缓，一句一感叹号的节奏以及直白的句义让读者由刚才慢悠悠的心境中苏醒过来，回到现实的湘西世界，亲临对话的语境。仿佛吊脚楼上的妇人不只是文字述说的那样风情脉脉身姿纤弱，水手语句间的阳刚狂放又仿佛和“要人怜悯”没有任何关系，读者的情感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中起伏畅游，思维也南此变得更加的自由，语言上的刺激督促读者去将矛盾、对立的事物全部消化下去从而刺激情感的大量产生，更能去体会那些被作者融注在湘西人民身上的同情与关心，以及湘西人民本身倔强的生活姿态。最终便形成了大雅大俗，亦庄亦谐的张力效果，既防止了行文的呆板又不至于太过松弛，错落有致。《柏子》中描写船上的伙计们看飞毛腿爬高桅的场景时写道：“只是不得老舵手吩咐，则照例不敢放肆。看的人全是心中发痒，又不能随便爬上桅子顶去唱歌，逗其他船上媳妇发笑。”看的人只“心中发痒”，只能让我们大致了解到他们的心情状态，之后当他们开始骂道：“我的儿，摔死你！”“我的儿，摔死了你看你还唱。”不禁引读者发笑了，急切而又嫉妒的心情化成粗野的话从这些大大咧咧的男儿口中吐出时，就立马把当时的场面给还原开来了，呈现出立体感，使作品获得了更大的表现力和生命力。
要形成艺术张力，数量的把控也是很重要的，不能雅俗不和谐。沈从文文章中的粗话往往都用得恰到好处，很好地体现了沈从文文学语言观中的“谨慎”原则。沈从文在《论技巧》一文中写道：“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是‘谨慎处置’，是‘求妥帖’，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细心选择，能够谨慎处置，能够妥帖，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⑩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当“粗话”中的字词过于粗鄙露骨，涉及人体器官等等时，沈从文是直接是XXX来代以表示的，比如“谁来割我的XX”，“你一条XX换一只母鸡”，“你个狗就见不得河街女人的X”，“命好早X出了孩子”，等等，在作者营造的这如乌托邦般美好的地方，当然是不容许太多粗鄙字眼出现的。同时沈从文在许多处地方直接不写出具体的粗话内容，而是笼统地一带而过，比如“骂来骂去”，“连骂带唱”，“使用了一大串野蛮字眼儿”，等等，减少了具体“粗话”的出现。这都使得粗话与书面语相结合时能够张弛有度。
沈从文笔下的“粗话”不扎眼也并不泛滥，它们较少出于滥施淫威的强暴者之口，也很少用来传达厌恶轻蔑的态度，大多数笔下的粗话都是人们在生活中自然的情绪抒发，它们不仅有助于表现湘西社会的原生态，还为人物形象的刻画增色不少，沈从文将粗话融进了文学语言中，使俗趣与雅兴相糅合，巧妙地调节了文章中的语言节奏，给人带来的是耳目一新的另一番感受。当我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粗话”的字眼是如何脏，文学语言是多么高雅规范时，我们便有可能忽视了粗话在具体情境中对作品的丰富意义。
①③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②⑤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第239 240页。
④凌纯声、芮逸夫：《湘西占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⑥徐家祯：《艺术语言及语言污染——提倡语言美的我见之四》，《汉语文学》 1986年第4期，第34页。
⑦[英]罗古·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袁德成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
⑧余光中：《余光中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⑨王一川：《美学与美育》（第2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⑩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
参考文献：
[1]露絲·韦津利.脏话文化史[M].颜韵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2]吴崇厚.脏话与文学语言[J]社会科学，1987（1）.
作者：王苾妍，西南大学文学院2017级博雅班学生。
关键词：沈从文“粗话”描写 文学语言
沈从文的文字如水流般自然流畅，柔和含蓄，因此写沈从文语言美的文章有很多，而关注沈从文笔下“粗话”描写的人却很少。在诸多人类语言现象中，脏话粗话或许是最让人难以启齿的，至于将脏话书诸文字或许更加不妥当，但文学作品中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物，说出的话也就各种各样，“粗话”便自然要出现在文学语言中。沈从文通过谨慎恰当的“粗话”描写，反而起到了为文章增光添彩的作用，让我们看到了“粗话”在文学语言中的存在意义。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沈从文笔下的“粗话”描写。
一、沈从文笔下的“粗话”世界
在罗列沈从文作品中的“粗话”之前，首先得明确“粗话”的概念。“粗话”与“脏话”的定义难以界定，内容复杂多变。《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粗话”给出的定义是“粗俗的话”，即粗野庸俗的语言，给“脏话”下的定义则是“下流的话”，即卑鄙龌龊的话，南此可见，脏话一定是粗俗的，但“粗话”却未必有“脏话”那么难听，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猥亵字眼”，所以“脏话”应是“粗话”范围里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之外，“粗话”还应包含部分内容庸俗、粗野的口语俗话，在某些歌谣、诗歌中也有涉及，这部分“粗话”往往没有强烈的攻击性和辱骂意味，包含的感情色彩也更加丰富多样。因此，在这样的概念基础上，本文对沈从文笔下的“粗话”大致分为了三类：一、含有性意味的脏话;二、不带脏字，但内容较粗俗的口语;三、民谣中的浪话。
第一类，涉及“性”的脏话。《脏话文化史》的作者露丝·韦津利认为触犯禁忌才是脏话的实质，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中，性是难以启齿的东西，甚至是污秽的，但粗俗语一般会故意违反社会禁忌规则，所以与性器官和性行为有关的“粗话”便最为普遍，而且在数量上也是最多的。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大致有《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的“王麓台那野狗干的”，《山鬼》里万万说的“禽他娘”，《清乡所见》中兵士的大声恐吓“癫狗■的”，等等，这一类词在水手口中出现得较多。
第二类，不带脏字，但内容较粗俗的口语。其中许多是在称呼他人时用到的，就像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说到的“不拘说到什么人，总得说：‘那杂种，真是……’”（1）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粗野不拘的叫法反而是增进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妙药，《山鬼》里的毛弟和万万是一起放牛一起摘刺莓吃的伙伴，毛弟帮万万把他家的水牯从别人麦田里赶出来时扯着嗓子对远处的万万呼道：“万万，你老子又窜到杨家田里吃麦了！”“有我牛的孙子帮到赶，我不怕的。”他们俩之间的对话无论是“扯谎是你的野崽”，还是“跌死你这野狗子”都骂着好玩，骂得越有趣，反而感情就越深。而有的父母也直接以这样的方式称呼自己的孩子，“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小杂种，站远一点，不要太近！”’除了“狗杂种”“野狗子”“老子”等常见的粗野的称呼外，还有湘西的一些方言，像“小骚牯子”中的“牯子”在湘西方言中作未阉割的雄性牛羊意思外，还有《边城》中翠翠经典的一句“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在湘西，“悖时”是倒霉的意思，将“悖时”和“砍脑壳”连在一起运用在湘西也是非常常见的。
第三类，湘西民谣中的浪话。唱山歌是苗族人山寨生活的重要內容。由于长期处在封闭地理环境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少，湘西人民的生活方式更具原始的自然美气息，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更为坦率和直接，粗野浅薄，因此在这些山歌民谣中，不乏有别具乡野气息的挑逗歌谣。《萧萧》中的工人花狗，为了表达尽对萧萧的爱意，总是想方设法地来到萧萧身边给她唱歌谣，其中就包括“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上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而这些看似浅薄粗野的山歌，并没有玷污萧萧的单纯，让她变得轻飘，而只是让她在懵懂的时光间隙中仿佛感受到了一丝来自爱情的纯粹与真挚。再比如《阿黑小史》中，唱浪哥同样成了五明和阿黑打情骂俏的方式，“娇妹生得白又白，情哥生得黑又黑。黑墨写在白纸上，你看合色不合色”。五明唱浪歌的本领让巫师老师傅也禁不住逗逗他：“我听说你会唱一百首歌，全是野的，跟谁学来？”没有假的礼教的拘束，这样的挑逗即便是阿黑的父亲看来也不会让它和污秽沾上关系，只是慈祥地看着这段纯真的爱情自然生长，他们敞亮朴实的心让一切都变得自然和简单。除此之外，还有《雨后》中的“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摸一摸，心里只是跳跳底”，《长河》中“豆子豆子，和尚是我舅子;枣子枣子，我是和尚老子”以及沈从文《还愿》诗中的“锣鼓喧阗苗子老庚酹傩神，代帕阿妹花衣花裙正年轻，舞若凌锋一对奶子微微翘，唱罢苗歌背人独自微微笑”等等，这些民间歌谣尽管含有粗野的成分，但读来并不会让人感到龌龊和下流，与都市里虚伪的两性关系相比，乡村性爱形式的大胆和自然更能体现人性的谐和。
二、“粗话”的文学表现力
生活中总有要说“粗话”的人，要想刻画这一类人群，就难免需要把“粗话”带进文章当中。沈从文在尊重不同人物说话习惯的基础上，把重点转向“粗话”生动有趣、充满力量感的一面，借以更巧妙地来刻画人物性格，而虚化了“粗话”语义本身的庸俗下流，让读者能更贴近地去感受湘西人民健康奔放的生命与人性。
首先，沈从文尊重且还原了生活中人们说“粗话”的习惯，并使“粗话”起到了对人物社会身份进行标记的作用。不同的人尽管都是说着相似的粗话，其背后却有不同意识观念、身份背景的展现。在沈从文捕绘的湘西人中，带有明显粗话印记的便是湘西的水手妓女，以及沈从文相处过的一些有趣的朋友。
“说到水手，真有话说了。三个水手有两个每说一句话中必有个粗话字眼儿在前面或后面，我一天来已跟他们学会三十句野话。他们说野话同使用符号一样，前后皆很讲究。倘若不用，那么所说正文也就算模糊不清了”（2）。他们一面把长篙向急流乱石间掷去，一面用粗野的字眼毫不客气地唱骂他人，如同一颗颗石子，在橹桨的激水声中跳进辰河，成为湘西的一部分。水手们从小就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太多知识分子中所谓的羁绊约束，为了恶劣的天气，为了船搁浅，为了严苛挑剔的船客，不舒服了就骂几句，高兴了也骂几句，骂来骂去成了他们交流和情感宣泄的主要方式，在笑骂中，他们变得更加洒脱与从容。而河边那些日夜牵动水手们粗犷身心的妓女，没有放荡的风尘气，只是重情重义地在吊脚楼上守候着自己心仪的人，她们的感情直率且热诚，和水手相处时，他们互相说着野话，倾吐着自己对彼此的想念。《柏子》中一位吊脚楼上守候着的妇女终于看见柏子来了，张口便骂：“悖时的！我以为你到常德被婊子尿冲到洞庭湖底了！”柏子问她：“昨天有人来？”“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掐手指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焦急的等待关切浸入每一个粗野的字眼里，爱得越深骂得越切，情感便往往更真更可贵。在嬉笑怒骂里，他们呈现出来的是多么健全圆满的生命形态。 从古至今的一些文学著作中，舍雅趋俗用“粗话”的例子也并不少，事实证明，适当的粗话反而还可以增加文学语言的张力和弹性。“张力”是艾伦·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提出的，罗吉·福勒进一步把“张力”界定为“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认为“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力量、冲动或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7）。当粗话进入文学语言后，便和书面语形成了对峙，恰当的穿插便会使其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余光中在评价现代散文的时候论到“弹性”，认为“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问的高度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于迅趋僵化……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⑧。而“粗话”带来的“张力”在沈从文作品中具体便体现在伴随作品声音节奏的情感起伏以及内容的立体感呈现上。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巧妙的语言组合往往会产生意义以外的语音美，如行云流水般让人身心舒畅。“节奏是语音在一定时间里呈现的长短、高低和轻重等有规律的起伏状况，它是语言美的基本形态之一”⑨。无论是音乐还是文学，伴随节奏变化的还有呼吸的调整以及情感的起伏，促进作者与读者间的情感互动。以《柏子》为例，在描写柏子和妓女见面前沈从文用了大段平缓的文字在捕述这些人的生活：“女人帮助这些无家水上人，把一切劳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上取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奋与醉痴……”这些文字如棉质般舒适平稳，音节匀称，且以长句为主，节奏缓慢，娓娓道来。这是作者笔下经过文字修饰过的湘西世界和人民，包含着沈从文对湘西的眷恋与追忆。“悖时的！我以为到常德被婊子尿冲你到洞庭湖底了！”“老子把你舌子咬断！”“我才要咬断你……”待到柏子开始和妇人对话后，节奏陡然变得欢快起来，相思惹来的急切，一改之前行文的平稳舒缓，一句一感叹号的节奏以及直白的句义让读者由刚才慢悠悠的心境中苏醒过来，回到现实的湘西世界，亲临对话的语境。仿佛吊脚楼上的妇人不只是文字述说的那样风情脉脉身姿纤弱，水手语句间的阳刚狂放又仿佛和“要人怜悯”没有任何关系，读者的情感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中起伏畅游，思维也南此变得更加的自由，语言上的刺激督促读者去将矛盾、对立的事物全部消化下去从而刺激情感的大量产生，更能去体会那些被作者融注在湘西人民身上的同情与关心，以及湘西人民本身倔强的生活姿态。最终便形成了大雅大俗，亦庄亦谐的张力效果，既防止了行文的呆板又不至于太过松弛，错落有致。《柏子》中描写船上的伙计们看飞毛腿爬高桅的场景时写道：“只是不得老舵手吩咐，则照例不敢放肆。看的人全是心中发痒，又不能随便爬上桅子顶去唱歌，逗其他船上媳妇发笑。”看的人只“心中发痒”，只能让我们大致了解到他们的心情状态，之后当他们开始骂道：“我的儿，摔死你！”“我的儿，摔死了你看你还唱。”不禁引读者发笑了，急切而又嫉妒的心情化成粗野的话从这些大大咧咧的男儿口中吐出时，就立马把当时的场面给还原开来了，呈现出立体感，使作品获得了更大的表现力和生命力。
要形成艺术张力，数量的把控也是很重要的，不能雅俗不和谐。沈从文文章中的粗话往往都用得恰到好处，很好地体现了沈从文文学语言观中的“谨慎”原则。沈从文在《论技巧》一文中写道：“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是‘谨慎处置’，是‘求妥帖’，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细心选择，能够谨慎处置，能够妥帖，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⑩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当“粗话”中的字词过于粗鄙露骨，涉及人体器官等等时，沈从文是直接是XXX来代以表示的，比如“谁来割我的XX”，“你一条XX换一只母鸡”，“你个狗就见不得河街女人的X”，“命好早X出了孩子”，等等，在作者营造的这如乌托邦般美好的地方，当然是不容许太多粗鄙字眼出现的。同时沈从文在许多处地方直接不写出具体的粗话内容，而是笼统地一带而过，比如“骂来骂去”，“连骂带唱”，“使用了一大串野蛮字眼儿”，等等，减少了具体“粗话”的出现。这都使得粗话与书面语相结合时能够张弛有度。
沈从文笔下的“粗话”不扎眼也并不泛滥，它们较少出于滥施淫威的强暴者之口，也很少用来传达厌恶轻蔑的态度，大多数笔下的粗话都是人们在生活中自然的情绪抒发，它们不仅有助于表现湘西社会的原生态，还为人物形象的刻画增色不少，沈从文将粗话融进了文学语言中，使俗趣与雅兴相糅合，巧妙地调节了文章中的语言节奏，给人带来的是耳目一新的另一番感受。当我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粗话”的字眼是如何脏，文学语言是多么高雅规范时，我们便有可能忽视了粗话在具体情境中对作品的丰富意义。
①③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②⑤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第239 240页。
④凌纯声、芮逸夫：《湘西占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⑥徐家祯：《艺术语言及语言污染——提倡语言美的我见之四》，《汉语文学》 1986年第4期，第34页。
⑦[英]罗古·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袁德成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
⑧余光中：《余光中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⑨王一川：《美学与美育》（第2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⑩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
参考文献：
[1]露絲·韦津利.脏话文化史[M].颜韵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2]吴崇厚.脏话与文学语言[J]社会科学，1987（1）.
作者：王苾妍，西南大学文学院2017级博雅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