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马胜利，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厂长，“国企承包第一人”，2月6日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因病去世，享年76岁。作为中国经济从农村改革转向城市改革的标志性人物，马胜利的名字已被深深镌刻在中国改革史卷上。
胡耀邦称他为“马承包”
在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马胜利通过“承包”的方法，力挽狂澜于既倒，让石家庄造纸厂起死回生，迸发出勃勃生机。
1984年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北考察，听了省领导的汇报后，胡耀邦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干脆就叫“马承包”吧。“马承包”的名头自此响彻全国。
邓小平曾先后4次接见马胜利，并称赞他：“马承包，不简单，有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你为改革做出了贡献！”
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同年7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全国推荐学习马胜利。河北、山东等一些省份还由省政府发起了“向马胜利同志学习”的运动。马胜利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也把他推上“国企承包第一人”的交椅。
1986年底，马胜利获得“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和“勇于开拓的改革者”称号；1987年，马胜利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
1986年和1988年马胜利两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迄今为止全国只有他一人两次获此荣誉；1988年，马胜利和鲁冠球、汪海等20人荣获全国首届企业家金球奖。
荣誉纷至沓来，图书出版和演讲邀请函也雪片一样飞来。他的声音响在各种场合的座谈会或讲座上。有记者曾在《马承包新传》一文中描述说：“马胜利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不照本宣科，他谈笑风生，话语幽默而又风趣，会场内外鸦雀无声，听得人们如痴如醉，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竟无一人走动，有人憋着尿也不去厕所。”
“摆个小摊，胜过县官”，一些民谚记录了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带来的广泛影响，而马胜利则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一包就灵”成为他的金字招牌。“承包”成为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困境的第一副“药方”，一夜之间，大江南北刮起一阵“马旋风”。
招聘百名“失足青年”
马胜利承包造纸厂时，曾作出过一个轰动一时的决定：将100名招工指标给了刑满释放、劳教解除人员。
原来，厂里有位老员工的儿子劳教解除后，一直找不到工作。老人找到马胜利，给他下跪，希望能给儿子安排个活，马胜利当即答应。“当时，大环境都提倡社会效益。一个好的工厂不能光看它开除了多少人，处分了多少人，而要看它培养了多少人，改造了多少人，教育了多少人。如果大家都把他们推给社会，那怎么行？经济效益要和社会效益并举才行。”
他草拟了一份特殊的“招聘要求”：一、刑满释放；二、劳动教养解除人员；三、因打架斗殴、小偷小摸被其他工厂开除的人。以上各类情况的人优先录用。不少“失足青年”成为这一招工标准的“受惠者”。
很多人质疑，一个厂里有100多位拥有不良记录的“失足青年”，生产会不会受到影响？马胜利哈哈一笑，坚定地说：“不会。环境造就人，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马胜利曾说，当年的失足青年，如今很多人都自己开了公司，做了总经理。逢年过节，他们还经常孝敬他烟酒。
疯狂的“造纸托拉斯”实验
“马胜利一包就灵”的名声传遍大江南北，马胜利也被越传越神。几年间，全国竟有近千家造纸企业向马胜利提出“求承包”， 甚至有企业打出“强烈要求马胜利厂长承包我厂”的横幅。
1987年8月，国家经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1987年内要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把厂长负责制作为企业的根本制度，加快改革的步伐。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马胜利开始“放眼全国”。1987年，他宣布决定承包20个省、100家中国造纸企业，打造中国纸业托拉斯。1988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鞭炮声中成立。
山东菏泽造纸厂是马胜利第一个跨省承包的企业，开始效益还不错，第一个月就盈利20多万元。接着他又转战贵州、云南、浙江，“旋风般”地承包当地造纸厂。最快时，他48小时就完成了对贵阳造纸厂的考察、洽谈、承包全过程：26日晚上到贵阳；27日全天给贵州省企业干部作报告；28日到贵阳造纸厂洽谈承包事项，并看厂；29日签署合同，承诺第二年实现利润100万元，3年还完贷款，产值增加两倍。马胜利就任贵阳市造纸厂厂长，使这个厂成为他拟议集中的第6个企业。
当地媒体充满敬意地写道：“这旋风般的节奏，本身就是一曲改革的颂歌，不是吗？倘若换上别的某些同志，不知道要研究多少天乃至一年半载呢！然而马胜利同志却在48小时之内做出了决策，这不能不给我们以有力的冲击。”
马胜利的豪情激发出了很多人的改革热情，他到杭州承包企业时，当地一位厂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打油诗：“杭州城头插白旗，河北来了马胜利。自古钱塘多英杰，决战一番才服气。”
从1987年11月到第二年1月，马胜利“晓行夜不宿”（他在自传《风雨马胜利》中的用词），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对27家造纸厂进行了承包。演讲、承包、签约，马胜利马不停蹄地驰骋在中国造纸业托拉斯的梦想中。
但在疯狂承包的“集团化”构建下，他的承包很多时候脱离了商业和市场。《杭州日报》曾写道：“马胜利所考察的绝大多数是亏损企业，他对这些企业的处境十分同情和关心。他说，改革应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越是困难，越是亏损，越是日子难过的企业，我们越要帮助和支持。”
这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言论，注定了日后他在商业实战中将一败涂地。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马胜利“一包就灵”神话的破灭，竟然比兴起还要快。
庞大计划的迅速崩盘 事实上，在这疯狂实验的开始，市长王葆华就清醒地察觉到了危险并提醒过马胜利。他应邀出席企业集团成立大会发言时说：马胜利是人，不是神。只可惜盛誉加身干劲十足的马胜利，根本听不进朋友的忠告和提醒，他觉得改革就该这么干。
1988年4月2日，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马胜利榜上有名，此时马胜利已经承包了63个造纸厂。但很多人不知道马胜利其实是在强颜欢笑。
1988年5月，从浙江传出马胜利承包浦江造纸厂“失利”的新闻；7月，贵州报道“马胜利承包后的贵阳造纸厂处境困难”；8月，烟台蓬莱造纸厂因亏损与马胜利中止合同；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首次将“马胜利失利”与“步鑫生沉浮”相提并论。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到年底，马胜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业，今后不再跨省经营，承包百家造纸厂的计划陷入泥潭。此时，已有16家造纸厂先后退出了集团。
从1989年下半年起，很多隐藏的问题恶果显现：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1991年5月，“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解散。1994年，竖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的那块“厂长马胜利”的牌子被勒令拆除。1995年，当时59岁的马胜利被免职退休。1995年，石家庄造纸厂因资不抵债申请破产，后被朝阳企业集团公司接收。
马胜利失败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现在企业不都是在走集团化的路子吗？但20年前，只有国外才有这东西，他马胜利就敢搞集团。但是，搞集团靠马胜利一个人不行。”高梦龄说。在创造“旋风速度”的同时，马胜利忽视了严谨的实地调研，很多时候是充满随意性的承包；没有资源整合，管理、人才和技术输出远远跟不上企业集团扩张的速度；所谓的“集团化经营”如今看来只是一种“归大堆”式的简单归并堆砌。
“我吃亏在好大喜功上，马胜利是人不是神啊！”马胜利曾经痛定思痛，总结了“我的十大失误”，包括骄傲自满盲目扩张、派驻员工却失于管理、疲于作报告错失发展良机、缺乏持续不断的创新等。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对马胜利的纸业托拉斯实验有过浓墨重彩的评论：“这是那个时期国有企业经营者最富想象力的实验，它试图通过承包，也就是市场化的手段，以一人之力拯救数百家亏损企业。尽管马胜利的石家庄造纸厂是一个不到千人的中等规模国有企业，然而它所展现出来的改革成果和雄心却让所有人为之一振……然而，这个庞大计划的迅速崩盘却让所有的人产生巨大的失望。”（编辑/张亦弛）
胡耀邦称他为“马承包”
在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马胜利通过“承包”的方法，力挽狂澜于既倒，让石家庄造纸厂起死回生，迸发出勃勃生机。
1984年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北考察，听了省领导的汇报后，胡耀邦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干脆就叫“马承包”吧。“马承包”的名头自此响彻全国。
邓小平曾先后4次接见马胜利，并称赞他：“马承包，不简单，有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你为改革做出了贡献！”
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同年7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全国推荐学习马胜利。河北、山东等一些省份还由省政府发起了“向马胜利同志学习”的运动。马胜利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也把他推上“国企承包第一人”的交椅。
1986年底，马胜利获得“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和“勇于开拓的改革者”称号；1987年，马胜利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
1986年和1988年马胜利两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迄今为止全国只有他一人两次获此荣誉；1988年，马胜利和鲁冠球、汪海等20人荣获全国首届企业家金球奖。
荣誉纷至沓来，图书出版和演讲邀请函也雪片一样飞来。他的声音响在各种场合的座谈会或讲座上。有记者曾在《马承包新传》一文中描述说：“马胜利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不照本宣科，他谈笑风生，话语幽默而又风趣，会场内外鸦雀无声，听得人们如痴如醉，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竟无一人走动，有人憋着尿也不去厕所。”
“摆个小摊，胜过县官”，一些民谚记录了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带来的广泛影响，而马胜利则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一包就灵”成为他的金字招牌。“承包”成为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困境的第一副“药方”，一夜之间，大江南北刮起一阵“马旋风”。
招聘百名“失足青年”
马胜利承包造纸厂时，曾作出过一个轰动一时的决定：将100名招工指标给了刑满释放、劳教解除人员。
原来，厂里有位老员工的儿子劳教解除后，一直找不到工作。老人找到马胜利，给他下跪，希望能给儿子安排个活，马胜利当即答应。“当时，大环境都提倡社会效益。一个好的工厂不能光看它开除了多少人，处分了多少人，而要看它培养了多少人，改造了多少人，教育了多少人。如果大家都把他们推给社会，那怎么行？经济效益要和社会效益并举才行。”
他草拟了一份特殊的“招聘要求”：一、刑满释放；二、劳动教养解除人员；三、因打架斗殴、小偷小摸被其他工厂开除的人。以上各类情况的人优先录用。不少“失足青年”成为这一招工标准的“受惠者”。
很多人质疑，一个厂里有100多位拥有不良记录的“失足青年”，生产会不会受到影响？马胜利哈哈一笑，坚定地说：“不会。环境造就人，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马胜利曾说，当年的失足青年，如今很多人都自己开了公司，做了总经理。逢年过节，他们还经常孝敬他烟酒。
疯狂的“造纸托拉斯”实验
“马胜利一包就灵”的名声传遍大江南北，马胜利也被越传越神。几年间，全国竟有近千家造纸企业向马胜利提出“求承包”， 甚至有企业打出“强烈要求马胜利厂长承包我厂”的横幅。
1987年8月，国家经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1987年内要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把厂长负责制作为企业的根本制度，加快改革的步伐。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马胜利开始“放眼全国”。1987年，他宣布决定承包20个省、100家中国造纸企业，打造中国纸业托拉斯。1988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鞭炮声中成立。
山东菏泽造纸厂是马胜利第一个跨省承包的企业，开始效益还不错，第一个月就盈利20多万元。接着他又转战贵州、云南、浙江，“旋风般”地承包当地造纸厂。最快时，他48小时就完成了对贵阳造纸厂的考察、洽谈、承包全过程：26日晚上到贵阳；27日全天给贵州省企业干部作报告；28日到贵阳造纸厂洽谈承包事项，并看厂；29日签署合同，承诺第二年实现利润100万元，3年还完贷款，产值增加两倍。马胜利就任贵阳市造纸厂厂长，使这个厂成为他拟议集中的第6个企业。
当地媒体充满敬意地写道：“这旋风般的节奏，本身就是一曲改革的颂歌，不是吗？倘若换上别的某些同志，不知道要研究多少天乃至一年半载呢！然而马胜利同志却在48小时之内做出了决策，这不能不给我们以有力的冲击。”
马胜利的豪情激发出了很多人的改革热情，他到杭州承包企业时，当地一位厂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打油诗：“杭州城头插白旗，河北来了马胜利。自古钱塘多英杰，决战一番才服气。”
从1987年11月到第二年1月，马胜利“晓行夜不宿”（他在自传《风雨马胜利》中的用词），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对27家造纸厂进行了承包。演讲、承包、签约，马胜利马不停蹄地驰骋在中国造纸业托拉斯的梦想中。
但在疯狂承包的“集团化”构建下，他的承包很多时候脱离了商业和市场。《杭州日报》曾写道：“马胜利所考察的绝大多数是亏损企业，他对这些企业的处境十分同情和关心。他说，改革应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越是困难，越是亏损，越是日子难过的企业，我们越要帮助和支持。”
这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言论，注定了日后他在商业实战中将一败涂地。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马胜利“一包就灵”神话的破灭，竟然比兴起还要快。
庞大计划的迅速崩盘 事实上，在这疯狂实验的开始，市长王葆华就清醒地察觉到了危险并提醒过马胜利。他应邀出席企业集团成立大会发言时说：马胜利是人，不是神。只可惜盛誉加身干劲十足的马胜利，根本听不进朋友的忠告和提醒，他觉得改革就该这么干。
1988年4月2日，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马胜利榜上有名，此时马胜利已经承包了63个造纸厂。但很多人不知道马胜利其实是在强颜欢笑。
1988年5月，从浙江传出马胜利承包浦江造纸厂“失利”的新闻；7月，贵州报道“马胜利承包后的贵阳造纸厂处境困难”；8月，烟台蓬莱造纸厂因亏损与马胜利中止合同；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首次将“马胜利失利”与“步鑫生沉浮”相提并论。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到年底，马胜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业，今后不再跨省经营，承包百家造纸厂的计划陷入泥潭。此时，已有16家造纸厂先后退出了集团。
从1989年下半年起，很多隐藏的问题恶果显现：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1991年5月，“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解散。1994年，竖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的那块“厂长马胜利”的牌子被勒令拆除。1995年，当时59岁的马胜利被免职退休。1995年，石家庄造纸厂因资不抵债申请破产，后被朝阳企业集团公司接收。
马胜利失败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现在企业不都是在走集团化的路子吗？但20年前，只有国外才有这东西，他马胜利就敢搞集团。但是，搞集团靠马胜利一个人不行。”高梦龄说。在创造“旋风速度”的同时，马胜利忽视了严谨的实地调研，很多时候是充满随意性的承包；没有资源整合，管理、人才和技术输出远远跟不上企业集团扩张的速度；所谓的“集团化经营”如今看来只是一种“归大堆”式的简单归并堆砌。
“我吃亏在好大喜功上，马胜利是人不是神啊！”马胜利曾经痛定思痛，总结了“我的十大失误”，包括骄傲自满盲目扩张、派驻员工却失于管理、疲于作报告错失发展良机、缺乏持续不断的创新等。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对马胜利的纸业托拉斯实验有过浓墨重彩的评论：“这是那个时期国有企业经营者最富想象力的实验，它试图通过承包，也就是市场化的手段，以一人之力拯救数百家亏损企业。尽管马胜利的石家庄造纸厂是一个不到千人的中等规模国有企业，然而它所展现出来的改革成果和雄心却让所有人为之一振……然而，这个庞大计划的迅速崩盘却让所有的人产生巨大的失望。”（编辑/张亦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