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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达尔文提出丛林法则以来，这一理论为无数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提供了把自身需求构建在其他国家痛苦上的藉口。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处于“食物网”顶端的“猎食者”。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其崩溃后建立的国际石油要用美元进行结算规则……可现在，这个长久以来形成的稳固“丛林规则”正在逐渐变得不稳定。地缘政治学家对此表现得尤为激进，他们说：“像伊拉克战争，阿富汗驻军和叙利亚海域上的航母战斗群正是固有系统加速改变的表象。”
的确，世界安全形势正在变得更加复杂。不久前，朝鲜在巨大压力下发射了“光明星3号”卫星，这可能将导致未来该地区安全问题迅速升级，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表示朝鲜等国对未来东亚局势的审慎态度。当然，世界安全形势并不悲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乐于颁给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世界依旧处于合作博弈中。
已故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开启了全球一体化的大门，也使得全球格局向多元化进程变得不可逆转。据有关数据统计，三十多年来，参与国际竞争产出的人口增加了近四十亿，占全球人口总数的60%。而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首的新兴经济国家也开始在由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传统经济强国主导的经济次序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多元化”的呼声逐渐高涨，并开始迈过了最为关键的节点。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看来，世界经济多元化正在从生产方面的多元化向消费方面的多元化过度，所以，拉动消费经济，并使之多元化，是世界经济基本面的新走向。
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曾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分析人类种种文明兴衰史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条预言曾让很多不知根底的中国人为之骄傲，也让不少知其根底的历史学家忧心不已，不过，更多的人对此嗤之以鼻。但在新的经济危机后，中国仿佛走到了离此预言一步之遥的地方，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肯定会更进一步，实际上，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更加的克制与冷静。
“环境”之变
不久前，中国的股市再次成为全世界投资者看中的炙手可热之地。这让很多人想起了德国投机大师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经典的遛狗人的故事：一个人在街上遛狗，狗一会儿跑在前面，一会儿又折返回到主人身边，然后，它又跑到主人后面，看到自己跑得太远时又折了回来。一直如此。最后，他们到达同一个目的地——这个人是经济，狗就是股市。科斯托拉尼说：“这个故事给人两点启示，一是这世界上大多数事物是曲折前进的；二是无论如何繁复，总会有条固定的趋势。”
这或许能解释世界经济环境目前的局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首席策略师、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联席负责人黄海洲在2012年北京大学汇丰金融论坛《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与金融》上告诉记者：“全球经济形势正在发生三点变化。”第一是，欧洲的债务危机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但欧洲的经济很难再成长起来，未来十年，欧洲经济将会如日本丢失的十年一样，经济停滞；第二是，美国经济跨越财政悬崖后将再次上行；第三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将会重新出发。
实际上，众多经济学家对欧洲经济持有悲观态度。2012年5月，《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谈到，“如果产出持续萎缩且失业率提升，则财政撙节举措多半会导致经济环境继续恶化，进而造成政府新增收入减少，欧元区则可能在危机中越陷越深。”其后，随着危机的逐渐发酵，多项经济数据开始表明，欧洲主要经济体已经或即将陷入衰退，并且下行趋势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甚至宣称，财政撙节措施除了让社会处于崩溃边缘外毫无帮助。“这也就是说，未来五年内的增长可能会是美中两国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时期。”黄海洲说。
这样的情况不容乐观。2012年12月12日，美联储宣布了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替代扭曲操作。这不禁让人疑虑，未来美国是否在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特所指的道路前进。在2012年8月底的美联储会议上，伍德福特发表了一篇近90页的演讲，其主旨是美国应该把量化宽松政策持续下去，并在此基础上，放弃货币通胀目标制，采用民意GDP增长目标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美联储采用伍德福特的建议，未来美国有可能回到高增长辅之温和通胀的态势，中国将独自面对复兴后美国的各种竞争。
长久以来，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主要靠投资和外贸进行拉动。而在2012年，这种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备受煎熬，投资方面中国上一轮4万亿投资使得多数产业产能过剩，产品至今淤积在仓库中。以最近被欧美国家双反的光伏产业为例，截至到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66家A股光伏企业存货已逾500亿元；而前三季度这66家公司光伏产品的销售收入总额才不到100亿元。也就是说，按目前的市场销售情况国内光伏企业要消化掉积压的库存至少需要四年时间。
而在外贸上，美欧市场的放缓，日韩市场的冷落使得出口几近停滞。2012年12月10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前11月份进出口数据，根据数据显示，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35，002.8亿美元，同比增长5.8%。其中，出口18，499.1亿美元，增长7.3%；进口16，503.7亿美元，增长4.1%。或许这样的数据不够立体，那么，把这样的数据和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联系起来，你就知道问题的严重。2011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略高于0.25，这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活动有四分之一与出口紧密相关。“今年中国外贸增速难以达到年初预定10%的目标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2012年12月12发布的预告预计，2013年中国外贸仍将延续低位运行走势。
博弈的环境在变，博弈的方法也要顺应做出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告诉本刊记者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在金融危机后，全世界主要经济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自身的转变。美国、日本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开始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其主要目的是要扩大发达国家在高端、高附加值的制造环节与中国的差距。也就是说中国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生产上的差距很有可能被再次扩大；而另一方面，印度、越南、印尼等大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对中国实施全面的追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未来面临的将是腹背受敌或者双重挤压的状态。 改革之道
中国并非没有意识到当前的困境。在十八大之后，人们普遍寄希望于习近平、李克强新政带来的改变，在2012年11月21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突出强调：“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会后，媒体评论，如果用两个字概括李克强在座谈会上讲话核心，那就是：“改革”；而用四个字概括无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个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根据以往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经验，过去中国曾出现过三次大幅度的经济增长，而在这三个大波段底部，都是大力改革释放红利助中国经济走出了困境。对此，黄海洲有自己的见解，他说：“第一波底部是改革开放和包产到户，第二波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市场经济，第三波是加入WTO。”“目前中国必须要进一步的改革，否则新的平衡不会出现。”
这样的论断或许略显武断，但自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持续七个季度下行。分别为：2011年一季度增长速度是9.7%，二季度9.5%，三季度9.1%，四季度8.9%；2012年一季度增长速度8.1%，二季度7.9%，三季度7.4%，在此期间，中国股市跌破2，000点关口，成为当年全世界最差的资本市场。不过，正是这样的恶劣情况开启了中国再次改革的序幕。
2012年12月14日，中国社科院发布题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2012——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报告，报告认为，垄断性行业改革进展缓慢，近年来垄断性行业改革虽然推出了一些举措，但总体判断，还只是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初步改革，没有真正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这几乎已经直至体制改革才是未来改革的重点。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论述更加直接，他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突破；二是腐败的蔓延，侵入党和政府的肌体，影响党性和政府公信力。”
这也同时是全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难点所在。2012年年中，著名反腐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对25个欧盟国家的民众进行调查发现，近88%的希腊民众认为本国政府“腐败”或“非常腐败”，这使希腊成为25个国家中民调结果最差的国家，第二名为罗马尼亚，其后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以81%并列第三。这确实是个难题，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前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杨敏之不久前发文指出：“限权才能反腐败。”
中国政府正在下一局艰难的“棋局”，虽然很多经济学家认同用城镇化来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可问题是，以往经济表明，中国城镇化在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空间过度集中，环境严重污染，这种以房地产业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不但是造成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因，还是导致城市内部新市民和老市民间二元结构的“元凶”。
与第一个问题相似，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包刚升也提出了另一个疑问：“改革需要从现有体制中获益最大的政府权力部门及其官员来加以推进，而这种改革最终又可能会“改革掉”该部门及其官员手中的权力。那么，这样的改革真的能有效推进吗？”不过，这样的情况或许正在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的一周，已有多名官员因贪腐问题被连续查处。
动力之辩
虽然种种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在2012年第四季度已经见底，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动力的辩论却依然在继续。“问题在于，城镇化真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前行吗？或许短期可以，但长期来看，城镇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如何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界争论的话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苏剑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建立在一定的人口规模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实际上，目前中国农村正在加速向“养老院”前行。一位刚来城市看病养老的老人孔刚告诉记者：“我们村里现在只有老人在家看门了。”财经评论人刘忠良说的更加直接，他说，近年来，经常发生农村老人去世无人知晓的事。走进农村，仿佛农村成了中国的养老院。我想，这一天离城市也不远了。农村由于精壮的年轻人口的严重流逝，留下老弱病残，越来越萧条。
由于若干因素，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处在快速下降的时期，它既是世界目前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人口老化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出生率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妇女生育数量由原来的平均5.9个减少到1.3个，根据有关数据，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这一数字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许多；从中国人平均寿命来看，由于中国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中国人均寿命已增长到73.5岁，这一数字比80年代增长了近8岁；从意外损失人口来看，从2010年开始，中国开始了第三轮移民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中国正在成为高自杀率国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100万人死于自杀，而国家疾控中心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
中国经济活力正在一点点的流空。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方星海告诉记者：“中国人口政策搞了30年了，已经到了可以改变的时候了”。按照目前趋势，到2030年，中国的养老问题将会是巨大的。不过，中国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十八大报告在人口问题上从十七大的“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改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或许正是中国新的一个春天的开始？
的确，世界安全形势正在变得更加复杂。不久前，朝鲜在巨大压力下发射了“光明星3号”卫星，这可能将导致未来该地区安全问题迅速升级，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表示朝鲜等国对未来东亚局势的审慎态度。当然，世界安全形势并不悲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乐于颁给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世界依旧处于合作博弈中。
已故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开启了全球一体化的大门，也使得全球格局向多元化进程变得不可逆转。据有关数据统计，三十多年来，参与国际竞争产出的人口增加了近四十亿，占全球人口总数的60%。而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首的新兴经济国家也开始在由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传统经济强国主导的经济次序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多元化”的呼声逐渐高涨，并开始迈过了最为关键的节点。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看来，世界经济多元化正在从生产方面的多元化向消费方面的多元化过度，所以，拉动消费经济，并使之多元化，是世界经济基本面的新走向。
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曾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分析人类种种文明兴衰史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条预言曾让很多不知根底的中国人为之骄傲，也让不少知其根底的历史学家忧心不已，不过，更多的人对此嗤之以鼻。但在新的经济危机后，中国仿佛走到了离此预言一步之遥的地方，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肯定会更进一步，实际上，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更加的克制与冷静。
“环境”之变
不久前，中国的股市再次成为全世界投资者看中的炙手可热之地。这让很多人想起了德国投机大师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经典的遛狗人的故事：一个人在街上遛狗，狗一会儿跑在前面，一会儿又折返回到主人身边，然后，它又跑到主人后面，看到自己跑得太远时又折了回来。一直如此。最后，他们到达同一个目的地——这个人是经济，狗就是股市。科斯托拉尼说：“这个故事给人两点启示，一是这世界上大多数事物是曲折前进的；二是无论如何繁复，总会有条固定的趋势。”
这或许能解释世界经济环境目前的局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首席策略师、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联席负责人黄海洲在2012年北京大学汇丰金融论坛《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与金融》上告诉记者：“全球经济形势正在发生三点变化。”第一是，欧洲的债务危机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但欧洲的经济很难再成长起来，未来十年，欧洲经济将会如日本丢失的十年一样，经济停滞；第二是，美国经济跨越财政悬崖后将再次上行；第三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将会重新出发。
实际上，众多经济学家对欧洲经济持有悲观态度。2012年5月，《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谈到，“如果产出持续萎缩且失业率提升，则财政撙节举措多半会导致经济环境继续恶化，进而造成政府新增收入减少，欧元区则可能在危机中越陷越深。”其后，随着危机的逐渐发酵，多项经济数据开始表明，欧洲主要经济体已经或即将陷入衰退，并且下行趋势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甚至宣称，财政撙节措施除了让社会处于崩溃边缘外毫无帮助。“这也就是说，未来五年内的增长可能会是美中两国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时期。”黄海洲说。
这样的情况不容乐观。2012年12月12日，美联储宣布了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替代扭曲操作。这不禁让人疑虑，未来美国是否在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特所指的道路前进。在2012年8月底的美联储会议上，伍德福特发表了一篇近90页的演讲，其主旨是美国应该把量化宽松政策持续下去，并在此基础上，放弃货币通胀目标制，采用民意GDP增长目标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美联储采用伍德福特的建议，未来美国有可能回到高增长辅之温和通胀的态势，中国将独自面对复兴后美国的各种竞争。
长久以来，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主要靠投资和外贸进行拉动。而在2012年，这种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备受煎熬，投资方面中国上一轮4万亿投资使得多数产业产能过剩，产品至今淤积在仓库中。以最近被欧美国家双反的光伏产业为例，截至到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66家A股光伏企业存货已逾500亿元；而前三季度这66家公司光伏产品的销售收入总额才不到100亿元。也就是说，按目前的市场销售情况国内光伏企业要消化掉积压的库存至少需要四年时间。
而在外贸上，美欧市场的放缓，日韩市场的冷落使得出口几近停滞。2012年12月10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前11月份进出口数据，根据数据显示，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35，002.8亿美元，同比增长5.8%。其中，出口18，499.1亿美元，增长7.3%；进口16，503.7亿美元，增长4.1%。或许这样的数据不够立体，那么，把这样的数据和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联系起来，你就知道问题的严重。2011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略高于0.25，这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活动有四分之一与出口紧密相关。“今年中国外贸增速难以达到年初预定10%的目标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2012年12月12发布的预告预计，2013年中国外贸仍将延续低位运行走势。
博弈的环境在变，博弈的方法也要顺应做出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告诉本刊记者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在金融危机后，全世界主要经济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自身的转变。美国、日本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开始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其主要目的是要扩大发达国家在高端、高附加值的制造环节与中国的差距。也就是说中国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生产上的差距很有可能被再次扩大；而另一方面，印度、越南、印尼等大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对中国实施全面的追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未来面临的将是腹背受敌或者双重挤压的状态。 改革之道
中国并非没有意识到当前的困境。在十八大之后，人们普遍寄希望于习近平、李克强新政带来的改变，在2012年11月21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突出强调：“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会后，媒体评论，如果用两个字概括李克强在座谈会上讲话核心，那就是：“改革”；而用四个字概括无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个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根据以往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经验，过去中国曾出现过三次大幅度的经济增长，而在这三个大波段底部，都是大力改革释放红利助中国经济走出了困境。对此，黄海洲有自己的见解，他说：“第一波底部是改革开放和包产到户，第二波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市场经济，第三波是加入WTO。”“目前中国必须要进一步的改革，否则新的平衡不会出现。”
这样的论断或许略显武断，但自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持续七个季度下行。分别为：2011年一季度增长速度是9.7%，二季度9.5%，三季度9.1%，四季度8.9%；2012年一季度增长速度8.1%，二季度7.9%，三季度7.4%，在此期间，中国股市跌破2，000点关口，成为当年全世界最差的资本市场。不过，正是这样的恶劣情况开启了中国再次改革的序幕。
2012年12月14日，中国社科院发布题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2012——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报告，报告认为，垄断性行业改革进展缓慢，近年来垄断性行业改革虽然推出了一些举措，但总体判断，还只是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初步改革，没有真正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这几乎已经直至体制改革才是未来改革的重点。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论述更加直接，他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突破；二是腐败的蔓延，侵入党和政府的肌体，影响党性和政府公信力。”
这也同时是全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难点所在。2012年年中，著名反腐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对25个欧盟国家的民众进行调查发现，近88%的希腊民众认为本国政府“腐败”或“非常腐败”，这使希腊成为25个国家中民调结果最差的国家，第二名为罗马尼亚，其后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以81%并列第三。这确实是个难题，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前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杨敏之不久前发文指出：“限权才能反腐败。”
中国政府正在下一局艰难的“棋局”，虽然很多经济学家认同用城镇化来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可问题是，以往经济表明，中国城镇化在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空间过度集中，环境严重污染，这种以房地产业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不但是造成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因，还是导致城市内部新市民和老市民间二元结构的“元凶”。
与第一个问题相似，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包刚升也提出了另一个疑问：“改革需要从现有体制中获益最大的政府权力部门及其官员来加以推进，而这种改革最终又可能会“改革掉”该部门及其官员手中的权力。那么，这样的改革真的能有效推进吗？”不过，这样的情况或许正在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的一周，已有多名官员因贪腐问题被连续查处。
动力之辩
虽然种种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在2012年第四季度已经见底，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动力的辩论却依然在继续。“问题在于，城镇化真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前行吗？或许短期可以，但长期来看，城镇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如何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界争论的话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苏剑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建立在一定的人口规模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实际上，目前中国农村正在加速向“养老院”前行。一位刚来城市看病养老的老人孔刚告诉记者：“我们村里现在只有老人在家看门了。”财经评论人刘忠良说的更加直接，他说，近年来，经常发生农村老人去世无人知晓的事。走进农村，仿佛农村成了中国的养老院。我想，这一天离城市也不远了。农村由于精壮的年轻人口的严重流逝，留下老弱病残，越来越萧条。
由于若干因素，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处在快速下降的时期，它既是世界目前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人口老化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出生率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妇女生育数量由原来的平均5.9个减少到1.3个，根据有关数据，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这一数字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许多；从中国人平均寿命来看，由于中国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中国人均寿命已增长到73.5岁，这一数字比80年代增长了近8岁；从意外损失人口来看，从2010年开始，中国开始了第三轮移民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中国正在成为高自杀率国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100万人死于自杀，而国家疾控中心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
中国经济活力正在一点点的流空。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方星海告诉记者：“中国人口政策搞了30年了，已经到了可以改变的时候了”。按照目前趋势，到2030年，中国的养老问题将会是巨大的。不过，中国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十八大报告在人口问题上从十七大的“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改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或许正是中国新的一个春天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