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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金融的对外开放将追求由量及质的全面提升，这不仅是全球化迭变的现实应对，也符合中国双循环格局的内在要求。本文提出，在具体行动上，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重点把握十个结合，以此释放出后续的发展潜力与改进空间。
“鲲鹏同风起，扶摇九万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标志着“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金融的对外开放将追求由量及质的全面提升。这不仅是全球化迭变的现实应对，也符合中国双循环格局的内在要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笔者认为，中国经济金融展现出以开放开新局的长期决心与信心，而在具体行动上，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重点把握十个结合，以此释放出后续的发展潜力与改进空间。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全球化迭变的现实要求
当前全球正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岛主义盛行，而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催化之下，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日渐脆弱，全球供应链陷入紧张混乱的状态。逆全球化的困局看似由“黑天鹅”事件而起，但其实渊源已久，符合历史的必然性。上一轮全球化的动力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发达国家向外输出技术，而将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发达国家获得全球化的价值红利，而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形成双赢局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向世界分享人口与资源红利的同时，也逐渐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发达国家虽然获取了价值链顶端的高附加值，但国家内部红利分配问题悬而未决，贫富差距的扩大与就业岗位的减少，推动了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涨潮。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开始遭遇资源瓶颈，传统的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难以为继，长期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对外开放，对经济拉动的边际效益也随之递减。因此，中国经济走向更高水平的开放，不仅能推动自身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增长，也有望为新一轮全球化注入动力。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双循环格局的重要映射
适应于全球格局的变化，“十四五”规划确立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战略。虽然双循环新格局以内循环为主，但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反而是一种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开放，由内发力向外延伸，与全球体系缔造全新的纽带。过去20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是一个“外循环”为主导的经济体，在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企业凭借成本优势争取全行业的加工制造订单，出口導向型的企业也解决了大量国内就业。然而，中国“内循环”发展相对滞后，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失衡状态，由于缺乏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大量同质企业拥堵在价值链的低端。针对上述形势，双循环新格局有望为高水平开放构建“外题内解”的解题路径。展望未来，阻碍中国开放的桎梏主要在外部。一是意愿问题，即在逆全球化思潮泛滥之际，如何让全球经济愿意更加深度地接纳中国。二是方式问题，即在原有经贸体系破碎之时，如何让全球经济更有效地接纳中国。针对上述问题，双循环通过向内发力，实现向外突破。一方面，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全球体系缔结新纽带。另一方面，以自身产业升级加速区域一体化，以此构建融入全球化的新支点。基于双循环产生的新纽带和新支点，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产业链升级、区域化和新一轮全球化有望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系统。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迭变与双循环建设的内外因素交叠之下，中国经济亟待释放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潜力与改进空间。理解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重在把握以下十个结合。
第一，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市场开放和体制开放的有机结合。过去40年，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中国已经在外贸与投资上积累了一定规模的体量。如果要进一步建设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则需要市场与机制两方面的升维突破。一方面，市场开放意味着把门的范围开得更大，时间也更长，支持国内数字经济和服务业领域的突围，让全球均能共享中国的数字化红利。而另一方面，体制开放则意味着把门开得更加自动化与规范化，以体制机制的创新开拓全新空间，比如拓展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和设计金融互联互通机制。
第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主动开放和被动开放的有机结合。中国始终坚持在积极稳妥的基础上主动推进对外开放，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解放生产力的现实要求。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还需要被动调整开放的姿态，在多个维度适应全球需求的变化。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际金融市场的双向波动性日益加大，提速的金融开放将成为新一轮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推进器。从量化角度看，近两年人民币资产不仅提供了基准之上的收益，也因其与主要经济体资产的低相关性成为分散风险的配置优选，而全球资本长趋势流入中国也对经济金融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点和面的有机结合。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开放型经济大国，对外开放的层次无疑也会根据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特点展现出地域差异。比如，基于地域优势与历史成因，中国香港、澳门、深圳、上海以及海南自贸区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而处于内陆的更广层面地区则开放进度相对落后。在“十四五”期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要求不同区域的开放进程错落有致，一方面，已经成为开放高地的核心城市，需要发挥自己“点”的带头示范作用，强化各自优势并实现差异互补;而另一方面，更广层面的地区则偏重利用自身的经济特长与禀赋优势，释放尚未挖掘的开放潜力，形成由点及面、协同共进的开放新格局。
第四，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利益和情感的有机结合。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各国博弈的利益是最现实的普世价值。然而，面向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大变局，我们必须利义并举，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因此，中国经济金融的更高水平开放，也将基于这一准则，追求“亲诚惠容”，即先有情感与价值观上的共识，再追求现实利益的互利共赢。在全球贸易格局由全球散点化向区域集聚式转变的进程中，亚洲、欧洲与北美三大世界工厂三足鼎立，标志着未来的世界不再是平的，而是多层次的。从短期视角看，中国将继续巩固区域间合作来之不易的成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的全面落实，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而从更长期的维度看，不同国家与地区间优势互补、技术共享的主线不会改变，中国将贯彻“亲诚惠容”的原则谋求对外合作，在秩序重建后的多层次全球化中迎来新的高质量发展期。 第五，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跟随和引领的有机结合。跟随意味着顺应趋势，只有尊重人類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才能把握长期方向，获得趋势的回报。而引领则意味着提升站位，形成长期竞争力，在升维竞争的将来掌握主动权。当前阶段，全球经济已经显现出存量博弈的特征，中国需要在持续开放的过程中构建新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大力提倡低碳经济、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致力于做强内部产业与扩大全球影响，盘活存量，创造增量;另一方面，中国加大科研投资的力度，攻克制造业中关键的“卡脖子”领域，向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上游拓展，更好地联通国内与国际市场。
第六，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全面经济金融的区域合作;另一方面，要推动更高层面全球化的复苏。2020年末，RCEP顺利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议（CAI）谈判完成，标志着中国全面深化经济金融区域合作再上新台阶。在这些协定的框架下，中国在多数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高水平开放的承诺，将高水平和互惠的市场准入作为双向适用的规则，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双循环背景下与全球分享14亿人口大市场发展红利的积极态度，也有助于国外优势产业增加对华投资，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将与更多的国际伙伴一起汇聚捍卫多边主义的力量，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更高层面全球化的复苏。
第七，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进取精神和底线思维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锐意进取，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另一方面，要捍卫底线，在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齐头并进。当前全球两极分化加剧，民粹主义、孤岛主义与保护主义泛滥，在更高水平开放的同时也要准备好应对来自外部的更多不确定性与风险，捍卫住自己的底线。底线之一是国家安全，在引进更多国外优势产业对华投资的同时，要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底线之二是合作共赢，要妥善应对贸易摩擦，加强国际供应链保障合作。底线之三是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不仅要优化提升驻外外交机构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也需要完善领事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更好地维护海外中国公民与机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第八，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柴米油盐和星辰大海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脚踏实地，兑现边际进步;另一方面，要目光长远，放眼星辰大海。“十四五”期间，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的开放强调“稳妥”，人民币国际化注重“稳慎”。只有处理好持续开放过程中的柴米油盐，才能“积跬步而至千里”，实现稳中求进。与此同时，既要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既要行稳，也要致远。当前，中国经济的数字化升级领跑全球，同时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三大中枢之一。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如果能进一步加速推进数字化生产的变革，中国经济有望助力全球迭代“黄金范式”、重塑国际大循环，并从国际经贸体系的被动跟随者升级为主动引领者，从根本上避免脱钩、防范外部风险，实现星辰大海的理想。
第九，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微观个体和宏观整体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驱动。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国民经济的细胞，遵循自愿平等的市场交换原则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前提。与此同时，企业自身也要增强掌握和运用国际商业规则的水平，在国际通行规则下更好地与国外跨国公司开展合作。从整体上，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优化市场环境，加大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从而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作用。
第十，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行动开放和思想开放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继续放开手脚，落实具体行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开放气度。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在统筹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时，从思想上要敞开胸襟，向各类自贸区开放更高的改革自主权限，摒弃抱残守缺的态度，鼓励创新探索的精神。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要全面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出入境、运输等政策，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气度与情怀。
（程实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本文编辑/秦婷）
“鲲鹏同风起，扶摇九万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标志着“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金融的对外开放将追求由量及质的全面提升。这不仅是全球化迭变的现实应对，也符合中国双循环格局的内在要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笔者认为，中国经济金融展现出以开放开新局的长期决心与信心，而在具体行动上，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重点把握十个结合，以此释放出后续的发展潜力与改进空间。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全球化迭变的现实要求
当前全球正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岛主义盛行，而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催化之下，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日渐脆弱，全球供应链陷入紧张混乱的状态。逆全球化的困局看似由“黑天鹅”事件而起，但其实渊源已久，符合历史的必然性。上一轮全球化的动力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发达国家向外输出技术，而将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发达国家获得全球化的价值红利，而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形成双赢局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向世界分享人口与资源红利的同时，也逐渐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发达国家虽然获取了价值链顶端的高附加值，但国家内部红利分配问题悬而未决，贫富差距的扩大与就业岗位的减少，推动了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涨潮。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开始遭遇资源瓶颈，传统的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难以为继，长期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对外开放，对经济拉动的边际效益也随之递减。因此，中国经济走向更高水平的开放，不仅能推动自身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增长，也有望为新一轮全球化注入动力。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双循环格局的重要映射
适应于全球格局的变化，“十四五”规划确立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战略。虽然双循环新格局以内循环为主，但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反而是一种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开放，由内发力向外延伸，与全球体系缔造全新的纽带。过去20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是一个“外循环”为主导的经济体，在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企业凭借成本优势争取全行业的加工制造订单，出口導向型的企业也解决了大量国内就业。然而，中国“内循环”发展相对滞后，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失衡状态，由于缺乏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大量同质企业拥堵在价值链的低端。针对上述形势，双循环新格局有望为高水平开放构建“外题内解”的解题路径。展望未来，阻碍中国开放的桎梏主要在外部。一是意愿问题，即在逆全球化思潮泛滥之际，如何让全球经济愿意更加深度地接纳中国。二是方式问题，即在原有经贸体系破碎之时，如何让全球经济更有效地接纳中国。针对上述问题，双循环通过向内发力，实现向外突破。一方面，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全球体系缔结新纽带。另一方面，以自身产业升级加速区域一体化，以此构建融入全球化的新支点。基于双循环产生的新纽带和新支点，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产业链升级、区域化和新一轮全球化有望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系统。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迭变与双循环建设的内外因素交叠之下，中国经济亟待释放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潜力与改进空间。理解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重在把握以下十个结合。
第一，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市场开放和体制开放的有机结合。过去40年，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中国已经在外贸与投资上积累了一定规模的体量。如果要进一步建设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则需要市场与机制两方面的升维突破。一方面，市场开放意味着把门的范围开得更大，时间也更长，支持国内数字经济和服务业领域的突围，让全球均能共享中国的数字化红利。而另一方面，体制开放则意味着把门开得更加自动化与规范化，以体制机制的创新开拓全新空间，比如拓展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和设计金融互联互通机制。
第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主动开放和被动开放的有机结合。中国始终坚持在积极稳妥的基础上主动推进对外开放，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解放生产力的现实要求。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还需要被动调整开放的姿态，在多个维度适应全球需求的变化。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际金融市场的双向波动性日益加大，提速的金融开放将成为新一轮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推进器。从量化角度看，近两年人民币资产不仅提供了基准之上的收益，也因其与主要经济体资产的低相关性成为分散风险的配置优选，而全球资本长趋势流入中国也对经济金融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点和面的有机结合。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开放型经济大国，对外开放的层次无疑也会根据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特点展现出地域差异。比如，基于地域优势与历史成因，中国香港、澳门、深圳、上海以及海南自贸区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而处于内陆的更广层面地区则开放进度相对落后。在“十四五”期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要求不同区域的开放进程错落有致，一方面，已经成为开放高地的核心城市，需要发挥自己“点”的带头示范作用，强化各自优势并实现差异互补;而另一方面，更广层面的地区则偏重利用自身的经济特长与禀赋优势，释放尚未挖掘的开放潜力，形成由点及面、协同共进的开放新格局。
第四，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利益和情感的有机结合。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各国博弈的利益是最现实的普世价值。然而，面向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大变局，我们必须利义并举，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因此，中国经济金融的更高水平开放，也将基于这一准则，追求“亲诚惠容”，即先有情感与价值观上的共识，再追求现实利益的互利共赢。在全球贸易格局由全球散点化向区域集聚式转变的进程中，亚洲、欧洲与北美三大世界工厂三足鼎立，标志着未来的世界不再是平的，而是多层次的。从短期视角看，中国将继续巩固区域间合作来之不易的成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的全面落实，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而从更长期的维度看，不同国家与地区间优势互补、技术共享的主线不会改变，中国将贯彻“亲诚惠容”的原则谋求对外合作，在秩序重建后的多层次全球化中迎来新的高质量发展期。 第五，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跟随和引领的有机结合。跟随意味着顺应趋势，只有尊重人類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才能把握长期方向，获得趋势的回报。而引领则意味着提升站位，形成长期竞争力，在升维竞争的将来掌握主动权。当前阶段，全球经济已经显现出存量博弈的特征，中国需要在持续开放的过程中构建新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大力提倡低碳经济、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致力于做强内部产业与扩大全球影响，盘活存量，创造增量;另一方面，中国加大科研投资的力度，攻克制造业中关键的“卡脖子”领域，向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上游拓展，更好地联通国内与国际市场。
第六，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全面经济金融的区域合作;另一方面，要推动更高层面全球化的复苏。2020年末，RCEP顺利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议（CAI）谈判完成，标志着中国全面深化经济金融区域合作再上新台阶。在这些协定的框架下，中国在多数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高水平开放的承诺，将高水平和互惠的市场准入作为双向适用的规则，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双循环背景下与全球分享14亿人口大市场发展红利的积极态度，也有助于国外优势产业增加对华投资，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将与更多的国际伙伴一起汇聚捍卫多边主义的力量，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更高层面全球化的复苏。
第七，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进取精神和底线思维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锐意进取，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另一方面，要捍卫底线，在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齐头并进。当前全球两极分化加剧，民粹主义、孤岛主义与保护主义泛滥，在更高水平开放的同时也要准备好应对来自外部的更多不确定性与风险，捍卫住自己的底线。底线之一是国家安全，在引进更多国外优势产业对华投资的同时，要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底线之二是合作共赢，要妥善应对贸易摩擦，加强国际供应链保障合作。底线之三是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不仅要优化提升驻外外交机构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也需要完善领事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更好地维护海外中国公民与机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第八，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柴米油盐和星辰大海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脚踏实地，兑现边际进步;另一方面，要目光长远，放眼星辰大海。“十四五”期间，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的开放强调“稳妥”，人民币国际化注重“稳慎”。只有处理好持续开放过程中的柴米油盐，才能“积跬步而至千里”，实现稳中求进。与此同时，既要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既要行稳，也要致远。当前，中国经济的数字化升级领跑全球，同时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三大中枢之一。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如果能进一步加速推进数字化生产的变革，中国经济有望助力全球迭代“黄金范式”、重塑国际大循环，并从国际经贸体系的被动跟随者升级为主动引领者，从根本上避免脱钩、防范外部风险，实现星辰大海的理想。
第九，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微观个体和宏观整体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驱动。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国民经济的细胞，遵循自愿平等的市场交换原则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前提。与此同时，企业自身也要增强掌握和运用国际商业规则的水平，在国际通行规则下更好地与国外跨国公司开展合作。从整体上，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优化市场环境，加大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从而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作用。
第十，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需要行动开放和思想开放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继续放开手脚，落实具体行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开放气度。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在统筹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时，从思想上要敞开胸襟，向各类自贸区开放更高的改革自主权限，摒弃抱残守缺的态度，鼓励创新探索的精神。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要全面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出入境、运输等政策，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气度与情怀。
（程实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本文编辑/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