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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农村人口全面脱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攻之战。更有效率全面脱贫，核心要义在“精”和“准”。首先介绍莆田市金融扶贫的主要模式，其次通过莆田农商银行在金融扶贫过程中的SWOT分析，提出农商银行在金融精准扶贫中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莆田农商银行；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2.005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和政府近年来的重要任务。2018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莆田市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中提出， 2018年末实现31个贫困村脱贫摘帽，2019年10个贫困村脱贫摘帽，2020年全市所有贫困村稳定脱贫摘帽，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600元。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地理位置、气候、产业、基础设施等，但最主要因素就是资金短缺。莆田农商银行立足当地，定位“三农”，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功不可没。
1 莆田市精准扶贫情况
1.1 基本情况
莆田市共有88 个贫困村 （无贫困县），9807 户贫困户，贫困人口31335人，贫困村人口数545405人，贫困发生率5.75%。主要致贫原因有几点：一是家庭无主劳动力。因青壮年坐牢、离异、车祸等意外灾害不可抗因素，家庭仅剩祖孙两代，主要靠政府和亲戚接济，“老、弱、病、残”特征明显。二是因病致贫。因大病花销巨大，又缺乏适当医疗作为缓冲，因病致贫现象最为普遍。据政府文件数据，莆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因病因病致贫占56.5%，因残致贫占25.03%。三是家庭“口多手少”。因赡养老人和子女上学，青年劳力不得不留家照顾，开支多收入少致贫。四是因赌致贫。农村赌博风气盛行，部分农民甚至大量举债赌博而致贫；或是参与传销、被诈骗消耗所有积蓄甚至负债致贫等。
1.2 精准扶贫主要模式
农民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各地紧紧围绕目标任务，各界纷纷出台方针政策，全力以赴精准扶贫，推出贫困户可稳定增收脱贫的实在措施，实现“授之以渔”，改变“输血式”扶贫，让贫困户具有自生创收能力，使扶贫向“造血式”转变。目前莆田市扶贫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2.1 发放“扶贫贷”
在扶贫政策引导下，当前莆田市银行业扶贫贷款模式主要有三种。与从前直接“资金补助”给贫困户的扶贫方式不同，莆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引入小微企业，由企业向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让后者具有相对稳定收入来源，企业助力使贫困户脱贫。一是“企业 + 农户扶贫贷款”。贫困户将扶贫贷款资金入股企业，享受“类优先股”待遇，每月可获得固定金额分红实现稳定收入。二是“企业扶贫贷款 + 农户”。企业通过给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获得扶贫贷款，单户最高5万，累计最高50万，贫困户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三是农户直接贷款。这也是目前金融机构采用的最多的扶贫方式，将扶贫贷款直接发放给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助其通过合法经营实现脱贫，这也可最大程度避免道德风险问题。以莆田农商银行为例，截至2019年6月末，共为1578户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发放贷款8165万元。
1.2.2 建立扶贫基地
随着国家产业扶贫政策的推进，为了进一步引导和推进政策规范高效落地，莆田市政府于2018年4月份印发了《关于推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扶贫的实施意见》，并在当年11月份提出要在2018年底前完成两家以上企业入驻产业园区并带动当地就业的任务。根据辖内贫困村的具体情况，莆田市各大中小金融机构纷纷推出金融扶贫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与各级政府和各企业协同发力，探索区域产业合作，从而实现以点带面，促进更多扶贫基地发挥作用。以莆田农村商业银行為例，2017年与莆田市天林茶叶有限公司合作，与其共建了天林茶叶扶贫基地，贫困户通过与该基地签约，将5万元扶贫资金投入扶贫基地，除工资收入外，每户每月还可领取 625 元的可持续分红收入。2018年莆田共建成产业扶贫基地206个。
1.2.3 发放助学贷款
2018年2月份，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脱贫内生动力。莆田辖内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资金调配和替代作用，以教育扶贫为抓手，以即将入学和在校大学生为扶持对象，积极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商业性助学贷款，并且做到“应贷尽贷”。以莆田农商银行为例，助学贷款实行一次授信，按年发放，在校期间免息，毕业后按基准利率计息，毕业后 3 年开始还本，最长期限20年。为给学生提供最大便利，2017年免去共同债务人，2018年流程再优化，学生无需面签，只要网上签约办理即可，真正实现“一趟不用跑”。至2018年末莆田农商银行已连续开办助学贷款10年，累计发放金额7715万元，受益学生达4630人。通过生源地助学贷款，让更多家庭困难的学生上得起学，实现知识改变命运，从根源上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1.3 扶贫银政合作机制
根据莆田市政府有关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文件，目前实际操作中扶贫贷款主要由乡镇扶贫办、民政部门、农业（扶贫）部门、金融机构等部门参与。扶贫办提供建档立卡贫困户清单，对有资金需求的贫困户，由农业（扶贫）部门、民部部门向金融机构出具推荐函，申请人凭此函和各金融机构所需的其他材料申请，由金融机构独立审贷后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再由放贷金融机构向相关部门申领贴息。
2 莆田农商银行金融精准扶贫实践的 SWOT 分析
SWOT分析法，是指将与研究对象紧密关联的内外部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因素进行罗列，建立 SWOT 分析模型加以系统分析，从而清晰看出研究对象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本文将立足莆田农商银行当地和企业现实，运用该方法进行分析，以期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莆田市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2.1 主要优势因素分析
（1）网点众多，受众面广。截至2019年6月末，莆田农商银行共有90个营业网点，覆盖辖内所有乡镇，是全市机构网点最多、服务面最广、与群众联系最密切的金融机构。该行已布设ATM、CRS共285台、小额支付便民点407个、POS机290台，扫码收单商户2.98万户，手机银行客户数达61.58万户。众多的网点和基础机具可最快地将服务触角伸至贫困地区。
（2）深耕农村，熟悉地情。精准扶贫，关键在于“准”，最大障碍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莆田农商银行主要服务于农村地区，实行客户经理“包片”的网格化管理制度。信贷经理因日常贷款“三查”需要，常年奔波于当地，具有地缘、人缘优势，方便进村调查走访，有助于宣传扶贫政策，同时与村干部熟络，更容易调查分析各户致贫原因，了解贫困户资金需求，增强贷前调查有效性。2019年7月份“党建+金融助理”暨网格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正式启动，联手网格管理员，莆田农商银行的金融触角在农村延伸得更深、更实。
（3）品牌优势，百姓认可。莆田农商银行独家承办社会保障卡，自2018年起农村医保也通过农商银行代缴，同时代发退伍兵役款、农村低保、残疾人补助款等众多项目，独家发行城市交通一卡通，在农民心中是民生金融的代表，群众认可度高，在精准扶贫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2.2 主要劣势因素分析
（1）贫困户有效金融需求不足。如上所述，金融机构支持的扶贫贷款对象为建档立卡户，且需经民政部门核实，这些贫困户致贫原因不一，但多无业或是从事传统农业，青壮年多从事临时体力劳动或在工厂里打工，并无经营资金需求，更多的是生活开支、老人医疗、房屋修缮、子女就学等需求，而这些“消费性”资金需求并不符合扶贫贷款“授人以渔”、让贫困户可稳定提高收入的初衷。
（2）扶贫贷收益和风险难匹配。向贫困户发放的贷款利率通常较低，通常是相应期限信用贷款的基准利率。以莆田农商银行为例，2018年发放的一年期、三年期扶贫贷款利率分别为3.625%、3.958%。与此相矛盾的，是农商银行较高的经营成本和扶贫贷款较高的经营风险。
一方面，农商银行物理网点分布在所有街道和乡镇，从业人员多，意味着承担较高的运营成本；而扶贫贷款具有一定社会公益性，在投放中不能设定较高的贷款利率，利差骤减导致扶贫贷款往往微利，如果出现不良甚至导致亏损。
另一方面，农商银行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扶贫贷款的违约风险较高。因个人和自然条件因素，农村贫困人口多是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如家禽、海产养殖、蔬菜、果树种植等初级加工产业，这些产业生产周期较长，见效较慢，面临较大的自然气候、病虫灾害、市场供需等问题；同时农户市场营销能力弱、诚信经营不足等短板，也使精准扶贫贷款到期偿付面临较大变数。如每年台风天气、赤潮、瘟疫给果农、渔农、养殖户带来的损失（如2018年11月的“非洲猪瘟”）。
（3）信贷资金有“去贫化”动机。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资本是逐利的，农商银行为了有效地管控风险，更愿意将资金投放给信用可靠的一般农户和经济实力较好的经营户，而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同时基层村干部在推荐贫困户名单时常“优亲厚友”，而镇政府和扶贫办等部门又无法低成本核实，这常导致 “逆向选择”现象，即农村具有一定关系或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更易获得扶贫资金，而众多真正需要脱贫资金的人被拒之门外。
（4）政策整合不足。目前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企业、 农户、监管机构间仍缺少常态化、有效的联动机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扶贫助弱整体效应的发挥。以莆田农商银行为例，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为了村民能够更配合信息采集工作，常依靠村干部或“村名人”带路逐户上门采集，而其他银行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同样需要精准建档。当前，政府部门、派出所、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互为孤立，无法共建共享，这无疑消耗、浪费了大量精力、物力、财力。
2.3 主要机会因素分析
（1）普惠金融，百姓拥护。2018年中央 1 号文件指出，“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2019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农村普惠金融的目的，就是让“金融下乡”，使广大农民切实感受到金融服务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实惠，从而提高弱势群体的金融获得感。从1951年莆田农村信用社成立，到2010年9月莆田农商行改制成功，始终扎根农村，是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关键力量。
（2）“三农”地位，政策扶持。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将“三农”和脱贫攻坚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至2019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已连续16年关注“三农”问题。“三农”政策对农商行发展的有利机会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农商行是农村民生金融的主要金融机构，大多数政府款项都通过农商行发放到農民手中，如代发五保户和低保户补助、养老金等，银行有更多的资金沉淀；客源的增多也有利于农商行积极宣传营销和推广其他金融产品。第二，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市政府同时指出，对贫困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和住房财产权统一流转、有效投资。这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创造了政策先决条件，农村集体产权入市抵押制度将极大激发农村金融市场活力，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将更有利于农商银行拓展农村业务。
（3）互联网金融在莆田农村区域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呈现迅速增长趋势，但金融平台较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也难以支撑其业务转型和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要。同时，由于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法律规则，行业问题层出不穷，“爆雷”“跑路”现象频发。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农民，因个人因素限制，同时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很少涉及互联网金融产品，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接受度较低，这也是“互联网 + 精准扶贫”在农村很难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互联网金融的弱势，同时将给农商银行提供更多机会。
2.4 主要威胁因素分析 （1）金融同业竞争激烈。农商银行作为企业，在实际放贷过程中，追求的是股东权益最大化，在决策中常导致难以兼顾金融扶贫责任；如果过多参与扶贫战略，甚至会在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农商行承担着众多民生工程，如独家承办全市社会保障卡，众多未分发或丢失卡片的农民蜂拥至网点柜台补办，给柜台资源带来较大压力，常导致服务质量难以跟上同行业水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2）三权抵押政策尚未落地。为将信用风险降至最低，商业银行除了对借款人认真审查外，通常需引入担保人或抵押物。在农村贫困人口中，几乎没有符合银行抵押条件的押品（具有一定资产的也不算贫困户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至今未全面推开，农村土地确权未全面完成，同时监管部门、国土部门、房管部门等未出台具体政策，银行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仍无法充当有效的银行贷款抵押物。
（3）免责制度无法落实。金融扶贫是企业社会责任，同时也是政治任务，由于贫困户的特殊性，其风险容忍应较高于普通贷款，保护政策应对基层客户经理有所倾斜。然而，目前无论是监管层对于商业银行，还是银行对于经办员工，仍无法有效落实尽职免责制度，这一定程度阻碍了相关金融扶贫资金的投放。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发放时完全符合条件的扶贫贷到期出现不良，经办人也承担经济处罚，这大大打击基层客户经理拓展业务的积极性。
（4）扶贫贷款政策宣传不到位。脱贫攻坚战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的战略，在扶贫贷款发放过程中，除银行人员外，还有地方政府部门、乡（镇）级政府、村委会等参与。因惯有思维，他们对扶贫政策的宣讲和解读容易出现偏差，导致贫困人员将扶贫资金与财政补助混为一谈。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曾向村干部侧面调查其对扶贫贷款的理解，该村干部回复“国家既然有这扶贫政策，贷款到时候还不上也总有办法”，言外之意就是该笔贷款“有去无回”，政府自会兜底。村干部尚且无法理解扶贫贷款政策，那么贫困户就更将扶贫贷当作“资助”了。
3 推进莆田农村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
金融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通过以上SWOT分析，莆田农商银行在精准扶贫中，虽存在内外不利因素，但也存在机会，应克服劣势，不断完善方法，不断调整政策，在乡村振兴中更有作为。
（1）完善金融扶贫政策。切实落实免责制度，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不良扶贫贷款风险容忍度。扶贫贷严格按照建档立卡清单发放，符合精准扶贫政策，经办人严格执行贷款“三查”制度，按规定操作流程办理，未出现冒名、借名、假名贷款违法违纪现象，贷款损失是因借款人经营不善或自然災害造成，对贷款责任人可视同尽职，免予追究不良贷款责任，以提高经办客户经理放贷积极性。
同时，建议政府进一步强化扶贫风险基金管理。一方面建议政府加强扶贫风险基金收益管理，实现风险基金池可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每年通过财政分配增加资金池保障，提高银行参与积极性。
（2）推出农村担保金融产品。目前，莆田市上塘村部分地块虽为农村集体用地，却具有灵活的可流转性，当事人可自愿进行买卖。房屋主具有村部开具的唯一的所有权凭证，但交易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更户即默认生效，所有权凭证随协议流转。这种流转方式在当地约定俗成，也比较受欢迎，于是被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一直采用，最大程度释放了农村土地价值。莆田农商银行要借鉴仙游信用社土地经营承包权抵押贷款经济，参考上塘村做法，与金融办、人行、监管部门等有关单位加强沟通，开发“两权”、林权、海域权等农村产权信贷产品，释放农民财产市场活力，从而解决无抵押物问题。
（3）推广扶贫示范基地。按照福建省银监局支持扶贫开发工作要求，创建支持扶贫开发示范基地，形成一批能复制、易推广、可持续的扶贫经验和做法，打造金融助力脱贫致富的“新样本”。要积极对接莆田市政府建设十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美丽乡村”建设等，在提供结算业务、代发业务、信贷业务的同时，寻找在其中从业的贫困户，采用“产业园+合作社+农户”模式，进一步扩大示范带动效应。
（4）增强农户个体脱贫内生动力。“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帮助贫困群体提升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也是使农民脱贫致富的应有之义。莆田农商银行要发挥地熟、人熟、情况熟的优势，深入剖析贫困户致贫原因，因户施策，志智双扶。在金融知识下乡过程中，要同时注重倡导勤劳致富，调动贫困人口主观能动性，改变“坐、等、靠”的观念；利用客源优势，积极介绍引导贫困户进厂（如鞋革加工厂、木材加工厂、首饰加工厂等）就业；鼓励有条件有素质的青年发现适合自身经营的创业项目，积极为青年提供创业贷款等。
（5）互联网金融助力脱贫。继续优化莆田农商银行慧莆商圈微信公众号平台和福建农信福e购销售平台，增加农产品（如土鸡蛋、自制蜂蜜、农家果蔬等）专区，帮助贫困户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农产品进城”。增加开发“扶贫微众筹”平台，在提供资金结算的同时，帮助有创业意向又无法从银行业贷款的农户实现众筹融资，形成全社会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李创，吴国清.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思路探究[J].政策研究，2018，（6）：2834.
[2]中国人民银行衡阳市中支课题组.普惠金融视角下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思考[J].金融经济，2018，（2）：141142.
[3]吴培清，朱敢.金融精准扶贫的宁德实践与思考[J].福建金融，2018，（3）：3842.
[4]林欣欣，庄怀虎.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研究[J].征信，2018，（2）：2228.
关键词：莆田农商银行；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2.005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和政府近年来的重要任务。2018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莆田市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中提出， 2018年末实现31个贫困村脱贫摘帽，2019年10个贫困村脱贫摘帽，2020年全市所有贫困村稳定脱贫摘帽，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600元。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地理位置、气候、产业、基础设施等，但最主要因素就是资金短缺。莆田农商银行立足当地，定位“三农”，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功不可没。
1 莆田市精准扶贫情况
1.1 基本情况
莆田市共有88 个贫困村 （无贫困县），9807 户贫困户，贫困人口31335人，贫困村人口数545405人，贫困发生率5.75%。主要致贫原因有几点：一是家庭无主劳动力。因青壮年坐牢、离异、车祸等意外灾害不可抗因素，家庭仅剩祖孙两代，主要靠政府和亲戚接济，“老、弱、病、残”特征明显。二是因病致贫。因大病花销巨大，又缺乏适当医疗作为缓冲，因病致贫现象最为普遍。据政府文件数据，莆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因病因病致贫占56.5%，因残致贫占25.03%。三是家庭“口多手少”。因赡养老人和子女上学，青年劳力不得不留家照顾，开支多收入少致贫。四是因赌致贫。农村赌博风气盛行，部分农民甚至大量举债赌博而致贫；或是参与传销、被诈骗消耗所有积蓄甚至负债致贫等。
1.2 精准扶贫主要模式
农民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各地紧紧围绕目标任务，各界纷纷出台方针政策，全力以赴精准扶贫，推出贫困户可稳定增收脱贫的实在措施，实现“授之以渔”，改变“输血式”扶贫，让贫困户具有自生创收能力，使扶贫向“造血式”转变。目前莆田市扶贫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2.1 发放“扶贫贷”
在扶贫政策引导下，当前莆田市银行业扶贫贷款模式主要有三种。与从前直接“资金补助”给贫困户的扶贫方式不同，莆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引入小微企业，由企业向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让后者具有相对稳定收入来源，企业助力使贫困户脱贫。一是“企业 + 农户扶贫贷款”。贫困户将扶贫贷款资金入股企业，享受“类优先股”待遇，每月可获得固定金额分红实现稳定收入。二是“企业扶贫贷款 + 农户”。企业通过给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获得扶贫贷款，单户最高5万，累计最高50万，贫困户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三是农户直接贷款。这也是目前金融机构采用的最多的扶贫方式，将扶贫贷款直接发放给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助其通过合法经营实现脱贫，这也可最大程度避免道德风险问题。以莆田农商银行为例，截至2019年6月末，共为1578户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发放贷款8165万元。
1.2.2 建立扶贫基地
随着国家产业扶贫政策的推进，为了进一步引导和推进政策规范高效落地，莆田市政府于2018年4月份印发了《关于推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扶贫的实施意见》，并在当年11月份提出要在2018年底前完成两家以上企业入驻产业园区并带动当地就业的任务。根据辖内贫困村的具体情况，莆田市各大中小金融机构纷纷推出金融扶贫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与各级政府和各企业协同发力，探索区域产业合作，从而实现以点带面，促进更多扶贫基地发挥作用。以莆田农村商业银行為例，2017年与莆田市天林茶叶有限公司合作，与其共建了天林茶叶扶贫基地，贫困户通过与该基地签约，将5万元扶贫资金投入扶贫基地，除工资收入外，每户每月还可领取 625 元的可持续分红收入。2018年莆田共建成产业扶贫基地206个。
1.2.3 发放助学贷款
2018年2月份，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脱贫内生动力。莆田辖内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资金调配和替代作用，以教育扶贫为抓手，以即将入学和在校大学生为扶持对象，积极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商业性助学贷款，并且做到“应贷尽贷”。以莆田农商银行为例，助学贷款实行一次授信，按年发放，在校期间免息，毕业后按基准利率计息，毕业后 3 年开始还本，最长期限20年。为给学生提供最大便利，2017年免去共同债务人，2018年流程再优化，学生无需面签，只要网上签约办理即可，真正实现“一趟不用跑”。至2018年末莆田农商银行已连续开办助学贷款10年，累计发放金额7715万元，受益学生达4630人。通过生源地助学贷款，让更多家庭困难的学生上得起学，实现知识改变命运，从根源上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1.3 扶贫银政合作机制
根据莆田市政府有关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文件，目前实际操作中扶贫贷款主要由乡镇扶贫办、民政部门、农业（扶贫）部门、金融机构等部门参与。扶贫办提供建档立卡贫困户清单，对有资金需求的贫困户，由农业（扶贫）部门、民部部门向金融机构出具推荐函，申请人凭此函和各金融机构所需的其他材料申请，由金融机构独立审贷后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再由放贷金融机构向相关部门申领贴息。
2 莆田农商银行金融精准扶贫实践的 SWOT 分析
SWOT分析法，是指将与研究对象紧密关联的内外部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因素进行罗列，建立 SWOT 分析模型加以系统分析，从而清晰看出研究对象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本文将立足莆田农商银行当地和企业现实，运用该方法进行分析，以期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莆田市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2.1 主要优势因素分析
（1）网点众多，受众面广。截至2019年6月末，莆田农商银行共有90个营业网点，覆盖辖内所有乡镇，是全市机构网点最多、服务面最广、与群众联系最密切的金融机构。该行已布设ATM、CRS共285台、小额支付便民点407个、POS机290台，扫码收单商户2.98万户，手机银行客户数达61.58万户。众多的网点和基础机具可最快地将服务触角伸至贫困地区。
（2）深耕农村，熟悉地情。精准扶贫，关键在于“准”，最大障碍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莆田农商银行主要服务于农村地区，实行客户经理“包片”的网格化管理制度。信贷经理因日常贷款“三查”需要，常年奔波于当地，具有地缘、人缘优势，方便进村调查走访，有助于宣传扶贫政策，同时与村干部熟络，更容易调查分析各户致贫原因，了解贫困户资金需求，增强贷前调查有效性。2019年7月份“党建+金融助理”暨网格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正式启动，联手网格管理员，莆田农商银行的金融触角在农村延伸得更深、更实。
（3）品牌优势，百姓认可。莆田农商银行独家承办社会保障卡，自2018年起农村医保也通过农商银行代缴，同时代发退伍兵役款、农村低保、残疾人补助款等众多项目，独家发行城市交通一卡通，在农民心中是民生金融的代表，群众认可度高，在精准扶贫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2.2 主要劣势因素分析
（1）贫困户有效金融需求不足。如上所述，金融机构支持的扶贫贷款对象为建档立卡户，且需经民政部门核实，这些贫困户致贫原因不一，但多无业或是从事传统农业，青壮年多从事临时体力劳动或在工厂里打工，并无经营资金需求，更多的是生活开支、老人医疗、房屋修缮、子女就学等需求，而这些“消费性”资金需求并不符合扶贫贷款“授人以渔”、让贫困户可稳定提高收入的初衷。
（2）扶贫贷收益和风险难匹配。向贫困户发放的贷款利率通常较低，通常是相应期限信用贷款的基准利率。以莆田农商银行为例，2018年发放的一年期、三年期扶贫贷款利率分别为3.625%、3.958%。与此相矛盾的，是农商银行较高的经营成本和扶贫贷款较高的经营风险。
一方面，农商银行物理网点分布在所有街道和乡镇，从业人员多，意味着承担较高的运营成本；而扶贫贷款具有一定社会公益性，在投放中不能设定较高的贷款利率，利差骤减导致扶贫贷款往往微利，如果出现不良甚至导致亏损。
另一方面，农商银行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扶贫贷款的违约风险较高。因个人和自然条件因素，农村贫困人口多是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如家禽、海产养殖、蔬菜、果树种植等初级加工产业，这些产业生产周期较长，见效较慢，面临较大的自然气候、病虫灾害、市场供需等问题；同时农户市场营销能力弱、诚信经营不足等短板，也使精准扶贫贷款到期偿付面临较大变数。如每年台风天气、赤潮、瘟疫给果农、渔农、养殖户带来的损失（如2018年11月的“非洲猪瘟”）。
（3）信贷资金有“去贫化”动机。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资本是逐利的，农商银行为了有效地管控风险，更愿意将资金投放给信用可靠的一般农户和经济实力较好的经营户，而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同时基层村干部在推荐贫困户名单时常“优亲厚友”，而镇政府和扶贫办等部门又无法低成本核实，这常导致 “逆向选择”现象，即农村具有一定关系或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更易获得扶贫资金，而众多真正需要脱贫资金的人被拒之门外。
（4）政策整合不足。目前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企业、 农户、监管机构间仍缺少常态化、有效的联动机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扶贫助弱整体效应的发挥。以莆田农商银行为例，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为了村民能够更配合信息采集工作，常依靠村干部或“村名人”带路逐户上门采集，而其他银行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同样需要精准建档。当前，政府部门、派出所、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互为孤立，无法共建共享，这无疑消耗、浪费了大量精力、物力、财力。
2.3 主要机会因素分析
（1）普惠金融，百姓拥护。2018年中央 1 号文件指出，“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2019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农村普惠金融的目的，就是让“金融下乡”，使广大农民切实感受到金融服务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实惠，从而提高弱势群体的金融获得感。从1951年莆田农村信用社成立，到2010年9月莆田农商行改制成功，始终扎根农村，是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关键力量。
（2）“三农”地位，政策扶持。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将“三农”和脱贫攻坚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至2019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已连续16年关注“三农”问题。“三农”政策对农商行发展的有利机会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农商行是农村民生金融的主要金融机构，大多数政府款项都通过农商行发放到農民手中，如代发五保户和低保户补助、养老金等，银行有更多的资金沉淀；客源的增多也有利于农商行积极宣传营销和推广其他金融产品。第二，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市政府同时指出，对贫困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和住房财产权统一流转、有效投资。这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创造了政策先决条件，农村集体产权入市抵押制度将极大激发农村金融市场活力，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将更有利于农商银行拓展农村业务。
（3）互联网金融在莆田农村区域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呈现迅速增长趋势，但金融平台较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也难以支撑其业务转型和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要。同时，由于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法律规则，行业问题层出不穷，“爆雷”“跑路”现象频发。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农民，因个人因素限制，同时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很少涉及互联网金融产品，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接受度较低，这也是“互联网 + 精准扶贫”在农村很难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互联网金融的弱势，同时将给农商银行提供更多机会。
2.4 主要威胁因素分析 （1）金融同业竞争激烈。农商银行作为企业，在实际放贷过程中，追求的是股东权益最大化，在决策中常导致难以兼顾金融扶贫责任；如果过多参与扶贫战略，甚至会在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农商行承担着众多民生工程，如独家承办全市社会保障卡，众多未分发或丢失卡片的农民蜂拥至网点柜台补办，给柜台资源带来较大压力，常导致服务质量难以跟上同行业水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2）三权抵押政策尚未落地。为将信用风险降至最低，商业银行除了对借款人认真审查外，通常需引入担保人或抵押物。在农村贫困人口中，几乎没有符合银行抵押条件的押品（具有一定资产的也不算贫困户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至今未全面推开，农村土地确权未全面完成，同时监管部门、国土部门、房管部门等未出台具体政策，银行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仍无法充当有效的银行贷款抵押物。
（3）免责制度无法落实。金融扶贫是企业社会责任，同时也是政治任务，由于贫困户的特殊性，其风险容忍应较高于普通贷款，保护政策应对基层客户经理有所倾斜。然而，目前无论是监管层对于商业银行，还是银行对于经办员工，仍无法有效落实尽职免责制度，这一定程度阻碍了相关金融扶贫资金的投放。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发放时完全符合条件的扶贫贷到期出现不良，经办人也承担经济处罚，这大大打击基层客户经理拓展业务的积极性。
（4）扶贫贷款政策宣传不到位。脱贫攻坚战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的战略，在扶贫贷款发放过程中，除银行人员外，还有地方政府部门、乡（镇）级政府、村委会等参与。因惯有思维，他们对扶贫政策的宣讲和解读容易出现偏差，导致贫困人员将扶贫资金与财政补助混为一谈。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曾向村干部侧面调查其对扶贫贷款的理解，该村干部回复“国家既然有这扶贫政策，贷款到时候还不上也总有办法”，言外之意就是该笔贷款“有去无回”，政府自会兜底。村干部尚且无法理解扶贫贷款政策，那么贫困户就更将扶贫贷当作“资助”了。
3 推进莆田农村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
金融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通过以上SWOT分析，莆田农商银行在精准扶贫中，虽存在内外不利因素，但也存在机会，应克服劣势，不断完善方法，不断调整政策，在乡村振兴中更有作为。
（1）完善金融扶贫政策。切实落实免责制度，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不良扶贫贷款风险容忍度。扶贫贷严格按照建档立卡清单发放，符合精准扶贫政策，经办人严格执行贷款“三查”制度，按规定操作流程办理，未出现冒名、借名、假名贷款违法违纪现象，贷款损失是因借款人经营不善或自然災害造成，对贷款责任人可视同尽职，免予追究不良贷款责任，以提高经办客户经理放贷积极性。
同时，建议政府进一步强化扶贫风险基金管理。一方面建议政府加强扶贫风险基金收益管理，实现风险基金池可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每年通过财政分配增加资金池保障，提高银行参与积极性。
（2）推出农村担保金融产品。目前，莆田市上塘村部分地块虽为农村集体用地，却具有灵活的可流转性，当事人可自愿进行买卖。房屋主具有村部开具的唯一的所有权凭证，但交易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更户即默认生效，所有权凭证随协议流转。这种流转方式在当地约定俗成，也比较受欢迎，于是被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一直采用，最大程度释放了农村土地价值。莆田农商银行要借鉴仙游信用社土地经营承包权抵押贷款经济，参考上塘村做法，与金融办、人行、监管部门等有关单位加强沟通，开发“两权”、林权、海域权等农村产权信贷产品，释放农民财产市场活力，从而解决无抵押物问题。
（3）推广扶贫示范基地。按照福建省银监局支持扶贫开发工作要求，创建支持扶贫开发示范基地，形成一批能复制、易推广、可持续的扶贫经验和做法，打造金融助力脱贫致富的“新样本”。要积极对接莆田市政府建设十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美丽乡村”建设等，在提供结算业务、代发业务、信贷业务的同时，寻找在其中从业的贫困户，采用“产业园+合作社+农户”模式，进一步扩大示范带动效应。
（4）增强农户个体脱贫内生动力。“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帮助贫困群体提升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也是使农民脱贫致富的应有之义。莆田农商银行要发挥地熟、人熟、情况熟的优势，深入剖析贫困户致贫原因，因户施策，志智双扶。在金融知识下乡过程中，要同时注重倡导勤劳致富，调动贫困人口主观能动性，改变“坐、等、靠”的观念；利用客源优势，积极介绍引导贫困户进厂（如鞋革加工厂、木材加工厂、首饰加工厂等）就业；鼓励有条件有素质的青年发现适合自身经营的创业项目，积极为青年提供创业贷款等。
（5）互联网金融助力脱贫。继续优化莆田农商银行慧莆商圈微信公众号平台和福建农信福e购销售平台，增加农产品（如土鸡蛋、自制蜂蜜、农家果蔬等）专区，帮助贫困户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农产品进城”。增加开发“扶贫微众筹”平台，在提供资金结算的同时，帮助有创业意向又无法从银行业贷款的农户实现众筹融资，形成全社会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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