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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黄克诚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言、求实求真而闻名于世。毛泽东曾说：在党内，黄克诚是最爱提意见的人，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讲得很不错，“是个敢讲真话的人”。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因反对和抵制错误的烧杀政策、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错误，三次被批判，一次被撒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笼罩在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10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黄克诚离开国民党军唐生智部后，辗转回到家乡湖南永兴，与地下党负责人接上了关系，并联络刘申、邝振兴、黄平、李卜成等回乡的共产党员，成立了永兴特别支部。12月下旬，特别支部开会，特支书记向大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黄克诚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和武装的指示，但不是马上。黄克诚的发言，被邝振兴等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
1928年3月，蒋介石策动湘粤军阀调集六个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协剿”湘南起义部队。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要求各县农军“大杀土豪”、火烧公路沿线房屋，使敌人无粮吃、无房住，以此阻止敌人“会剿”。永兴县委传达贯彻上述指示时，黄克诚表示反对，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地指责他右倾，并责成他组织火烧县城。黄克诚无奈，只能接受命令。局势的发展证明，黄克诚的主张是对的。而盲目执行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耒阳等县，因大烧大杀而引起农民“反水”，在恶霸、豪绅策动下，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一批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永兴县委这才根据上级指示停止了“烧杀”政策。
1930年6月，湘粤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的周仁八村召开扩大会议，黄克诚出席会议。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决定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为基础，同新编成的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拟定任命黄克诚为纵队政委。会上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以及以夺取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与会者听了传达极为振奋和鼓舞，摩拳擦掌，表示要大干一场。黄克诚却产生了疑问。他在会后给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写信，具体陈述了现在不能攻武汉等大城市的理由。同时，向纵队政委张纯清反映了自己的意见。尽管攻打武汉的呼声很高，但彭德怀认真分析了形势，还是同意了黄克诚等的意见，未攻打武汉，而率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相继占领通山、崇阳、蒲圻、通城、临湘一带，7月4日攻占岳阳，撤离岳阳后又占领了平江。
一路胜利鼓舞了士气。红三军团和湘南省委、湘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会议上一部分人员，特别是红八军的干部，极力主张按中央的部署，攻取武汉。另一部分干部，主要是军团部和湘南省委的干部，主张先攻取长沙，再打武汉。双方激烈争论，相持不下。黄克诚明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提出攻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至于打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江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一讲完，当即受到围攻，发言者指责他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军团领导也认为他目前的思想状态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于是撤销了已宣布他担任的纵队政委职务，仍任支队政委。这是黄克诚因公开发表所谓“右倾”意见第一次被撤职（保留原任）。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黄克诚于1931年又被任命为师政委。
抵制和反对肃反扩大化，被疑为“AB团”分子、“托陈取消派”。被撤销师政委职务，险遭逮捕处决
1930年，中央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政军内开展了以反“AB团”（国民党右派成立的反共组织）为重点的肃反斗争。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肃反工作。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逮捕了江西省委、省苏维埃赣西特委的领导人和机关干部以及红二十军多个被疑为“AB团”的嫌疑分子，随后处决了50多人。接着李韶九又到红二十军指导肃反，逮捕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月12日，该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集合部队，包围了军部，拘捕了李韶九和该军军长，释放了谢汉昌。刘、谢率400余人包围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审查的20余人。随后，谢汉昌等把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领导；同时，策划了模仿毛泽东字体，伪造假信，企图分裂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这就是历史上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央指示，继续大规模开展以打“AB团”为重点的肃反运动。这次打“AB团”运动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开始的。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竭力进行抵制，对被疑干部尽力保护。
肃反委员会权力很大，怀疑黄克诚是“AB团”分子，也有人说他是“托陈取消派”，决定抓起来审查。彭德怀得知后出面干预，要肃反委员会拿出证据。肃反委员会拿不出来，只好说他至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黄克诚幸免被捕、被杀，但不允许他再带兵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在军团部当秘书。直到周恩来到中央苏区主持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承认肃反工作犯了路线错误后，黄克诚才又被任命为师政委。
“左”倾错误路线再次统治中央。黄克诚因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再次被撤职
1931年，在批判和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12月，临时中央相继给红军发训令，要求首取赣州，迫吉安，沿赣江向北发展。黄克诚认为红军当时的力量，攻打中心城市难以成功，并在军团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打赣州的训令。黄克诚此时担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他向总指挥彭德怀提出异议。 3月20日，军团政治部召开会议，重点批判黄克诚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提议应给处分。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会议上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是“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是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免除了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红三军团传达贯彻宁都会议精神时，黄克诚又再次遭到批判，撤销了他师政委之职，调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部长，七天之后又调教导营任政委。三个月之后，贺昌回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才将黄克诚调任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重任师政委。
红军长征一路艰难曲折，黄克诚屡经坎坷，三次降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征程。出发时，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和师长洪超率部担任军团前卫。该师为军团主力，战斗力很强。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下旬到达湘江，在界首一线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展开异常激烈的战斗。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但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红四师400多人牺牲，其中包括两名团长。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战，没有打好，红军又遭到不小的损失。1935年2月，中革军委决定部队缩编，取消师一级组织，红三军团直辖四个团，黄克诚任第十团政委。接着，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强攻娄山关，二占遵义城。老鸭山一仗，毙俘敌人5000多人，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黄克诚以清醒的头脑，思考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他认为下一步应尽早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机动灵活，力避与敌人硬拼，以减少牺牲。他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了军团领导，并上报中革军委。令黄克诚没想到的是，他的意见被视为右倾，有悲观情绪，不适宜带兵，因此免去了他的团政委职务，调去当侦察科科长。后来侦察科科长也不让他干了，调到教导营当营政委。1935年9月，部队到达哈达铺，他当了裁判所所长，负责审判处理犯错误干部。后来，黄克诚的裁判所所长职务也没有了，只好跟着在部队后面走。直到11月30日，毛泽东从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那里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后，黄克诚才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部长。毛泽东说：“黄克诚这个人，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也突出，是个敢讲真话的人。”
抗战期间因多次向军委总部提重要建议，得到重视；也曾因敢提正确意见被撤职
1937年国共合作抗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黄克诚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纵队司令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
1940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点名要黄克诚率部到华中开展工作。1940年，黄克诚奉中央之命令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向华中地区开进，10月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师苏北，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黄克诚因在作战方针上与华中总指挥部有分歧，受到批评。
一是该不该打曹甸问题。1940年12月在发起曹甸战役进攻顽军韩德勤之前，根据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和当时面临的形势，黄克诚曾提出不同意见。战后总结时，华中局认为攻曹甸失利原因之一是黄克诚右倾保守，攻击不猛不狠。因此，解除黄克诚兼任的纵队司令员一职，由陈毅兼任。华中总指挥部批评了黄克诚，他据实申辩坚决不认错。但是最后还是违心地作了检查。
二是关于1941年7月对反“扫荡”作战的指导问题。当时日伪军1.7万余人在苏北发动大规模“扫荡”，从三面包围盐城，企图一举消灭设在这里的新四军军部。军领导提出了“保卫盐城”的口号。黄克诚在会上明确提出此口号不妥，并与军部领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反“扫荡”开始后，他们命令七旅在正面堵住敌人的进攻，企图把敌人阻止于盐城以外。军部直到敌军逼近时才仓促撤离，敌人占了盐城，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1943年三师开展整风运动后期，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审干，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黄克诚牢记打“AB团”的历史教训，坚持实事求是，保护了一大批有一般历史问题但表现一直很优秀的干部。
日本投降后，为了实现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黄克诚对我党我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思考形成了—个完整的方案。黄克诚遂即以个人名义，于9月14日致电华中局并报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蒋介石毫无诚意，内战不可避免，应抓紧有利时机，大举进军东北，多派部队，至少五万，能去十万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他还提出“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山东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各地区则成为第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另外，他还对兵力的调动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山东3万至5万1人去东北，华中3万至6万人到山东，新四军一师应从江南调回江北。黄克诚的建议为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9月17日，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特别引用了黄克诚的建议。20日，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复电黄克诚说：“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提议。”
lO月3日，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3.5万人，从苏北出发，踏上进军东北的征程。
庐山会议上，因同意彭德怀的观点。对“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提出批评，被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撤销一切职务
1959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对“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五风”和造成的恶果提出批评，建议会议认真讨论，彻底纠正。此信使毛泽东甚为不满，于是印发到会人员，决定批判彭德怀。
黄党诚留在北京主持工作，处理军委和总参谋郭日常事务，未出席会议。彭德怀的问题出来以后，为加强斗争火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月17日，黄克诚同彭真等一起被请上了庐山。黄克诚认为会议《议定记录》所讲的三条缺点是不够的。他补充了 三条：“第一，农业生产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黄克诚的发言虽没有激烈的言词，语调也平缓，没有公开表明支持彭德怀的信，但基本观点同彭德怀—致。他的发言立即引起了“左”派的批评和指责。黄克诚据理反驳，会上争论激烈。
毛泽东在23日的大会上发表了三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针对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得与失，断言有些人“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了。”
毛泽东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方向。由反“左”转向了批右，批彭、黄、张、周。庐山会议撤销了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务，只保留了中央委员。此后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赋闲在家。
1965年秋，他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但他重新工作不到一年，又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被关押批斗长达近十年，直到1977年才恢复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因反对和抵制错误的烧杀政策、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错误，三次被批判，一次被撒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笼罩在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10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黄克诚离开国民党军唐生智部后，辗转回到家乡湖南永兴，与地下党负责人接上了关系，并联络刘申、邝振兴、黄平、李卜成等回乡的共产党员，成立了永兴特别支部。12月下旬，特别支部开会，特支书记向大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黄克诚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和武装的指示，但不是马上。黄克诚的发言，被邝振兴等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
1928年3月，蒋介石策动湘粤军阀调集六个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协剿”湘南起义部队。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要求各县农军“大杀土豪”、火烧公路沿线房屋，使敌人无粮吃、无房住，以此阻止敌人“会剿”。永兴县委传达贯彻上述指示时，黄克诚表示反对，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地指责他右倾，并责成他组织火烧县城。黄克诚无奈，只能接受命令。局势的发展证明，黄克诚的主张是对的。而盲目执行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耒阳等县，因大烧大杀而引起农民“反水”，在恶霸、豪绅策动下，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一批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永兴县委这才根据上级指示停止了“烧杀”政策。
1930年6月，湘粤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的周仁八村召开扩大会议，黄克诚出席会议。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决定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为基础，同新编成的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拟定任命黄克诚为纵队政委。会上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以及以夺取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与会者听了传达极为振奋和鼓舞，摩拳擦掌，表示要大干一场。黄克诚却产生了疑问。他在会后给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写信，具体陈述了现在不能攻武汉等大城市的理由。同时，向纵队政委张纯清反映了自己的意见。尽管攻打武汉的呼声很高，但彭德怀认真分析了形势，还是同意了黄克诚等的意见，未攻打武汉，而率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相继占领通山、崇阳、蒲圻、通城、临湘一带，7月4日攻占岳阳，撤离岳阳后又占领了平江。
一路胜利鼓舞了士气。红三军团和湘南省委、湘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会议上一部分人员，特别是红八军的干部，极力主张按中央的部署，攻取武汉。另一部分干部，主要是军团部和湘南省委的干部，主张先攻取长沙，再打武汉。双方激烈争论，相持不下。黄克诚明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提出攻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至于打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江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一讲完，当即受到围攻，发言者指责他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军团领导也认为他目前的思想状态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于是撤销了已宣布他担任的纵队政委职务，仍任支队政委。这是黄克诚因公开发表所谓“右倾”意见第一次被撤职（保留原任）。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黄克诚于1931年又被任命为师政委。
抵制和反对肃反扩大化，被疑为“AB团”分子、“托陈取消派”。被撤销师政委职务，险遭逮捕处决
1930年，中央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政军内开展了以反“AB团”（国民党右派成立的反共组织）为重点的肃反斗争。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肃反工作。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逮捕了江西省委、省苏维埃赣西特委的领导人和机关干部以及红二十军多个被疑为“AB团”的嫌疑分子，随后处决了50多人。接着李韶九又到红二十军指导肃反，逮捕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月12日，该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集合部队，包围了军部，拘捕了李韶九和该军军长，释放了谢汉昌。刘、谢率400余人包围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审查的20余人。随后，谢汉昌等把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领导；同时，策划了模仿毛泽东字体，伪造假信，企图分裂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这就是历史上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央指示，继续大规模开展以打“AB团”为重点的肃反运动。这次打“AB团”运动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开始的。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竭力进行抵制，对被疑干部尽力保护。
肃反委员会权力很大，怀疑黄克诚是“AB团”分子，也有人说他是“托陈取消派”，决定抓起来审查。彭德怀得知后出面干预，要肃反委员会拿出证据。肃反委员会拿不出来，只好说他至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黄克诚幸免被捕、被杀，但不允许他再带兵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在军团部当秘书。直到周恩来到中央苏区主持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承认肃反工作犯了路线错误后，黄克诚才又被任命为师政委。
“左”倾错误路线再次统治中央。黄克诚因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再次被撤职
1931年，在批判和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12月，临时中央相继给红军发训令，要求首取赣州，迫吉安，沿赣江向北发展。黄克诚认为红军当时的力量，攻打中心城市难以成功，并在军团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打赣州的训令。黄克诚此时担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他向总指挥彭德怀提出异议。 3月20日，军团政治部召开会议，重点批判黄克诚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提议应给处分。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会议上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是“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是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免除了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红三军团传达贯彻宁都会议精神时，黄克诚又再次遭到批判，撤销了他师政委之职，调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部长，七天之后又调教导营任政委。三个月之后，贺昌回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才将黄克诚调任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重任师政委。
红军长征一路艰难曲折，黄克诚屡经坎坷，三次降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征程。出发时，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和师长洪超率部担任军团前卫。该师为军团主力，战斗力很强。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下旬到达湘江，在界首一线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展开异常激烈的战斗。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但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红四师400多人牺牲，其中包括两名团长。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战，没有打好，红军又遭到不小的损失。1935年2月，中革军委决定部队缩编，取消师一级组织，红三军团直辖四个团，黄克诚任第十团政委。接着，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强攻娄山关，二占遵义城。老鸭山一仗，毙俘敌人5000多人，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黄克诚以清醒的头脑，思考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他认为下一步应尽早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机动灵活，力避与敌人硬拼，以减少牺牲。他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了军团领导，并上报中革军委。令黄克诚没想到的是，他的意见被视为右倾，有悲观情绪，不适宜带兵，因此免去了他的团政委职务，调去当侦察科科长。后来侦察科科长也不让他干了，调到教导营当营政委。1935年9月，部队到达哈达铺，他当了裁判所所长，负责审判处理犯错误干部。后来，黄克诚的裁判所所长职务也没有了，只好跟着在部队后面走。直到11月30日，毛泽东从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那里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后，黄克诚才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部长。毛泽东说：“黄克诚这个人，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也突出，是个敢讲真话的人。”
抗战期间因多次向军委总部提重要建议，得到重视；也曾因敢提正确意见被撤职
1937年国共合作抗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黄克诚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纵队司令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
1940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点名要黄克诚率部到华中开展工作。1940年，黄克诚奉中央之命令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向华中地区开进，10月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师苏北，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黄克诚因在作战方针上与华中总指挥部有分歧，受到批评。
一是该不该打曹甸问题。1940年12月在发起曹甸战役进攻顽军韩德勤之前，根据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和当时面临的形势，黄克诚曾提出不同意见。战后总结时，华中局认为攻曹甸失利原因之一是黄克诚右倾保守，攻击不猛不狠。因此，解除黄克诚兼任的纵队司令员一职，由陈毅兼任。华中总指挥部批评了黄克诚，他据实申辩坚决不认错。但是最后还是违心地作了检查。
二是关于1941年7月对反“扫荡”作战的指导问题。当时日伪军1.7万余人在苏北发动大规模“扫荡”，从三面包围盐城，企图一举消灭设在这里的新四军军部。军领导提出了“保卫盐城”的口号。黄克诚在会上明确提出此口号不妥，并与军部领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反“扫荡”开始后，他们命令七旅在正面堵住敌人的进攻，企图把敌人阻止于盐城以外。军部直到敌军逼近时才仓促撤离，敌人占了盐城，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1943年三师开展整风运动后期，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审干，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黄克诚牢记打“AB团”的历史教训，坚持实事求是，保护了一大批有一般历史问题但表现一直很优秀的干部。
日本投降后，为了实现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黄克诚对我党我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思考形成了—个完整的方案。黄克诚遂即以个人名义，于9月14日致电华中局并报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蒋介石毫无诚意，内战不可避免，应抓紧有利时机，大举进军东北，多派部队，至少五万，能去十万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他还提出“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山东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各地区则成为第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另外，他还对兵力的调动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山东3万至5万1人去东北，华中3万至6万人到山东，新四军一师应从江南调回江北。黄克诚的建议为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9月17日，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特别引用了黄克诚的建议。20日，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复电黄克诚说：“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提议。”
lO月3日，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3.5万人，从苏北出发，踏上进军东北的征程。
庐山会议上，因同意彭德怀的观点。对“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提出批评，被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撤销一切职务
1959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对“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五风”和造成的恶果提出批评，建议会议认真讨论，彻底纠正。此信使毛泽东甚为不满，于是印发到会人员，决定批判彭德怀。
黄党诚留在北京主持工作，处理军委和总参谋郭日常事务，未出席会议。彭德怀的问题出来以后，为加强斗争火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月17日，黄克诚同彭真等一起被请上了庐山。黄克诚认为会议《议定记录》所讲的三条缺点是不够的。他补充了 三条：“第一，农业生产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黄克诚的发言虽没有激烈的言词，语调也平缓，没有公开表明支持彭德怀的信，但基本观点同彭德怀—致。他的发言立即引起了“左”派的批评和指责。黄克诚据理反驳，会上争论激烈。
毛泽东在23日的大会上发表了三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针对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得与失，断言有些人“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了。”
毛泽东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方向。由反“左”转向了批右，批彭、黄、张、周。庐山会议撤销了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务，只保留了中央委员。此后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赋闲在家。
1965年秋，他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但他重新工作不到一年，又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被关押批斗长达近十年，直到1977年才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