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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49年以来金额最大的一起抽逃银行资金案，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在案发三年后仍余波阵阵。2004年4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赵安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赵没有提起上诉。尽管案子早在4月份就已判下，但由于这起案件的特殊性，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法院在7月份才向媒体披露判决结果。
与赵安歌同时受审的还有另外3名被告，他们是赵安歌的胞弟、原珠海安平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索立鸽，曾任中国银行总行财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的李耀森和南京银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俊。其中，索立鸽和李耀森涉嫌挪用公款罪，王龙俊涉嫌行贿罪。
祸起“开平劫案”，中纪委盯住中银高官
2001年10月12日，星期五。作为全行加强管理的重大技术举措之一，中国银行决定将过去全国多达1040处的电脑中心统一成一套系统，集中设置在33个中心。结果发现，在以往各行之间的汇划报上来的数字和总行通过电脑统计的数字之间出现了近5亿美元的差额，即联行资金项下出现了4.83亿美元的亏空！数字过于巨大，工作人员最初以为是电脑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然而几番复算之后，结论仍然坚硬：银行的防洪大堤出现了管涌，中行发生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用案。
随后，案发范围逐渐缩小，先集中于广东省，又锁定到弹丸之地的开平市。工作人员与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一时联系不上，因为13日、14日是周六和周日，以为他是休假去了，联系不太方便。不料到了周一的15日，忽然传出消息，“许超凡逃跑了”。
逃跑的不止许超凡，还包括许超凡之后的两任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许国俊，同时移居美国的还有开平支行的上级行中国银行江门分行前任行长赖敏，“一共跑了五家人”，中行内部如此传说，之所以说是五家人，是因为除上述四人外，涉案的开平支行副行长梁炳进跳楼自杀，他的家人早已在海外。
2001年10月15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开平案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指挥中心派员赶赴开平直接参与侦办此案。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审计署共同抽调办案人员，成立了“10·12”专案组，并建立了联席会议工作制度——这一工作机制后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发现犯罪嫌疑人出逃后，司法部门马上与香港警方、香港廉政公署联系，公安部也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了中国检察院机关对于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的逮捕决定书。国际刑警组织迅速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就在公安、外交部门加大力度追捕逃犯的同时，“10.12”专案组也将目光瞄准了有违法违纪嫌疑的高层领导。初查发现，案件主角许超凡（在逃）曾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财会处处长，而中国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赵安歌正是负责财会系统的一把手。同时，开平案所暴露出来的有漏洞的中行电子联行系统，也正是由赵安歌一手负责组建。中国银行电子商务一直由赵负责，尤其是1998年1月總行成立的网上银行服务项目领导小组，赵安歌系组长。此外，赵安歌的弟弟索立鸽一直在广东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曾在中行开平支行大量借贷开发房产项目，并最终将项目卖给了中行。
为了便于案件的顺利查处，中央纪委将这一情况向中央领导报告，并与中组部协商，立即将赵安歌调离中国银行，改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由于是非常时期，安排他的分管工作并不多，负责主管基金托管业务。
赵安歌于1950年6月19日出生于辽宁沈阳。他的经历与王雪冰、刘金宝等人非常相似：同样于1976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后同样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在中行总行工作不久，也同样被派往国外学习。所不同的是，赵安歌被派去的国家不是英国，而是卢森堡。他在中行卢森堡分行工作一段时间后，也回到总行财会部任职，担任过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1995年8月，赵安歌分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其负责的业务范围中也包括有总行的财会部门。1995年11月，赵任中银行董事会常务董事。
2002年9月11日，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办理“10·12”过程中发现了赵安歌违法违纪的有力证据，决定将此案移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具体侦办。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接案后，即从局内部及区县院抽调了一大批业务骨干，于立案当天成立了专案组，组长由王双进局长亲自担任。专案组下设四个职能小组，中纪委的一名处长常驻专案组负责协调工作。
经过努力，专案组很快发现，赵安歌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索贿等犯罪事实，数额之大可谓触目惊心。
2002年9月18日，时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的赵安歌在参加农行总部高层领导例会时，被北京市检察院执法人员带走。当月30日，赵被批准逮捕。
挪用总行五千万，自首三次受贿579万
赵安歌违法违纪的直接线索源于他的弟弟索立鸽。索立鸽与赵安歌虽不同姓，但名字的最后同音，都是歌（鸽），确实是一对亲兄弟，只不过因为父母的原因不同姓而已。索立鸽一直在广东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曾在中行开平支行大量借贷开发房产项目，并最终将项目卖给了中行。据调查，索立鸽以中行广东省分行名义提出虚假借款申请时，将中行总行财会部的公款5000万元，通过广东分行划归安平公司，进行营利活动，并且与其兄赵安歌密切相关，由此而引来了专案组釜底抽薪的调查。
在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后，2004年1月13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就赵安歌及其他三人一案正式提起公诉。
2004年2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安歌挪用公款和受贿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赵安歌、李耀森以及索立鸽于1992年底至1993年初，为了个人成立公司进行营利活动，多次伙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财务处处长卓荣光、科长刘春实（另案处理，此二人均去向不明）等人进行预谋策划。赵安歌、李耀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卓、刘按预谋策划的内容，以中行广东省分行名义提出虚假借款申请时，将中行总行财会部的公款5000万元，通过广东分行划归索立鸽等个人成立的珠海安平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营利活动。该款于1999年底归还。
安平公司的成立，显然是赵安歌等人试图从中行获取稳定收益的一个平台。工商登记显示，安平公司成立于1993年6月，注册资金100万元，法人代表索立鸽，占股52%，刘春实的弟弟刘秋实、卓荣光的儿子卓尔峰均为股东。而这个平台从设立之初即假道中行广东分行财务部门乃至江门分行--江门分行是开平支行的上级银行。但最终，安平公司在珠海开发的安平大厦卖给了珠海分行。“开平案”案发后，市场一度盛传，开平支行办公楼，以及许超凡等人盗取银行资金兴建的开平市潭江半岛酒店即由安平公司承建。
安平大厦的顺利出售依靠的是中国银行的内部消化。在赵安歌的协调下，由中行珠海分行买下安平大厦，作为珠海香洲支行的办公用楼。珠海分行有关人士的证言表示，1995年下半年，赵安歌、李耀森、刘春实到珠海，要求珠海分行购买安平大厦，因为赵安歌的弟弟索立鸽使用总行的资金建造了安平大厦。安平大厦卖不出去，索不能归还总行资金。
有关审计报告显示，安平公司在收到5000万元后，购买了珠海商业总公司的一块土地，用于安平大厦的开发建设。有关证言称，安平大厦的总投资是1.2亿元，售出后获利500万元左右。据悉，1996年，珠海分行以97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部分安平大厦房产。1999年10月，珠海分行再次投入5400万元用于安平大厦的购买。连同公司的利润，安平公司于2001年整体移交给了中行珠海分行。
据悉，赵安歌被捕时仅涉嫌挪用公款一项罪名。在审查中，赵安歌态度较好，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并且主动交代了当时检察机关并不掌握的三项受贿行为，至于赵安歌所交代的三项受贿行为的具体细节，由于牵涉到其他一些敏感问题，检察机关和北京中院均未向外界透露。
在案件进入审理阶段时，赵安歌聘请了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主任、著名律师沈志耕作为他的辩护人。沈志耕是京城颇有名的律师，尤其是替贪官打官司，非常有经验。
对于挪用5000万元公款的指控，赵安歌的辩护人沈志耕在法庭上强调，赵等人所挪用的公款在案发前已经全部归还本息，未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应从轻处罚。对于受贿579万余元人民币的指控，因自首情节，请求法庭予以减轻处罚。对于沈志耕律师在这方面的辩护内容，法院最终予以采信。
4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赵安歌犯受贿罪，涉及金额为579万余元人民币。因自首情节，法庭决定予以减轻处罚，判处无期徒刑；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与赵安歌同时受审的还有另外3名被告，他们是赵安歌的胞弟、原珠海安平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索立鸽，曾任中国银行总行财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的李耀森和南京银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俊。
索立鸽的辩护人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杜连军则认为，起诉书指控索构成挪用公款共犯缺少必要的事实和依据。有关证据显示，在1993年1月11日前，索并不认识卓、刘等人。同时，有关借款书证实，至迟在当年1月9日前，挪用公款的犯罪预谋已经形成。杜连军认为，即使构成挪用的共犯，索立鸽也处于从犯地位，应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
同时，李耀森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没有与赵安歌等人预谋挪用公款，其女儿在安平公司不占有股份，未参与具体经营，李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最终法院认定，索立鸽和李耀森犯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5年。王龙俊涉嫌的罪名为行贿罪，另案处理。
中银事件频发，金融高官纷纷“落马”
2002年1月15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会上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等多个美国分行发生信贷案件，并将继续审查相关负责人的问题。两天后的1月17日，来自中国银行北京总部消息证实，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局(OCC)公布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书，双方同意就中行北美部分分行的违规行为，对中行各处以1千万美元的罚款。
一时间，这家从1989年至2000年连续12次跻身“世界500强”、1992年至2000年8次被权威的《欧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银行”的机构，成为全球金融界瞩目的焦点。
“内忧”浮出水面与OCC协议书几乎同时出台的还有国家审计署对中国银行2000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的审计结果。据中新社报道，此次国家审计署对中国银行总行、七个省级分行以及150多个分支机构2000年度资产负债损益的审计情况表明，中国银行近年来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但资产质量不高、费用居高不下等问题仍未根本好转。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1月15日召开的审计工作会议上称，此前审计中国银行查出的主要问题是违规放贷、账外经营以及违规开立信用证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等。同时，发现大案要案线索22起，涉案金额27亿元人民币，涉案人员35人，已移交有关部门查处。
事实上，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决不仅限于中国银行。近年来，中国金融系统隐藏着深层次的财务管理及腐败问题，直接的表现就是——各家银行的高官纷纷落马。
2002年10月10日，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朱小华因收受他人股票及现金折合人民币共计405.9万余元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3年12月10日，中国银行原行长王雪冰以“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法庭认定的王雪冰犯罪事实，系其在1993年至2001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贵重礼品共计折合人民币115.14万元。
2004年2月19日，中银国际前副总经理梁小庭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经审查查明：梁小庭在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间，先后4次收受许超凡给予的贿赂款共计港币294.97万元。
2004年8月18日，身兼中银香港董事长的中国银行行长及董事长肖钢在与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会晤后表示，刘金宝、朱赤、张德宝及丁燕生等4名前中银香港高层，涉及挪用资金约3000多万元。该案现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004年7月，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2003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报告称,5名涉嫌犯罪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有4名被逮捕、1名取保候审。2004年8月，肖钢证实，中银香港两名前副总裁朱赤、丁燕生及前总裁办公室主任张德宝已被内地司法机关逮捕。
……
鉴于上述严重而频繁的金融事件，中国银行新任行长李礼辉于2004年8月26日指出：“中国银行要从中银香港‘小金库’事件中吸取教训，改进银行的监督机制、内部审计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
李礼辉说“高层管理人员的权力不是个人的。”权力不能滥用，更不能以权谋私。他表示，中行将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风险管理制度和透明科学的决策系统，以保证信贷决策更加符合市场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警告中国银行莫像日本东京银行一样消失。
与赵安歌同时受审的还有另外3名被告，他们是赵安歌的胞弟、原珠海安平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索立鸽，曾任中国银行总行财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的李耀森和南京银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俊。其中，索立鸽和李耀森涉嫌挪用公款罪，王龙俊涉嫌行贿罪。
祸起“开平劫案”，中纪委盯住中银高官
2001年10月12日，星期五。作为全行加强管理的重大技术举措之一，中国银行决定将过去全国多达1040处的电脑中心统一成一套系统，集中设置在33个中心。结果发现，在以往各行之间的汇划报上来的数字和总行通过电脑统计的数字之间出现了近5亿美元的差额，即联行资金项下出现了4.83亿美元的亏空！数字过于巨大，工作人员最初以为是电脑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然而几番复算之后，结论仍然坚硬：银行的防洪大堤出现了管涌，中行发生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用案。
随后，案发范围逐渐缩小，先集中于广东省，又锁定到弹丸之地的开平市。工作人员与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一时联系不上，因为13日、14日是周六和周日，以为他是休假去了，联系不太方便。不料到了周一的15日，忽然传出消息，“许超凡逃跑了”。
逃跑的不止许超凡，还包括许超凡之后的两任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许国俊，同时移居美国的还有开平支行的上级行中国银行江门分行前任行长赖敏，“一共跑了五家人”，中行内部如此传说，之所以说是五家人，是因为除上述四人外，涉案的开平支行副行长梁炳进跳楼自杀，他的家人早已在海外。
2001年10月15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开平案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指挥中心派员赶赴开平直接参与侦办此案。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审计署共同抽调办案人员，成立了“10·12”专案组，并建立了联席会议工作制度——这一工作机制后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发现犯罪嫌疑人出逃后，司法部门马上与香港警方、香港廉政公署联系，公安部也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了中国检察院机关对于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的逮捕决定书。国际刑警组织迅速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就在公安、外交部门加大力度追捕逃犯的同时，“10.12”专案组也将目光瞄准了有违法违纪嫌疑的高层领导。初查发现，案件主角许超凡（在逃）曾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财会处处长，而中国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赵安歌正是负责财会系统的一把手。同时，开平案所暴露出来的有漏洞的中行电子联行系统，也正是由赵安歌一手负责组建。中国银行电子商务一直由赵负责，尤其是1998年1月總行成立的网上银行服务项目领导小组，赵安歌系组长。此外，赵安歌的弟弟索立鸽一直在广东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曾在中行开平支行大量借贷开发房产项目，并最终将项目卖给了中行。
为了便于案件的顺利查处，中央纪委将这一情况向中央领导报告，并与中组部协商，立即将赵安歌调离中国银行，改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由于是非常时期，安排他的分管工作并不多，负责主管基金托管业务。
赵安歌于1950年6月19日出生于辽宁沈阳。他的经历与王雪冰、刘金宝等人非常相似：同样于1976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后同样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在中行总行工作不久，也同样被派往国外学习。所不同的是，赵安歌被派去的国家不是英国，而是卢森堡。他在中行卢森堡分行工作一段时间后，也回到总行财会部任职，担任过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1995年8月，赵安歌分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其负责的业务范围中也包括有总行的财会部门。1995年11月，赵任中银行董事会常务董事。
2002年9月11日，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办理“10·12”过程中发现了赵安歌违法违纪的有力证据，决定将此案移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具体侦办。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接案后，即从局内部及区县院抽调了一大批业务骨干，于立案当天成立了专案组，组长由王双进局长亲自担任。专案组下设四个职能小组，中纪委的一名处长常驻专案组负责协调工作。
经过努力，专案组很快发现，赵安歌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索贿等犯罪事实，数额之大可谓触目惊心。
2002年9月18日，时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的赵安歌在参加农行总部高层领导例会时，被北京市检察院执法人员带走。当月30日，赵被批准逮捕。
挪用总行五千万，自首三次受贿579万
赵安歌违法违纪的直接线索源于他的弟弟索立鸽。索立鸽与赵安歌虽不同姓，但名字的最后同音，都是歌（鸽），确实是一对亲兄弟，只不过因为父母的原因不同姓而已。索立鸽一直在广东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曾在中行开平支行大量借贷开发房产项目，并最终将项目卖给了中行。据调查，索立鸽以中行广东省分行名义提出虚假借款申请时，将中行总行财会部的公款5000万元，通过广东分行划归安平公司，进行营利活动，并且与其兄赵安歌密切相关，由此而引来了专案组釜底抽薪的调查。
在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后，2004年1月13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就赵安歌及其他三人一案正式提起公诉。
2004年2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安歌挪用公款和受贿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赵安歌、李耀森以及索立鸽于1992年底至1993年初，为了个人成立公司进行营利活动，多次伙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财务处处长卓荣光、科长刘春实（另案处理，此二人均去向不明）等人进行预谋策划。赵安歌、李耀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卓、刘按预谋策划的内容，以中行广东省分行名义提出虚假借款申请时，将中行总行财会部的公款5000万元，通过广东分行划归索立鸽等个人成立的珠海安平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营利活动。该款于1999年底归还。
安平公司的成立，显然是赵安歌等人试图从中行获取稳定收益的一个平台。工商登记显示，安平公司成立于1993年6月，注册资金100万元，法人代表索立鸽，占股52%，刘春实的弟弟刘秋实、卓荣光的儿子卓尔峰均为股东。而这个平台从设立之初即假道中行广东分行财务部门乃至江门分行--江门分行是开平支行的上级银行。但最终，安平公司在珠海开发的安平大厦卖给了珠海分行。“开平案”案发后，市场一度盛传，开平支行办公楼，以及许超凡等人盗取银行资金兴建的开平市潭江半岛酒店即由安平公司承建。
安平大厦的顺利出售依靠的是中国银行的内部消化。在赵安歌的协调下，由中行珠海分行买下安平大厦，作为珠海香洲支行的办公用楼。珠海分行有关人士的证言表示，1995年下半年，赵安歌、李耀森、刘春实到珠海，要求珠海分行购买安平大厦，因为赵安歌的弟弟索立鸽使用总行的资金建造了安平大厦。安平大厦卖不出去，索不能归还总行资金。
有关审计报告显示，安平公司在收到5000万元后，购买了珠海商业总公司的一块土地，用于安平大厦的开发建设。有关证言称，安平大厦的总投资是1.2亿元，售出后获利500万元左右。据悉，1996年，珠海分行以97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部分安平大厦房产。1999年10月，珠海分行再次投入5400万元用于安平大厦的购买。连同公司的利润，安平公司于2001年整体移交给了中行珠海分行。
据悉，赵安歌被捕时仅涉嫌挪用公款一项罪名。在审查中，赵安歌态度较好，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并且主动交代了当时检察机关并不掌握的三项受贿行为，至于赵安歌所交代的三项受贿行为的具体细节，由于牵涉到其他一些敏感问题，检察机关和北京中院均未向外界透露。
在案件进入审理阶段时，赵安歌聘请了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主任、著名律师沈志耕作为他的辩护人。沈志耕是京城颇有名的律师，尤其是替贪官打官司，非常有经验。
对于挪用5000万元公款的指控，赵安歌的辩护人沈志耕在法庭上强调，赵等人所挪用的公款在案发前已经全部归还本息，未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应从轻处罚。对于受贿579万余元人民币的指控，因自首情节，请求法庭予以减轻处罚。对于沈志耕律师在这方面的辩护内容，法院最终予以采信。
4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赵安歌犯受贿罪，涉及金额为579万余元人民币。因自首情节，法庭决定予以减轻处罚，判处无期徒刑；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与赵安歌同时受审的还有另外3名被告，他们是赵安歌的胞弟、原珠海安平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索立鸽，曾任中国银行总行财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的李耀森和南京银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俊。
索立鸽的辩护人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杜连军则认为，起诉书指控索构成挪用公款共犯缺少必要的事实和依据。有关证据显示，在1993年1月11日前，索并不认识卓、刘等人。同时，有关借款书证实，至迟在当年1月9日前，挪用公款的犯罪预谋已经形成。杜连军认为，即使构成挪用的共犯，索立鸽也处于从犯地位，应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
同时，李耀森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没有与赵安歌等人预谋挪用公款，其女儿在安平公司不占有股份，未参与具体经营，李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最终法院认定，索立鸽和李耀森犯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5年。王龙俊涉嫌的罪名为行贿罪，另案处理。
中银事件频发，金融高官纷纷“落马”
2002年1月15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会上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等多个美国分行发生信贷案件，并将继续审查相关负责人的问题。两天后的1月17日，来自中国银行北京总部消息证实，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局(OCC)公布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书，双方同意就中行北美部分分行的违规行为，对中行各处以1千万美元的罚款。
一时间，这家从1989年至2000年连续12次跻身“世界500强”、1992年至2000年8次被权威的《欧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银行”的机构，成为全球金融界瞩目的焦点。
“内忧”浮出水面与OCC协议书几乎同时出台的还有国家审计署对中国银行2000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的审计结果。据中新社报道，此次国家审计署对中国银行总行、七个省级分行以及150多个分支机构2000年度资产负债损益的审计情况表明，中国银行近年来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但资产质量不高、费用居高不下等问题仍未根本好转。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1月15日召开的审计工作会议上称，此前审计中国银行查出的主要问题是违规放贷、账外经营以及违规开立信用证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等。同时，发现大案要案线索22起，涉案金额27亿元人民币，涉案人员35人，已移交有关部门查处。
事实上，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决不仅限于中国银行。近年来，中国金融系统隐藏着深层次的财务管理及腐败问题，直接的表现就是——各家银行的高官纷纷落马。
2002年10月10日，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朱小华因收受他人股票及现金折合人民币共计405.9万余元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3年12月10日，中国银行原行长王雪冰以“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法庭认定的王雪冰犯罪事实，系其在1993年至2001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贵重礼品共计折合人民币115.14万元。
2004年2月19日，中银国际前副总经理梁小庭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经审查查明：梁小庭在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间，先后4次收受许超凡给予的贿赂款共计港币294.97万元。
2004年8月18日，身兼中银香港董事长的中国银行行长及董事长肖钢在与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会晤后表示，刘金宝、朱赤、张德宝及丁燕生等4名前中银香港高层，涉及挪用资金约3000多万元。该案现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004年7月，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2003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报告称,5名涉嫌犯罪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有4名被逮捕、1名取保候审。2004年8月，肖钢证实，中银香港两名前副总裁朱赤、丁燕生及前总裁办公室主任张德宝已被内地司法机关逮捕。
……
鉴于上述严重而频繁的金融事件，中国银行新任行长李礼辉于2004年8月26日指出：“中国银行要从中银香港‘小金库’事件中吸取教训，改进银行的监督机制、内部审计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
李礼辉说“高层管理人员的权力不是个人的。”权力不能滥用，更不能以权谋私。他表示，中行将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风险管理制度和透明科学的决策系统，以保证信贷决策更加符合市场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警告中国银行莫像日本东京银行一样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