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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人就要管事啊！”
作为改革关键之年的2015年，改革要取得突破、展示含金量，关键何在？关键在人。改革进展缓慢是因为官员不作为，要打破僵局当然也必须从人的因素入手。
李克强总理在3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近两年我们在‘放权’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简政’的力度还不够，而且养的人也太多。养了人就要管事啊！有些时候，一些人在政府该出手的地方‘不作为’，而在不该出手的地方又总是‘手痒痒’，管不住！”此言可谓抓住了改革的“七寸”。
在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驱动下，政府规模出现了无序膨胀。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2012年两会上感慨：“建国60多年了，至今还没有编制法，干部超编和公务员超编严重，给亿万人民加上额外负担。四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增加到1000万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政府规模太大表现在：
第一，五级政府。目前中国拥有中央、省（直辖市）、市、县、乡镇五级政府，不仅不符合現代社会三级政府的普遍规律，也偏离了中国自秦代以来的“朝廷、知府、县”的三级体制。特别是地级市的设立没有宪法依据，依据仅是中央一文件。作为夹心层的地级市无实际存在价值，“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纯属冗余。
第二，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严重冗余。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设置，基本采取自上而下的简单复制，而不考虑其经济社会效益的合理性。例如，县一级政府完全没有必要设“地震局”、“气象局”，此类机构在一个市甚至一个省设置一个就够了。
第三，政府部门人浮于事，超编、“吃空饷”的现象比比皆是。其手段五花八门，如长期不上班却照领工资的“旷工饷”、“病假饷”;虚报人数多领工资的“冒名饷”等。2014年河北清理5.5万人，四川清理清退2.8万人，河南清理1.5万人，吉林清理8600余人……仅四省就有10万余“吃空饷”者现形，可谓触目惊心。海南省现任副省长5人，省政府副秘书长却有11人;北京市现任副市长8人，而市政府副秘书长达16人;宁波市现任副市长7人，市政府副秘书长也有16人。
膨胀的队伍，任性的权力
由于官员队伍庞大臃肿，这也制约了官员“高薪养廉”的空间。在官员工资水平较低的现实环境下，通过设租、寻租获取灰色收入成为“官场常态”。在缺乏有效法治的情况下，权力之手变成了“到处乱摸的手”，“审批的万里长征”就是权力无序膨胀的恶果。曾任体改办副主任的李剑阁在2012年公开直言：“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
权力与腐败成正比。根据研究，2011年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2%。最近两年的反腐风暴所揭露的惊人“贪腐景象”也生动验证了这一点：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查出上亿现金、烧坏四台点钞机，刘志军房产374套、人民币超8亿;徐财厚家藏1吨多现金，财物堆积十几辆卡车;“科级干部”北戴河供水总公司马超群家藏现金1.2亿、黄金37公斤……
膨胀的公务员队伍、任性的权力，不仅导致了高昂的制度运行成本，更成为推进改革的首要障碍。为了守护自己的“权力”，官员必定使出浑身解数，不作为、拖延、应付、假改革，“门好进了、脸好看了，就是不办事”。这并非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个体理性。
早在2014年3月，李克强就指出，“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在座的各部委，你们各自的责任履行了没有？……希望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那样做得不偿失！”2015年初李克强再次提出：“对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坚决采取组织措施”。
以“人员精简”推动“简政放权”
应该认识到，在不减少公务员人数的情况下，不仅改革难以推动，而且容易出现反复。一有机会，各种审批又会“变幻名目”卷土重来。例如，一些地方就出现了以“备案”的名义进行“变相审批”的情形。
当前在中央强大的改革意志面前，公务员队伍已经出现了“松动”迹象。据报道：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目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也不下20人。
但仅仅离职还不够，我们需要的是裁撤岗位，否则人员依然无法精简，改革亦难以深入。笔者建议：1、根据简政放权的进展，在“取消审批权”的同时“撤销”相应的职能部门与编制，以“拆庙”的方式防止和尚回来;2、各部委在提出“简政放权”方案的同时，必须提出对应的机构和人员裁撤方案;3、对被“精简”的公务员，可以按照级别、工作年限等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4、在可能出现的公务员“下海”浪潮中，应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冷却制度，防止形成新一轮的“官商结合”。
改革关键之年，需要抓住改革的关键。面对利益固化的格局，我们不能指望官员们的觉悟。相反，应把“机构和人员精简”与“简政放权”相配套、相衔接。当然，裁减公务员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但正如李克强所言，“（改革）确实很疼，而且在加深，面还会扩大。因为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力推百万大裁军，成为军队现代化的转折点。如今，严重臃肿的官僚体系，不仅让社会不堪重负，更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也让高薪养廉无从谈起。指望在不大幅度减少官员人数情况下，实现简政放权，是自欺欺人的。痛下决心，实现公务员队伍“大瘦身”，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将为之焕然一新！
（财新网 2015.3.27）
作为改革关键之年的2015年，改革要取得突破、展示含金量，关键何在？关键在人。改革进展缓慢是因为官员不作为，要打破僵局当然也必须从人的因素入手。
李克强总理在3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近两年我们在‘放权’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简政’的力度还不够，而且养的人也太多。养了人就要管事啊！有些时候，一些人在政府该出手的地方‘不作为’，而在不该出手的地方又总是‘手痒痒’，管不住！”此言可谓抓住了改革的“七寸”。
在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驱动下，政府规模出现了无序膨胀。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2012年两会上感慨：“建国60多年了，至今还没有编制法，干部超编和公务员超编严重，给亿万人民加上额外负担。四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增加到1000万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政府规模太大表现在：
第一，五级政府。目前中国拥有中央、省（直辖市）、市、县、乡镇五级政府，不仅不符合現代社会三级政府的普遍规律，也偏离了中国自秦代以来的“朝廷、知府、县”的三级体制。特别是地级市的设立没有宪法依据，依据仅是中央一文件。作为夹心层的地级市无实际存在价值，“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纯属冗余。
第二，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严重冗余。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设置，基本采取自上而下的简单复制，而不考虑其经济社会效益的合理性。例如，县一级政府完全没有必要设“地震局”、“气象局”，此类机构在一个市甚至一个省设置一个就够了。
第三，政府部门人浮于事，超编、“吃空饷”的现象比比皆是。其手段五花八门，如长期不上班却照领工资的“旷工饷”、“病假饷”;虚报人数多领工资的“冒名饷”等。2014年河北清理5.5万人，四川清理清退2.8万人，河南清理1.5万人，吉林清理8600余人……仅四省就有10万余“吃空饷”者现形，可谓触目惊心。海南省现任副省长5人，省政府副秘书长却有11人;北京市现任副市长8人，而市政府副秘书长达16人;宁波市现任副市长7人，市政府副秘书长也有16人。
膨胀的队伍，任性的权力
由于官员队伍庞大臃肿，这也制约了官员“高薪养廉”的空间。在官员工资水平较低的现实环境下，通过设租、寻租获取灰色收入成为“官场常态”。在缺乏有效法治的情况下，权力之手变成了“到处乱摸的手”，“审批的万里长征”就是权力无序膨胀的恶果。曾任体改办副主任的李剑阁在2012年公开直言：“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
权力与腐败成正比。根据研究，2011年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2%。最近两年的反腐风暴所揭露的惊人“贪腐景象”也生动验证了这一点：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查出上亿现金、烧坏四台点钞机，刘志军房产374套、人民币超8亿;徐财厚家藏1吨多现金，财物堆积十几辆卡车;“科级干部”北戴河供水总公司马超群家藏现金1.2亿、黄金37公斤……
膨胀的公务员队伍、任性的权力，不仅导致了高昂的制度运行成本，更成为推进改革的首要障碍。为了守护自己的“权力”，官员必定使出浑身解数，不作为、拖延、应付、假改革，“门好进了、脸好看了，就是不办事”。这并非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个体理性。
早在2014年3月，李克强就指出，“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在座的各部委，你们各自的责任履行了没有？……希望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那样做得不偿失！”2015年初李克强再次提出：“对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坚决采取组织措施”。
以“人员精简”推动“简政放权”
应该认识到，在不减少公务员人数的情况下，不仅改革难以推动，而且容易出现反复。一有机会，各种审批又会“变幻名目”卷土重来。例如，一些地方就出现了以“备案”的名义进行“变相审批”的情形。
当前在中央强大的改革意志面前，公务员队伍已经出现了“松动”迹象。据报道：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目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也不下20人。
但仅仅离职还不够，我们需要的是裁撤岗位，否则人员依然无法精简，改革亦难以深入。笔者建议：1、根据简政放权的进展，在“取消审批权”的同时“撤销”相应的职能部门与编制，以“拆庙”的方式防止和尚回来;2、各部委在提出“简政放权”方案的同时，必须提出对应的机构和人员裁撤方案;3、对被“精简”的公务员，可以按照级别、工作年限等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4、在可能出现的公务员“下海”浪潮中，应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冷却制度，防止形成新一轮的“官商结合”。
改革关键之年，需要抓住改革的关键。面对利益固化的格局，我们不能指望官员们的觉悟。相反，应把“机构和人员精简”与“简政放权”相配套、相衔接。当然，裁减公务员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但正如李克强所言，“（改革）确实很疼，而且在加深，面还会扩大。因为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力推百万大裁军，成为军队现代化的转折点。如今，严重臃肿的官僚体系，不仅让社会不堪重负，更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也让高薪养廉无从谈起。指望在不大幅度减少官员人数情况下，实现简政放权，是自欺欺人的。痛下决心，实现公务员队伍“大瘦身”，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将为之焕然一新！
（财新网 2015.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