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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大学生从军是什么状况？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迷惑中，我求助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方向的刘晓莉教授，当我问起关于大学生参与抗战的故事，她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给我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学术资源。当历史学院的一位朋友听说我在做这个选题时，给我推荐了《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本书为我打开了这些从军学子的世界。后来我又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和《中国远征军》，这些资料中包含了部分从军学子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节段。
为找到更原始的史料，嗅到历史的味道，我埋头在武大民国特藏馆翻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一些。其中西南联大的三次从军潮最有代表意义。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原校址，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立了一块西南联大纪念碑。风吹日晒70年，碑面已经显示出斑驳的历史印记。碑的正面刻有冯友兰教授写的碑文，而背面是唐兰教授篆刻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有学生834人。不过，1940年以前参军的并未列入，而且因各种因素遗漏的也不在少数，西南联大实际参军人数应在千人以上。联大学生前后8000名，这样看来，参军人数超过1/10。参军的学生，不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名字刻在不同的纪念碑上，如云南腾冲国殇墓、昆明西郊森林公园的飞虎队纪念碑等。他们用生命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义。
西南联大第一次从军高潮：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37年末到1938年初）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仅仅几个月，中国便到了存亡一线。南京陷落的噩耗传来，西南联大（当时还叫长沙临时大学）的学子，悲痛、震惊、愤怒，百感交集，师生召开大会，是动员会，也是誓师会，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抗战歌曲。马约翰教授在会上高呼口号，鼓励学生到前线去！从军去的呼声响彻校园。学校决定：“凡服务于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愿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于是，有295人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参加抗战工作的推荐信，也有不少人没办手续，直接走到大山大林打游击。比如，清华大学土木系1940级的马继孔和四名山东同学回到山东老家，组织了一支游击队， 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马继孔任参谋长。
第二次从军高潮：1941年至1943年
1941年，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来华参与抗击日军，急切需要大批翻译，于是从全国征调了约70人，其中，西南联大学生占了一半，大学外文系四年级男生基本都被征调赴战场当了翻译兵，也有不少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主动申请。这仅仅是开始，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需要的翻译兵越来越多。随后，又有多批大学生从军做翻译员。
实际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英属缅甸殖民地，驻守英军无力抵抗，故向中国国民政府请求援助，为保卫中国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滇缅公路，1942年至1944年中国政府先后两次派出两次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寇作战，这些学生翻译兵中的大部分又被分到远征军中做了翻译员，随部队从印度进入缅甸，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战役，经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
物理系1944级朱湛，随远征军第五军赴缅作战，兵败无奈撤退穿越野人山。野人山，中国远征军的一个噩梦。这片位于中印缅交界的原始森林，热带暴雨频繁，树木密密麻麻不见天日，猛兽成群，蚂蟥遍地，蚊虫肆虐，病毒蔓延。他们没有补给，并且到处都是有毒的果子。雨季的丛林是蚂蟥的天下，人体一接触到树叶蚂蟥便趁机爬到人身上吸血。而且缅甸的蚂蟥个头特别大，小蚂蟥也会通过衣服缝隙钻进人的皮肤里。每天，他们都能从身上逮到一大把蚂蟥。被毒死的、疾病感染死的、毒蛇咬伤死的、被野兽袭击而死的战士不计其数，中国远征军十万之众出国，活着离开战场的只有四万多人，而最终活着穿越野人山回国的，只有三千多人。朱湛并没有那么幸运，在原始森林中，连日暴雨，弹尽粮绝加上疾病肆虐，他最终长眠于野人山。
还有参加了密支那战役联大学生卢少忱，回忆起这一段历史，仍然心有余悸。“在茂密的丛林中，日寇经常伏击着狙击手，从上下左右放冷枪阻挡部队前进。有一次，我身后一名士兵就挨了一枪，这就是南亚特有的丛林战。还有一次我军趟过一条半人深的小河，水上飘着许多尸体，身上爬满白蛆，整条河水散发腐烂的臭味。我们过河后，身上沾上那种臭味，久而不散，令人作呕。”
除了参加远征军，1941年，西南联大还有一批报考了航空学校的学生。他们经过短暂的训练，就直接从课堂到战场，从地面到高空，到地形复杂的驼峰航线飞行。1944级的邓汤美就是飞越驼峰的一员。
那时，日军已占领缅北密支那，迫使航线不得不进入横断山脉北部。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根本没有明显地标，为了避免日本军机从缅北机场截击，飞机多半是夜间两三点起飞，向西北夜航跨越高原山区，恶劣而复杂的气候更加导致飞行难度大大提高，很多飞行员在这条航线上丧失生命。
现在南京中山陵背后的“航空烈士墓”上，刻有这些空战中牺牲的青年的名字。
第三批从军高潮：1944年
西南联大最大规模的一次从军高潮在1944年，报名从军的学生多达340人。这些热血青年参军后，奔赴缅甸、印度，经过短暂训练后即走上战场。他们多担任技术兵种，如炮兵、翻译、坦克兵、无线电员、汽车兵等。
无数的热血青年，从校园走向战场，他们的踪迹遍布中国抗战多个战场，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一座座抗战纪念碑上，他们穿越枪林弹雨，只为“为国而战”的信念；他们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依旧渴望着有一天能够“解甲归学”，最终却再也没能回到书桌前。
责任编辑：陈晓丽
为找到更原始的史料，嗅到历史的味道，我埋头在武大民国特藏馆翻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一些。其中西南联大的三次从军潮最有代表意义。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原校址，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立了一块西南联大纪念碑。风吹日晒70年，碑面已经显示出斑驳的历史印记。碑的正面刻有冯友兰教授写的碑文，而背面是唐兰教授篆刻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有学生834人。不过，1940年以前参军的并未列入，而且因各种因素遗漏的也不在少数，西南联大实际参军人数应在千人以上。联大学生前后8000名，这样看来，参军人数超过1/10。参军的学生，不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名字刻在不同的纪念碑上，如云南腾冲国殇墓、昆明西郊森林公园的飞虎队纪念碑等。他们用生命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义。
西南联大第一次从军高潮：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37年末到1938年初）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仅仅几个月，中国便到了存亡一线。南京陷落的噩耗传来，西南联大（当时还叫长沙临时大学）的学子，悲痛、震惊、愤怒，百感交集，师生召开大会，是动员会，也是誓师会，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抗战歌曲。马约翰教授在会上高呼口号，鼓励学生到前线去！从军去的呼声响彻校园。学校决定：“凡服务于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愿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于是，有295人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参加抗战工作的推荐信，也有不少人没办手续，直接走到大山大林打游击。比如，清华大学土木系1940级的马继孔和四名山东同学回到山东老家，组织了一支游击队， 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马继孔任参谋长。
第二次从军高潮：1941年至1943年
1941年，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来华参与抗击日军，急切需要大批翻译，于是从全国征调了约70人，其中，西南联大学生占了一半，大学外文系四年级男生基本都被征调赴战场当了翻译兵，也有不少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主动申请。这仅仅是开始，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需要的翻译兵越来越多。随后，又有多批大学生从军做翻译员。
实际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英属缅甸殖民地，驻守英军无力抵抗，故向中国国民政府请求援助，为保卫中国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滇缅公路，1942年至1944年中国政府先后两次派出两次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寇作战，这些学生翻译兵中的大部分又被分到远征军中做了翻译员，随部队从印度进入缅甸，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战役，经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
物理系1944级朱湛，随远征军第五军赴缅作战，兵败无奈撤退穿越野人山。野人山，中国远征军的一个噩梦。这片位于中印缅交界的原始森林，热带暴雨频繁，树木密密麻麻不见天日，猛兽成群，蚂蟥遍地，蚊虫肆虐，病毒蔓延。他们没有补给，并且到处都是有毒的果子。雨季的丛林是蚂蟥的天下，人体一接触到树叶蚂蟥便趁机爬到人身上吸血。而且缅甸的蚂蟥个头特别大，小蚂蟥也会通过衣服缝隙钻进人的皮肤里。每天，他们都能从身上逮到一大把蚂蟥。被毒死的、疾病感染死的、毒蛇咬伤死的、被野兽袭击而死的战士不计其数，中国远征军十万之众出国，活着离开战场的只有四万多人，而最终活着穿越野人山回国的，只有三千多人。朱湛并没有那么幸运，在原始森林中，连日暴雨，弹尽粮绝加上疾病肆虐，他最终长眠于野人山。
还有参加了密支那战役联大学生卢少忱，回忆起这一段历史，仍然心有余悸。“在茂密的丛林中，日寇经常伏击着狙击手，从上下左右放冷枪阻挡部队前进。有一次，我身后一名士兵就挨了一枪，这就是南亚特有的丛林战。还有一次我军趟过一条半人深的小河，水上飘着许多尸体，身上爬满白蛆，整条河水散发腐烂的臭味。我们过河后，身上沾上那种臭味，久而不散，令人作呕。”
除了参加远征军，1941年，西南联大还有一批报考了航空学校的学生。他们经过短暂的训练，就直接从课堂到战场，从地面到高空，到地形复杂的驼峰航线飞行。1944级的邓汤美就是飞越驼峰的一员。
那时，日军已占领缅北密支那，迫使航线不得不进入横断山脉北部。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根本没有明显地标，为了避免日本军机从缅北机场截击，飞机多半是夜间两三点起飞，向西北夜航跨越高原山区，恶劣而复杂的气候更加导致飞行难度大大提高，很多飞行员在这条航线上丧失生命。
现在南京中山陵背后的“航空烈士墓”上，刻有这些空战中牺牲的青年的名字。
第三批从军高潮：1944年
西南联大最大规模的一次从军高潮在1944年，报名从军的学生多达340人。这些热血青年参军后，奔赴缅甸、印度，经过短暂训练后即走上战场。他们多担任技术兵种，如炮兵、翻译、坦克兵、无线电员、汽车兵等。
无数的热血青年，从校园走向战场，他们的踪迹遍布中国抗战多个战场，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一座座抗战纪念碑上，他们穿越枪林弹雨，只为“为国而战”的信念；他们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依旧渴望着有一天能够“解甲归学”，最终却再也没能回到书桌前。
责任编辑：陈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