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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通过家里关系找到工作
先来更准确地定义社会流动，它指的是在一个分层的社会里，个人、家庭或某个特定群体所处的社会阶层或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向上或向下。高等教育，尤其是顶尖大学，通常是年轻人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途径之一。名校的毕业证书既是一块敲门砖，帮毕业生向未来的雇主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是一张“邀请卡”，帮他们加入在全球各地，在各行各业已经事业有成的校友所组成的网络。根据耶鲁网站上的数据，在2013届毕业生里，只有15.2%的人通过家里关系找到工作，62.3%的都是通过学校资源的。
社会流动可以发生在同一代人或不同代人身上。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我们更关注“代际流动”，即年轻人与父辈相比，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或地位变化。同样以耶鲁网站上的学生故事为例，Tracy出生在芝加哥，跟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同时打两份零工，早出晚归，可还是挣扎在贫困线上。家里一到月底就断电断暖气，甚至买不起食物，Tracy经常饿着肚子睡觉。她靠自己的努力考进了耶鲁，又继续攻读伊利诺伊大学的法学院，毕业后加入了芝加哥的老牌律所，后来成为了这家律所历史上首位非裔女合伙人。“我每个季度交的税，比我妈当时整整一年的收入还多。”Tracy把她取得的成就都归功于耶鲁。最让人难忘的一点是，耶鲁带给Tracy的不仅是收入、职业等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成功，还有眼界、信念、责任感等难以量化的深刻变化。在从耶鲁毕业后的20多年里，Tracy一直服务于Y-Apply这个机构，鼓励跟她背景相似的年轻人勇敢地申请耶鲁，同时推动耶鲁招生部门录取更多这样的年轻人。她说：“即使我这辈子没什么其他成就，只要能帮助一个曾经胆怯的年轻人鼓起勇气申请耶鲁，坚持梦想，并完成一些大事，我也就满足了。一次一个就够了。”
结合毕业生就业数据和Tracy这样的个案，常青藤高校交出了一份帮助寒门子弟圆梦的成绩单。但是公众对此并不满意。基于社会流动指数的美国大学排名就此产生。社会流动指数SMI主要考察五项指标：学费、低收入家庭比例、毕业率、毕业后收入和学校基金总数。学费越高、学校基金总数越高（代表学校的声望越高），学校的排名越靠后，代表不利于社会流动；贫困生比例越高，毕业率越高，毕业后收入越高，学校的排名越靠前，代表有利于社会流动。这种新颖的排名方式以“让人跌破眼镜”的结果，把常青藤高校排到400多名以后，引起了社会关注与热烈讨论。它公布了哈佛等名校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不到10%这样“尴尬”的数据，希望这些大学迫于舆论压力提高这一比例。
涟漪效应
这种排名方式还有不少可改进的地方。
首先，学校网页上标明的学费不等同于学生实际负担的费用。哈佛每年的学费是42000多美元，但是年收入在6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都不用负担学费。如果SMI排名针对的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那么就该考虑在减免学费之后，这部分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为零。单单对这一项指标进行调整，常青藤高校的SMI排名就会不同。
其次，低收入家庭比例反映了社会流动的规模，不能体现这种流动的程度与影响力。常青藤高校的招生人数有限，即使让所有的常青藤高校只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它们的招生规模加在一起还比不过加州大学这个公立大学系统。但是，进入常青藤高校的学生有可能实现人生的飞跃，对身边的人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就像Tracy，耶鲁录取了她，产生了一种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像扔一颗石子到平静的水面，会产生一圈圈越来越大的涟漪。Tracy不是一个普通的律师，她成为了所在律所的首位非裔女合伙人，她还推动了耶鲁的招生改革，这会对更多跟她背景相似的年轻人产生激励。她的社会流动产生了超过其他人数倍的影响力，但却不能反映在SMI排名里。就好像评价教师队伍，只看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不看有几位诺奖获得者。
最后，毕业后收入不能反映出学生在信念、责任感等方面的变化。对选择从事学术研究的毕业生而言，他们在读研或者读博期间的收入微薄，可能还需要靠贷款来付学费。哈佛统计大神Gary King教授当年是靠兼职开出租车完成了博士学业。他上课时开玩笑说：“从统计数据来看，我们把人口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其实还有低低收入的人群——他们就是在读的博士生。”每年的毕业生里，还有人选择去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担任志愿者。他们的收入只维持在当地最低水平，通常还需要家里倒贴生活费、差旅费等。在常青藤高校的毕业生里，选择学术或志愿工作这两类群体的比例都不低，因此在SMI排名里对毕业后收入进行统计，要考虑这两类群体的存在以及它们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黄金海岸无寒门
虽然这是一个“不完美”的排名，但如果能让社会流动成为大学除了教学、科研、服务之外的第四大功能，也算是实现了这个排名的使命。但是仅仅根据这些指标对大学进行排名是不够的，帮助这些学生成功地实现向上的流动才是关键。具体来看，以下几个环节都值得去尝试或推广：首先是帮助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大学，尤其是名校。Tracy服务的Y-Apply这类机构为这些学生与大学招生部门之间搭建桥梁。美国这方面最成功的机构是1994年在斯坦福成立的公益组织QuestBridge，免费帮助出身贫寒的高中生申请名校（包括申请奖学金），让这些年轻人可以集中精力学习，不用操心学费或者与招生官“套瓷”的问题。他们的一个主要项目是“大学预科学者奖（College Prep Scholars）”，共有1500多名高中生参加，去哈佛等常青藤高校的暑期学校学习，跟招生官面对面交流等。还有一个项目叫做“全国大学配对（National College Match）”，通过向35所名校推荐合适的申请者，这些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优秀高中生同时也获得四年的全额奖学金，平均价值在20万美元左右。在2012年，共有383名高中生通过这个项目获得了全奖，另有1600多人通过QuestBridge的帮助获得了其他形式的奖学金。从2007年与耶鲁建立起合作关系以来，QuestBridge成功地为耶鲁推荐了700多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 其次是帮助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拓展社交网络。在20世纪初，哈佛院子（the Yard）的宿舍条件简陋，没有自来水、暖气、电灯以及室内厕所。富家子弟们就自己出钱在Mount Auburn街上租房居住，这条街被称为“黄金海岸”（gold coast）。街上有餐馆、舞厅、体育馆、艺术中心等设施，但是很少有出身贫寒的学生前来光顾。为了促进不同背景的学生更多地互动，哈佛大规模改建宿舍，把这些学生集中起来同吃同住，增进了解，从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与什么样的人为友，这是大学阶段很重要的一个选择。通过宿舍安排让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年轻人产生交集，这是大学常用的一种策略。除了宿舍以外，各种选修课、社团活动、比赛等也是拓展网络的机会。如何更好地运用这些机会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挑战。一方面因为需要打工补贴收入，他们参加聚会的课外时间有限；另一方面在兴趣爱好方面，他们与来自富有阶层的同学们也很少有交集。哈佛的年轻非裔经济学家Roland Fryer Jr.教授就是这样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穷小子”。他妈妈很早就离家出走，爸爸是个强奸犯，从小他就在街头长大。在哈佛招待青年学者的晚宴上，他完全不懂别人在讨论的红酒与白酒的区别。但是这个“穷小子”带来了与众不同的视角与坚韧乐观的精神，30岁就被评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非裔教授，2011年还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他不忘自己的出身，定期通过手机短信与跟他成长背景相似的高中生保持联系，鼓励他们申请大学，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Roland Fryer Jr.教授就是一个实现了社会流动的活生生的例子。即使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培养其他兴趣爱好，通过自己的专业学识即可以赢得认可与尊敬，进而回报社会。
最后是帮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顺利过渡到人生的下一阶段。对美国学生而言，毕业以后立刻面临要偿还学生贷款的压力。据最新统计，美国学生贷款总额在一万亿美元左右。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如果不能获得奖学金，光靠打工收入不够支付大学期间的开销，他们就必须申请有政府补贴的低息贷款。但是一旦毕业开始领薪水，就是他们还贷之日的开始。每年都有学生一毕业就因为还不起贷款而申请破产。为了缓解这种经济压力，大学往往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例如常青藤高校的法学院、商学院的学费昂贵，不少学生都是靠贷款完成学业。如果他们在毕业后选择去非营利机构工作，收入就会大打折扣。通常学院会贴钱来帮他们偿还部分甚至全部贷款。大学在这里扮演了“父母”的角色，不仅通过校友网络提供人脉，还通过偿还贷款这样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孩子们追求理想。而这正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帮助每一个聪明上进的年轻人成功，不管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让他们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更丰富的想象力与体验，更热爱的工作与生活。
责任编辑：尹颖尧
先来更准确地定义社会流动，它指的是在一个分层的社会里，个人、家庭或某个特定群体所处的社会阶层或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向上或向下。高等教育，尤其是顶尖大学，通常是年轻人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途径之一。名校的毕业证书既是一块敲门砖，帮毕业生向未来的雇主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是一张“邀请卡”，帮他们加入在全球各地，在各行各业已经事业有成的校友所组成的网络。根据耶鲁网站上的数据，在2013届毕业生里，只有15.2%的人通过家里关系找到工作，62.3%的都是通过学校资源的。
社会流动可以发生在同一代人或不同代人身上。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我们更关注“代际流动”，即年轻人与父辈相比，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或地位变化。同样以耶鲁网站上的学生故事为例，Tracy出生在芝加哥，跟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同时打两份零工，早出晚归，可还是挣扎在贫困线上。家里一到月底就断电断暖气，甚至买不起食物，Tracy经常饿着肚子睡觉。她靠自己的努力考进了耶鲁，又继续攻读伊利诺伊大学的法学院，毕业后加入了芝加哥的老牌律所，后来成为了这家律所历史上首位非裔女合伙人。“我每个季度交的税，比我妈当时整整一年的收入还多。”Tracy把她取得的成就都归功于耶鲁。最让人难忘的一点是，耶鲁带给Tracy的不仅是收入、职业等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成功，还有眼界、信念、责任感等难以量化的深刻变化。在从耶鲁毕业后的20多年里，Tracy一直服务于Y-Apply这个机构，鼓励跟她背景相似的年轻人勇敢地申请耶鲁，同时推动耶鲁招生部门录取更多这样的年轻人。她说：“即使我这辈子没什么其他成就，只要能帮助一个曾经胆怯的年轻人鼓起勇气申请耶鲁，坚持梦想，并完成一些大事，我也就满足了。一次一个就够了。”
结合毕业生就业数据和Tracy这样的个案，常青藤高校交出了一份帮助寒门子弟圆梦的成绩单。但是公众对此并不满意。基于社会流动指数的美国大学排名就此产生。社会流动指数SMI主要考察五项指标：学费、低收入家庭比例、毕业率、毕业后收入和学校基金总数。学费越高、学校基金总数越高（代表学校的声望越高），学校的排名越靠后，代表不利于社会流动；贫困生比例越高，毕业率越高，毕业后收入越高，学校的排名越靠前，代表有利于社会流动。这种新颖的排名方式以“让人跌破眼镜”的结果，把常青藤高校排到400多名以后，引起了社会关注与热烈讨论。它公布了哈佛等名校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不到10%这样“尴尬”的数据，希望这些大学迫于舆论压力提高这一比例。
涟漪效应
这种排名方式还有不少可改进的地方。
首先，学校网页上标明的学费不等同于学生实际负担的费用。哈佛每年的学费是42000多美元，但是年收入在6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都不用负担学费。如果SMI排名针对的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那么就该考虑在减免学费之后，这部分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为零。单单对这一项指标进行调整，常青藤高校的SMI排名就会不同。
其次，低收入家庭比例反映了社会流动的规模，不能体现这种流动的程度与影响力。常青藤高校的招生人数有限，即使让所有的常青藤高校只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它们的招生规模加在一起还比不过加州大学这个公立大学系统。但是，进入常青藤高校的学生有可能实现人生的飞跃，对身边的人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就像Tracy，耶鲁录取了她，产生了一种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像扔一颗石子到平静的水面，会产生一圈圈越来越大的涟漪。Tracy不是一个普通的律师，她成为了所在律所的首位非裔女合伙人，她还推动了耶鲁的招生改革，这会对更多跟她背景相似的年轻人产生激励。她的社会流动产生了超过其他人数倍的影响力，但却不能反映在SMI排名里。就好像评价教师队伍，只看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不看有几位诺奖获得者。
最后，毕业后收入不能反映出学生在信念、责任感等方面的变化。对选择从事学术研究的毕业生而言，他们在读研或者读博期间的收入微薄，可能还需要靠贷款来付学费。哈佛统计大神Gary King教授当年是靠兼职开出租车完成了博士学业。他上课时开玩笑说：“从统计数据来看，我们把人口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其实还有低低收入的人群——他们就是在读的博士生。”每年的毕业生里，还有人选择去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担任志愿者。他们的收入只维持在当地最低水平，通常还需要家里倒贴生活费、差旅费等。在常青藤高校的毕业生里，选择学术或志愿工作这两类群体的比例都不低，因此在SMI排名里对毕业后收入进行统计，要考虑这两类群体的存在以及它们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黄金海岸无寒门
虽然这是一个“不完美”的排名，但如果能让社会流动成为大学除了教学、科研、服务之外的第四大功能，也算是实现了这个排名的使命。但是仅仅根据这些指标对大学进行排名是不够的，帮助这些学生成功地实现向上的流动才是关键。具体来看，以下几个环节都值得去尝试或推广：首先是帮助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大学，尤其是名校。Tracy服务的Y-Apply这类机构为这些学生与大学招生部门之间搭建桥梁。美国这方面最成功的机构是1994年在斯坦福成立的公益组织QuestBridge，免费帮助出身贫寒的高中生申请名校（包括申请奖学金），让这些年轻人可以集中精力学习，不用操心学费或者与招生官“套瓷”的问题。他们的一个主要项目是“大学预科学者奖（College Prep Scholars）”，共有1500多名高中生参加，去哈佛等常青藤高校的暑期学校学习，跟招生官面对面交流等。还有一个项目叫做“全国大学配对（National College Match）”，通过向35所名校推荐合适的申请者，这些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优秀高中生同时也获得四年的全额奖学金，平均价值在20万美元左右。在2012年，共有383名高中生通过这个项目获得了全奖，另有1600多人通过QuestBridge的帮助获得了其他形式的奖学金。从2007年与耶鲁建立起合作关系以来，QuestBridge成功地为耶鲁推荐了700多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 其次是帮助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拓展社交网络。在20世纪初，哈佛院子（the Yard）的宿舍条件简陋，没有自来水、暖气、电灯以及室内厕所。富家子弟们就自己出钱在Mount Auburn街上租房居住，这条街被称为“黄金海岸”（gold coast）。街上有餐馆、舞厅、体育馆、艺术中心等设施，但是很少有出身贫寒的学生前来光顾。为了促进不同背景的学生更多地互动，哈佛大规模改建宿舍，把这些学生集中起来同吃同住，增进了解，从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与什么样的人为友，这是大学阶段很重要的一个选择。通过宿舍安排让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年轻人产生交集，这是大学常用的一种策略。除了宿舍以外，各种选修课、社团活动、比赛等也是拓展网络的机会。如何更好地运用这些机会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挑战。一方面因为需要打工补贴收入，他们参加聚会的课外时间有限；另一方面在兴趣爱好方面，他们与来自富有阶层的同学们也很少有交集。哈佛的年轻非裔经济学家Roland Fryer Jr.教授就是这样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穷小子”。他妈妈很早就离家出走，爸爸是个强奸犯，从小他就在街头长大。在哈佛招待青年学者的晚宴上，他完全不懂别人在讨论的红酒与白酒的区别。但是这个“穷小子”带来了与众不同的视角与坚韧乐观的精神，30岁就被评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非裔教授，2011年还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他不忘自己的出身，定期通过手机短信与跟他成长背景相似的高中生保持联系，鼓励他们申请大学，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Roland Fryer Jr.教授就是一个实现了社会流动的活生生的例子。即使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培养其他兴趣爱好，通过自己的专业学识即可以赢得认可与尊敬，进而回报社会。
最后是帮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顺利过渡到人生的下一阶段。对美国学生而言，毕业以后立刻面临要偿还学生贷款的压力。据最新统计，美国学生贷款总额在一万亿美元左右。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如果不能获得奖学金，光靠打工收入不够支付大学期间的开销，他们就必须申请有政府补贴的低息贷款。但是一旦毕业开始领薪水，就是他们还贷之日的开始。每年都有学生一毕业就因为还不起贷款而申请破产。为了缓解这种经济压力，大学往往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例如常青藤高校的法学院、商学院的学费昂贵，不少学生都是靠贷款完成学业。如果他们在毕业后选择去非营利机构工作，收入就会大打折扣。通常学院会贴钱来帮他们偿还部分甚至全部贷款。大学在这里扮演了“父母”的角色，不仅通过校友网络提供人脉，还通过偿还贷款这样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孩子们追求理想。而这正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帮助每一个聪明上进的年轻人成功，不管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让他们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更丰富的想象力与体验，更热爱的工作与生活。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