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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方志与谱系，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源流。其中，方志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周王朝。当时王朝中央和各诸侯国，分别设有五史官职，其中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负责记载各侯国风土人情和历史沿革。孔子周游列国，最感兴趣的就是历览了近二十国的这类宝书，史志界称之为“国别史”，它不同于之后历代封建王朝主持编修的“国史”，而是方域之史，是方志的雏形。
秦汉一统政权建立后，形势要求“宰郡国需胸中全具一郡国，宰天下须胸中全具一天下”的治理能力，于是地理志、地记和图经这类志书应运而生。汉武帝时，朝廷命地方官把记载山川、物产、贡赋等情况的资料，时称“地志”，随“计书”（记载贡赋之类的文书）一同报送中央。兰台令史班固利用这些资料编纂了第一部系统的全国性地理总志——《汉书·地理志》。这部书不仅记载了各郡、县和侯国的山川、地产、人口和民俗，内容十分丰富，是地志著述的集大成者，而且为二十四史开设地理志带了个好头。
受地理志的影响，隋唐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图经。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修志日盛。隋炀帝兴之所至，下令“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并且敕秘书学士18人修十郡志。编成800卷，隋炀帝嫌不够，遣回重修，遂成《区宇图志》1200卷，隋炀帝大为高兴，赏锦300段，命其收于府库。这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的志书。唐代官修志书逐步形成制度，朝廷明确规定州郡每3年（后改为5年）编修一次图经报尚书省兵部职方，内容要求备载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经费一律从州县杂罚钱中列支。唐代图志，有图有说，以说为主，与过去的以图为主、以说为附大有创新。《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全书40卷，以当时关内、河南、河北等地10道为纲，分别记述各府州县的户口、疆域道里、形势险要、地理沿革、山水湖泊、丘墓古迹、贡赋物产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舆论图经，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宋代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其特点首先是朝廷重视，从宋太祖至宋徽宗诸位皇帝均曾下诏修志，并于大观元年创设九域图志局，开国家设局修志的先河；其次是形成传统和规模，宋代郡县必修志，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修志或编修不及时，地方主管就会被定为失职而罢官，所以“今僻陋小郡、偏远小邑，亦必有记焉”；第三数量多、卷帙繁，巨志名作迭出。《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统计，宋代方志800多种，大大超过前朝历代方志总和。其中太平兴国年间乐史引用大量图经编纂的《太平寰宇记》200卷，祥符年间李宗谔、王曾编纂的《祥符州县图经》达1566卷，府州县志方面，超过20卷的数不胜数。
元代方志虽无大的发展，却全面完成了从图经向方志的过渡，创修了全国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也出了一批如《延祐四名志》、《至元嘉禾志》之类的名志。明清方志全面进入兴盛时期，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年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16则，规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4类，同时规定了各类目的编写原则，以便统一各州县志书的内容和体例。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足见明王朝对方志的重视和普及的程度。据统计，明代所修方志达到2892种，比宋代差不多增加3倍，今尚存992种。
清代，方志编纂进入鼎盛时期，无论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显著特点：一是朝廷颁例诏修，皇帝亲审志书。康熙二十二年，礼部奉命檄催各省设局修志。雍正帝颁令各省、府、州、县志书每60年重修一次，要求根据志书的好坏给予必要的奖惩。乾隆帝最在意《一统志》的编纂，史臣进呈稿本，都亲自审阅，严加批改。二是大批学者参与修志，推动方志学的建立。仅江苏武进、阳湖两地，就有500多学者参加了全国各地的修志活动，形成了以乾嘉时期一流学者戴震、洪亮吉为代表的考据派，主张修志要厚古薄今，贵因而不贵创；以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与考据派针锋相对，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涉及方志的性质、编纂范围、体例、章法和修志工作等方方面面，创立了方志学。三是方志编修空前普及。据记载，现有的清代方志5701种，约占现有全国方志总数8200余种的70%，全国除新疆等省份外，几乎所有县及以上行政单位都修了志书，部分省还修有乡镇志、卫生志、土司志、里志等。
即使在政局动荡、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方志编修仍未断续，而且在某些局部有创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方志工作一直很受重视。至20世纪80年代，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建立了三级修志机构，全国参与编纂的工作人员总数超过10万。至2004年正式出版的新方志，仅省、市、县三级就达5000部以上，还有1.2万多部乡镇志、部门志、专业志、厂矿企业志、学校志以及相当数量的年鉴、地情书，在数量上远超历朝历代。2006年国务院颁发《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每20年左右修一轮方志，为修志开辟了法律通道，具有里程碑意义。
秦汉一统政权建立后，形势要求“宰郡国需胸中全具一郡国，宰天下须胸中全具一天下”的治理能力，于是地理志、地记和图经这类志书应运而生。汉武帝时，朝廷命地方官把记载山川、物产、贡赋等情况的资料，时称“地志”，随“计书”（记载贡赋之类的文书）一同报送中央。兰台令史班固利用这些资料编纂了第一部系统的全国性地理总志——《汉书·地理志》。这部书不仅记载了各郡、县和侯国的山川、地产、人口和民俗，内容十分丰富，是地志著述的集大成者，而且为二十四史开设地理志带了个好头。
受地理志的影响，隋唐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图经。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修志日盛。隋炀帝兴之所至，下令“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并且敕秘书学士18人修十郡志。编成800卷，隋炀帝嫌不够，遣回重修，遂成《区宇图志》1200卷，隋炀帝大为高兴，赏锦300段，命其收于府库。这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的志书。唐代官修志书逐步形成制度，朝廷明确规定州郡每3年（后改为5年）编修一次图经报尚书省兵部职方，内容要求备载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经费一律从州县杂罚钱中列支。唐代图志，有图有说，以说为主，与过去的以图为主、以说为附大有创新。《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全书40卷，以当时关内、河南、河北等地10道为纲，分别记述各府州县的户口、疆域道里、形势险要、地理沿革、山水湖泊、丘墓古迹、贡赋物产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舆论图经，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宋代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其特点首先是朝廷重视，从宋太祖至宋徽宗诸位皇帝均曾下诏修志，并于大观元年创设九域图志局，开国家设局修志的先河；其次是形成传统和规模，宋代郡县必修志，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修志或编修不及时，地方主管就会被定为失职而罢官，所以“今僻陋小郡、偏远小邑，亦必有记焉”；第三数量多、卷帙繁，巨志名作迭出。《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统计，宋代方志800多种，大大超过前朝历代方志总和。其中太平兴国年间乐史引用大量图经编纂的《太平寰宇记》200卷，祥符年间李宗谔、王曾编纂的《祥符州县图经》达1566卷，府州县志方面，超过20卷的数不胜数。
元代方志虽无大的发展，却全面完成了从图经向方志的过渡，创修了全国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也出了一批如《延祐四名志》、《至元嘉禾志》之类的名志。明清方志全面进入兴盛时期，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年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16则，规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4类，同时规定了各类目的编写原则，以便统一各州县志书的内容和体例。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足见明王朝对方志的重视和普及的程度。据统计，明代所修方志达到2892种，比宋代差不多增加3倍，今尚存992种。
清代，方志编纂进入鼎盛时期，无论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显著特点：一是朝廷颁例诏修，皇帝亲审志书。康熙二十二年，礼部奉命檄催各省设局修志。雍正帝颁令各省、府、州、县志书每60年重修一次，要求根据志书的好坏给予必要的奖惩。乾隆帝最在意《一统志》的编纂，史臣进呈稿本，都亲自审阅，严加批改。二是大批学者参与修志，推动方志学的建立。仅江苏武进、阳湖两地，就有500多学者参加了全国各地的修志活动，形成了以乾嘉时期一流学者戴震、洪亮吉为代表的考据派，主张修志要厚古薄今，贵因而不贵创；以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与考据派针锋相对，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涉及方志的性质、编纂范围、体例、章法和修志工作等方方面面，创立了方志学。三是方志编修空前普及。据记载，现有的清代方志5701种，约占现有全国方志总数8200余种的70%，全国除新疆等省份外，几乎所有县及以上行政单位都修了志书，部分省还修有乡镇志、卫生志、土司志、里志等。
即使在政局动荡、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方志编修仍未断续，而且在某些局部有创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方志工作一直很受重视。至20世纪80年代，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建立了三级修志机构，全国参与编纂的工作人员总数超过10万。至2004年正式出版的新方志，仅省、市、县三级就达5000部以上，还有1.2万多部乡镇志、部门志、专业志、厂矿企业志、学校志以及相当数量的年鉴、地情书，在数量上远超历朝历代。2006年国务院颁发《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每20年左右修一轮方志，为修志开辟了法律通道，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