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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计划制度向市场制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制度现象之一，这种国家的全面转型为现代国家治理构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政府）单向的一元统治已不可能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需要把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有机整合起来，培育现代社会力量，而滋生于社会中的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实现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增长极。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紧要课题。因而，本文试图从当前国家与市场和社会关系深刻变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入手，通过对社会组织的价值和功能定位的认知，然后分析社会组织的成长困境，最后基于中国的逻辑尝试性地提出多元协同治理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 社会组织 现代国家治理 协同治理 中国逻辑
作者简介：许强，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原理与方法等。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1.062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共同体中，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而言，秩序都是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有了良好的秩序，我们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从价值的角度说，政治的首要价值目标就是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建立有效的秩序，从而使人类的文明得以维系和传承。” 在现代化中实现政治发展，是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努力争取的目标。但事情往往是事与愿违，大部分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实现政治发展，反而陷入了永无休止的政治动荡中。由此，亨廷顿曾断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从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导致国家失序的原因还是在于现代化，而不在于现代性。那么，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有效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失序或“政治衰朽”的现象，顺利的实现国家现代化呢？这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命题。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意味着国家的整个治理活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都将朝着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向迈进。当“国家”与“治理”——这样一个来自于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舶来品，以政策文本和制度安排的形式融入中国的顶层设计中时，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都将发生根本性地改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基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进一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时代新命题，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市场对话。那么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应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并演化，以承接国家治理体系的底层构建与治理能力的基层型塑？换言之，国家与社会、市场是如何对话的？其中介是什么？什么样的中介组织载体或实体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社会生活的合理串联与有效对接？
二、社会组织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与功能
中国社会涌现出的以非政府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主性力量的主体成份和重要载体，是国家与社会、市场对话的中介，已在有效促进社会自我调适、弥补政府失灵（失效）与市场失灵（失效）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又一重要智力支撑和新的增长极。其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具体的功能有：公民性塑造的功能、政治认同的功能和权力制约的功能。
（一）公民性塑造的功能
公民社会是一个彰显公共精神的社会，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国家（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包括合法性、责任性、透明性、法治、参与在内的制度性要素，也内涵回应、有效、稳定、廉洁和公正等价值性要素，善治的实现也就是其要素的现实化过程，要实现善治需要国家（政府）和公民共同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首要的是就是增强公民的公民意识，塑造有理性的公民。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成员——社会组织——是培养公民理性自律品格的重要平台。
中国是一个“臣民意识”浓厚的国家，随着思想的解放，公民的选择性和自主性得到增强，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臣民文化的影响。转型期社会组织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公民加入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参与政治，这样有助于加深公民对自身角色的再认识，有助于公民认识到自己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从而培育其公民意识。公民参与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公民的参与意识。简言之，社会组织通过提升公民意识、形塑公民性品格来助力现代国家治理。
（二）政治认同的功能
任何国家的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民众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无论什么形态的政府，履行其内在职能是保证政府存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根本。” 而合法性的基础又来源于政治认同，只有获得民众的自愿服从，其统治才具有效力，也才能构建稳定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形成和稳定就是在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实现的，对政治秩序的认同是一定社会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基础 。近年来的腐败主体也由底层向高层发展，“在所有社会里，顺着官僚金字塔和政治阶梯越向上攀，腐化的规模就越大。” 高层政治腐败丑闻层出不穷，腐败的规模和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来越大，严重侵蚀着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公民利益得不到尊重，权利得不到维护，长此以往公民与国家（政府）的矛盾不断积累，公民也不在像过去那样忠诚于国家（政府），甚至走向了与国家（政府）的对立面，这样国家（政府）丧失了公信力，出现了认同弱化甚至认同危机。例如，近年来不断上演的群体性事件（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九江事件、吉首事件、什邡事件等）大多都是干群关系恶化引发或扩大的。
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提出，确定了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合法性的主体地位。社会组织作为联系国家与社会中介的一种组织载体，滋长于社会之中，能够组织分散的群众，采取有组织、有目的、有序的、理性的集体行动。它能让国家政策真正走进底层公民生活世界，并以民主、理性、公正、平等对话的方式使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大众诉求实现有效对接和相互沟通。反过来也推动了国家（政府）政策的落实，提高了政府的行动能力，增强公民对国家（政府）的政治认同感，能够为实现民主政治创造条件。 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社会组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领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推进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社会组织帮助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必须激发社会活力，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积极开展社会组织与市场、国家（政府）的协商。其中，国家通过全局发展的方向引导、国家重点领域的干预调节、基本民生的人权保障等，提供平等多元、自由公正的价值指引和秩序校正，而更大范围、更日常化的社会秩序，则是由多元社会主体、特别是社会组织来塑造和维护的。
总体来说，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所成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发展空间依然很大，但发展道路漫长，需要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社会组织自身等多重力量共同形塑。当然，构建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协调治理的中国方案，打造多元构建、互动平衡、共建共享的治理信格局，对于国家（政府）、市场、社会和社会组织自身来说，都是一个渐进的需要一个不断探索、学习、适应和磨合的探索过程。
五、结语
国家（政府）权力由公民赋予，公民是国家（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国家（政府）权力最后的归宿必然是回归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对国家（政府）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还可以承接国家（政府）权力的让渡，这是国家（政府）权力回归社会的一种理性选择。总体而言，在复杂的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组织遵循中国的制度构建逻辑，通过与市场和国家（政府）的合作博弈、扎根底层的社会动员、迂回曲折的灵活参与等带来的法治秩序、民主环境以及全社会公民意识的提升。
注释：
周光辉.政治文明的主题：人类对合理的公共秩序的追求.社会科学战线.2003（4）.
[美]塞缪尔·亨廷頓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1，51.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59.
林尚立、王华.创造治理：民间组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学术月刊.2006（5）.
徐东.试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认同基础.求实.2010（12）.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约翰·基恩著.邓正来、周勇译.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形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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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山.从国家构建到共建共享的法治转向——基于社会组织与法治建设之间关系的考察.法学研究.2017（3）.
关键词 社会组织 现代国家治理 协同治理 中国逻辑
作者简介：许强，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原理与方法等。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1.062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共同体中，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而言，秩序都是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有了良好的秩序，我们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从价值的角度说，政治的首要价值目标就是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建立有效的秩序，从而使人类的文明得以维系和传承。” 在现代化中实现政治发展，是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努力争取的目标。但事情往往是事与愿违，大部分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实现政治发展，反而陷入了永无休止的政治动荡中。由此，亨廷顿曾断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从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导致国家失序的原因还是在于现代化，而不在于现代性。那么，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有效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失序或“政治衰朽”的现象，顺利的实现国家现代化呢？这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命题。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意味着国家的整个治理活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都将朝着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向迈进。当“国家”与“治理”——这样一个来自于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舶来品，以政策文本和制度安排的形式融入中国的顶层设计中时，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都将发生根本性地改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基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进一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时代新命题，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市场对话。那么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应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并演化，以承接国家治理体系的底层构建与治理能力的基层型塑？换言之，国家与社会、市场是如何对话的？其中介是什么？什么样的中介组织载体或实体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社会生活的合理串联与有效对接？
二、社会组织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与功能
中国社会涌现出的以非政府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主性力量的主体成份和重要载体，是国家与社会、市场对话的中介，已在有效促进社会自我调适、弥补政府失灵（失效）与市场失灵（失效）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又一重要智力支撑和新的增长极。其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具体的功能有：公民性塑造的功能、政治认同的功能和权力制约的功能。
（一）公民性塑造的功能
公民社会是一个彰显公共精神的社会，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国家（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包括合法性、责任性、透明性、法治、参与在内的制度性要素，也内涵回应、有效、稳定、廉洁和公正等价值性要素，善治的实现也就是其要素的现实化过程，要实现善治需要国家（政府）和公民共同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首要的是就是增强公民的公民意识，塑造有理性的公民。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成员——社会组织——是培养公民理性自律品格的重要平台。
中国是一个“臣民意识”浓厚的国家，随着思想的解放，公民的选择性和自主性得到增强，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臣民文化的影响。转型期社会组织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公民加入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参与政治，这样有助于加深公民对自身角色的再认识，有助于公民认识到自己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从而培育其公民意识。公民参与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公民的参与意识。简言之，社会组织通过提升公民意识、形塑公民性品格来助力现代国家治理。
（二）政治认同的功能
任何国家的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民众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无论什么形态的政府，履行其内在职能是保证政府存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根本。” 而合法性的基础又来源于政治认同，只有获得民众的自愿服从，其统治才具有效力，也才能构建稳定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形成和稳定就是在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实现的，对政治秩序的认同是一定社会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基础 。近年来的腐败主体也由底层向高层发展，“在所有社会里，顺着官僚金字塔和政治阶梯越向上攀，腐化的规模就越大。” 高层政治腐败丑闻层出不穷，腐败的规模和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来越大，严重侵蚀着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公民利益得不到尊重，权利得不到维护，长此以往公民与国家（政府）的矛盾不断积累，公民也不在像过去那样忠诚于国家（政府），甚至走向了与国家（政府）的对立面，这样国家（政府）丧失了公信力，出现了认同弱化甚至认同危机。例如，近年来不断上演的群体性事件（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九江事件、吉首事件、什邡事件等）大多都是干群关系恶化引发或扩大的。
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提出，确定了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合法性的主体地位。社会组织作为联系国家与社会中介的一种组织载体，滋长于社会之中，能够组织分散的群众，采取有组织、有目的、有序的、理性的集体行动。它能让国家政策真正走进底层公民生活世界，并以民主、理性、公正、平等对话的方式使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大众诉求实现有效对接和相互沟通。反过来也推动了国家（政府）政策的落实，提高了政府的行动能力，增强公民对国家（政府）的政治认同感，能够为实现民主政治创造条件。 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社会组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领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推进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社会组织帮助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必须激发社会活力，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积极开展社会组织与市场、国家（政府）的协商。其中，国家通过全局发展的方向引导、国家重点领域的干预调节、基本民生的人权保障等，提供平等多元、自由公正的价值指引和秩序校正，而更大范围、更日常化的社会秩序，则是由多元社会主体、特别是社会组织来塑造和维护的。
总体来说，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所成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发展空间依然很大，但发展道路漫长，需要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社会组织自身等多重力量共同形塑。当然，构建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协调治理的中国方案，打造多元构建、互动平衡、共建共享的治理信格局，对于国家（政府）、市场、社会和社会组织自身来说，都是一个渐进的需要一个不断探索、学习、适应和磨合的探索过程。
五、结语
国家（政府）权力由公民赋予，公民是国家（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国家（政府）权力最后的归宿必然是回归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对国家（政府）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还可以承接国家（政府）权力的让渡，这是国家（政府）权力回归社会的一种理性选择。总体而言，在复杂的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组织遵循中国的制度构建逻辑，通过与市场和国家（政府）的合作博弈、扎根底层的社会动员、迂回曲折的灵活参与等带来的法治秩序、民主环境以及全社会公民意识的提升。
注释：
周光辉.政治文明的主题：人类对合理的公共秩序的追求.社会科学战线.2003（4）.
[美]塞缪尔·亨廷頓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1，51.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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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东.试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认同基础.求实.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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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基恩著.邓正来、周勇译.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形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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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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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鸿祥.行业协会发展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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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山.从国家构建到共建共享的法治转向——基于社会组织与法治建设之间关系的考察.法学研究.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