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名校办民校”或退出历史舞台。
近日，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下称《通知》），“剑指”“公参民”办学模式诱发的矛盾和问题，将对“公参民”学校进行专项规范。
市场分析称，“公参民”办学被叫停，一场转制大幕已缓缓拉开。两年过渡期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参民”学校将退出历史舞台。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认为：“民办教育中的乱象，促使年轻父母教育焦虑和经济负担加重，在深层次上还会影响到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种种情况说明，民办教育需要整顿，需要规范，才能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
“名校办民校”的急刹车始于上海、广州。
2020年3月，浦东最牛初中——民办张江集团学校转制，成为一所公办初中;今年3月，一则“民办初中广州广雅实验学校转办为公办学校”的消息刷爆教育圈。
今年5月，国务院颁布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明确，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
未来两年的过渡期内，各地将全面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办学。其实，早在《通知》落地之前，各地的“民转公”动作频繁。4月以来，重庆市已有至少10所“公参民”学校确定拟转为公办;7月，山西太原9所学校宣布转公……
据《湖南日报》报道，“名校办民校”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但这种做法占用了公共资源和名校的招牌，为少数学校牟利，不利于均衡教育发展。
创梦者教育集团董事长伍育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期教育新政频出，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规范和调整民办教育发展，中国的教育格局面临重新洗牌。”
在“民办转公办”的同时，各地民办校也在瘦身，调减民办教育比例。今年湖南、江苏、四川等地，纷纷调减民办中小学的在校生人数。
湖南提出，将民办义务教育规模占比预计调减到5%及以下。江苏提出，原则上将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力争在2～3年内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占比降至5%以下，其中县域内的降至15%以下。
今年6月，四川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暂停审批设立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宣布暂停审批设立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此外要适当缩减2021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
“公办学校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也产生了较多的问题。”今年5月17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种模式一方面稀释了公办学校本身的品牌资源，加剧了教育焦虑，由此衍生出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利用公办学校的优质品牌，采用民办学校的收费机制，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教育秩序。
民办教育政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调整？
“民办教育体量过大，跟政府的行为变化有关。”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一些民办学校为了上市，与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结合，招生“掐尖”加剧了大城市的择校竞争和家长焦虑。
从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来看，2020年，全国共有民办学校18.67万所，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总数的比例超过了1/3;在校生5564.45万人，占比接近1/5。
其中，各地民办教育学校占比较高也引发监管关注。2021年6月，在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四川省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中发现，四川绵阳市涪城区民办义务教育所占比例偏高，在校生规模占比超过30%，个别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达1.7万人。
深圳市提出，“十四五”期间，民办教育阶段学校数量将从目前占比33.6%下降至15%左右。
“尽管民办教育在全国在校生中的占比在10%上下，这是合理的，但是很多大城市，包括农村，民办教育学生比重达到了30%～60%，这种现象是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杨东平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民办教育占比高达60%的湖南耒阳就曾因把一些公办学校的学生分流到民办学校，引发群体事件。
“民办教育比重维持在10%左右，公办教育占比90%，这是比较合理的。”伍育强坦言，民办教育是公办教育非常好的补充。
国内民办学校这一比例明显偏高，相较于国外，欧洲国家民办教育的比重通常在3%～7%，日本是2%。
近年来，民办教育行业出现的无序竞争、违规办学等乱象，甚至在民办教育某些领域中出現过度资本化、过度商业化，亟待整治规范。
“名校”的优质资源本来姓“公”，这部分资源却被输送到“民校”。名校最稀缺的就是优质名师，一些民办学校为了稳住教学质量，不惜高薪挖人，形成校际恶性竞争。
此外，民办教育领域甚至出现一些“怪现象”——很多地方教育局长退下来以后，去民办学校当董事长，出现权钱交易的现象。
近年，一些民办学校和开发商“联姻”，房产商投入资本，“名校”投入师资、管理和“金字招牌”，通过“房地产 教育”营销模式，将中小学入学资格与楼盘销售挂钩，拉升房价，学校和开发商从中获取暴利。
一位从事义务教育行业20多年的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说：“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上述这种恶性竞争、‘教育 地产’模式等商业化、资本化运作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剧了家长焦虑，这些肯定会退出历史舞台。”
近两年，一系列新的教育法规政策密集出台，标志着新一轮的教育大变革全面展开。
今年5月，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民办教育，保障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鼓励、引导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
民办教育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明确公益属性的功能定位下逐渐淡化。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制定十分谨慎，是务实与改革相结合，既尊重当前民办教育发展的现实，保护民办教育举办者的权利，同时，也体现分类管理改革的精神。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指出，公办与民办教育的比例关系还需更好的调整。调整的主要方向，应当是政府更好地履行宪法规定的关于义务教育的职责，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提高整个义务教育的公共性，而不是特意压制民办学校。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原秘书长王文源撰文称，当民办教育发展的“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和“教育剪刀差红利”已经或逐步消失时，举办者和民办学校应当在实践中坚守立德树人的本职，抵制“忽悠”、消除“泡沫”、挤出“水分”。
近日，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下称《通知》），“剑指”“公参民”办学模式诱发的矛盾和问题，将对“公参民”学校进行专项规范。
市场分析称，“公参民”办学被叫停，一场转制大幕已缓缓拉开。两年过渡期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参民”学校将退出历史舞台。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认为：“民办教育中的乱象，促使年轻父母教育焦虑和经济负担加重，在深层次上还会影响到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种种情况说明，民办教育需要整顿，需要规范，才能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
“名校办民校”迎来大整顿
“名校办民校”的急刹车始于上海、广州。
2020年3月，浦东最牛初中——民办张江集团学校转制，成为一所公办初中;今年3月，一则“民办初中广州广雅实验学校转办为公办学校”的消息刷爆教育圈。
今年5月，国务院颁布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明确，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
未来两年的过渡期内，各地将全面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办学。其实，早在《通知》落地之前，各地的“民转公”动作频繁。4月以来，重庆市已有至少10所“公参民”学校确定拟转为公办;7月，山西太原9所学校宣布转公……
据《湖南日报》报道，“名校办民校”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但这种做法占用了公共资源和名校的招牌，为少数学校牟利，不利于均衡教育发展。
创梦者教育集团董事长伍育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期教育新政频出，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规范和调整民办教育发展，中国的教育格局面临重新洗牌。”
在“民办转公办”的同时，各地民办校也在瘦身，调减民办教育比例。今年湖南、江苏、四川等地，纷纷调减民办中小学的在校生人数。
湖南提出，将民办义务教育规模占比预计调减到5%及以下。江苏提出，原则上将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力争在2～3年内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占比降至5%以下，其中县域内的降至15%以下。
今年6月，四川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暂停审批设立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宣布暂停审批设立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此外要适当缩减2021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
“公办学校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也产生了较多的问题。”今年5月17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种模式一方面稀释了公办学校本身的品牌资源，加剧了教育焦虑，由此衍生出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利用公办学校的优质品牌，采用民办学校的收费机制，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教育秩序。
调整背后：民办教育体量过大;
一度出现过度资本化、商业化
民办教育政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调整？
“民办教育体量过大，跟政府的行为变化有关。”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一些民办学校为了上市，与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结合，招生“掐尖”加剧了大城市的择校竞争和家长焦虑。
从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来看，2020年，全国共有民办学校18.67万所，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总数的比例超过了1/3;在校生5564.45万人，占比接近1/5。
其中，各地民办教育学校占比较高也引发监管关注。2021年6月，在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四川省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中发现，四川绵阳市涪城区民办义务教育所占比例偏高，在校生规模占比超过30%，个别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达1.7万人。
深圳市提出，“十四五”期间，民办教育阶段学校数量将从目前占比33.6%下降至15%左右。
“尽管民办教育在全国在校生中的占比在10%上下，这是合理的，但是很多大城市，包括农村，民办教育学生比重达到了30%～60%，这种现象是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杨东平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民办教育占比高达60%的湖南耒阳就曾因把一些公办学校的学生分流到民办学校，引发群体事件。
“民办教育比重维持在10%左右，公办教育占比90%，这是比较合理的。”伍育强坦言，民办教育是公办教育非常好的补充。
国内民办学校这一比例明显偏高，相较于国外，欧洲国家民办教育的比重通常在3%～7%，日本是2%。
近年来，民办教育行业出现的无序竞争、违规办学等乱象，甚至在民办教育某些领域中出現过度资本化、过度商业化，亟待整治规范。
“名校”的优质资源本来姓“公”，这部分资源却被输送到“民校”。名校最稀缺的就是优质名师，一些民办学校为了稳住教学质量，不惜高薪挖人，形成校际恶性竞争。
此外，民办教育领域甚至出现一些“怪现象”——很多地方教育局长退下来以后，去民办学校当董事长，出现权钱交易的现象。
近年，一些民办学校和开发商“联姻”，房产商投入资本，“名校”投入师资、管理和“金字招牌”，通过“房地产 教育”营销模式，将中小学入学资格与楼盘销售挂钩，拉升房价，学校和开发商从中获取暴利。
一位从事义务教育行业20多年的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说：“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上述这种恶性竞争、‘教育 地产’模式等商业化、资本化运作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剧了家长焦虑，这些肯定会退出历史舞台。”
民办教育出路在哪里？
近两年，一系列新的教育法规政策密集出台，标志着新一轮的教育大变革全面展开。
今年5月，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民办教育，保障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鼓励、引导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
民办教育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明确公益属性的功能定位下逐渐淡化。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制定十分谨慎，是务实与改革相结合，既尊重当前民办教育发展的现实，保护民办教育举办者的权利，同时，也体现分类管理改革的精神。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指出，公办与民办教育的比例关系还需更好的调整。调整的主要方向，应当是政府更好地履行宪法规定的关于义务教育的职责，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提高整个义务教育的公共性，而不是特意压制民办学校。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原秘书长王文源撰文称，当民办教育发展的“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和“教育剪刀差红利”已经或逐步消失时，举办者和民办学校应当在实践中坚守立德树人的本职，抵制“忽悠”、消除“泡沫”、挤出“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