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拉拉是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女主角。
少女拉拉是一个发育完全、出落标致的姑娘，“素手纤纤”，“胸脯紧绷绷的”，有一种纯洁的“灵性美”。男人看了没有不动心的，何况科马罗夫斯基这样的“老色狼”，他在去看望老情人拉拉母亲的时候盯上了。他的持续凝视让拉拉“窘得满脸通红”，拉拉不禁想“他是母亲的……他干吗用那种眼神盯着我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拉拉母亲病了，改由拉拉陪科马罗夫斯基参加宴会。音乐，华尔兹，红酒，这一切让少女拉拉沦陷了。他先是吻了她，然后又带她去了旅馆。拉拉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感到眩晕、迷惑、愧疚，但又不自禁产生幾分欣喜，这“显示她已经是个大人了”，而她的那些女同学“不过是幼稚的孩子”，她产生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豪感。科马罗夫斯基是一个性爱经验丰富的调情高手，他在封闭的马车上和拉拉做爱，在剧院包厢和她亲热，这一切都唤醒了少女拉拉“心灵深处沉睡的小妖精”，她“想模仿他的狂热大胆”。科马罗夫斯基是一个有钱的漂亮男人，尊她为女神，带她去剧院和音乐会，出入各种高档消费场所，这大大地满足了她的虚荣心。
后来，拉拉决心摆脱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的不幸处境，不再做一个既受“老淫棍”的伎俩、又受一己弱点摆布的木偶。“她要摆脱她所知道、她所经历的一切，然后重新做人”。她擎着从帕沙那里得来的一把手枪，射向科马罗夫斯基，结果却射偏了。
枪响隐喻了与过往的告别。发烧的拉拉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反复犹豫后，她最终嫁给了一直狂热恋着自己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大学生帕沙，并决定婚后远赴一个偏僻的城市开启全新的生活。在圣灵降临节那天，拉拉被“送上婚礼的圣坛”。教堂外，一丝风也没有，阳光晒得人眼前昏花。
嫁给帕沙之前，拉拉曾犹豫再三。她觉得自己是个“坏女人”，配不上热情的帕沙。为了不让帕沙“蒙羞”，她曾试图把他对她的爱“连根拔起”。帕沙也怀疑她做过错事，但爱欲的狂热和冲动湮没了理性，结婚是唯一的结局。在永恒的新婚之夜，帕沙发现美丽的妻子竟然不是处女。他快乐到了极点，也绝望到了极点。“他受到创伤的想象力简直无法赶得上她所坦露的事实”。
性嫉妒时时噬咬着帕沙的心。他经常失眠，根本睡不着觉。他多疑的焦虑，使得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不自然的造作，两人都尽力做得比对方更大方，结果事情便愈弄愈复杂”。在帕沙看来，拉拉爱的并不是他，而是他们之间那种关系的“高贵责任”，他不过是她“英雄主义的具体化而已”。这种生活太过虚伪，令他难以忍受。
如何摆脱这种难以启齿的困境？帕沙没有和拉拉商量，就到兵役处报了名。他决定投笔从戎，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去，他要拿起枪去革资产阶级权贵的命。当初正是资产阶级权贵霸占、蹂躏了拉拉纯洁的肉体。他要复仇。
帕沙走了，拉拉有丈夫等于没丈夫。这对于将家庭视作信仰的拉拉来说不啻晴天霹雳，她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最美好的憧憬破灭了”。
帕沙的信断了，再也收不到他的消息。拉拉果敢地踏上寻夫之路。作为一名战地护士，她乘坐救伤火车赶赴前线。正是在前线，拉拉邂逅了灵魂伴侣——日瓦戈医生。
二
日瓦戈对拉拉“罪孽”的过去毫不介意，这倒不是因为两人相逢太晚，他不得不接受拉拉曾经历尽沧桑的现实，而是基于他一以贯之的生活哲学。他对拉拉说：“如果你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什么遗憾，我想我不能爱你到如此深切。我不喜欢从未失足或跌倒的人。他们的德行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多大价值的。生命未曾向他们显示过它的美。”生活难免遭遇意外和苦难，而这正足以淬炼人的美德。
生活“像麦田里的蛇斯斯文文地咬人”，生活是我们冷酷却又亲密的姐妹。
早在童年时，日瓦戈就被冷酷的生活和命运“斯文地”噬咬过两次：家道的败落，父母的早逝。父亲被骗得倾家荡产并自杀，罪魁祸首正是科马罗夫斯基，诱惑拉拉的人。母亲恶疾缠身，在他十岁时病逝。
后来，日瓦戈和拉拉被大雪围困在瓦雷金诺的时候曾被狼群包围——这些狼群象征了“敌对的力量”。在一个“人比豺狼更凶狠”的时代，唯有以狼的意志才堪以对抗周遭混乱恶劣的氛围和环境。
面对生活的苦难和命运的深渊，日瓦戈像一匹孤独的小狼在坟头上、密林中嚎叫，像约伯和克尔凯郭尔一般在旷野上呼告。克尔凯郭尔早就感到，哲学的根基和出发点不像希腊人教诲的那样是惊奇，而是绝望：“de profundjs ad te，Domjne clamavi.”（当你涌现，主呵，我大声呼喊）。但绝望并不意味着“弃绝一切”（如自杀），而是借助信仰获得力量，“如果谁有即便是芥粒大小的信仰，那么他就能移山倒海。只有纯粹的人类勇敢精神，才能为了永恒弃绝有限”（克尔凯郭尔语）。永恒、不朽和伟大诱惑着一代代诗人、哲人和艺术家去撞那堵僵硬的绝望之墙，哪怕为此头破血流。
日瓦戈曾感叹：“每一个人是多么伟大啊，同时也完全迷失在汪洋大海里！”一语道破了一个尴尬却也正常的事实，即大多数人注定湮没在有限的、庸俗的功利生活之中。日瓦戈正是在不停地写作、反省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天才及成就伟大的可能。当日瓦戈的朋友戈尔东感叹他浪费才能，并劝他清醒振作起来去行医赚钱的时候，他心里默想的却是：“你们庸俗得多么可怕啊！你们身上唯一有光彩、有生命的东西是你们和我同时代，是我的朋友。”这些话当然无法说出口，朋友不可能理解他，而他应尊重朋友的感情和自尊心。他说不出的话，拉拉替他说——当两人在烛火下进行心灵交流的时候：“你和我是这几千年来世界上所创造的、无数伟大的事物中最后的两个灵魂，而正是为了怀念这些已经消失的奇迹我们才呼吸、相爱，哭泣，并彼此依恋。”
听闻如此话语，日瓦戈敏感的心灵怎能不为之一颤呢。对日瓦戈而言，妻子冬妮娅和情人拉拉象征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意味着“正常而安定”，“浸润着深情和温暖”，快乐而幸福的生活。对革命的渴慕也是中产阶级意义的，是“1905年崇拜勃洛克的青年学子所理解的革命”——带有一丝浪漫、幻想的色彩。这是一个以日瓦戈和他的妻子为中心，范围囊括亲戚、同事、朋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大都自视格调高雅，然而却意识不到“庸俗趣味的不幸比完全没有趣味的不幸要糟得多”。他们大都患上了“心脏微溢血”的时代病，在新的道德秩序中，要么随声附和，要么故作神圣，不自由的人总是倾向于“将他们的束缚理想化”。他们大都被迫“经常而有系统地过着双重生活”：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勉强拜服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日瓦戈的妻子冬妮娅无疑是美丽、温柔、体贴的，但能给予他的更多是亲情的润滋，而非创造性艺术灵感的激发。 后者则意味着战争、残酷、流离失所，以及从中磨炼出来的生存智慧。革命也非理想化的1905年式的革命，而是更加血腥、恐怖的革命，是“在布尔什维克行家里手支配下不吝惜一切的士兵的革命”。
战争和革命虽带来太多的痛苦和不幸，却也促成日瓦戈和拉拉在一个与世相对隔绝的空间里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哪怕只是短暂的。“他们柔和的谈话，总是像柏拉图对话集那样充满意义”，“他们都厌恶当代人身上那些最典型的特征：虚假的狂野、做作的激情和极端的平庸与肤浅；科学界和艺术界许许多多的人起劲鼓吹这种平庸、肤浅，其目的就是为了压制天才的成长”，“他们的爱情是伟大的。当一缕柔情从心中升起，宛如永恒的气息，飘进他们注定灭亡的尘世的时候，这些短暂的时刻便成为揭示并认识自己身上和生活中的更多新东西的时刻”。
三
日瓦戈和拉拉是两条支流的交汇，是两颗纯洁灵魂的合一。与世隔绝——反抗交往的逻辑——是他们这两个纯洁的“疯子”的主动选择：“如果除去疯狂别无可能，就让我们疯狂一下吧。”“这剩下的日子，至少可让我们随自己的意思好好安排。让我们利用他们向生命告别，在我们分手前做最后一次的团聚。”他们的爱情具有强烈的末世论色彩。对他们而言，爱欲就不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交换，而与死欲、艺术创作的激情紧密勾连在一起，它意味着“第二次诞生”，“诞生就是你从死亡中复活了”。
永恒女神与伟大诗人的相逢，对世界、生命的最高目的而言同等重要，“没有对永恒女性的钟情，男子在世界历史上就会一无建树，也不会有世界文化”（别尔嘉耶夫语）。《日瓦戈医生》的最后一章纯由诗歌构成，它们是日瓦戈献给亲密恋人拉拉的诗，或者说是帕斯捷尔纳克献给情人伊文斯·卡娅的诗。其中一首《相逢》曰：
仿佛经过凿子和溶液
把你的容颜
永恒地镂进了
我的心中
因此在黑暗和风雪之中
这一夜的意义有双重
在你我之间
再也不能划出一条界线
我们是谁，来自哪里
多年之后无人能详
纵然闲言碎语不断
可那时我们已无暇顾及
日瓦戈只是在写给妻子冬妮娅的信中多提了几次拉拉的名字，她就伤心得不得了，回信中充满浓浓的醋意——满纸泪痕和墨水散开的痕迹，并请求他不要回莫斯科，而“和那位了不得的护士直接去乌拉尔”，并说拉拉“一生的传奇性”，远不是她“平庸的生活所可比拟的”。日瓦戈后来再次和拉拉邂逅，就不得不面对同时拥有两个女人的情状。他并非到处留情的人，也不把自己看作“应该享有特权的超人”，但罪孽意识还是几乎压垮了他，他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就在日瓦戈进退维谷之际，他被游击队抓走了，从而戏剧性地回避了这一尴尬的难题。待他一年后逃出来时，妻子冬妮娅已经回到莫斯科，并和科学家父亲一同被政府驱逐出国。
正是战争、革命和例外成就了日瓦戈和拉拉纯洁而伟大的爱情（而在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战争爆发促成的仍然只是一次世俗的爱情，或者说一次世俗的婚姻），使他们可以暂时沉浸在自己的桃花源——交流的灵魂世界，而非交往的现实世界。妻子冬妮娅在给日瓦戈的信中写道：“全部的不幸在于我爱你而你并不爱我。我一直竭力寻找这个判断的意义，为它解说，为它辩护。我反省自己，我檢讨我们整个的共同生活以及我了解的一切，却始终找不到起因，回想不起我做了什么才招致这种不幸……我必须诚实地承认，她（拉拉）是一个好人，不过，我不想说昧心话，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生来就要使生活简单，寻求理智的解决，而她，总是把生活弄复杂，制造混乱……”
拉拉和日瓦戈并不是“把生活弄复杂”了，而是一直努力让其变得更简单，正像小说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晚年生活：禁欲的人生、拒绝一切多余之物的理念、对极简生活的怀恋。木心先生曾写下俳句：“能做的事只是长途跋涉后的返璞归真。”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乃常人惯用的伎俩——它遵循的是交往世界的逻辑，而把复杂的生活变得简单则惟葆有赤子之心的人才可能做得到——它需要更大的生存智慧。日瓦戈病逝后，拉拉在他灵柩前的那一通独白，堪称文学史上的经典段落：“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魅力，朴素美的魅力——是的，是的，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可是实际生活中的琐屑忧烦——像重新瓜分世界之类——这些事情不是为我们而设的，不是，谢谢你。”
拉拉是最纯洁的人，而日瓦戈是最具朴素美的抒情诗人。
四
日瓦戈死后不久，拉拉就因说不清的理由被捕了，一去杳如黄鹤，极可能死于北方无数集中营中的一个；两人爱情的结晶，一个女孩幸存了下来——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编织的小说情节，现实倒也仿佛。帕斯捷尔纳克死后不久，尸骨尚未寒，他的情人伊文斯·卡娅就因“走私罪”被捕了，紧接着她的女儿也遭到逮捕，她们被押送至位于摩尔多瓦的劳改营。她们在那里度过一年半刑期后，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下获释，但彻底平反要等到二十六年后，彼时已是苏联解体的前夜。
拉拉（伊文斯·卡娅）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她曾一度独占大诗人日瓦戈（帕斯捷尔纳克）的爱情，可她的命运明明又如此悲惨。除了虔诚地跪下祈祷，默默念诵：“受践踏的人有福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帕斯捷尔纳克历数年之辛劳完成小说《日瓦戈医生》，塑造了拉拉这一经典的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与伊文斯·卡娅的爱情，更寄托了他对俄罗斯命运和人类普遍生存状况的哲思。这部长篇小说既是一部细腻的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深邃的宗教小说和社会小说。帕斯捷尔纳克既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又是一位具有新宗教意识的哲人——承继了源自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罗扎诺夫、梅列日可夫斯基等白银时代的经典作家、哲学家的思想传统。正像卡尔维诺所指出的，这部小说我们刚读了十页，便已看到“有一个人物在探究死亡的神秘、人生的意义和基督的本质了”，这部小说能够“明白无误和总体全面地讨论生命”，能够“将特殊性置于与普遍性的直接关系中”，又能够“在对过去的描写中也包含未来”。
1995年，伊文斯·卡娅在莫斯科一间简陋的公寓中逝世，享年八十三岁。伊文斯·卡娅亲历、见证了近乎整个世纪俄罗斯的风云变幻悲喜起落，与其同悲同喜，同起同落。
伊文斯·卡娅逝世之后，《纽约时报》刊载的“讣告”评论道：“倘若没有奥尔迦·伊文斯·卡娅——《日瓦戈医生》的灵感源泉，帕斯捷尔纳克就不会成为帕斯捷尔纳克。”可当年帕斯捷尔纳克去世时，因为他妻子的强烈反对，伊文斯·卡娅甚至不得亲近诗人的遗体而与之告别——小说中，拉拉曾为日瓦戈单独守灵；现实总是比艺术残酷——她只能在心里默默唱一曲《哈利路亚》颂歌给她的爱人：
你现在该把那张面庞瞻望
它与基督最为相像
那么多欢乐落在她的脸上
歌唱“Ave Maria，Gratia Plena”的天使
在她面前展开翅膀，幸福的天庭
从四面八方应和那神圣的歌唱
每张脸上都焕发出更加明朗的荣光
我的心灵被一道闪光击中
我心灵的夙愿得以完成
那爱早已把我的欲望和意愿转移
犹如车轮被均匀地移动
正是这爱推动太阳和其他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