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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界常喜欢争论这样的问题:喜剧和悲剧,倒底哪个比较难拍?这样的争论耗时汗漫,意义却几近于无。原因再简单不过,好的电影都难拍。而能集编、导、演于一身,将喜剧与悲剧无间融合的影片,则是佳作中的极品。对于产量惊人的电影界而言,佳作不少,极品不多。卓别林是公认的电影大师,他的作品几乎部部是佳作,在这些佳作中,还有不少极品。
卓别林对世界电影史的贡献,洋洋洒洒几万字未必说得清楚。木心先生一言以蔽之:马戏团小丑是行过,卓别林是完成。这样的评价,睿智而深刻,由不得不举双手赞同。有没有看了卓别林的电影,而不在捧腹之后为之动容的呢?我想是没有的。而《摩登时代》这部影片,如果你吞咽,那么它是一部快乐的电影;如果反复咀嚼,也能从快乐中品尝出悲伤的味道。
《摩登时代》的现代性一直深入到现代之后、后现代之后,还不止。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寓言。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喜乐祸福,都能从《摩登时代》的浮光掠影中找出征兆。先知,将生命力和才华倾注于作品,返照大千世界中微尘般的个体。我们,在精神世界的余晖中,就这样过来了,又过去。
一群羊进了羊圈,一群人进了工厂。大机器轰鸣、运转,不舍昼夜。机器要运转,有赖于零件的紧密配合。而人,不过是流水线上的零件——又一个零件。在《摩登时代》中,处处可见卓别林天才的想象力。在机器统治下,人的失序、失控、失落、失败,在远景镜头中显得滑稽可笑,继而,镜头拉近,从卓别林悲哀的眼神中,又能读出无限的酸楚。
现代社会,毕竟没有好到底,好得也不彻底。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所说的话,在卓别林身处的时代,以及卓别林之后的时代,无不具有普适性。卓别林的方法说来也简单,在他几十部电影中,他只是熟练地运用“用远景表现喜剧,用近景表现悲剧“的原则,就赢得身前身后无尽的荣誉,为什么?
提问是容易的,而回答问题则危险,所以不答。况且,在灿若星河的好莱坞电影史上,也不是只有卓别林才可称之为传奇。朱迪·嘉兰,对于热爱歌舞片的观众来说,她可是至高无上的明星。在《绿野仙踪》里,凭借低沉有力的嗓音、自然清新的表演,朱迪·嘉兰成就了“出名要趁早”的黄金法则。影片中那首脍炙人口的《超越彩虹》,至今仍然回荡在她已绝尘而去的世界。
然而,电影之为电影,在于其魔幻性。电影是镜、是窗、是没有窗的窗外。想从电影中的人物来认识电影演员,几乎是错得离谱了。离谱的错误,也并不是不常见。好莱坞影星被类型化,观众的观赏习惯被定型化,他们常只接受影星的某些扮相或扮演的某种角色。例如,玛丽·碧克馥的艺术生命过早结束,仅仅因为观众只能接受她清纯少女的扮相。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难以类型化、定型化。想通过《绿野仙踪》、《星海沉浮录》等流光溢彩的影片认识朱迪·嘉兰,那也只是徒劳。
说到朱迪·嘉兰的人生,与其参演的电影相比,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在与米高梅签约期间,作为童星的她,如流水生产线上的夏尔洛,像骡子一般疯狂工作。她的工作日程表如下:灌唱片、上广播节目、参加公众活动,当然,除此之外,每年还得拍两三部电影。一个体能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稍加时日,也难免崩溃。朱迪·嘉兰以弱小身躯,独自承受日复日、月复月地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时,还得在大众面前表现得开朗、风趣。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她做到了。
现代社会,到处都有让奇迹遍地开花、使梦想生根发芽的土壤。“没有不可能”、“偏执狂才能生存”的箴言不绝于耳。朱迪·嘉兰在她人生最美好的少女时期,就有五位医生帮她打理一切:一位给她控制体重的药,一位给她安眠药,一位给她清醒的药,此外,还有心理医师、精神医师、咨询顾问……逐渐,她对药物产生依赖,情绪变得越发失控,只有四英尺八英寸的身高(不到一米五),却重达一百八十磅(超过八十公斤)。
能坚持到二十八岁,对朱迪·嘉兰来说,实属不易。那时,她已无法工作,成了瘾君子和怪物——要求多、霸道、不专业也不负责。之后,是一个重获新生的朱迪·嘉兰——一连串的东山再起、精神崩溃、企图自杀、历任五任丈夫、再度复出、更多药物……一个通常人,恐怕难以承受朱迪·嘉兰磨难中的任何一种,而她,却还必须在种种极端情形的反复煎熬下,一肩挑起所有压力,拍出电影史上不少佳作,并使许多美国流行歌曲不朽。
观众的期望、制片商的期望、导演的期望、对自我期望之合力,如海浪般将纤弱、秀美的朱迪·嘉兰推到时代洪流的制高点。她的人生,得失难言。她是上帝的杰作:面容姣好、才华横溢,过人的表演天赋羡煞旁人,舞跳得也很棒。最可赞叹的是,她还可以在纽约和伦敦演出独角戏,崇拜者无数。要知道,今天的好莱坞大明星们,虽仍百媚千娇,却少有这样过人的功力。她的生命呢,却折倒在人生最有为的年华。1969年,朱迪·嘉兰因药物过量死在伦敦的寓所,当时她只有四十七岁,已经破产,瘦弱枯竭到仅有九十磅。
戏里的朱迪·嘉兰,是大众宠爱有加的公主,她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亿万观众的心。戏外的朱迪·嘉兰,却成了现实版的《摩登时代》。她,最终沦为资本再生产环节里一颗显要的螺丝钉(为了维持自身有效运转,在她周围又聚集了无数的小螺丝钉)。她的表演、歌喉、身体、私生活统统被展示,成为娱乐小报的头版头条,成为吸引琐碎(猥琐)注意力的法宝,成为资本再生产的助推器。
也许,你会说,这不过是特例,并不是大众的日常生活。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很难有极端事件层出不穷的状况。果真如此吗?富士康,一家集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等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一家因造就台湾首富郭台铭而广为人知的企业,因备受关注的连环跳事件,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发生在富士康的惊悚且不幸的连环跳事件,根据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加以整理、归纳和推想,大致可归因于以下一些白日噩梦:超负荷工作、由此导致的焦虑心理、高压管理政策、体力上精疲力竭、在工作考核中受到污辱性批评(体罚)、高淘汰率幽灵般的威胁……
随意浏览富士康的官网,你会发现公司的经营理念是:爱心、信心、决心。可是,在灰色的现实世界中,富士康的决心和信心坚不可摧,这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工厂。而放在经营理念第一位的爱心,最后成为了企业可有可无的遮羞布。在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这家公司对员工的关怀,除了冰冷的激励制度,还是冰冷的激励制度。
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来得生猛,中国也难独善其身。世界快得不得了,慢,就成了一种错。富士康的员工,在《摩登时代》上演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已被有机整合到更加庞大的生产体制中。技术更加发展了,资本可以全球游动了,而附着在隐而不显的大体制下的个人呢,却愈发贬值了。
在《摩登时代》里,卓别林用动作模仿人被机器化的后果。剧中卑微的小人物,看到贵妇的纽扣,误以为是流水线上的螺丝,开始追逐贵妇,通过滑稽的动作,造出一系列喜剧效果。有意思的是,现在的观众早已不看《摩登时代》,更别说看懂。
今日富士康忙碌而焦虑的员工们,哪个不是夏尔洛的儿女?他们,分明是后摩登时代的芸芸众生。他们的焦虑症状据说来自以下原因:上司态度恶劣、工作成绩下滑、严酷的生存环境等等,等等。而焦虑的表现则是:极度疲乏、饮食紊乱、抑郁、体力透支,等等,等等。
在这个焦虑蔓延的时代,他们同样是朱迪·嘉兰的后代。似乎,朱迪·嘉兰把那些焦虑原封不动地遗传给了她的后代。朱迪·嘉兰与今日富士康员工的症状,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吻合度(百分之九十是未经考证的数据,但也不至错到哪里去,为什么)。或者说,朱迪·嘉兰只是富士康员工们的杰出代表,她比他们多成功一点,多焦虑很多。
常言道:有所得必有所失。也是要先考虑到朱迪·嘉兰的所失,我们才能评价她的所得。还是鲍德里亚明哲,他说:“是我们,成了金钱的粪土;是我们,成了时间的粪土。”
在《巴黎的忧郁》这本集子中,波德莱尔这样写道:“我向其中一个人询问,他们这样匆忙是去向哪里。他回答我说,他也一无所知;不但他,别人也不知道。可是很明显,他们定是要去什么地方。因为,他们被一种不可控制的行走欲推动着。”这么说来,巴黎的确是忧郁地,但忧郁地,又何止巴黎。
好莱坞、巴黎,朱迪·嘉兰、富士康辛劳的员工,是同一链条的前位与后位,或可互为参照的倒影。卓别林不同,他嘲笑却不失宽厚,辛辣深埋于悲悯之下。相比,波德莱尔就显得傲然、冷漠,他同样也看到,也指出,只是他连辛辣都懒得掩饰。鲍德里亚呢,又不同,他愤怒,都出离了。
卓别林对世界电影史的贡献,洋洋洒洒几万字未必说得清楚。木心先生一言以蔽之:马戏团小丑是行过,卓别林是完成。这样的评价,睿智而深刻,由不得不举双手赞同。有没有看了卓别林的电影,而不在捧腹之后为之动容的呢?我想是没有的。而《摩登时代》这部影片,如果你吞咽,那么它是一部快乐的电影;如果反复咀嚼,也能从快乐中品尝出悲伤的味道。
《摩登时代》的现代性一直深入到现代之后、后现代之后,还不止。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寓言。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喜乐祸福,都能从《摩登时代》的浮光掠影中找出征兆。先知,将生命力和才华倾注于作品,返照大千世界中微尘般的个体。我们,在精神世界的余晖中,就这样过来了,又过去。
一群羊进了羊圈,一群人进了工厂。大机器轰鸣、运转,不舍昼夜。机器要运转,有赖于零件的紧密配合。而人,不过是流水线上的零件——又一个零件。在《摩登时代》中,处处可见卓别林天才的想象力。在机器统治下,人的失序、失控、失落、失败,在远景镜头中显得滑稽可笑,继而,镜头拉近,从卓别林悲哀的眼神中,又能读出无限的酸楚。
现代社会,毕竟没有好到底,好得也不彻底。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所说的话,在卓别林身处的时代,以及卓别林之后的时代,无不具有普适性。卓别林的方法说来也简单,在他几十部电影中,他只是熟练地运用“用远景表现喜剧,用近景表现悲剧“的原则,就赢得身前身后无尽的荣誉,为什么?
提问是容易的,而回答问题则危险,所以不答。况且,在灿若星河的好莱坞电影史上,也不是只有卓别林才可称之为传奇。朱迪·嘉兰,对于热爱歌舞片的观众来说,她可是至高无上的明星。在《绿野仙踪》里,凭借低沉有力的嗓音、自然清新的表演,朱迪·嘉兰成就了“出名要趁早”的黄金法则。影片中那首脍炙人口的《超越彩虹》,至今仍然回荡在她已绝尘而去的世界。
然而,电影之为电影,在于其魔幻性。电影是镜、是窗、是没有窗的窗外。想从电影中的人物来认识电影演员,几乎是错得离谱了。离谱的错误,也并不是不常见。好莱坞影星被类型化,观众的观赏习惯被定型化,他们常只接受影星的某些扮相或扮演的某种角色。例如,玛丽·碧克馥的艺术生命过早结束,仅仅因为观众只能接受她清纯少女的扮相。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难以类型化、定型化。想通过《绿野仙踪》、《星海沉浮录》等流光溢彩的影片认识朱迪·嘉兰,那也只是徒劳。
说到朱迪·嘉兰的人生,与其参演的电影相比,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在与米高梅签约期间,作为童星的她,如流水生产线上的夏尔洛,像骡子一般疯狂工作。她的工作日程表如下:灌唱片、上广播节目、参加公众活动,当然,除此之外,每年还得拍两三部电影。一个体能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稍加时日,也难免崩溃。朱迪·嘉兰以弱小身躯,独自承受日复日、月复月地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时,还得在大众面前表现得开朗、风趣。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她做到了。
现代社会,到处都有让奇迹遍地开花、使梦想生根发芽的土壤。“没有不可能”、“偏执狂才能生存”的箴言不绝于耳。朱迪·嘉兰在她人生最美好的少女时期,就有五位医生帮她打理一切:一位给她控制体重的药,一位给她安眠药,一位给她清醒的药,此外,还有心理医师、精神医师、咨询顾问……逐渐,她对药物产生依赖,情绪变得越发失控,只有四英尺八英寸的身高(不到一米五),却重达一百八十磅(超过八十公斤)。
能坚持到二十八岁,对朱迪·嘉兰来说,实属不易。那时,她已无法工作,成了瘾君子和怪物——要求多、霸道、不专业也不负责。之后,是一个重获新生的朱迪·嘉兰——一连串的东山再起、精神崩溃、企图自杀、历任五任丈夫、再度复出、更多药物……一个通常人,恐怕难以承受朱迪·嘉兰磨难中的任何一种,而她,却还必须在种种极端情形的反复煎熬下,一肩挑起所有压力,拍出电影史上不少佳作,并使许多美国流行歌曲不朽。
观众的期望、制片商的期望、导演的期望、对自我期望之合力,如海浪般将纤弱、秀美的朱迪·嘉兰推到时代洪流的制高点。她的人生,得失难言。她是上帝的杰作:面容姣好、才华横溢,过人的表演天赋羡煞旁人,舞跳得也很棒。最可赞叹的是,她还可以在纽约和伦敦演出独角戏,崇拜者无数。要知道,今天的好莱坞大明星们,虽仍百媚千娇,却少有这样过人的功力。她的生命呢,却折倒在人生最有为的年华。1969年,朱迪·嘉兰因药物过量死在伦敦的寓所,当时她只有四十七岁,已经破产,瘦弱枯竭到仅有九十磅。
戏里的朱迪·嘉兰,是大众宠爱有加的公主,她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亿万观众的心。戏外的朱迪·嘉兰,却成了现实版的《摩登时代》。她,最终沦为资本再生产环节里一颗显要的螺丝钉(为了维持自身有效运转,在她周围又聚集了无数的小螺丝钉)。她的表演、歌喉、身体、私生活统统被展示,成为娱乐小报的头版头条,成为吸引琐碎(猥琐)注意力的法宝,成为资本再生产的助推器。
也许,你会说,这不过是特例,并不是大众的日常生活。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很难有极端事件层出不穷的状况。果真如此吗?富士康,一家集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等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一家因造就台湾首富郭台铭而广为人知的企业,因备受关注的连环跳事件,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发生在富士康的惊悚且不幸的连环跳事件,根据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加以整理、归纳和推想,大致可归因于以下一些白日噩梦:超负荷工作、由此导致的焦虑心理、高压管理政策、体力上精疲力竭、在工作考核中受到污辱性批评(体罚)、高淘汰率幽灵般的威胁……
随意浏览富士康的官网,你会发现公司的经营理念是:爱心、信心、决心。可是,在灰色的现实世界中,富士康的决心和信心坚不可摧,这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工厂。而放在经营理念第一位的爱心,最后成为了企业可有可无的遮羞布。在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这家公司对员工的关怀,除了冰冷的激励制度,还是冰冷的激励制度。
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来得生猛,中国也难独善其身。世界快得不得了,慢,就成了一种错。富士康的员工,在《摩登时代》上演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已被有机整合到更加庞大的生产体制中。技术更加发展了,资本可以全球游动了,而附着在隐而不显的大体制下的个人呢,却愈发贬值了。
在《摩登时代》里,卓别林用动作模仿人被机器化的后果。剧中卑微的小人物,看到贵妇的纽扣,误以为是流水线上的螺丝,开始追逐贵妇,通过滑稽的动作,造出一系列喜剧效果。有意思的是,现在的观众早已不看《摩登时代》,更别说看懂。
今日富士康忙碌而焦虑的员工们,哪个不是夏尔洛的儿女?他们,分明是后摩登时代的芸芸众生。他们的焦虑症状据说来自以下原因:上司态度恶劣、工作成绩下滑、严酷的生存环境等等,等等。而焦虑的表现则是:极度疲乏、饮食紊乱、抑郁、体力透支,等等,等等。
在这个焦虑蔓延的时代,他们同样是朱迪·嘉兰的后代。似乎,朱迪·嘉兰把那些焦虑原封不动地遗传给了她的后代。朱迪·嘉兰与今日富士康员工的症状,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吻合度(百分之九十是未经考证的数据,但也不至错到哪里去,为什么)。或者说,朱迪·嘉兰只是富士康员工们的杰出代表,她比他们多成功一点,多焦虑很多。
常言道:有所得必有所失。也是要先考虑到朱迪·嘉兰的所失,我们才能评价她的所得。还是鲍德里亚明哲,他说:“是我们,成了金钱的粪土;是我们,成了时间的粪土。”
在《巴黎的忧郁》这本集子中,波德莱尔这样写道:“我向其中一个人询问,他们这样匆忙是去向哪里。他回答我说,他也一无所知;不但他,别人也不知道。可是很明显,他们定是要去什么地方。因为,他们被一种不可控制的行走欲推动着。”这么说来,巴黎的确是忧郁地,但忧郁地,又何止巴黎。
好莱坞、巴黎,朱迪·嘉兰、富士康辛劳的员工,是同一链条的前位与后位,或可互为参照的倒影。卓别林不同,他嘲笑却不失宽厚,辛辣深埋于悲悯之下。相比,波德莱尔就显得傲然、冷漠,他同样也看到,也指出,只是他连辛辣都懒得掩饰。鲍德里亚呢,又不同,他愤怒,都出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