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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珮云的十年厄运就此开始了。
“牛棚”岁月作前奏
1966年6月2日晚，36岁的彭珮云从北大设在昌平县的教学基地回到北京家中，随即被软禁，进而遭到隔离审查、批判、辱骂和拷打，其家人整整两年没有收到她任何音讯。
1968年7月27日，得到领袖支持的北京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大规模进入北京大学，控制武斗双方，夺得对这所著名大学的领导权。从这年8月起，北大受批判的干部和教师，均转交工宣队管理，被集中关押在“黑帮大院”（又称“牛棚”）劳动。
这时，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大势已去，彭珮云不再被单独关押，还领到了每月4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她的境遇出现了改善的苗头。到1969年2月17日，正是春节之日，北大“牛棚”宣告解散，多数人被分到原单位隔离监管，像季羡林这样的大专家则可以回家了。但是，像彭珮云这样“钦点”的黑帮还不能回家，她回到了原先刚来北大时曾居住过的21楼中的一间房间独自居住。好在免除了日夜“监管”，进食堂买饭菜时也可以随意选择了，但她仍被禁止一切对外联系，连家人的音讯也不许打听。
1969年3月24日，81名来自著名的“8341部队”的军宣队员在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率领下进驻北大。9月，北大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任主任，王连龙任副主任，北大的领导权主要由军宣队掌控。
军宣队进驻北大后，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导思想还在蔓延，对大学教育的荒唐“改造”还在发展。对“走资派”虽不再殴打谩骂了，但批判却依然隔三岔五。这时，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因为有“第一张大字报”首肇之功，聂元梓还是被推举为参加九大的代表。
带上女儿前往鲤鱼洲
1969年4月九大召开后，全国的社会秩序有所稳定，但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轻蔑依然故我，甚至还在强化。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大学还要不要办，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很大的争论。有一个迹象很明显，就是北大原有教师队伍看来是要不得了。这年7月10日，北大派出一支23人的先遣队，由军宣队参谋长田双喜带领前往江西南昌，到鄱阳湖边的鲤鱼洲筹建农场，后来明确为“五七干校”。
8月，北大教职工分两批约600余人，离开北京前往鲤鱼洲建农场。当时没有明确他们会在那里生活多久，就动员声势而言，大有在那里安家落户、永不回京的势头。
两批人马出发后，军宣队主管人员找到彭珮云宣布说，她也要去鲤鱼洲劳动，接受改造。并暗示她，这一次去江西，可能是安家落户，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
彭珮云说，我可以去江西，唯一的要求是带上小女儿王薇。因为她是我最小的孩子，已经几年不见面了。她还太小，现正在我的大妹妹家，我要把她带在身边。
军宣队同意了彭珮云的请求，派出专人，先后到彭珮云的妹妹彭静云家去了两次，要彭静云把正在上小学的王薇交给彭珮云带往江西。军宣队干部向彭静云强调，彭珮云担心把王薇留在你们身边会牵累了你们，另外，你也要考虑一个母亲希望带上小女儿的心情。
彭静云对于把王薇交给彭珮云非常理解，但刚满10岁的王薇却不太乐意。因为她刚刚懂事时就遭遇了家庭的巨大不幸，饱受社会歧视。她觉得这些苦恼都是自己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带来的。来到二姨家使王薇多少淡化了父母遭受隔离关押的阴影，温饱和上学也有了保证。现在，要她回到充满歧视目光的阴影里去，和必须接受“改造”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年幼的王薇很有抵触。
进入1969年10月中旬，情况突变。在九大上被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借口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突然的武装进攻，于10月17日在苏州发布“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各级指挥部进入指挥岗位。18日，林彪的指示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北京和各大城市立即进行了人口疏散。各高等学校纷纷外迁，彭珮云接到通知要马上离京，同时，她还得知，丈夫王汉斌和北京市委的一批干部，都被“疏散”去了山西。
这时，彭静云听说形势紧张，自己被编入“疏散”队伍，也要离京，她完全体谅姐姐对小女儿的思念，就说服王薇，把她送到了彭珮云身边。王薇是“大字报”事发3年后彭珮云见到的第一个家庭成员。
鲤鱼洲生活是新的考验
10月26日或27日，彭珮云、王薇母女和大批“紧急疏散”人员编在一起，离开北京前往江西鲤鱼洲。这一批北大教职工和家属，共1658人，曾受到“第一张大字报”批判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也在其中。
让人一时难以想象的是，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竟从政治生涯巅峰跌落下来，也在这年11月被送到了鲤鱼洲。
彭珮云来到了地处南昌市区以东43公里、鄱阳湖畔的辽阔湿地——鲤鱼洲，这里是血吸虫病高发疫区，方圆70里人烟稀少。为了开垦农田，当地筑起了简陋圩堤，将湖水隔挡。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会彻底毁灭鄱阳湖的一片宝贵湿地，是对大自然的大破坏，但在当时分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用作“五七干校”，却被看做是改造知识分子的好地方。
来到鲤鱼洲的北大教职工按连、排、班军事体制编组，都住男女集体宿舍。彭珮云被分到由校党委和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组成的第一连，10岁的王薇和一群孩子也住集体宿舍，从北大教师中抽人充当临时教师。
当时的鲤鱼洲圩堤低矮简陋，春后洪水一到必然漫过，北大、清华两校数千教师面临被大水淹没的危险。于是在11月下旬，当地政府调集上万农民，加上北大、清华两校人员，还有当地“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共2万多人，开展了一场固堤“大会战”。
彭珮云也汇入了每天挑土筑堤的大军。当时，不仅工作很辛苦，而且配给大家的伙食也很差，几乎没有蔬菜。彭珮云和大家一样都住在简陋的平房里，夜雨袭来，屋子频频漏水，使人彻夜难眠。 固堤之后是日复一日的农田劳作。像彭珮云这样的女性也要天天下水田干活。挑粪时一根扁担、两个粪桶沉重地压在她柔弱的肩膀上，成为彭珮云长久的记忆。有时她被安排去湖边码头，到刚刚停靠的船上卸粮，扛起粮袋走在晃晃悠悠的跳板上，这对彭珮云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遭。刚开始时，她走上跳板就浑身打晃，时间一长就上下自如了。彭珮云下稻田劳作，水多的时候没到腰部，她告诫自己要坚持住，并在下水之前坚持涂抹药膏，免得血吸虫钻进身体。
水田中遍布寄生血吸虫的钉螺。北大教职工下田都要穿长统雨靴，甚至穿上雨衣，整体形象看起来有些滑稽，因此常常被宣传队员指责为奉行“保命哲学”。但他们怎么说也是田间的苦干者。年轻的军代表却很少下地干活，一般总是在上工前组织排队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斗私批修”等，间或到田埂上大声地高喊“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之类的话。下工之后，他们又会出来组织学习直到人们精疲力尽才散去睡觉。
极端痛苦的监管生活，使得本来体质很好的彭珮云，来到鲤鱼洲后不久就生起病来。鄱阳湖畔盛夏的湿热常常使她一身汗水，彻夜辗转不眠。白天劳作繁重，收工以后却吃不下饭。为了支撑下去，她常常一口米饭一口茶水地进食。过去能吃也能睡的彭珮云，现在竟连吃饭睡觉都成了大问题。
彭珮云一再提醒自己，夏季的江南“双抢”——抢收、抢种就要来了，千万不能倒下。有一段时间，彭珮云几乎天天中暑，但她还是顽强地坚持下地干活。
秋天是鄱阳湖边的金色季节，彭珮云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来，却在1970年秋天随队进山打石头，又是一番繁重的劳作。
在鲤鱼洲，彭珮云得过两次痢疾，有时一天在劳动中腹泻多次，因没有彻底治愈，后来转为慢性肠炎，延续了几十年。她还出现了功能性子宫出血，这在湿热的鄱阳湖畔是难以忍受的。当此之时，只有她青年时代就熔铸于心间的理想在默默支撑，重新恢复工作的期望仍在耳边呼唤。晚上收工之后，“革命群众”集体学习去了，彭珮云没有资格参加，只得独自留在屋里，坐在小板凳上，以床为桌，将当时号召要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6本书逐一细细读来，即使患病时也是这样。
彭珮云急剧消瘦了。1970年初秋，已从“试验农场”更名的北京大学江西分校组织教职工集体前往井冈山接受教育，彭珮云有幸参加了，还有机会称了一下体重，发现自己只有104斤，而在北京的时候，她的体重常常在150斤以上。
对彭珮云的磨难自有来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北大军宣队负责人保留的材料中发现了康生之妻曹轶欧在1970年（或1971年）11月20日写的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彭珮云可不是好人，此人你们千万注意，不能轻易放松此人。彭珮云和彭真的关系，值得注意。”
从鲤鱼洲回到北大
1971年6月，26岁的中文系留校教师董学文也从北京来到鲤鱼洲，编入第一连。他看到此时的彭珮云完全是一副农妇模样，经常独自一人挑粪浇菜。紧接着就是“双抢”，时常晚上也要干活。籼米粗糙不合胃口，鄱阳湖畔的湿热更是让这个吉林小伙子觉得无处可躲，而彭珮云在劳作中的沉稳则使董学文暗自感慨。
或许，要是鲤鱼洲的生活再继续下去，彭珮云的身体就要垮了。幸好是支撑了两年的北大鲤鱼洲江西分校先散了摊子。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北大的教学逐渐恢复，而且把一批数百人的工农兵学员招到了鲤鱼洲，这里的教学设备几乎一片空白，师生们纷纷抱怨，要求回北京办学；二是鲤鱼洲严重的血吸虫疫情正在摧毁北大和清华的教师队伍。这年6月10日，北大江西分校连续报告，自5月21日到6月6日，对身处鲤鱼洲的358人进行了抽检，查出其中150人染上了血吸虫，占抽检数的41.9%，加上此前一天（5月20日）查出的33人，已有183人染上血吸虫病。又过了两天，查出染血吸虫病者已超过200人，其中包括身为领导成员的工宣队、军宣队队员。
如果在鲤鱼洲继续“办学”，这批人马很可能全军覆没。
这份来自鲤鱼洲的报告使北大校方高度紧张，很快就在7月20日决定，撤销鲤鱼洲“试验农场”即江西分校。北大重新在北京市大兴县天堂河要了上千亩土地，办了一所北大大兴分校，用来接纳鲤鱼洲的人员。
9月初，鲤鱼洲的北大教职员工纷纷收拾行李。彭珮云把自己的东西捆扎好，用一根竹扁担挑起来，拉上王薇，在9月13日这天出发了。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这天在中国当代史上是必须浓重落笔的，一是林彪北逃出境，二是北大人从鲤鱼洲重回北京。
彭珮云用一根竹扁担挑起了全部家当，担子特别沉重，走起路来磕磕绊绊。同时，她还要照顾12岁的王薇，那样子未免过于窘迫。这时，年轻的董学文走过来，要过扁担，默默地帮彭珮云挑了一段路。
自从打成“黑帮”以来，在公众场合彭珮云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帮助，她对董学文的这一次帮助铭记了一生。
彭珮云等人在临近北京的丰台下车，直接上汽车来到大兴县天堂河农场，人员重新编组。董学文被任命为副班长，班长是一名工人，彭珮云也编入这个班。小女儿王薇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彭静云的家，回到了原先上学的班里读书。○
题图 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址
责任编辑 万 强
“牛棚”岁月作前奏
1966年6月2日晚，36岁的彭珮云从北大设在昌平县的教学基地回到北京家中，随即被软禁，进而遭到隔离审查、批判、辱骂和拷打，其家人整整两年没有收到她任何音讯。
1968年7月27日，得到领袖支持的北京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大规模进入北京大学，控制武斗双方，夺得对这所著名大学的领导权。从这年8月起，北大受批判的干部和教师，均转交工宣队管理，被集中关押在“黑帮大院”（又称“牛棚”）劳动。
这时，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大势已去，彭珮云不再被单独关押，还领到了每月4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她的境遇出现了改善的苗头。到1969年2月17日，正是春节之日，北大“牛棚”宣告解散，多数人被分到原单位隔离监管，像季羡林这样的大专家则可以回家了。但是，像彭珮云这样“钦点”的黑帮还不能回家，她回到了原先刚来北大时曾居住过的21楼中的一间房间独自居住。好在免除了日夜“监管”，进食堂买饭菜时也可以随意选择了，但她仍被禁止一切对外联系，连家人的音讯也不许打听。
1969年3月24日，81名来自著名的“8341部队”的军宣队员在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率领下进驻北大。9月，北大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任主任，王连龙任副主任，北大的领导权主要由军宣队掌控。
军宣队进驻北大后，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导思想还在蔓延，对大学教育的荒唐“改造”还在发展。对“走资派”虽不再殴打谩骂了，但批判却依然隔三岔五。这时，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因为有“第一张大字报”首肇之功，聂元梓还是被推举为参加九大的代表。
带上女儿前往鲤鱼洲
1969年4月九大召开后，全国的社会秩序有所稳定，但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轻蔑依然故我，甚至还在强化。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大学还要不要办，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很大的争论。有一个迹象很明显，就是北大原有教师队伍看来是要不得了。这年7月10日，北大派出一支23人的先遣队，由军宣队参谋长田双喜带领前往江西南昌，到鄱阳湖边的鲤鱼洲筹建农场，后来明确为“五七干校”。
8月，北大教职工分两批约600余人，离开北京前往鲤鱼洲建农场。当时没有明确他们会在那里生活多久，就动员声势而言，大有在那里安家落户、永不回京的势头。
两批人马出发后，军宣队主管人员找到彭珮云宣布说，她也要去鲤鱼洲劳动，接受改造。并暗示她，这一次去江西，可能是安家落户，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
彭珮云说，我可以去江西，唯一的要求是带上小女儿王薇。因为她是我最小的孩子，已经几年不见面了。她还太小，现正在我的大妹妹家，我要把她带在身边。
军宣队同意了彭珮云的请求，派出专人，先后到彭珮云的妹妹彭静云家去了两次，要彭静云把正在上小学的王薇交给彭珮云带往江西。军宣队干部向彭静云强调，彭珮云担心把王薇留在你们身边会牵累了你们，另外，你也要考虑一个母亲希望带上小女儿的心情。
彭静云对于把王薇交给彭珮云非常理解，但刚满10岁的王薇却不太乐意。因为她刚刚懂事时就遭遇了家庭的巨大不幸，饱受社会歧视。她觉得这些苦恼都是自己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带来的。来到二姨家使王薇多少淡化了父母遭受隔离关押的阴影，温饱和上学也有了保证。现在，要她回到充满歧视目光的阴影里去，和必须接受“改造”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年幼的王薇很有抵触。
进入1969年10月中旬，情况突变。在九大上被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借口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突然的武装进攻，于10月17日在苏州发布“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各级指挥部进入指挥岗位。18日，林彪的指示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北京和各大城市立即进行了人口疏散。各高等学校纷纷外迁，彭珮云接到通知要马上离京，同时，她还得知，丈夫王汉斌和北京市委的一批干部，都被“疏散”去了山西。
这时，彭静云听说形势紧张，自己被编入“疏散”队伍，也要离京，她完全体谅姐姐对小女儿的思念，就说服王薇，把她送到了彭珮云身边。王薇是“大字报”事发3年后彭珮云见到的第一个家庭成员。
鲤鱼洲生活是新的考验
10月26日或27日，彭珮云、王薇母女和大批“紧急疏散”人员编在一起，离开北京前往江西鲤鱼洲。这一批北大教职工和家属，共1658人，曾受到“第一张大字报”批判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也在其中。
让人一时难以想象的是，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竟从政治生涯巅峰跌落下来，也在这年11月被送到了鲤鱼洲。
彭珮云来到了地处南昌市区以东43公里、鄱阳湖畔的辽阔湿地——鲤鱼洲，这里是血吸虫病高发疫区，方圆70里人烟稀少。为了开垦农田，当地筑起了简陋圩堤，将湖水隔挡。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会彻底毁灭鄱阳湖的一片宝贵湿地，是对大自然的大破坏，但在当时分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用作“五七干校”，却被看做是改造知识分子的好地方。
来到鲤鱼洲的北大教职工按连、排、班军事体制编组，都住男女集体宿舍。彭珮云被分到由校党委和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组成的第一连，10岁的王薇和一群孩子也住集体宿舍，从北大教师中抽人充当临时教师。
当时的鲤鱼洲圩堤低矮简陋，春后洪水一到必然漫过，北大、清华两校数千教师面临被大水淹没的危险。于是在11月下旬，当地政府调集上万农民，加上北大、清华两校人员，还有当地“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共2万多人，开展了一场固堤“大会战”。
彭珮云也汇入了每天挑土筑堤的大军。当时，不仅工作很辛苦，而且配给大家的伙食也很差，几乎没有蔬菜。彭珮云和大家一样都住在简陋的平房里，夜雨袭来，屋子频频漏水，使人彻夜难眠。 固堤之后是日复一日的农田劳作。像彭珮云这样的女性也要天天下水田干活。挑粪时一根扁担、两个粪桶沉重地压在她柔弱的肩膀上，成为彭珮云长久的记忆。有时她被安排去湖边码头，到刚刚停靠的船上卸粮，扛起粮袋走在晃晃悠悠的跳板上，这对彭珮云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遭。刚开始时，她走上跳板就浑身打晃，时间一长就上下自如了。彭珮云下稻田劳作，水多的时候没到腰部，她告诫自己要坚持住，并在下水之前坚持涂抹药膏，免得血吸虫钻进身体。
水田中遍布寄生血吸虫的钉螺。北大教职工下田都要穿长统雨靴，甚至穿上雨衣，整体形象看起来有些滑稽，因此常常被宣传队员指责为奉行“保命哲学”。但他们怎么说也是田间的苦干者。年轻的军代表却很少下地干活，一般总是在上工前组织排队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斗私批修”等，间或到田埂上大声地高喊“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之类的话。下工之后，他们又会出来组织学习直到人们精疲力尽才散去睡觉。
极端痛苦的监管生活，使得本来体质很好的彭珮云，来到鲤鱼洲后不久就生起病来。鄱阳湖畔盛夏的湿热常常使她一身汗水，彻夜辗转不眠。白天劳作繁重，收工以后却吃不下饭。为了支撑下去，她常常一口米饭一口茶水地进食。过去能吃也能睡的彭珮云，现在竟连吃饭睡觉都成了大问题。
彭珮云一再提醒自己，夏季的江南“双抢”——抢收、抢种就要来了，千万不能倒下。有一段时间，彭珮云几乎天天中暑，但她还是顽强地坚持下地干活。
秋天是鄱阳湖边的金色季节，彭珮云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来，却在1970年秋天随队进山打石头，又是一番繁重的劳作。
在鲤鱼洲，彭珮云得过两次痢疾，有时一天在劳动中腹泻多次，因没有彻底治愈，后来转为慢性肠炎，延续了几十年。她还出现了功能性子宫出血，这在湿热的鄱阳湖畔是难以忍受的。当此之时，只有她青年时代就熔铸于心间的理想在默默支撑，重新恢复工作的期望仍在耳边呼唤。晚上收工之后，“革命群众”集体学习去了，彭珮云没有资格参加，只得独自留在屋里，坐在小板凳上，以床为桌，将当时号召要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6本书逐一细细读来，即使患病时也是这样。
彭珮云急剧消瘦了。1970年初秋，已从“试验农场”更名的北京大学江西分校组织教职工集体前往井冈山接受教育，彭珮云有幸参加了，还有机会称了一下体重，发现自己只有104斤，而在北京的时候，她的体重常常在150斤以上。
对彭珮云的磨难自有来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北大军宣队负责人保留的材料中发现了康生之妻曹轶欧在1970年（或1971年）11月20日写的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彭珮云可不是好人，此人你们千万注意，不能轻易放松此人。彭珮云和彭真的关系，值得注意。”
从鲤鱼洲回到北大
1971年6月，26岁的中文系留校教师董学文也从北京来到鲤鱼洲，编入第一连。他看到此时的彭珮云完全是一副农妇模样，经常独自一人挑粪浇菜。紧接着就是“双抢”，时常晚上也要干活。籼米粗糙不合胃口，鄱阳湖畔的湿热更是让这个吉林小伙子觉得无处可躲，而彭珮云在劳作中的沉稳则使董学文暗自感慨。
或许，要是鲤鱼洲的生活再继续下去，彭珮云的身体就要垮了。幸好是支撑了两年的北大鲤鱼洲江西分校先散了摊子。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北大的教学逐渐恢复，而且把一批数百人的工农兵学员招到了鲤鱼洲，这里的教学设备几乎一片空白，师生们纷纷抱怨，要求回北京办学；二是鲤鱼洲严重的血吸虫疫情正在摧毁北大和清华的教师队伍。这年6月10日，北大江西分校连续报告，自5月21日到6月6日，对身处鲤鱼洲的358人进行了抽检，查出其中150人染上了血吸虫，占抽检数的41.9%，加上此前一天（5月20日）查出的33人，已有183人染上血吸虫病。又过了两天，查出染血吸虫病者已超过200人，其中包括身为领导成员的工宣队、军宣队队员。
如果在鲤鱼洲继续“办学”，这批人马很可能全军覆没。
这份来自鲤鱼洲的报告使北大校方高度紧张，很快就在7月20日决定，撤销鲤鱼洲“试验农场”即江西分校。北大重新在北京市大兴县天堂河要了上千亩土地，办了一所北大大兴分校，用来接纳鲤鱼洲的人员。
9月初，鲤鱼洲的北大教职员工纷纷收拾行李。彭珮云把自己的东西捆扎好，用一根竹扁担挑起来，拉上王薇，在9月13日这天出发了。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这天在中国当代史上是必须浓重落笔的，一是林彪北逃出境，二是北大人从鲤鱼洲重回北京。
彭珮云用一根竹扁担挑起了全部家当，担子特别沉重，走起路来磕磕绊绊。同时，她还要照顾12岁的王薇，那样子未免过于窘迫。这时，年轻的董学文走过来，要过扁担，默默地帮彭珮云挑了一段路。
自从打成“黑帮”以来，在公众场合彭珮云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帮助，她对董学文的这一次帮助铭记了一生。
彭珮云等人在临近北京的丰台下车，直接上汽车来到大兴县天堂河农场，人员重新编组。董学文被任命为副班长，班长是一名工人，彭珮云也编入这个班。小女儿王薇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彭静云的家，回到了原先上学的班里读书。○
题图 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址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