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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美国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在执行越境侦察任务时遭击落被俘，成为美苏空中对抗的缩影。事实上，和鲍尔斯有相似遭遇的美国飞行员多达数百人，大部分寂寂无名。
实施越境空中侦察犹如在刀尖上跳舞。美国飞行员有时沿着苏联边境飞行，有时深入内陆数百公里；他们从不尝试躲避对方的耳目，而是故意被发现，然后观察对面的反应。这类任务的目的就在于搜集苏军防空系统的情报，然后赶在对方开火前撤离。
由于任务属于绝密，飞行员们被告知不要期待救援，他们的家属更是被蒙在鼓里。截至1992年相关档案解密，仍有126名飞行员不知所终，家人一直在搜寻他们的下落。
夏洛特·米特尼克最后一次见到哥哥山姆·布希是1952年。后者当时驻扎在日本，为美国空军驾驶RB-29侦察机。夏洛特回忆道：“那天我在楼上，突然听到父亲关上窗户，母亲随即哭了起来。我知道，又有悲剧降临了。”对夏洛特的家庭来说，这并不新奇。她的另一位兄长在二战期间阵亡。她说：“你不可能哀悼一名战俘或失踪人员。你能做的只是祈祷，想知道他有朝一日会不会重返家园。”
1992年，美俄两国组建了“战俘/失踪人员问题联合委员会”。派驻莫斯科的美方调查团由杰姆斯·康奈尔率领。此后9年间，这位苏联问题专家走遍了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渐渐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康奈尔和他的团队寻访了数以百计的证人：退休官员、监狱看守，甚至是击落美军飞机的苏联飞行员。他强调，“我们接手的很多信息是谣传。”追踪线索并将不同来源的证据互相印证，既费时又费力。
1993年，联合委员会取得了第一个重大突破。一名曾为苏联克格勃服务的水手递交了一枚美国海军学院的纪念戒指，上头刻有约翰·罗伯逊·邓汉姆的名字。邓汉姆的飞机于1952年10月7日在日本海上空被击落。这位水手承认，他找到了美军飞行员的遗体，取下戒指，将死者埋葬在荒岛上。遗骸于1994年9月被挖掘出来，次年8月安葬在阿灵顿公墓。
2001年，俄美两国爆发间谍风波，康奈尔和其他49名外交官被迫离开莫斯科。2004年，俄罗斯国防部的档案馆对美方关闭，联合委员会虽然还在运转，但只能做些“零敲碎打”的活计。
仍在坚持搜寻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正逐漸输掉和时间的赛跑。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能够提供第一手信息的俄方当事人越来越少了。夏洛特·米特尼克很清楚自己时日无多。“我已经82岁了。在告别这个世界前，我想把哥哥的遗骸接回家。”她用遗憾的口气补充道，“我不认为在有生之年能完成此事。”
（摘自《青年参考》 史春树/编译）
实施越境空中侦察犹如在刀尖上跳舞。美国飞行员有时沿着苏联边境飞行，有时深入内陆数百公里；他们从不尝试躲避对方的耳目，而是故意被发现，然后观察对面的反应。这类任务的目的就在于搜集苏军防空系统的情报，然后赶在对方开火前撤离。
由于任务属于绝密，飞行员们被告知不要期待救援，他们的家属更是被蒙在鼓里。截至1992年相关档案解密，仍有126名飞行员不知所终，家人一直在搜寻他们的下落。
夏洛特·米特尼克最后一次见到哥哥山姆·布希是1952年。后者当时驻扎在日本，为美国空军驾驶RB-29侦察机。夏洛特回忆道：“那天我在楼上，突然听到父亲关上窗户，母亲随即哭了起来。我知道，又有悲剧降临了。”对夏洛特的家庭来说，这并不新奇。她的另一位兄长在二战期间阵亡。她说：“你不可能哀悼一名战俘或失踪人员。你能做的只是祈祷，想知道他有朝一日会不会重返家园。”
1992年，美俄两国组建了“战俘/失踪人员问题联合委员会”。派驻莫斯科的美方调查团由杰姆斯·康奈尔率领。此后9年间，这位苏联问题专家走遍了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渐渐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康奈尔和他的团队寻访了数以百计的证人：退休官员、监狱看守，甚至是击落美军飞机的苏联飞行员。他强调，“我们接手的很多信息是谣传。”追踪线索并将不同来源的证据互相印证，既费时又费力。
1993年，联合委员会取得了第一个重大突破。一名曾为苏联克格勃服务的水手递交了一枚美国海军学院的纪念戒指，上头刻有约翰·罗伯逊·邓汉姆的名字。邓汉姆的飞机于1952年10月7日在日本海上空被击落。这位水手承认，他找到了美军飞行员的遗体，取下戒指，将死者埋葬在荒岛上。遗骸于1994年9月被挖掘出来，次年8月安葬在阿灵顿公墓。
2001年，俄美两国爆发间谍风波，康奈尔和其他49名外交官被迫离开莫斯科。2004年，俄罗斯国防部的档案馆对美方关闭，联合委员会虽然还在运转，但只能做些“零敲碎打”的活计。
仍在坚持搜寻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正逐漸输掉和时间的赛跑。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能够提供第一手信息的俄方当事人越来越少了。夏洛特·米特尼克很清楚自己时日无多。“我已经82岁了。在告别这个世界前，我想把哥哥的遗骸接回家。”她用遗憾的口气补充道，“我不认为在有生之年能完成此事。”
（摘自《青年参考》 史春树/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