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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那些不同观点的发言中,许多人希望将这种话语的权利变成话语的权力。从经验常识看,这种依靠权力压制他人言论的欲望,有一天也会由他人冲着自己来,因为你毕竟也不是个权力者。
满口胡言乱语、深受网友鄙夷的网络红人“凤姐”最近引起了官方注意,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说,“像‘凤姐’这种低俗文化,应该坚决叫停,不让其流布于社会。”稍前,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因女嘉宾言论太过拜金,也引起许多网民和观众非议,并遭到广电总局和主流媒体的严辞批评,斥之为虚假和低俗,要求电视台整改节目。
在对待“凤姐”与“非诚勿扰”上,权力与网民难得地达到了高度一致。主管行政部门有民意的支持,自然是更加理直气壮,尽管对于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些虚假和低俗的节目,他们似乎充耳不闻。
我个人并不喜欢“凤姐”与“非诚勿扰”,觉得有些女嘉宾过于故作强势,并不有趣。我也赞同许多网民和观众对节目的批评,这毕竟属于每个人的权利,可我却不赞同许多人诉诸权力,要求管理部门“封杀”的态度。有几位80后作家曾发出公开信,要求广电总局封杀“非诚勿扰”,其措词既有现代的权力语言色彩,也有传统的权力语言色彩:
“我国的新闻媒体向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著称,以传播优秀主流文化为己任,可是这些都被《非诚勿扰》丢到哪里去了?”“似此‘首恶’,不‘杀’不足以平民 ‘愤’,为还广大电视观众一个清新绿色的荧屏,为在商业铜臭冲击下让广大青少年能健康茁壮地成长,我等乞望广电总局的各位领导以雷霆之威让‘首恶’《非诚勿扰》迅速‘下课’,永绝荧屏,杀鸡骇猴,立威警众,以换得电视荧屏长久的‘一片蓝天。’”
我不理解这些年轻人何以如此暴怒,必欲对自己反感的节目置之死地而后快,但这番政治正确的言辞并未能证明年轻的作家们是正确的,反而证明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言论自由的真谛。
我之所以不赞同他们这种态度,是因为我相信,从人类认识的局限来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绝对正确的,永远正确的。如果不能容忍我们所认为的错误观念存在,那么我们所认为的正确观念就是无意义的存在。对于我们不赞同的价值观,可以争论,但不可以要求禁止。因为争论是出于权利,而禁止则是出于权力,是不允许争论的存在。我们曾有过这样的一元化年代,权力者对于年轻人的奇装异服、价值取向大加挞伐,令行禁止,结果是只有禁止,没有争论,而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纯洁,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糟糕,它该怎么发展还怎么发展。
哈耶克曾有言:“如果我们不依靠任何人既有的知识,而是鼓励可以使更好的知识出现的人们交流意见的过程,社会问题便有望得到更为成功的解决。人们因经历不同而产生不同看法进行相互讨论和批评,被认为有助于发现真理,或至少会最大程度地接近有望被发现的真理。”因此,凡属不违背法律的言论,比如拜金主义之类,公民就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权力是不能干涉的。也就是说,对于“非诚勿扰”嘉宾的言论,一个普通人有权(利)本着自己的价值观,予以严辞批评,但行政管理部门却无权(力)禁止。这一点,不仅许多官员从来没有认识到,他们往往越过法律权限,滥用手中的权力行事,就连许多普通人也没有认识到,他们同样不喜欢讨论,总是希望权力站在自己一边,出面禁止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而不是靠以理服人,使更多的观众不再选择看这档节目。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极力争取个人的权利。互联网的出现,给了许多普通人话语权,这是件好事。但这个话语权是权利,不是权力。权利只能是表达,而在对待那些不同观点的发言中,许多人却希望将这种话语的权利变成话语的权力,结果必然会造成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现象。从经验常识看,这种依靠权力压制他人言论的欲望,有一天也会由他人冲着自己来,因为你毕竟也不是个权力者。说得更深刻点,这种欲望是不珍惜我们每个人来之不易的权利。
在经过整改的“非诚勿扰”节目中,嘉宾们变得老实多了,个个大谈理想和家常。为了正确引导价值观,旁边还多了个主持嘉宾,其身份不仅是党校的教授,而且还是个女性,大概是认为女教授的家庭观更正确吧。没有了观点交锋,节目也变得沉闷乏味。价值观似乎是正确了,但个个说着口是心非的话,更不像是在相亲,而像是在宣传。如果说此前的节目也许是虚假,现在的节目则是虚伪。
不过,反对低俗的人可以放心了,这结果不正是他们所想要的吗?它只是证明了,且不论现实,就拿许多人的内心来说,我们现在还是如哈耶克所说,处于“受目标统治的社会”。倒是那个“凤姐”,在得知自己面临“封杀”的可能性之后,说出了一番道理:“不管通俗还是低俗,这都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你今天把我罗玉凤按下去了,明天就有下一个这样的人冒起来。”不管你喜不喜欢她,得佩服她维护自己权利的勇气。
满口胡言乱语、深受网友鄙夷的网络红人“凤姐”最近引起了官方注意,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说,“像‘凤姐’这种低俗文化,应该坚决叫停,不让其流布于社会。”稍前,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因女嘉宾言论太过拜金,也引起许多网民和观众非议,并遭到广电总局和主流媒体的严辞批评,斥之为虚假和低俗,要求电视台整改节目。
在对待“凤姐”与“非诚勿扰”上,权力与网民难得地达到了高度一致。主管行政部门有民意的支持,自然是更加理直气壮,尽管对于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些虚假和低俗的节目,他们似乎充耳不闻。
我个人并不喜欢“凤姐”与“非诚勿扰”,觉得有些女嘉宾过于故作强势,并不有趣。我也赞同许多网民和观众对节目的批评,这毕竟属于每个人的权利,可我却不赞同许多人诉诸权力,要求管理部门“封杀”的态度。有几位80后作家曾发出公开信,要求广电总局封杀“非诚勿扰”,其措词既有现代的权力语言色彩,也有传统的权力语言色彩:
“我国的新闻媒体向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著称,以传播优秀主流文化为己任,可是这些都被《非诚勿扰》丢到哪里去了?”“似此‘首恶’,不‘杀’不足以平民 ‘愤’,为还广大电视观众一个清新绿色的荧屏,为在商业铜臭冲击下让广大青少年能健康茁壮地成长,我等乞望广电总局的各位领导以雷霆之威让‘首恶’《非诚勿扰》迅速‘下课’,永绝荧屏,杀鸡骇猴,立威警众,以换得电视荧屏长久的‘一片蓝天。’”
我不理解这些年轻人何以如此暴怒,必欲对自己反感的节目置之死地而后快,但这番政治正确的言辞并未能证明年轻的作家们是正确的,反而证明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言论自由的真谛。
我之所以不赞同他们这种态度,是因为我相信,从人类认识的局限来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绝对正确的,永远正确的。如果不能容忍我们所认为的错误观念存在,那么我们所认为的正确观念就是无意义的存在。对于我们不赞同的价值观,可以争论,但不可以要求禁止。因为争论是出于权利,而禁止则是出于权力,是不允许争论的存在。我们曾有过这样的一元化年代,权力者对于年轻人的奇装异服、价值取向大加挞伐,令行禁止,结果是只有禁止,没有争论,而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纯洁,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糟糕,它该怎么发展还怎么发展。
哈耶克曾有言:“如果我们不依靠任何人既有的知识,而是鼓励可以使更好的知识出现的人们交流意见的过程,社会问题便有望得到更为成功的解决。人们因经历不同而产生不同看法进行相互讨论和批评,被认为有助于发现真理,或至少会最大程度地接近有望被发现的真理。”因此,凡属不违背法律的言论,比如拜金主义之类,公民就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权力是不能干涉的。也就是说,对于“非诚勿扰”嘉宾的言论,一个普通人有权(利)本着自己的价值观,予以严辞批评,但行政管理部门却无权(力)禁止。这一点,不仅许多官员从来没有认识到,他们往往越过法律权限,滥用手中的权力行事,就连许多普通人也没有认识到,他们同样不喜欢讨论,总是希望权力站在自己一边,出面禁止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而不是靠以理服人,使更多的观众不再选择看这档节目。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极力争取个人的权利。互联网的出现,给了许多普通人话语权,这是件好事。但这个话语权是权利,不是权力。权利只能是表达,而在对待那些不同观点的发言中,许多人却希望将这种话语的权利变成话语的权力,结果必然会造成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现象。从经验常识看,这种依靠权力压制他人言论的欲望,有一天也会由他人冲着自己来,因为你毕竟也不是个权力者。说得更深刻点,这种欲望是不珍惜我们每个人来之不易的权利。
在经过整改的“非诚勿扰”节目中,嘉宾们变得老实多了,个个大谈理想和家常。为了正确引导价值观,旁边还多了个主持嘉宾,其身份不仅是党校的教授,而且还是个女性,大概是认为女教授的家庭观更正确吧。没有了观点交锋,节目也变得沉闷乏味。价值观似乎是正确了,但个个说着口是心非的话,更不像是在相亲,而像是在宣传。如果说此前的节目也许是虚假,现在的节目则是虚伪。
不过,反对低俗的人可以放心了,这结果不正是他们所想要的吗?它只是证明了,且不论现实,就拿许多人的内心来说,我们现在还是如哈耶克所说,处于“受目标统治的社会”。倒是那个“凤姐”,在得知自己面临“封杀”的可能性之后,说出了一番道理:“不管通俗还是低俗,这都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你今天把我罗玉凤按下去了,明天就有下一个这样的人冒起来。”不管你喜不喜欢她,得佩服她维护自己权利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