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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二年级左右，我突然开始精力不济，上课老是打瞌睡，班主任的数学课打得尤其厉害，周末下午本想做功课，结果却做着做着睡了一下午，成绩自然开始下滑。但我不敢跟家里人说打瞌睡的事情，因为在我们那个闭塞落后的小县城，大部分父母教育孩子的水平都不太高。尤其是孩子进入猪嫌狗不爱的青春期后，他们几乎放弃了一切把小孩当个正常人类来沟通的念头，小孩的一切问题，都被简单地解释为青春期时的发癫和无心向学。有时还会加上一些别的辅证：“女孩到高中赶不上男孩是常事”，“她看漫画看得太多了，根本没有好好念书”，“她好像在和班上一个小男生谈恋爱？”，此类等等。到最后，理由已经变成很哲学式的“你的孩子不可能一直成绩都很好，要接受人生中不如意的地方”。总之没有人会怀疑是什么健康因素，所以拖了很久都没有想过去做点什么检查。直到复读那年，我们去参加一个远亲的婚礼，婚礼上我妈的一个老同事跟她说：“你女儿眼睛鼓起来的，朝下看的时候更明显，不太对劲，应该带她去看下医生。”
在几年前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得过甲亢，治了大约两年，已经痊愈。她非常了解甲亢的症状，回家后就列了一下：眼睛鼓出，容易疲惫，饭量增大，这些都对得上，但在之前几乎都没有引起她的注意，特别是朝夕相处的情况下，但现在看来，已经有一定的可能是了。她开始发起愁来。
我妈是一个看上去永远在发愁的女人。她的妹妹，我的姨妈，经常被人说和她长得很像，但是那只是长得像，认识超过三天，你绝对不会把这两个人搞混：姨妈开朗很多，少见愁容。而我妈永远略皱着眉头，显得十分严肃，又心事重重。这跟她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她是老大，要在建国后最糟糕的20年内，帮着力不从心的父母带大三个弟妹，她确实永远有操不完的心。
甲亢是个慢性病，如果确定，治疗时间从几个月到一两年，至少算是个持续性的炸弹。她必须确定这个炸弹真的存在，于是我们准备在那个周末去成都，去她当年去的一家专治甲亢的医院检查下。
看上去脾气很好的院长下楼来了，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忙。我妈见了他又开始说那些“你记得我吗，几年前我在你这里治好的”，但院长一脸茫然，他不可能记得她。看了我的报告后，他简单地说了几句，基本就是常规治疗——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治疗法，一个病情普通的病人，除了乖乖吃药，还能做什么。然后我们俩人搬运了大约十多二十斤的药物回家，供我之后几个月内服用。这十多二十斤里，负责治疗的是一些片剂，这些很轻，重的是一些据说能减轻副作用的中西医结合口服液，这些液体重得可怕，后来喝起来也发现难喝得可怕。
回家后我开始乖乖按照规定吃下和喝下这些东西，还要吃掉大量的花生炖猪蹄，据说这些可以有效减少白细胞减少，不知道这个方子的来源如何。那十多二十斤吃完后，我父母又到医院去扛了一批回来。
在上大学后，我惊讶地在同级的本地学生中发现了另外一个甲亢病患者。他是在本地医院治疗，没有去成都那家医院，但那些传说中的副作用，也并未在他身上出现过。告诉了我妈，她斩钉截铁地说：“体质不同，男孩可以治得粗些，女孩得精细些。去那家医院虽然花的钱多，但是能彻底绝后患，不影响以后。”不知道这又是哪里来的理论。嘴上这么说，她其实对“绝后患”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丝毫信心：之后的若干年，她总是不停地问我：“你最近手抖吗？”我一回家，她就会把白纸放在我手背上，或者让我仰头观察我的脖子。去大学报名前，她叮嘱道：“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有甲亢，不然人家会嫌弃你。”这话连我爸都觉得过头了，说：“至于吗！甲亢而已，影响寝室关系同学关系吗？”她却忧心忡忡地说：“我是怕她同学知道了到处乱说，影响她以后找对象。”我爸不屑地说：“你太夸张了，说得跟聋子瞎子瘸子似的，影响个屁！”我也颇为不悦，说：“嫌弃我的人，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但她以更不屑更不悦的白眼瞪了我们，站起来走了。等我开始工作，她也这么提醒了一次，只不过宾语从同学变成了同事。我后来交了男朋友，她也会问：“他知道你得过甲亢的事情吗？关系不太确定时不要说。”这种提醒持续多年，直到她去世前几周。
之后多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妈会有那样小题大做的表现。你知道世界上很有一些父母，他们自以为是，准备靠小聪明控制子女，会刻意强调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惹来的麻烦，把这些损失和麻烦夸张到黑洞级，让孩子产生足够的负罪感，这样下次就不会再惹麻烦。我不敢说我父母是多高明的父母，能彻底摈弃掉这种为人父母常有的鸡贼心理，但我真心觉得，我妈那种反应过度不是因为这种鸡贼，她是真的很怕很怕。她是一个永远在恐惧和担忧中战栗的穷人，有着穷人的典型特征：对未来的预设非常非常糟。她太穷，太弱，太无足轻重，在各种强大的外力因素前，她唯一能做的只是咬紧牙关熬过苦难，活下去就行。一句话吧，她不怕牺牲，但还是被苦难吓破了胆。但讽刺的是，一个只会用牺牲处理事情的人，最后发现自己最后还是被苦难包围了。
这么一个对几克苦难都如履薄冰的人，之后是如何面对几吨苦难的，我实在很难想象。2008年她拿到癌症确诊报告那天，没有通知我，我当时也离她几千公里远。每每回忆起她当年拿到我的甲亢报告时的绝望，再猜一猜2008年4月的某一天，她是被何等的绝望淹没，我就悲从中来。
（白丽荐）
在几年前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得过甲亢，治了大约两年，已经痊愈。她非常了解甲亢的症状，回家后就列了一下：眼睛鼓出，容易疲惫，饭量增大，这些都对得上，但在之前几乎都没有引起她的注意，特别是朝夕相处的情况下，但现在看来，已经有一定的可能是了。她开始发起愁来。
我妈是一个看上去永远在发愁的女人。她的妹妹，我的姨妈，经常被人说和她长得很像，但是那只是长得像，认识超过三天，你绝对不会把这两个人搞混：姨妈开朗很多，少见愁容。而我妈永远略皱着眉头，显得十分严肃，又心事重重。这跟她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她是老大，要在建国后最糟糕的20年内，帮着力不从心的父母带大三个弟妹，她确实永远有操不完的心。
甲亢是个慢性病，如果确定，治疗时间从几个月到一两年，至少算是个持续性的炸弹。她必须确定这个炸弹真的存在，于是我们准备在那个周末去成都，去她当年去的一家专治甲亢的医院检查下。
看上去脾气很好的院长下楼来了，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忙。我妈见了他又开始说那些“你记得我吗，几年前我在你这里治好的”，但院长一脸茫然，他不可能记得她。看了我的报告后，他简单地说了几句，基本就是常规治疗——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治疗法，一个病情普通的病人，除了乖乖吃药，还能做什么。然后我们俩人搬运了大约十多二十斤的药物回家，供我之后几个月内服用。这十多二十斤里，负责治疗的是一些片剂，这些很轻，重的是一些据说能减轻副作用的中西医结合口服液，这些液体重得可怕，后来喝起来也发现难喝得可怕。
回家后我开始乖乖按照规定吃下和喝下这些东西，还要吃掉大量的花生炖猪蹄，据说这些可以有效减少白细胞减少，不知道这个方子的来源如何。那十多二十斤吃完后，我父母又到医院去扛了一批回来。
在上大学后，我惊讶地在同级的本地学生中发现了另外一个甲亢病患者。他是在本地医院治疗，没有去成都那家医院，但那些传说中的副作用，也并未在他身上出现过。告诉了我妈，她斩钉截铁地说：“体质不同，男孩可以治得粗些，女孩得精细些。去那家医院虽然花的钱多，但是能彻底绝后患，不影响以后。”不知道这又是哪里来的理论。嘴上这么说，她其实对“绝后患”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丝毫信心：之后的若干年，她总是不停地问我：“你最近手抖吗？”我一回家，她就会把白纸放在我手背上，或者让我仰头观察我的脖子。去大学报名前，她叮嘱道：“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有甲亢，不然人家会嫌弃你。”这话连我爸都觉得过头了，说：“至于吗！甲亢而已，影响寝室关系同学关系吗？”她却忧心忡忡地说：“我是怕她同学知道了到处乱说，影响她以后找对象。”我爸不屑地说：“你太夸张了，说得跟聋子瞎子瘸子似的，影响个屁！”我也颇为不悦，说：“嫌弃我的人，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但她以更不屑更不悦的白眼瞪了我们，站起来走了。等我开始工作，她也这么提醒了一次，只不过宾语从同学变成了同事。我后来交了男朋友，她也会问：“他知道你得过甲亢的事情吗？关系不太确定时不要说。”这种提醒持续多年，直到她去世前几周。
之后多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妈会有那样小题大做的表现。你知道世界上很有一些父母，他们自以为是，准备靠小聪明控制子女，会刻意强调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惹来的麻烦，把这些损失和麻烦夸张到黑洞级，让孩子产生足够的负罪感，这样下次就不会再惹麻烦。我不敢说我父母是多高明的父母，能彻底摈弃掉这种为人父母常有的鸡贼心理，但我真心觉得，我妈那种反应过度不是因为这种鸡贼，她是真的很怕很怕。她是一个永远在恐惧和担忧中战栗的穷人，有着穷人的典型特征：对未来的预设非常非常糟。她太穷，太弱，太无足轻重，在各种强大的外力因素前，她唯一能做的只是咬紧牙关熬过苦难，活下去就行。一句话吧，她不怕牺牲，但还是被苦难吓破了胆。但讽刺的是，一个只会用牺牲处理事情的人，最后发现自己最后还是被苦难包围了。
这么一个对几克苦难都如履薄冰的人，之后是如何面对几吨苦难的，我实在很难想象。2008年她拿到癌症确诊报告那天，没有通知我，我当时也离她几千公里远。每每回忆起她当年拿到我的甲亢报告时的绝望，再猜一猜2008年4月的某一天，她是被何等的绝望淹没，我就悲从中来。
（白丽荐）